传上一点赵景深先生的资料（网上资料，出处不明）

施爱东

赵景深


    赵景深(1902．4．25—1985．1．7)祖籍四川宜宾，生于浙江丽水。少年时在安徽芜湖 读书。1920年考入天津棉业专门学校。1922年秋任新民意报社文学副刊编辑，并任文学团 体绿波社社长，同焦菊隐、万曼等编《微波》、《蚊纹》、《绿波周报》等刊物，并向郑振铎编 的《儿童世界》、《文学旬刊》投稿。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秋到湖南第一师范任 教，同田汉、叶鼎洛等编辑《潇湘绿波》杂志。1925年回上海，任上海大学教授。1927年 任开明书店编辑，并主编《文学周报》。1930年开始任北新书局总编辑，直至1951年。1930 年还曾主编《现代文学》，并任复旦大学教授。1942年曾主编《戏曲》。解放后一直在复旦 大学任教。1924年翻译了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火绒匣》、《白鹄》等。在商务的 《少年杂志》上发表。是较早把安徒生作品介绍到中国读者的翻译家。以后还翻译了俄国作 家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  


赵景深   
　　赵景深（1902－1985）戏曲史教授。曾名旭初，笔名邹啸。祖籍四川宜宾，生于浙江兰溪，中学时期就读于南开中学，“五四”运动中参加周恩来领导的宣传队。民国十一年（1922年）毕业于天津棉业专科学校纺织科，因嗜好文学艺术改行作《新民意报》文学副刊主编。民国十二年（1923年）参加研究会，民国十四年（1925年）主编上海《文学周报》，后任开明书店及北新书局编辑，民国十九年 （1930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逝世。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受郑振铎的影响和鼓励，从创作与翻译转而研究古代戏曲与小说，活学勤奋，成果丰硕。仅戏曲研究主要著作即有《宋元戏曲本事》、《元人杂剧辑选》、《读曲随笔》、《小说戏曲新考》、《元人杂剧钩沉》、《明清曲谈》、《元明南戏考略》、《读曲小记》、《戏曲笔谈》、《曲论初探》、《中国戏曲初考》等10余种，计数百万字。又曾为研究生及报社讲习班开设《中国戏曲史》、《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史》等课程。

　　为打破单纯从剧本与文献阐释昆剧历史、评论作家作品的研究方法，40年代拜昆剧名旦尤彩云、张传芳为师，苦学8年，又与友人俞振飞、徐凌云及“传”字辈演员相互切磋。凡建国以来有关改革与振兴昆剧的重要活动，无不积极参加。1956年11月上海主办第一次南北昆会演，任艺委会成员兼剧本组召集人。1957年4月在上海市文化局的支持下，集管际安、叶小鸿、段光尘、朱尧文等业余活动家，积极鼓励社员去电台、学校、工厂彩串演出，同时发动全家粉墨登场。主编出版《谈昆剧》、《关于唱曲用的曲谱》、《唱曲偶记》、《昆曲的鱼模韵》等，帮助群众认识昆剧，扩大昆剧的社会影响。

　　赵景深培育了一批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传人。如陆萼庭、蒋星煜、胡忌、徐扶明、李平、江巨荣、彭飞、朱建明，及故世的叶德均、戴不凡等，因而国内外有“赵门”之说。曾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主席。80年代集全国专家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时，任戏曲卷编委会副主任。

叶涛

                       赵景深遗稿《甘肃青海民歌集·序》                                 

                          关家铮

    [编者按]2002年4月25日，是著名文学家、戏剧理论家赵景深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民俗研究》特发表关家铮同志介绍赵先生一篇佚文的文章，以示纪念。赵景深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写的这篇研究西北民歌“花儿”的文章，是首次公开刊出，该文也是解放后研究花儿的第一篇文章，它扩展了我们对花儿研究的视野，开拓了花儿研究新的领域。文章虽然是半个世纪前所写，但是无论对于我们今天花儿的研究，还是对于了解花儿研究史无疑是有一定助益的。     

    流光易逝，赵景深（1902~~1985 ）先生与世长辞，已有十几年了。近日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在查检家中书刊资料和整理旧信件时，偶然翻检到家父（关德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旧稿《甘肃青海民歌集》，翻检其中不意发现赵景深先生的遗稿《<甘肃青海民歌集>序》。遗稿历经半个世纪的磨难，特别是经历过“文革” 期间，还能深埋在故纸堆中，没有遗失， 真是万幸。这使的我们对赵景深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研究西北花儿的工作多一番翔实的了解。
    原文如下：
                                           序

    这里所搜集的甘肃、青海、西藏的民歌和兰州鼓子是青岛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任职兰州大学时，由于我的纵恿而编辑的。
    为了阅读的方便起见，我把注释完全移到最后，按笔画排成一个小辞典的样子。凡在歌中附有星点* 的字句，都可以在「方言注释」里找到解释。
    大同小异的民歌（Variants），我都已删去，以省篇幅。例如，与甘肃民歌第三十三首相同的是：“十八辆车子轮百邑，六盘山凹凸里过去。手提着钢刀歌？割着去，血身子陪上着坐呢。”又如，与甘肃民歌第六十首相同的有两首：“兰州木塔藏里的经，拉卜楞寺上的宝瓶。痛破吗（一作了）肝花想烂了心，望瞎（一作麻）了一对（一下有儿字）眼睛。”其他不一一枚举。总之相差不远。
    这些民歌大部分是情歌。但也有暴露白军的腐败和残忍的。例如甘肃民歌第九十二首云：“骑大马，背钢枪，百姓的门上催款项，大姑娘驮在马上。”此下有六首都是同类性质的。
情歌大都感情极为强烈，使人联想到汉代乐府的《有所思》和《上邪》。
    在形式上，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多字韵”，像《诗经》那样，在倒数第二个字上押韵。这一类的例几乎俯拾即是。例如：“十样锦盘子里端馍馍，菊花儿碗里的茶喝。馍馍不吃茶不喝，快把你心上的话说。”就是拿“茶喝”来与“话说”押韵的。又如：“雷石山背？面马衡山下，虚空里响雷着哩。新当的媳妇想娘家，得知道想谁着呢。”就是拿“响雷着哩”来押“想谁着呢”的。
    编者通满洲文和梵文，对于变文也特别有研究，这里附带介绍一下。

                                                             一九五一年八月，赵景深。

    据家父过去写的笔记和赵景深先生的来信，关于这本《甘肃青海民歌集》当年编辑的情况，回忆大体是这样：
    （一）1950年春，家父随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派往兰州大学的军代表，到该校工作。解放前兰州大学文学院有所谓“边政系”，解放接管后，改设“少数民族语文系”。家父是少数民族，又曾从事民族语文的研究，于是即在该系工作，除讲授一些“民族史”和“民族政策”的知识，由于实际工作的需要，还必须作一点学生工作，因此，在与学生们接触中，了解了一些民族民间文学。在研读这类作品时，在与赵景深先生通讯请教有关民间文学的一些理论问题时，在他鼓励、指导下，遂集录了这部民歌集。
    （二）家父《甘肃青海民歌集》书稿，编成于1950年末，经郑振铎先生题写书签后，1951年从兰州大学转调到福建师范学院时，赵景深先生写了这部稿的序，并拟由当时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后因出版社的合并，至1953年家父再转调到青岛山东大学后，亦未出版。“文革”时抄家，虽然有散失，如郑振铎先生题签和少部分书稿均遗失，但一部书稿尚有残存。
    关于花儿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之前研究情况：花儿，这是中国民间歌谣中别具特色的一种重要形体，引人注目的一枝。它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流传于西北甘肃、青海、宁夏（区）汉、回、土、东乡、保安、撒拉、裕固、藏等民族，并以它那丰富的内容、优美的曲调和浓郁的乡土特色，受到民间文学和民间音乐研究家们的高度重视。对于这种民歌的大规模搜集与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是上个世纪“五四”以后的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四十年代末，首先是袁复礼先生，将西北花儿第一次向全国介绍，1925年3月15日北京大学出版的《歌谣》周刊第82期，刊登了介绍花儿的文章及其搜集的甘肃花儿三十首（作者将“花儿”误为“话儿” ）。这引起了当时国内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以及研究西北民间文化学者们的关注，以致1929年，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歌谣》中的《歌谣的起源和发展》一章时，就引用了袁复礼先生所介绍的其中一首“话儿”（即花儿，见《中国歌谣》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51页），扩大了花儿影响。1940年张亚雄先生在重庆初版《花儿集》（1948年又在兰州重版），成为第一部有关花儿的专著，不仅成为花儿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先驱者，而且也是这一时期花儿研究的代表作。
    赵景深先生的《甘肃青海民歌集·序》为进一步搜集、整理研究花儿又提供了一个蓝本，把花儿这些民歌与汉府相提并论；同时认为，花儿“多字韵”像《诗经》；并提出使用了将民歌整理、注释词语编为小辞典形式。这些都是此前谈新民歌的人很少去作的，也是解放后研究花儿的第一篇文章，它扩展了我们对花儿研究的视野，开拓了花儿研究新的领域。文章虽然是半个世纪前所写，但是对于今天来说无论对于花儿的研究，还是对于花儿研究史的研究无疑是有一定助益的。
    为了便于理解赵景深先生《甘肃青海民歌集·序》的内容，以及所编排的「方言注释」，现将家父搜集、整理的《甘肃青海民歌集》目录以及与「方言注释」相对应的民歌列出，以便读者阅读。（略）
                                                 （全文载《民俗研究》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