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金翼》（又作《金翅》）

边缘

请教诸位，不知关于《金翼》的评论资料有哪些可查？我现在图书馆查到的非常有限。

nanwan

金 银 联 翅  

萧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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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经验”系列里，《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和《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是两本很独特的书。《金翼》作者林耀华教授是《银翅》作者庄孔韶博士的导师；《银翅》是《金翼》田野点的重访，学术上两本书是接续的。

　　１６万字的薄薄一册《金翼》是林耀华教授的成名作
，是一本海外研究中国学者必读的参考书。有意思的是该书意外地采用了小说形式，仅仅在最后一章做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分析。《金翼》最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曾以英文版在纽约和伦敦面世。中文版有两种，最早的译本是１９７７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的宋和译本；另外是庄孔韶、林宗成译本，北京、香港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分别推出。

　　１９４０年林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准备回国，因未婚妻饶毓苏女士患肺病不得不留美就医，林教授也因此羁留哈佛，做些统计与助教工作。在这段闲暇时间里，林把在家乡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萌生了写作《金翼》的念头。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林就写成了小说体的《金翼》，翌年全书修正脱稿，并于１９４４年和１９４７年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出版。《金翼》写的是林教授家族内的事，有一种信笔而就的味道，文中的“小哥”就是林自己。从事后的情况来看，《金翼》的学术影响远远超过林耀华教授辛苦做出的博士论文《贵州的苗蛮》，也包括成名期的《凉山彝家》，这也是一种有心栽花和无心插柳的幽默吧。《金翼》讲述了本世纪初至三十年代福建闽江下游黄村发生的故事。由于地处商旅要道，商业经济的发展给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与家族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书中细致描述了黄东林和张芬洲两个互为姻亲的家庭在青年时代都遭受了贫穷和居无定所，直到他们偶然相遇并经营了店铺才通向成功。然而当他们有了钱后，芬洲独占了被风水先生称为“龙吐珠”的一块风水宝地，东林只好另择屋基建房。这以后两边的家庭都遇到了很多困难，然而东林却总能转危为安，芬洲一家却越来越衰敝下去。最后当黄东林在福州大摆寿宴的同时，张芬洲唯一剩下的儿子茂衡却孤独地死去了。这时，风水先生又换了不同的解释，这块“龙吐珠”的宝地已被横穿龙头山的西路给毁了。西路像一把剑，斩断了龙脊，龙因此死掉了，这块地也成了不祥之地。而对黄家的兴起，一位受过教育的香凯发现黄家屋后的山状似山鸡，一只金色翅膀伸向黄家房屋，于是他用羽翼荫护来解释兴旺起来的“金翼之家”，《金翼》的书名就是用了这个典故。到最后，张家已完全从生活画面中消失，只有黄家仍然奋斗下去。虽然屡次遭到挫折，有时甚至是官司、绑票，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东林学会了如何去适应命运的潮流，并且卷入闽省船运，与地方政治发生了关系。但是，日本侵华这场巨大的民族危机使黄家又完全缩回了乡土，最后，东林一语成谶，“孩子们，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

　　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弗思（Ｒａｙｍｉｎｄ Ｆｉｒｔｈ）评价《金翼》“如竹叶一般，尽管形式简朴，却隐藏着高度的艺术”。确实，《金翼》笔调平铺直叙，娓娓道来，情节隐藏不露，直到最后高潮迭起，波澜壮阔，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历史跃然纸上。《金翼》内容涉及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刻划了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等栩栩如生的场景；薄薄一册书里，《金翼》描述了同姓村落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纷争，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网络中栩栩如生的五十余个人物形象。

　　四十年过去了，社会沧桑，人事迁移，《金翼》故事里的人们、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无疑是读者们关心的。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第一位博士，《银翅》作者庄孔韶借着阅读和翻译《金翼》的机会于１９８６年开始重访黄村乡镇，博士期间完成初稿《金翼重观》。１９９０年庄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在原稿基础上撰写《银翅》，十年磨剑，１９９６年《银翅》先期由台湾桂冠书局出版，吝啬的台湾书评界誉为“近三十年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大型著作之一”，一时海内外好评如潮。

　　《银翅》作者庄孔韶博士一直认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庄博士初涉该领域时的大量田野随笔、人类学诗里不仅凸现了异域的浪漫，而且讲述了文化的误读与协调。１９９５年６月北京大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庄博士正式倡导他提出的“不浪费”的人类学，这实际上也是人类学文化表现的新方法实践。庄继续解释说：“不浪费”的人类学是指人类学家在同一个调查点上将其学习、调研和理解的知识、经验、体悟以及情感用多种手段表现出来。著书立说以外，尚借助多种文学形式，如小说、随笔、散文、诗、现代影视、影像作品，以从该地族群文化获得某种综观。作为人类学者，我们对文化和衬在文化底色上的人性之发掘充满热忱，似乎有点不满足本学科单纯撰写论文的单项收获，好比农田上功能欠缺的收割机过后，还需要男女老幼打捆、脱粒、扬场，乃至用各种农什跟在后面拣麦穗一样，尽使颗粒归仓。”１９８９年夏天，庄博士和他的一个摄制组在福建闽江边拍摄了《端午节》，该片获１９９２年玛格瑞特·米德电影节入围，并于同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先行出版。那是当地库区移民前的最后一个端午节，随着一切沉入水中，最后的文化影像弥足珍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三联书店出版的《银翅》附上了《端午节》光盘，同一田野点学术文本和影像的配合出版，这本身也是庄孔韶博士长期努力的一个结晶。据悉，这种为学术书配光盘在大陆尚属首次，这也是《银翅》的一个独特之处。

　　《银翅》一书采纳多种写法杂然前陈的构架，有的章节使用中国文人随笔和民族志形式，有的章节以叙述为主，穿插即时的人物对话，也有学术界流行的“标准”论文，有时同一章不同小节也容纳了完全不同的写法。《银翅》内容广博，涉及土地制度、基层社会结构、土改、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农村生计流通、亲属制度、民间信仰、宗教信仰、地方政治结构、学术研究方法论等等内容，不愧为副标题“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银翅》作者在很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军人参与地方政权的“汉堡包”结构，“后张鲁社会”和“蚌状结构”，中国式准－组合家族，儒家的乡村媒介人物“先生”等等。在最末一章，庄孔韶博士提出两个重要的方法论：中国古今文化关联性观察法－反观法和中国文化的直觉主义。可以说，《银翅》的出版本身也是“不浪费”人类学的重要实践。

　　让我们回首两本书的名字也很有意思。《金翼》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时的“金翼之家”笼罩了整个社区。半个世纪后，金翼之家衰落了，庄博士将目光放到了整个社区。这时，“银翅”出现了，“入冬的一天夜晚，月明星稀，我从黄村山冈农家作客出来，站在高高的泥土路上，吸一口清凉的空气。眼望橄榄状的山谷，看到黄村农家门前、道边晾着白木耳的竹席还未收起，上面密布的白木耳层和月光相交映照，狭长的一片又一片，像无数舒展的银色翅膀。的确，黄村内外农人试验成功并推广的食用菌技术改变了地方农人的生计活动。……昔日的金翼消失了，幸运的银翅又降落在这同一土地上。”“银翅”这一书名一方面是“金翼”的接续，另外也带来了自己独特的意象。作者这样的安排既考虑到书名的接续，又暗示了《金翼》和《银翅》的不同点。前者是小说体，而后者是学术著作，关注的范围如果仅仅限于“金翼之家”是远远不够的。经过革命片面均平富以及不断政治运动，人民公社向以家为单位的生产责任制转换，政治向文化妥协，承认了文化的连续性和个人的努力，重新整合之后的乡村欣欣向荣，无数舒展的银翅是不是应该比金翼独秀好呢？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林耀华著，三联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版；《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庄孔韶著，三联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版，３２．００元

http://www.gmw.cn/02blqs/2004-09/07/content_177261.htm

nanwan

林耀华先生生平剪影

　

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

林师耀华先生的为学与为人

恩师乘云去，学苑坠芳华；凄凄桃李心，哀哀泪如麻

　
中国民族学界泰斗、吾师林耀华先生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７日飘然仙逝，恩师音容从此无由亲炙。吾等椎心泣血之余，念及先生自１９１０年３月２７日圣诞，历经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满清封建专制帝国灭亡、“五．四”运动、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国土沦陷与抗日战争、３年内战、抗美援朝、大跃进、３年困难（１９５８－６０年）、“文革”十年浩劫及改革开放迄今，历尽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翻天覆地之频变，但先生辗转其间，报国志学始终不渝。尤其于“九．一八”事变后，先生为中华民族之救亡图存，立志学术救国，毅然更谱名志贞为志贡，再更耀华，以名砺志，励精学术救国、强国富民。先生一生践行实地考察与理论研究并重治学之道，穿梭于书斋与田野之间，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各省（区），并往返于美国、英国、前苏联、日本、印度、韩国、菲律宾、墨西哥、泰国、缅甸等国弘扬中国学法。悠悠７０余载之学术生涯中，先生饱受频频社会跌宕与国难之苦，但始终对学术救国、强国矢志不移，孜孜一生，不遗余力，学术硕果层出不穷，著作等身，学术造化精进佳境不怠。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已为潜龙在渊，以《拜祖》与《严复研究》两文小试牛刀；燕大研究院读硕时以功能学派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宗族社会之《义序宗族的研究》现龙在田；哈佛留学时以中国乡土社会研究名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飞龙在天。后来又有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之《贵州苗民》（Miao-Man peoples of Kwei-Chow）、《凉山彝家》龙游九天；集毕生研究大成之《原始社会史》、《民族学研究》、《民族学通论》、《从书斋到田野》龙定乾坤，创一世显学，树一代学范、成一代宗师，座学界泰斗。如今先生龙眠，萦心悲痛与切念之情不能自已，遂欲敬辑先生生平尊影。然甚叹先生早中期之尊容遗照多遭战火与“文革”浩劫，最后二、三十年之３０余部影集因先师仙骨未安，一时尚无暇悉心瞻仰，仅此几尊拜辑，难免敬一漏万。幸有先生中年时之得意弟子张师海洋博士（教授）祭文缅怀，以期相互砥励，光大先生学行。读罢张师祭文，吾心更为凄凄焉，遂率性捧祭文入剪影，方觉快慰。辑此“先生生平剪影”，一寄切心哀思，二为方便瞻仰者。谨此寥寥几语充“先生生平剪影”之弁言。
  
   
林耀华先生于１９１０年３月２７日诞生在福建省古田县岭尾村。５岁入本乡私塾发蒙，聪颖好学，３年内能对《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倒背如流。１９１８年，入谷口镇教会小学学习，从小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和西文基础。在同学、伙伴们的学习与各项业余活动中都是佼佼者和组织者。小学毕业后前往省会福州的教会学校英华中学学习。左为先生１３岁小学毕业、考入英华中学时留影  
１９２８年，先生中学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先生大三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旋即之间，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先生以民族救亡图存为己任，力图学术救国，博学强志，不遗余力。四年各门功课成绩全优，获得“裴陶裴”奖。并为学术救国而在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极具现实意义的我国近代大思想家严复的社会思想。１９３２年５月，即“九．一八”事变后半年，“国难刻刻深入”之际，先生写成扬扬１０万余言的学士论文《严复研究》参加毕业答辩，获得评委老师的一致嘉奖。该文当年即在《社会学界》发表。先生获社会学学士学位后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与黄迪、费孝通、瞿同祖等同在吴文藻教授的指导下继续攻读社会学硕士。以结构－功能范式撰成１５万字的硕士论文《义序宗族的研究》等著作。１９３５年毕业。１９３６－３７年留母校任教，右为１９３６年先生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初期之英姿俊容  
１９３６年，功能学派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 Brown）教授来华讲学，先生为布氏在燕大数月讲学期间的助教和学生，深得布氏学术嫡传。并在布氏的指导下撰有《从人类学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等论文。翌年，前往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林先生在哈佛时的老师有胡顿（E.Hooton）、柯恩(C.S.Coon)和克拉克洪(C. Kluckhohn)等著名人类学家。先生于《我在哈佛的读书生活》一文中说：“哈佛的考试制度很严格，所学各专业基础课，都要考试。每学期必修四门，旁听课不计。每门课程，有听课笔记，必读参考书，平均每科十本左右，加上选修的参考材料，还有实验室的内容，要想四门课都得“A”，确实不容易。第一学年第二学期，我得了四个“A”，教师夸奖，在中国留学生中也有了点儿名，因此被选为哈佛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三个干事之一。当时我才二十多岁，记忆力还可以。我采用反复读的方法，把需要的部分全背下来。有一次在图书馆温书时，有一位我不太熟悉的女学生(当时哈佛没有女生，学校旁边的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女子学院的学生可利用哈佛的课堂，但不能跟男学生一起听课)，看我很快把一本书读完了，很惊讶。后来我们认识了，她说起这事，我告诉他，那是在温书，书里的内容我早就背过了。各学期的考试都比较顺利，最可怕的是第三学年做博士论文前的总考。过不了这一关，便不能写博士论文。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怕总考，我也不例外。考试那天，在一个不大的教室里，正面端坐着五位人类学各方面的知名教授，如同法官一样。这五个主考，根据我平时所学课程随意提问，要求我当场回答。对于这种场面我着实有点紧张。连连解答问题，口干舌燥。幸亏柯恩教授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让我润润嗓子，也缓和了紧张气氛。这一关我终于顺利通过了，剩下的只是毕业论文和论文口试。现在回想起来，在哈佛读书是我一生中学习最紧张也是最勤奋的时代。当时中国落后，中国留学生往往被人瞧不起，一种蒙辱感常常激励我奋发图强。在哈佛，从教室到图书馆，每天和书本打交道不下十二三个小时，必要时还得开夜车，好在我从来没得过什么病。这段学习生活，不但使我顺利地完成学业，更重要的是养成了谨严的学风，今日回想起来不能不倍感苦中之甜！”１９４０年，先生撰成博士论文、民族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贵州苗民》，受到毕业答辩评委会的一致好评。该文当年就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１９４０年第３卷第５期。翌年，先生与饶毓苏女士龙凤连理不久即毅然辞去哈佛教职回国，直奔抗战的大后方——西南民族地区。左上为先生和爱人喜期与亲友的合影。   
哈佛留学期间，先生除了根据中西文献写成博士学位论文《贵州苗民》外，１９４１年又以社会人类学著作《金翼》鸣世。当年８月，抗战正酣时，先生在哈佛大学学成后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力图学术救国而毅然从美国乘船转道香港归来。由于行李迟迟未到，先生曾在香港逗留过一些日子。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被战争的乌云笼罩，为保证人身安全，先生最后在行李未到的情况下便从香港启程前往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先生启程后不几日，香港即被日寇占领，十几箱迟到的行李和书籍资料等不翼而飞，先生蒙受惨重损失。到达西南后，先生先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继衔师命前往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习任教，兼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直到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前。成都燕大时是先生“一生最忙碌的一段时期”。先生除了主持和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外，还利用暑假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西南彝族等少数民族社区从事实地考察与研究。左图为在成都燕大时与毕业生合影。（后排中为林先生，前排左一为当时的应届毕业生宋蜀华先生）  
１９４１年，先生携夫人冒险回国后执教云南以助抗战。１９４３年，先生衔师命出任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连年暑期舍命涉险，考察凉山彝族和川甘藏族，遂与彝藏同胞深结情谊，写成《凉山彝家》、《四土嘉戎》等著述，奠定民族学权威地位。１９４５年国家光复，燕大北还。先生在校园接触中共地下党组织，欢迎新中国建立。１９５０年，先生率燕大、清华、北大暑期工作团到内蒙古呼纳盟调查，参与新中国民族工作。上为１９４３年暑期，先生在凶险的大小凉山考察途中   
1951年，先生随政务院西藏科学工作队骑马入藏，写成《波密简述》并主持《西藏社会概况》成书。同年，先生发表《从猿到人的研究》专著，体现历史唯物论与体质人类学结合，复将全部稿费捐献抗美援朝事业。是年许，先生受党鼓励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为组织工作颇尽心力。1952年院系调整，先生偕燕大民族学系师生来中央民族学院，奠定本校民族学根基。1953－54年，先生奉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遣，率队参加黑龙江、云南两省民族识别，以高尚的学风与渊博学识为人敬重。今日中国民族关系和谐，滇省称著，先生实有功焉。左上为先生（右前储须扛工具者）在西藏建设工地  
１９５６年，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政府 “十二年科学研究规划”制订，任民族学规划组召集人之一，与费孝通教授合著《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为学科定向。1958年，先生与苏联专家切博克萨罗夫教授共撰《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提供研究中国多元文化的范式，对今日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仍有启迪。１９５８年后，先生曾任云南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组负责人之一，主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参加中国民族概念讨论，所提见解多为学界所宗。左为与夫人饶毓苏合影；右为１９６０年与夫人及大大女儿林宗锦（后排右）、小女儿林宗燕（后排左）和儿子林宗成（后排中）的合家福
   
先生（前右）在恩师吴文藻教授生日，与终生师友、同事吴先生（前左）和师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冰心（前中）；师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后中）、李有义（后右）；学生、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陈永龄（后左）在一起  
１９６５年，先生出任《辞海》编委和民族分科主编。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中国政治浩劫，先生累受重创，仍力学不怠，复于１９７２年出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负责人。当年国家退还“文革”抄没个人家产及所扣工资，先生与师母将退款数万元全部捐作党费，报以赤诚。１９７７年春江水暖，先生立即为恢复民族学科呼吁。１９７８年９月１日，师母饶毓苏（经济学家，北京外贸学院教授）谢世，先生痛丧佳偶。１９８２年先生应邀赴美讲学。上为１９８２年４月，先生回到曾就读４年的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演讲   
左为１９８２年先生在美国讲学期间第一次回到阔别４１年的哈佛（母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当年就是在这里，先生创作了小说体社会人类学名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先生的学术名著《金翼》以生于斯长于斯的自己的家族为背景，深刻而全面地展现了极具传统社会代表性的一个中国南方家族的兴衰荣辱。《金翼》内容翔实，文笔生动，出版后十分畅销。曾在英国、美国、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一版再版，前后共有中、英文7个版本，2000年4月又被北京三联书店再次刊印。《金翼》至今仍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也是许多著名大学人类学系指定的研究生必读书目。也正是在这里，先生在哈佛多位名师指导下完成比较社会学（既民族学）著作、博士论文《贵州苗民》，顺利通过答辩后即于当年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１９４０年第３卷第５期。该文全面考察了所有关于西南民族研究的中、英、法、德、日、韩六种文字的古今中外文献，与本领域的国内外学人展开广泛的学术对话。该文主题突出，考释详微。主要详细考察了上自传说时代，下到宋代苗民姓氏或支系名称的由来；然后根据服饰等将贵州苗民分成52个支系。再详细研究了各个民族支系的所有具体分布地点、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等。《贵州苗民》是先生以后数十年民族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上为先生１９８２年５月在美国卫士里大学演讲  

他乡遇故知：上为“吴门四狗”中的两“狗”阔别数十年后重吻旧情——１９８２年林先生在美国讲学期间，在同龄、生肖属狗的老同学、被师母冰心曾戏称为“吴门四狗”之一的黄迪家中(吴师门下4位属狗的同龄弟子是：林耀华、费孝通、黄迪、瞿同祖）  
１９８２年在哈佛与故友、西方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合影  
１９８２年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与该系著名华人学者张光直教授在一起  
1９７８年底，中国改革开放，盛世莅临。 １９７９年，先生喜招原始社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当选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委员、“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和民族文化宫顾问。１９８０年，先生出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当选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学分科主编。   
早在１９５０年代，先生就与苏联专家切博克萨罗夫教授共撰《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提供研究中国多元文化的范式，于今日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仍有启迪。右为１９８９年先生在家中宴请老朋友、前苏联民族学家等（前一为先生的早期研究生兼同事、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黄淑娉教授）  
１９８６年，先生自请致事，唯任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继续指导研究生并参与学术交流。１９９０年，先生主编《民族学通论》出版，学科建设臻于完备。此后先生开始深居简出，专致著书授徒。社会各界及本校师生念及先生晚景，皆景仰先生德高望重，形神俱健，亦钦羡先生行年九十而生趣盎然，家居陶然，授课怡然。门人子女以此深庆得福。右为１９９５年，先生（左二）在书房与自己亲手建立的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的领导、同事、先生早年的学生宋蜀华（左三）、杨圣敏（右三）等一起讨论学术问题  
祖孙三代剪不断的燕园未名湖情结（左为先生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７日的９０大寿前后携全体子孙第“理不清”次重游燕园未名湖）  

　

　
　　2000年11月初，先生染疴一周，复勉强起居，略现倦容。11月24 日，先生突发喘咳，入院检查不复能出。不二日，病情转剧，确诊心梗。先生即知药石无灵，遂坦然于咳喘间隙，传见子女及身边门生，一一能识。子女门生问所愿，先生但能语，则频频云：子女都孝顺，我心安；学生多成才，我意足。27日晚，先生弥留，语声断续，不绝如缕。子女趋前闻辨，竟得至嘱：一曰《凉山彝家》是我亲身考察，仍须继续。二曰时间已至，当去上课！遂于8时20分溘然而逝，面目慈祥如生时。

噫唏！人之死别事亦大矣！欲人之死而无累系也难矣！唯吾先生临终，但醒时即如开堂授课，神志清爽，无私语、无怨怼，于个人身家后事亦无所嘱托与系怀，几近神圣！先圣孔子训：朝闻道夕死可也。西哲培根云：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先生真优游于学术而忘情于生死者也！真得至道而能坦荡超然者也！

学界有风范如先生，人世有楷模如先生，堪庆祥瑞。弟子能闻见先生临终示法，亦属三生有幸而万世有缘。先生人心人生道德文章如此，自能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其序。吾辈门生除闻鸡起舞、效法前贤、勉力为学之外，又复有何言？唯感念先生：

道德楷模甘澹泊宁静致远，学术泰斗垂基业薪尽火传。

　

千古先生！先生千古！先生安息！

受业弟子们顿首叩拜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５日
  
　
附：先生代表作十八种（先生５０年代参加中国民族识别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多次，以集体名义撰写报告难以计数，此处仅列代表作十八种，呈识者参考）

　

论文

1．《严复研究》（燕京大学学士学位论文），主体发表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界》第七卷（1933），现入林先生早期论著选集《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义序的宗族研究》（燕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35）。

3．“Miao-Man Peoples of Kweichow,”（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摘要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3, No.5, 1940。中译本收入林先生早期论著选集《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4．“川康嘉戎的家族和婚姻”，原载《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1期第134－153页，今见林耀华著《民族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与切博克萨罗夫教授合著），原载《苏联民族学》1961年第3期。日译连载于《东亚民族学论文集》第2（1965）、3（1966）和第4集（1967）。中文版初见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论文集》第3集（1984），第10－53页。

6．《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单行本，与费孝通教授合著），民族出版社，1957。

7．“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 期。

　

专著

1．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y,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47. 中文版《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三联书店，北京，1989。2000年再版。

2．《凉山彝家》，商务印书馆，1947。英文The Lolo of Liangshan (Liang-shan I-chia)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Inc. New Haven, 1960.

3．《从猿到人的研究》，北京耕耘出版社，1951。

4．《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审定，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

5．《原始社会史》（主编），中华书局，北京， 1984。

6．《民族学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

7．《民族学通论》（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1990版，（1997修订再版）。

8．《凉山彝家的巨变》，商务印书馆, 北京，1995。

9．《林耀华先生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99。

10．《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

11．《义序的宗族研究》， 三联书店，北京，2000。

http://anthrop.vip.sina.com/linyaohua/photo.htm

nanwan

　

人类学天地－－＞从《金翅》谈林耀华教授

从《金翅》谈林耀华教授

庄孔韶

海内外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学者往往要参考一本叫做TheGoldenWing(《金翅》)的书。该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曾以英文版首次面世。大概是用外文撰写又在异国出版的缘故，国内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的人便寥若晨星了。如今《金翅》的作者棗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林耀华教授已年逾古稀，所幸尚无龙钟老态。先生喜欢骑一部自行车，每日往返于宿舍区和校园之间。我因为时常在他的书房兼寝室里面见林教授，久而久之，有关《金翅》的一些细节便得以先悉。听说近年来国外对我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知名学者潜心进行研究的大有人在。这种人物研究甚至成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有的人颇下工力，连这些学者早年在报章杂志上以笔名撰写的小文都注意到了。我想，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有关《金翅》和它的作者的一些往事，也是不无搜集价值的吧！　

一　

学术论著以其艰深晦涩常常令人望而生畏，因此，有一些学者写研究著作，往往喜欢变换体裁，以得深入浅出之妙。《金翅》便是以小说体裁写成的。以篇幅论，大约可以看成是一部中篇吧。一般读者也可以随便读读，但行家一看则不止于此，因为它不过是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而已，该书的副题ASociologicalStudyofChinesefamilism，就已表明了它学术研究的宗旨。而它特具有导言和尾声中作者的结论也是一般小说所无的。《金翅》描写的是本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发生的事。它的社会舞台则是福建闽江下游的黄村。由于地处商旅要道，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经济的发展，给这里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与家族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两位姻亲兄弟张芬洲和黄东林家颇有了些积蓄，于是他们便想各自为自己的家人建一幢新居。那时的中国农村，盖新房不是件随便的事，首先要看风水、选择宅基。这一风习在我国，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风水先生注意到山脚与河流转弯处一片静谧的田野，盛赞这里是“龙吐珠”的好风水。不料芬洲仗着自己年长，捷足先登，抢先占据了这块吉祥宝地，建起了新居。东林对姐夫的作法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独自在远离村庄的地方盖起了新房。后来东林长子的一位善于讨人喜欢的同学来此度假。当他爬到东林家房后的山头上，好象发现了什么惊人的事似的大喊道：“这就是风水呀！这座山看起来就象只金鸡，它的头和脸朝前，双翼伸向你家(指东林家)，会使你家欣欣向荣。就让我称你家为‘金翅’之家吧！”金鸡山也确有这般雄姿。从此，金翅之家的称谓传遍了黄村所有的人。两位姻亲都相信自己宅基的好风水会给他们各自的家族赢得昌盛的未来。二三十年过后，东林家确实达到了繁荣的巅峰，而芬洲家却人丁零落，只剩下大儿子的寡妻和她的养子，张家已经破败了。

作者当然不相信所谓“风水轮转”之说，尽管张家的衰败可以用“龙头断了”的托词来解释，社会学者的责任却在于揭示家道中落的进程与原因。林教授把黄村两姻亲兄弟家的变迁分为三个时期：首先，土生土长的东林和芬洲年轻时家境都很贫寒，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在湖口镇合营了一爿小店，结果镇上兴隆的生意促成了乡村生活的改观。他们营造新居，供孩子读书，为儿娶妻，家业渐趋富足。大米和咸鱼的买卖成为他们的生财之源，其他社会交往也就此展开了。第二时期，两家都遇到了困难，张家因不适应家庭与社会变迁，芬洲去世后，景况惨淡。而东林则在困境中学得聪明起来，遂一度使家境达到繁荣富足的峰巅。第三时期，芬洲家从生活的画面上消失了，只有东林还在奋斗。他扩大生意，与地方政要联系，但经营的失败与日本人的入侵，终使东林家又跌落到贫困之中。

《金翅》不是玩弄技巧之作，它以朴实的平铺直叙的方法，描写了中国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一个历史断面。正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费斯(R.Firth)教授为该书写的导言中所指出的，这本书用的是“如描绘竹叶一般的简朴的形式，却藏着高度的艺术”。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的那种细致描写，涉及到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刻划了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的栩栩如生的画面；从微观上不带偏见地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数十个人物形象，并刻意记述了中国同姓村落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与纷争。这无疑弥补了有关中国同姓村与家族制度研究的论文不可能有大量细节描述的缺失。有意思的是，由于《金翅》系以小说体裁写成，所以它也引起了海外一些引用资料务求真实的治学谨严的学者的疑问，即《金翅》的故事和其中的人物，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林先生曾对我说过，《金翅》不同于一般小说，它叙述的完全是他家族的真实的历史。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从书中东林家的六哥(即小哥)身上，依约窥见林先生青少年时期的身影。只是台湾译本里译者编制的芬洲与东林家系谱表上，将六哥与茱美之间错误地划上“＝”，要知道民族学社会学上的符号“＝”意味着婚姻关系，其实茱美是林先生的亲妹妹，真名友贞。书中的主人公黄东林便是林教授的父亲。而那兄弟六人也都确有其人，不过现在除了三哥和作者自己外，其余均已过世。林教授原籍闽南漳州，后迁到古田距谷口镇(即书中，的湖口)五里的岭尾村(即书中的黄村)，蕃衍了十代人，包括三个自然村，绝大多数人家都属林氏后裔，所以书中的黄村棗岭尾村，实际上是林村。《金翅》中出现的山川村镇，均为五六十年前的逼真写照，只是村镇等小地名有所改动，本家人物也大多改姓(如林姓改黄姓)，人物若为双字名，则第二个字不动，第三个字加以更改。对于自己家族内部亲属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敏感内幕，中国人往往是讳莫如深的，由于《金翅》对这些关系的记述与分析，出以社会学学者的公正客观态度，所以如今作者对披露真实情况并无难色。而这，对于我们认识这本家族社会学著作的真实性与价值，却是十分重要的。

而今，林教授的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路网、水运网和铁路四通八达。金翅之家的后裔有不少散居在全国各地。黄村棗岭尾，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同祖先后代的独姓村，而的确成了杂居村落，这大概也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必然结局吧！然而，金翅之家的儿孙们尚有一些人至今未离开故土，日日嗅着金翅下泥土的芳香。

《金翅》的写作始于一九四○年。当时，林教授已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未婚妻饶毓苏女士也已在另一小城诺桑普敦(Northampton)一所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遗憾的是饶女士因患肺病不得不留美就医，林教授也因此而羁留在哈佛，做些统计与助教一类的工作，时而乘车探望毓苏女士，往返于诺桑普敦和波士顿康桥(Cambridge)之间。就在这段闲暇时间里，他萌生了写作《金翅》的念头。“因为是自己的经历，所以容易写”。翌年全书便脱稿了。在太平洋学会腊斯克教授父子(B.LaskerandG.Lasker)的帮助下，这本书于一九四四年在美国出版。一九四五年林教授在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兼代理系主任时，又对它加以修订，并请费斯教授作序，交由英国伦敦RoutledgeandKeganPaul书局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一九四九年，日本学者还专门召集了两次以《金翅》为中心，把中日两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社会学研究的座谈会，会后发表了五位社会学家的见解与评论(见《思想的科学》一九四九年七月号)。最近听说，海外一些大学还把此书选为必读书或参考书。

对于芬洲和东林两家的盛衰，林教授在写作《金翅》时，主张要从人际关系的观点来讨论。所谓人际关系是指中国旧式大家族内人际关系以及家族同外在的各种人们形成的相互关系。在人际关系构成的各个系统中，一些因素可以打破人际关系的平衡，于是人们便会建立起另一种新的平衡。这就是所谓人际关系的均衡理论。林教授提及四种能够影响这种平衡的力量：物质环境，技术环境，人的适应力，各人际关系系统之间的关系。现在，当林教授回顾四十年前所做的社会学分析时，觉得还有一定局限，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例如对岭尾村以及湖口乃至古田城镇与农村社会经济矛盾及其发展的分析就略感不足，对于事物发展的原因的描述，亦有因偶然性所致之嫌。然而尽管如此，今天看来，《金翅》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著作。它不仅把中国家族生活的传统与变迁展现得极为生动真切，而且从家族研究的角度着眼，着力使人们认识人的社会适应性，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与行动，以及个人的进取心的重要性。我想，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家庭的研究工作也能做出如《金翅》那样精心的描述与比较深入的社会学分析，恐怕还须花费不少气力。至于该书对家庭生活体察之细致入微，不带偏见地处理材料等等，也都是值得我们仿效与借鉴的。今天，我们常常依然不得不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协调各种人为的人际关系，而且往往人们虽有怨言也熟视无睹，这是否与中国的某种传统影响有关呢？虽说现在写当代中国社会并以家庭琐事为题的小说并不在少数，但家庭社会学的学术文章却还为数甚少。所以这里借《读书》之一角，把《金翅》的一翼展现在读书界面前，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

二　

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还属草创时期，吴文藻教授热心培养和提携这方面的人才。在导师的指导下，林先生十二万字的《严复研究》尤其受到褒奖。该论文介绍了严复的生平行状，学说渊源，社会思想以及他的著作、译述的影响，并首次引述了严复对王安石著作的批注(原稿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嗣后，其中八章(共十一章)以《严复社会思想》为题发表在一九三三年《社会学界》第七卷上。当时，林先生恰与严复的侄孙同窗，从而有机会在严据(严复之子)的家里看到严复的藏书、遗物、甚至往来书信。这使林先生的严复研究获得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由此得出了严谨可信的结论，具有相当的研究水平。

一九三六年吴文藻教授赴美出席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校庆时，与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商妥，派林耀华赴美学习人类学专业，并攻读博士学位。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历史悠久，林先生在这里受到了比较全面、扎实的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基本训练。《金翅》就是他运用人类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一九四一年返国后，林教授随即深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阅读林教授早年《大小凉山考察记》、《大凉山<SPS=1998><SPS=1998>的阶级制度》《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著作，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早年中国民族学考察的危险和艰辛以及学者们忘我的献身精神。在《大小凉山考察记》中林先生写道：　

此去约有二十里没有村落，且多穿过老林，下雨时蚂蝗甚多，啮人血肉，有烂至成疮者。午后天黑，我们才走八十里，不登茅岗，就在老林中地名硬里落骨的一个小场上歇下。大家砍拾干柴，烧起一堆大火，半御寒冷半避野兽。没有携带鼎锅，不能烧水煮谷。我们饿了一夜，彝人尚带包谷巴充饥。幸我们有行军床尚可入睡，惟半夜醒来，头面皆已露淋，身上冷不可支。虽系暑天，地近黄茅岗，海拔近四千公尺，难怪气候和冬天一样……　

正是在战胜了不知多少类似上述难以言状的危险与困境之后，《凉山彝家》一书才有可能在中国民族学著作中立一席之地。此书一九四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初版，一九六一年美国又出版了英译本，英译本在《导言》中说，此书可以“代表对凉山彝族所进行的第一次系统研究”。十分惋惜的是，林教授一九四五年夏在四川理县北部大小金川一带调查嘉戎的珍贵报告手稿《四土嘉戎》两份，一份解放前交给商务印书馆，结果下落不明，另一份底稿也在“文革”的动乱中散失了。

对于在西方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林耀华来说，五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林教授便开始考虑如何用国外学的人类学知识来为新中国服务的问题，究竟以什么理论做为人类学研究的指南的问题。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史与人类起源论的学习，他的思想豁然开朗：“学习社会发展史，开头就是‘从猿到人’，恩格斯的劳动观点给与我一个极大的刺激，使我觉悟到过去虽然收集了不少具体材料，但忽略了问题的实质。”(林耀华：《从猿到人的研究》，耕耘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北京)人类学对中国来说是“舶来货”，解放前，中国学者一直谨守外国人类学家之师说，人类起源的正确理论并未在学术界和广大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因此，配合开国以后的社会发展史教育，林教授的《从猿到人研究》正象裴文中先生在序言中所预期的那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时，翦伯赞教授从这部书中敏锐地看到了学术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的新气象，他为新中国的这一人类进化论著作热情作序说：“林耀华教授能够用新的观点来研究人类由来的问题，我以为不论理论应用的正确性达到怎样的程度，他的研究总是转向了新的方向”。林先生的这本书确是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学获得的第一批著作之一，尽管今天看来，该书并非是无懈可击的。

一九五一年，林教授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西藏科学工作队，深入藏区为藏族同胞服务。一九五六年，林耀华教授，这位哈佛来的博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使他获得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并有了新的观察与新的发现。

五十年代，林教授的考察与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他带领学生两次去过东蒙草原、游猎的鄂伦春人和达斡尔人居住地。一九五四年起他开始在国家民委、云南边委领导下组织民族调查和后来的民族识别工作。在中国古籍中少数民族的名称最为纷繁杂乱，加上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使不少少数民族被迫更改、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因此，我国究竟有多少民族，谁也无法准确答复。解放初，由于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少数民族纷纷公开自己的民族成分，仅云南省就上报了二百六十余个族称，由于没有科学的依据，群众自报的族称中既有自称又有他称，包括了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名称，甚至有职业、农作名称等，情况颇为复杂。为此，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首先，要弄清待识别的单位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再弄清是单一民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支系，最后方可确定其民族成分。

林教授在云南曾遇到一个自称为“蔗园”人的上报族称。“蔗园”人人口不足一千，世代以种甘蔗为生，“蔗园”人到底是不是单一民族？根据考察发现，“蔗园”人不过是从广西迁到云南富宁县讲粤语(汉语方言)的族体，其社会文化传统皆同于汉族，当然不能构成单一民族。林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还对云南的“土家”、“蒙化”、“腊鲁”等近三十个单位以及“侬人”、“沙人”、“黑衣”等近十个支系进行系统识别，而分别将前者一律划归彝族，后者划归壮族。然而，这不是硬性的划分，而是在科学分析的前提下，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作出的划分。它保证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

这是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而只有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处理好多民族大家庭的事。十几年间，林教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借鉴国外获得的人类学知识为新中国服务。从滇北到滇南，旅经大理州普米族、白族地区，丽江专区傈僳族、彝族支系地区，小凉山彝族地区，文山州的壮族、瑶族地区，傣族地区，孟连拉祜族、佤族地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两年他一直留居云南工作，直至六十年代中期，还步行进入西双版纳布朗山布朗族地区。在中央和地方支援下，新中国民族学工作者的考察工作始终得以有组织有计划地顺利进行，这是解放前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由于林教授和他同事们的辛勤劳动，完成了对云南部分地区许多地方共同体的民族梳理工作，并写成长达二十万字的《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二阶段初步总结》。今天当我们重读这本手工誊印的总结时，仍可感到当年识别工作的那些科学依据的谨严可靠。现在，云南省已正式确认的二十三个民族大多数都是五十年代识别工作的成果。无疑，这项工作为今日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六十年代初期，林教授主持《辞海》民族类办公室及编辑工作，担任三套丛书(《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自治地方概况》)的副编辑委员工作。由于十年动乱，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失去了十几年的宝贵时间。但虽经磨难，他却依然乐观。安定的局面一出现，林先生即出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之职，肩负教学与科研的双重重任。近年他又频繁出访美国、日本、墨西哥、印度等国，积极开展与外间的文化与学术交流，为中国的民族学复兴竭心尽智。这两年国外连续有五家出版社索要林教授的简历与学术著作一览表，其中便有世界著名的《世界名人录》(WhósWhoistheWorld，第六版，美国芝加哥)和《成功的人》(MenofAchievement，第十版，英国伦敦)。为此，我经过查阅作了一个统计。解放后由林教授撰写与主编的专著、论文达四十多本(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观的收获。值得提到的近著是他主编的洋洋四十万言的《原始社会史》，现已交中华书局，不久即可发行全国。这本书侧重中国，兼顾世界，是建国以来我国出版的阐述原始社会最为详尽的一部专著。相信问世后，当会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尽管《名人录》上书写了林教授的著述要目，却不能包含他的全部成就。解放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前身为研究部)在林先生和几位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已形成教学与科研的几代人的学术梯队，大家辛勤耕耘自己的学术园地，又团结一致，互相协作，在中国民族学界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林耀华先生是当年金翅之家最年轻的成员之一，父亲希望他做一名成功的人。如今，他确实做出了成绩。但这不是因为金翅带来的好风水，而是因为他有幸迈入了新社会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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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原来也可以这样做


———关于林耀华的《金翼》及其他











沈建中

　　以小说体裁写成的社会学专著《金翼》，用大量真实的细节描写，弥补了家族制度研究论文的不足

　　六十多年前，刚过而立之年的林耀华先生写了一部名为《金翼》的小说，这部小说的不凡之处在于，它同时又是一部社会学专著。其内容写的是作者的家族和早年生活的情形。他的老家在福建古田一个叫岭尾村的小村庄，住宅背后的一座小山看上去像一只展翼的金鸡，风水先生称林宅为“金翼”之家。这也是林先生将小说命名为《金翼》的原因。《金翼》的英文版最早于1944年在纽约印行，1947年再次在伦敦出版时，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思教授为之做导论，弗思说：西方学者“早已希望能看到中国学者的这类著作，他们作为身临其境的参与者从童年起就熟悉自己叙述的场景，而且精通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本书就是这样一部著作。”而对普通读者来说，“《金翼》是一部充满丰富经历的激动人心的小说”。我听说在20世纪80年代，林先生先后赴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以及日本的高等学府讲学，足迹所至，学者、教授们总会向他提起《金翼》，觉得读过后，往昔中国古老、神秘的一切，都变得比较逼真、切实了。事实上，从20世纪40年代直至今日，它成了国际上许多大学相关专业的主要参考书。

　　可是，这部书的中文译本却在1977年才由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书名译为《金翅》。而大陆中文译本《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是林耀华的学生庄孔韶博士和林耀华的儿子林宗成博士联袂翻译，于1989年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买到的就是这种“三联版”。最近又听说有韩文版问世。

　　《金翼》采用了小说的形式，但书里的事件甚至细枝末节都是真实而非凭空虚构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指。这就弥补了有关家族制度研究的论文不可能有大量细节描述的缺失。林先生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验、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同时，这部书又汇聚了社会学研究的必要的种种资料，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全书在理论架构中剖析黄东林和张芬洲两家日常活动及人际关系，细致入微地描写福建百姓居地环境图景和生活方式细部，包括农作与航运、行商与黑道、祭祖与风水、人情与民俗。这些文学叙述都以人类学、社会学家的观察目光，刻画东林遇到打击，既达观顺应变故，又不畏艰难创业的神采；而他的姻兄弟芬洲极不适应类似的麻烦和不幸，导致生理障碍并早逝。细读之下，不难从这部书里面窥见他童年的影子，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实地调查写成的《凉山彝家》，成为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经常引用的经典

　　1941年7月，林先生携妻返回祖国，在云南大学和成都燕京大学执教。1943年暑期，他决意深入川、康、滇三省交界的大小凉山地区，进行彝族社会调查的实地考察。凉山在当时是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界瞩目的神秘之地，处于野蛮的奴隶制状态，再加上当时彝、汉隔阂较深，考察者随时有被抓去当“娃子”的危险。有个县长竭力劝阻他放弃这个计划，他没有听从。进山之前，他写了两封快信，一封寄给正在成都的妻子饶毓苏，一封寄给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其玉，告知入山的日程和相关人员的姓名，以便一旦意外发生，亲友可据此线索查找。他带领考察团，辗转凉山腹地，为时87天，历尽难以想象的危险和艰辛，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翌年，便写成《凉山彝家》。这部学术名著，至今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的著述中经常被当作经典来引用。

　　上世纪50年代，他在教学同时从事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多次深入西藏、塞北和南陲的偏远地区。1975年后，“批林批孔”运动跟“奴隶制”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关系，他这位写过《凉山彝家》的人，仍然痴心不改，由“工宣队”一个师傅陪同，在阔别凉山三十多年后，第二次去考察。本来想调查凉山彝家从奴隶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但受当时形势影响，严肃的学术考察无从展开。他说：“我此行带回来一些材料，也带回来更多的惆怅。面对这些所谓的调查结果，我苦苦思索七年，直到1982年才补进一些新材料。以《凉山彝族今昔》为题，写成文章。”1984年，他已是75岁的老人，带着探讨彝家人的现代化问题，第三次登上凉山，借助现代交通的便利，游历了西昌、昭觉、美姑、雷波和布拖五县市，但他却遗憾地说：“考察的范围超过了以前两次，但深度上却比第一次远远不如。”后来，他把三次赴凉山调查的成果合为《凉山彝家的巨变》，1995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凉山彝家的巨变》书前印有数张照片，其中四张摄于1943年赴凉山彝区考察时，他在书中回忆：“凉山本来就山高路陡，加上时值雨季，道路泥泞，在一些路段，我们不得不用手足爬行，好像四脚动物一样，每举一步都要花好几分钟。登坡不敢俯视，因坡下深邃令人目眩，稍有不慎跌倒，即有直滚下去自送性命之危。最初为我们背运行李的汉族邬姓背夫，即曾从坡上滑倒滚下山坡，幸坡下丈余有几根草木挡住。否则滚下万丈深渊，他必无埋骨之所。即便登上山巅，路稍平坦，又有穿越老林之难。林中阴霾万状，雨透内衣，寒冷抑郁之状不可言喻。在一些老林中，下雨时蚂蟥甚多，吮人血肉，有烂至成疮者。事毕返回雷波的途中，我们在老林中险些迷路。狂风骤雨中，队中的一个年老背夫，险些死于风寒。最让人感受复杂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猜忌，以及真诚的友谊和同情。”

　　如此情景，对于他的科学精神，他的勇敢精神，他的冒险精神，在我的内心中产生了电闪雷鸣般的震撼。

　　“我要重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传统，即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从经验到新知的不二法门”

　　林先生毕生致力于考察、研究、著述和教学，在严复研究、人类学研究、汉民族社会研究、彝族和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研究、原始社会史研究诸领域里，为我们展示出惊人的成就。我感到，从极为精致的《金翼》到具有探险精神的《凉山彝家》，显示出他从对汉人家族社会的研究转向对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他这位社会人类学者也同时成了民族学专家。他的治学从社会学入门，从研究严复入手，从这个门径逐渐进入对中国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全面研究，无论是《严复研究》、《义序的宗族研究》，还是《从猿到人的研究》、《原始社会史》、直到《中国经济文化类型》、《民族学通论》，诸多研究题目和探索角度，颇具贡献力和创造力，享誉世界社会科学界，在英语世界通行，许多著作被许多学府指定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必读参考书，最终使他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大学者。

　　我有幸访谒过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记得那天，马学良先生亲自带我来到林府，宗锦老师告诉我，老人患病多时，不久前刚出院。可林先生依然精神饱满，他一直很谦和地与我交谈，不时感喟：“现代交通方便了，但长时间留在田野里却更难了。面对这种情况，我要重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传统，即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从经验到新知的不二法门。”这个忠告影响了我此后的日子与治学。

　　今年3月27日是林先生的九五诞辰。我不由地检出了1996年林先生应我之求，为我写下的那段颇有“夫子自道”意味的话：“处世尚诚实厚道，治学惟从容严谨。‘把种子埋进土里’，将知识传给后辈。田野书斋砺学思，人生有涯知无涯。”


相关链接

　　林耀华的部分重要著作：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凉山彝家》、《从猿到人的研究》、《原始社会史》（主编）、《民族学研究》（论文集）、《民族学通论》（主编）、《凉山彝家的巨变》、《从书斋到田野》、《义序的宗族研究》（编者辑）


http://www.ben.com.cn/BJRB/20040628/GB/BJRB%5E18658%5E16%5E28R16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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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金翼》

叶彤

做异类，又渴望承认，心中难免忐忑，形于言，往往要多两句说明和辩解。几十年之后，林耀华先生面对他的《金翼》再度行世的时刻，依然无法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

社会科学的执业者，因为“科学”的要求，如何调查、如何查阅资料、如何分析问题都规矩分明，连带到成果的表述方式——论文或专著的文体，也不能独出心裁。我没有问过林先生，当初，50多年前，他怎么会想到用“小说”的形式写他的人类学专著，他的导师吴文藻先生又如何向日本学术界推荐的呢？或许1940年代的“学术规范”还不像现在这样严厉？也许那时的“世界学术界”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学术滞后的国度，能多一部从西方学术传统取得分析方法和理论背景的著作，即使形式还不“科学”，但至少值得鼓励？虽然，对于这个“异类”，“英、美、日等国素享权威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都做出了积极的、广泛的评论、研讨和介绍，评价较高。时至今日，海外一些大学的人类学系还把此书选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主要参考书”，但是，由于它“是用小说体裁写成的，数十年来，不少读者、不少朋友在问：

这部著作，究竟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

1988年，三联书店首次在大陆出版这部“翻译作品”（原书是用英文写成的）的时候，林先生再次声明，“《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验、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

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同时，这部书又汇集了社会学研究所必需的种种资料，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

其实，早在1947年，《金翼》的英文修订版在伦敦出版，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雷蒙德·费斯教授为它写序，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已经非常有说服力了。他的超乎学术的表面形式而准确评价《金翼》内在学术价值的文字，一直放在这部著作此后各个版本的前面，但依然无法使读者放心。

听说，在人类学、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当中，把“我”放在哪里，一直争执不下。大概，各自都有自己的道理。“小说形式”和“学术专著的正规形式”之间的缝隙以至某种程度的对立，正是两种不同道理差别的表现吧？所幸的是，《金翼》如今不但依然被“海外一些大学的人类学系选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主要参考书”，而且，影响所及，中国大学的人类学系也把它作为重要的参考书，甚至正式的教材：一位从人类学系毕业的朋友告诉过我，他们是如何在老师的介绍下传看、复印这部“小说”形式的教材的。

作为这部奇异的学术著作的责任编辑，我这个人类学的外行自然不必为《金翼》的学术价值操心，既然把它作为三联书店一套新的学术丛书“中国经验”的首选，专家顾问自然心中有数。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实在是喜欢这部书。想了解老中国的面目，看过西洋的传教士们、冒险家们以及外交官们，甚至学者们的游记、随笔、手札和著作，虽然收获许多新鲜的视角和感受，但总摸得到他们对老中国厚重的隔膜，他们书中的世界，永远无法与我在其中呼吸或“艰于呼吸”的世界，妥贴地重合起来。在另一方面，对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常常刺不破正经学术著作那层厚厚的铠甲，又何谈受益？读《金翼》，如同喝了解渴的水，不但老中国的眉目清晰地呈现在面前，不但毫不逊于由数目字和表格砌成的专著的准确，我还分明地感到它的血流和温度，看到生动而细腻的表情，领悟了经历过数十年漫长的岁月和其间天翻地覆的变迁，那样的一个老中国与今天的中国之间或隐或显的传承和关联。它甚至纠正了若干貌似科学的书中对于我渴望了解的这个国度的人民的生活和历史似是而非的叙述给我留下的错误印象。

对于《金翼》，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读，以读小说始却并未遇到虚构的世界，然而得到虚构以外的收获，或者以读专著始仍以读专著终，都不重要。相信对人类学界和此界之外的更广大的读者，《金翼》的意义和价值同样是巨大的，就如同两者之间的差异。作为人类学界“异类”的普通读者，如果能看看这部书，一定不虚此行。

中华读书网

nanwan

人类学来到中国  

  2004-4-20 冯冬梅  
  

    从蔡元培的《说民族学》算起，人类学进入中国，已历经了80年的风雨历程。在人类学进入中国的初期，有几位人类学家及学者，对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这几位人类学家和学者是：蔡元培先生、李济先生、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和林耀华先生。  

    1926年12月，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在《一般》杂志第一卷第12号上发表了《说民族学》，他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蔡元培在学术刊物上最早提出“民族学”（人类学）这一术语，对为民族学（人类学）下定义，对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917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期间，他采取了中西兼容、各学术流派和观点兼容的“兼容并包主义”，培养学术研究风气，并使之成为该校的重要学术传统，推进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种新学问的建立和发展。以后他又负责筹备中华民国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在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的建设过程中，他将自己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的认识付诸实践，在中国设置了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有关的最初研究机构，组织了最早的一些系统的研究活动。

    蔡元培的学术思想，主要受德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进化理论的影响。由于他的倡导，进化论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工作展开之初便占有了重要地位。但是由于他没有接受系统的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教育和训练，基本上没有亲自进行具体的民族学（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从学术认识的高度上讲，他对民族学（人类学）的见解，多是概括性的。尽管如此，《说民族学》一文的发表和蔡元培对民族学（人类学）的鼓动和宣传，乃至于他的亲自操作，对民族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第一人’的李济在美国学习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课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他的这篇著作既包括体质人类学的数据分析，又有对于中国古籍的梳理，将现代人类学的知识运用于对中国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文中从描述中国人的体质入手，由中国历代族姓和城邑的变化归纳出汉民族的演变趋势，并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变迁和整个中华民族迁徙的问题。将中国民族分析建构为皇帝子孙、通古斯、藏缅族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五个主要成分和匈奴、蒙古、矮人三个次要成分。此书是第一部中国人写的现代人类学著作。

    1923年，李济回国，应南开大学之聘，担任人类学教授。1925年，受聘于清华大学。李济在清华大学正式任教前，于当年夏到湖北的黄陂、黄冈等地进行体质测量，写成《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发表。翌年，又到山西介休进行体质人类学测量。1938年，李济获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1949年，李济在台湾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如果说李济是以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而见长，那么，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则是文化人类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一改多数人用英语授课的惯例，用略带方言的国语讲课。他大声呼吁学术界的同仁们联合起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人类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吴先生是这样提倡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努力去做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吴先生上任后，便亲自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又如，“家族社会学”一课原来以泛谈世界家族制度(尤其是原始社会的家族制度)为中心内容，他开课后，把它改为以中国宗法制度为中心内容，把社会学的教学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了起来。

    一九三三年，吴先生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之后，更是大力提倡和推行他的人类学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认为，人类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先生把他的这一主张概括为“社区研究”。为了提倡社区研究，吴先生一方面在各有关杂志上发表论文进行宣传，如《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等，另一方面又从他主持下的系里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国内的一些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使社区研究蔚然成风。

    至于学术思想，他曾提出：“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而亦是现今学术界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专题论文。而说到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他明确主张，研究汉族的属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的属于民族学。这种对学科对象的认识，表现出其强烈的民族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取向。

    吴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他一向认为，人类学只靠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只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因此，他历来十分重视培养人才的工作。在他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他为人类学事业培育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这两门学科的骨干，其中有些人还在国际上赢得了较大的声誉。例如，大名鼎鼎的费孝通先生，就是他三十年代时的学生。当费先生考上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后，吴先生便把他介绍给了他在出席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时结识的英国功能人类学创始人马凌诺斯基，并请他亲自担任费孝通的指导教师。他的其他著名学生还有林耀华先生、李安宅先生、瞿同祖先生、关瑞悟先生(女)、黄迪先生等。吴先生还认为，要使事业不中断并且发达兴旺，就应造就几代人的梯队。   

    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学生，他到英国学习社会人类学后，在其导师马凌诺夫斯基的指导下，用功能学派的方法，分析在江南农村的田野调查材料，写成博士学位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出版英文本时，将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他对中国农村的功能主义分析，“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宪章”。《江村经济》中，他创造性地将只研究异文化的简单部落社会的传统人类学方法，用来研究本文化的现代中国农村社会，成为人类学研究现代复杂社会的一个里程碑，开创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学术传统。《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是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此书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此书说明了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林耀华在燕京大学接受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训练之后，以自己的家乡和福建省的汉族家族的田野调查资料，以本位观察的资料作研究。这项调查不仅是林耀华先生本人最为出色的田野实践，而且成为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界在本土研究的典范。他根据这些调查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义序宗族研究》，以及后来的代表作《金翼》。《金翼》是以小说体裁写成的, 描写的是本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发生的事。它的社会舞台则是福建闽江下游的黄村。由于地处商旅要道，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经济的发展，给这里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与家族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林教授在书中揭示了两位姻亲家道中落的进程与原因。《金翅》以朴实的平铺直叙的方法，描写了中国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一个历史断面。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的那种细致描写，涉及到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刻划了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的栩栩如生的画面；从微观上不带偏见地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数十个人物形象，并刻意记述了中国同姓村落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与纷争。   

    以上就是人类学进入中国时，起到重要作用的学者的概况及其著作的基本情况。当然，对这一学科的引进、建立、本土化发生影响的学者还很多，但这几位是凤毛麟角，他们对人类学所作的贡献是杰出和举足轻重的。

                   摘自  http://www.bjkg.com/xueshudongtai/showone.asp?ID=44

边缘

受益非浅！感慨无限……
谢谢nanwan！

rain477

金翼是我看的第一本民俗专业的书籍
呵呵
当时的理解很浅，今天才知道明白咋回事。
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