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陈丹青辞职谈教育体制

蔷薇剑

从陈丹青辞职谈教育体制



　　毕：最近，陈丹青向清华大学辞职，我以为有一种象征性意味。一种僵化的教育体制，已经到了让有良知的人无法忍耐的程度。陈丹青是画家，但他非常关注社会进步。你看他的书《多余的素材》和《退步集》，流露出的情怀让人感动。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比许多专业的知识分子更有人文理想。

　　梁：陈丹青是个好教师，他不能容忍把好学生拒之门外。中国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水准整体上大幅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有人认为问题出在研究生扩招速度太快，一个导师指导几十个学生，一个茶壶配几十个茶杯，难以精心指导。我不赞成博士硕士大跃进。这几年研究生教育扩张的速度的确早已超过了教育发展规律的限度。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有上百年的历史，才达到一年招收几万博士生的规模，中国几年工夫就要赶超美国，肯定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具体到操作层面，与师生比例问题相比，研究生考试制度和选拔标准的不合理更为致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本来是高级研究人才，选才甚至比指导更重要。标准合理，真正有才华的学生只要能选进来，导师指导并不费力。即使一把茶壶多配几个茶杯，照样成才。孔夫子一个人带了几千名学生，还出了七十二贤人。现在的选拔，政治、外语是硬标准，专业反而成了软标准。有的学生既无学术研究的潜质，又无学术研究的兴趣，考博士纯粹是为了拿文凭。对这样的学生，就是一把茶壶配一个茶杯，也难以造就。陈丹青看中学生的专业才华，因为外语的原因，就是招不进来，招进来也拿不到学位。如此荒谬的招生制度，加上如此离谱的扩张速度，如果质量不下滑，博士文凭的含金量不下降，才叫不可思议！

　　梁：陈丹青辞职，有他个人的条件。他是有名的画家，生计不成问题。

　　毕：并不是生计不成问题的人都能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满这种体制又有绝技在身的教授并不少，站出来说不的只有陈丹青一个。这是他令人尊敬的地方。前两天和一位也是博导的朋友小聚。她刚过60岁，就主动要求停止招生。我问是不是制度规定，她说，是我不想带了，你不知道现在的学生，连像样的论文也写不出来，又不能不给学位，太累了。她无力改变现实，只好退避三舍。更多教授虽然也不满意这种状况，实际上已经与现状达成妥协。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性衰退是国家和社会的不幸。每个教授在其中供职，并不妨碍享用眼前的利益。

　　梁：陈丹青对大学失望的背后，其实是更深刻的问题：大学的意义究竟在何处？现代大学出现以后，它所承担的责任首先在价值方面，工具意义上的功能其他机构也可以承担，没有自由思想的地方也可以进行职业培训。价值追求应当是现代大学独特的地方，不断产生思想的火花应当是大学的特色所在。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个东西。上个世纪40年代，张东荪不断讲“士”的使命。在他看来，“士”这个阶层是全社会造新血的机关，这个机关代表全身的活力。他当时写《思想与社会》一书时就强调，社会上有清明之气，政治上有是非之辨，全靠有一部分人出来作所谓清议，也就是舆论。

　　毕：现在的大学已经失去了这个职能。前一段，《新京报》采访九个中国名牌大学校长，请他们谈谈中国高校招生各省区市之间录取线不公正的问题。多数校长的回答，让我感到深深的失望。他们说话的立足点几乎都是为不合理的现状辩解，看不到他们准备为走向公正作出什么努力，甚至感受不到他们内心对公正的渴望。

　　梁：当年张东荪最看重英国的“教育公会”，认为最适合中国。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有这方面的传统，宋朝的书院大都是私人创立的，有公立的也只是出于地方公益，而决不是由国家主办。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教育归学者自办是主线，教育自治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例可循。不能因为政府财政出钱办学就对教育横加干涉。政府的钱本来是纳税人的钱，公费办教育而准许教育享受自治权是文明世界的通则。

　　毕：不说那么远的历史，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也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回想1978年，中国刚恢复研究生教育，第一次招生时外语分数只是参考。像陈丹青这样外语零分被录取的研究生不是一个。历史已经证明，头几届研究生的质量是最高的，在许多领域都被称为“黄埔一期”、“黄埔二期”。虽然当时只有硕士生而无博士生，但整体水准远在当今博士生之上。有许多破格招生的佳话，至今仍是美谈。后来，研究生招考制度越来越严格，也越变越僵化，行政干预越来越多，外语由招生单位考试变成全国统考。研究生的专业学术素质也越来越低。对于目前这种显然不合理的研究生考试制度，即使一时不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也应当有所改良，给那些专业优秀而外语不行的偏科人才开辟特殊通道。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偏才永远多于全才。招收一批学历不完整，外语不过关，但在专业领域已经显示出才华、取得了成就的博士生，或许能对当今博士学术质量下滑的趋势稍有弥补。而堵塞了偏才的通道，看起来只是影响了少数人的发展，其实伤害的是大学教育本身。当然，考虑到当今社会风气不好，为了避免某些人利用特殊通道舞弊，照顾外语和专业都不行的熟人，可以在招收偏科人才上实行阳光政策，将证明他们专业才能的著作、论文、作品或其他形式的成果公开化，接受专业同行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梁子民 毕文昌)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