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文坛旧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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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与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
——《文坛旧事》之一

刘锡诚


[作者前记]：拙作较长，这里只摘取有关民间文学事业的部分，而且所表达的仅属个人立场和个人观点，只想提供一些材料，敬请批评。




我曾粗略地研究过30年代左翼文艺队伍的文艺思想，除了鲁迅先生外，包括左翼的文艺理论家和领导者周扬在内，他们对民间文艺，要么是看不起，要么是缺乏研究，总之，他们对民间文艺是轻视的、忽略的。建国后，在对待民间文艺的态度上，周扬却有了很大变化。这可能与延安时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和鲁艺文学系音乐系对陕北民间文艺的搜集有关。

建国后，周扬同志积极支持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在他的领导和批准下，于1950年3月29日成立了全国性的社会团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周扬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第一、二任理事长是郭沫若，周扬是副理事长。[22] 成立初期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其业务范围，包括了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曲艺、音乐、美术、舞蹈、工艺等）和从国统区和解放区来的许多著名艺术家，因而有“小文联”之称。后来，各专业协会陆续成立了，民间艺术的不同行当也就自然而然地归到各专业协会去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专业范围，则侧重于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建国17年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团结各地会员，继承“五四”歌谣运动的传统和延安民间文艺工作的传统，做了很多工作，如搜集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搜集研究工作，成就尤为显著。对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出版和对民间文艺的作用的认识，比“五四”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受到重视。但无可置疑的是，民间文艺工作也受到“左”的文艺思想的严重影响，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下，在“搜集整理”、“厚今薄古”等的口号下，使搜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丧失了真实性，充满了思想的伪造与艺术的拔高，因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失误。这当然不能怪罪到某一个人的头上，是时代病所造成的恶果。

1958年，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代，毛泽东发动了搜集民歌的运动。毛泽东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会收到大批的（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毛泽东还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作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周扬作为文艺战线的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搜集民歌的运动，当然要推波助澜，他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长篇发言。这篇文章发表在同年出版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他写道：“最近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这是我国目前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人民日报》也于4月14日为这个运动发表了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对这次搜集民歌运动，应该一分为二，既不能像过去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们所作的那样全盘肯定，也不应像有些文艺研究家们所作的那样全盘否定。在全党动手搜集民歌运动中，各地编辑出版的民歌集，既搜集了大量的所谓新民歌（许多是浮夸风的产物），也搜集了大量的旧民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着手编辑多卷本的《中国歌谣选》（笔者参加了前期的编选工作），并以郭沫若和周扬二人的名义编选《红旗歌谣》。1958年12月，周扬（还有林默涵）亲自审阅修改定稿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国庆十周年献礼〈中国歌谣及故事丛书〉编选计划》，规定《中国歌谣选》收各类歌谣55000行，其中大跃进歌谣只占1500行，大部分是古代和近代歌谣。文革中曾批判周扬在编选民歌的比例问题上，表现了他的“厚古薄今”观点，看重传统民歌，轻视新民歌。为编选《中国歌谣选》，曾邀请了北大教授游国恩、魏建功来主持工作。文革前印出了五卷的内部征求意见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正式版本改成了两集本，于文革后的1980年出版。第一集收选近代歌谣，第二集收选新中国歌谣。与原先计划中的《中国歌谣选》相比，已面貌全非，恐怕与周扬当年的初衷已相去甚远。[23] 虽然全书由周扬同志写序，但我相信周扬并没有看过全书。 《红旗歌谣》于1959年1月由红旗杂志社出版。不管是文革前出版的《红旗歌谣》，还是文革后出版的《中国歌谣选》，显然都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下的产物，所选作品，要么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军事）斗争的宣传品，要么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中产生的、或政治性很强的颂歌，反映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人情风俗和淳朴情感的“非政治性”歌谣则分量极少，不大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中国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的传统。尽管这个充溢着强烈的政治观点、政策说教和斗争情绪的选本，不能认为是一部成功的、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可与“国风”三百篇相媲美的近代民歌选本，但周扬的《中国歌谣选·序言》以及1959年写的《红旗歌谣·前言》对歌谣的历史、特性和意义所作的解说，应该说还是很精辟的。[24] 周扬作为文艺理论家，对民间文学的特性是有深刻见地的，早在1960年8月4日，他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扩大理事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比如我是一个宫廷诗人，他也是一个宫廷诗人。我这个诗人经常向民间去找诗，他却不到民间去找诗，但他会拍马屁，皇帝就很喜欢他。我这里经常反映点人民的要求和不满，皇帝就打击我。越是打击我，我就牢骚越多，越不满意，就越反映人民的东西。”[25]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扬在这样的时候用这样的思想启发大家，从民间作品中去看民间的疾苦和倾听人民的声音，不是值得记下一笔的吗？

文革开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其他协会一样被“砸烂”，停止工作长达十多年之久。1979年10月召开的第4次全国文代会上得以宣布恢复活动，周扬被选为主席。我在1957年到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文革中受到冲击，后下放干校，1971年6月第一批从天津团泊洼文化部干校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协会恢复时，我已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作编辑，后来转到《文艺报》和作家协会，没有也不想再回民研会工作。1982年夏天，在中宣部在河北涿县召开的文艺评论座谈会期间，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找我谈话，说民研会负责人××把协会搞得一团糟，还对中宣部兴师问罪，民研会工作瘫痪了，因为我在文革前在那里工作过，要我到去担任领导工作，而且不许××再插手民研会的任何事情。这虽然是中宣部的主管部长的带有决定性的意见，但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我没有思想准备。接下来，是文联党组的负责同志赵寻、延泽民、李庚分别找我，但我都没有答应。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处在瘫痪之中。1982年12月14日，作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和民研会主席的周扬，不得不在他的家里召集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民研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副主席、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马学良，文联书记处书记延泽民，常务理事、社科院少数文学所的副所长王平凡，民研会副秘书长程远。周扬委托文联党组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寻主持。周扬同志讲话，直截了当地宣布了××的错误，解除他在民研会的领导职务，并成立延泽民为组长的临时领导小组，作为过度，尽快把领导班子搭起来。文联党组副书记赵寻把那份会议记录交给了我，要我保存着。后来，我把它交给了办公室管文件档案的同志存档。

1983年3月7日周扬同志在中央党校礼堂作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报告后和文章发表后，遭到胡乔木的批评。这事我们在编辑部虽耳有所闻，真相却不甚了了。大家都为他鸣不平，也为他担心。周扬的心情很不好，可想而知。他身后虽然寂寞，却已有许多回忆文章把这件事披露出来了。这一年的3月20日是老民间文学研究学家钟敬文教授的80寿辰，年初我约他写了一篇《我的民间文艺生涯60年》的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同时，我给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钟先生80寿辰的事，建议他给钟先生写一封信表示祝贺。周扬果然给他写了信，称赞钟先生“成就卓著，人所共仰”。4月初，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聚集在西山一处开会，延泽民同志邀我去开会，我便中向大会建议为钟先生开一个他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教学60年的祝贺会。我的建议得到同意，决定10日开会，我自告奋勇去请周扬来参加并讲话。周扬虽然心情很不好，还是毅然来到了会场。周扬见了面就问我：“称钟敬文‘先生’好，还是称‘同志’好？”我立即就去探钟先生的口风。钟先生对周扬能来参加为他召开的会议，非常高兴。毫不犹豫地对我说：“就称同志！”那天，我还代为请了林默涵和林林同志。周扬在会上讲话，热情地叙述了和钟老多年的交往，称赞他对民间文学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对钟先生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一生靠近革命，矢志不渝地献身民间文学事业，取得的卓著成绩，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会后周扬同志要我坐他的车与他一起走。周扬对我说：“民研会现在缺一个领导人，机关瘫痪了，要请你到民研会去工作。你怎么还没有去？”他还讲了些民间文学是条很重要的战线一类的话，我就没有在意听了。对于周扬的问话，我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我仍然没有当场答应他。我想我在《文艺报》工作得好好的，又担任着编辑部主任，干吗要到那个是是非非的地方去？记得有一次见到汪曾祺，他是在民研会被打成右派的，是个受害者，他也听到了要调我到民研会的消息，关心地对我说：“别去那个地方，那个以整人为职业的人是能合作的人吗？”但当我一想到从去年夏天贺敬之同我谈话以来，作为老领导、作为民研会主席的周扬同志，一直在等待我的回答，我心里确有些不忍。一个文艺界的老领导，竟然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手下没有一个能够替他在那里抵挡一下子的人！我想到这里，再也没有说什么话，车里的空气显得沉闷起来。

不久，作协要召开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8月初冯牧带上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唐达成、谢永旺和我，还有《人民文学》的涂光群，到西山国务院的一个招待所，去起草工作报告。有一天晚上，冯牧递给我一份周扬同志给他、贺敬之和赵寻的信件，要我看。我看了，上面有周扬的批示，是催我到民研会去的，周扬还特别写了一句话：“请冯牧同志大力帮助”。冯牧对我说：“我硬顶了两次，这次我不能再顶了，事不过三呀！”冯牧是我十分尊敬的领导，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五年来，非常愉快，人生难得遇到这样一位知人善任、体谅下级、爱护下级、作风民主，而又知识丰富的学者型的领导。但他也是个不会为我的事去得罪他的老师和领导的人。主持《文艺报》工作的副主编唐因，也非常激动地反对我离开。但事已至此，我似乎已无可选择，只有到民研会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离开《文艺报》的事，并没有经作协党组讨论，听说张光年同志从外地休养回京后，很是生气，可是已来不及了。

周扬是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创建者，对它的建设和发展，一向十分关心。他在粉碎“四人帮”后，被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主席，重要的事，我们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他请示汇报。同年12月8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京举行三届二次理事会，主要讨论加强理论工作，由我向大会提出报告，并选举我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会前我到周扬同志家里去向他请示汇报会议准备情况，并把起草的将要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稿呈送他审阅。周扬同志是继郭沫若之后的第二位主席，他喜欢我们参与主持具体工作的干部，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和措施，把事业推向前进，而不要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他对报告稿中提出的加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设想表示同意，并欣然答应到会讲话。

他因提出了“社会主义异化”论，而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批判和攻击。事情折腾了大半年。11月6日，被迫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违心的检讨，心情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他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正在病中的他，12月9日下午在我们的搀扶下来到会场时，受到了与会全体理事的热烈欢迎。他发表了一篇非常热情非常亲切的讲话：



郭老去世以后，我任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实际上却没有做什么事情。30多年以来，我对民间文学事业始终是十分热心的。现在提倡研究民间文学，钟老是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并且成绩很大。我本人没有研究出什么成绩来，只能讲一点。我愈想愈觉得民间文学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赞成这个事业。

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有56个民族，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仅就这一点，也是世界第一的。但我们不希望什么事情都讲争个世界第一，因为中国现在究竟还有很多落后的东西。我们本应该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还没有成为第一强国。过去我们不是老爱宣传第一么，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宣传了呢？是因为这样宣传有些惭愧。它本来是可以第一的，从历史上讲它第一，从人口上讲它也是第一。但是不能讲第一。这是因为在近代的时候，中国是落后的。解放以后，我们赶上去了，摆脱了和改变了这种落后的状况。所以说，我只是有一点可以讲，可以向同志们表示：那就是，我对民间文学事业十分热心。

在文联的几个协会里，民研会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协会，但是现在在组织上却是一个很小的协会。我看了你们的工作报告，我觉得写得很不错。我当然没有很好的研究。不知是哪位同志起草的，可能是锡诚同志起草的吧。这个报告是写得很可以的，很好的。

现在，对民间文学这样一种遗产，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人民群众创造的遗产，我们怎么对待？过去我们有个方针，就是搜集、整理。今后怎么办？我觉得是不应该辜负这份遗产的。我们就是要进行研究，进行科学的整理，把民间文学研究的水平提得更高。它不但是中国的财富，而且是世界的财富。现在当然是世界的财富了。但是它还不是完全精致的东西，还没有经过更大的加工。所谓更大的加工，就是科学的研究。

我们国家应该造就很多而不是几个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人才。民歌、民间故事都是很丰富的啊。就讲云南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是比较多的了，那里的民间文学是异常丰富的。马子华寄给我一本小书，讲的是白族的故事。这些故事与汉族的故事比较接近，它虽然有很多缺陷，但看起来还是蛮优美的。我不过是举个例子。像这样的财富呀，是不可胜数的。比如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就更不用说了，是值得我们花力量记录整理和研究的。这份财富，要成为世界的财富，要成为世界公认的财富，就要进行科学的整理和研究。而只能靠我们这些人，靠我们整个民间文学研究的水平。这些人本身就是财富。假使不能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就有负于这些财富了。中国古人的文化非常丰富，民间文学财富也很多，但是还没有成为世界公认的财富，不经过研究，就不能成为一个公认的财富。我希望经过大家的努力，使我国民间文学的财富为世界所认识，为世界所掌握。我们几十年来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一步。

我不知道我们攻读民间文学博士学位的有多少人。（钟敬文：我们现在还没有招，教育部授权我培养博士研究生，但我考虑到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没有招。）我认为应该招收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这倒不是为了名誉。按照民间文学的财富，是应该也可以产生博士的。关键是我们的重视和培养。博士学位可以反映学科的水平，研究的成果，也反映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钟敬文：外国人研究我们的东西，得到博士学位的很多。）苏联有，日本也有。

每次到这里来，我只能讲空话，只能讲希望。但是这些空话包括了许多热烈的愿望。希望是不是成为空话，那就要看大家的努力了。我们国家的学术水平要提高。所谓水平就是研究水平，就是科学水平，不是别的水平。提高我们国家的学术水平，包括提高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民间文学的素材很多，我们要在这些素材上进行研究，使这些研究达到世界科学研究的水平，这是我们的希望。

我今天来，一方面确实有一种感情想要看看大家，看看老朋友。在座的萧崇素，是我最早的朋友了。他可能还要参加田汉纪念会吧？二十多岁时，我们就是朋友。他一直搞民间文学研究，所以我很羡慕他。我和沙汀认识就是通过他。今年是田汉的85诞辰。我很高兴地知道当年南国社的少年演员萧崇素同志20来岁的时候，曾当过演员。（萧：是个不讲话的演员。）我至今还记得萧崇素写过一篇《唐叔明礼赞》的文章。也许你自己都忘了吧？（萧：忘了。）我记得它登在《申报》上，你自己找来看。唐叔明也是当时的演员，现在还在，还在北京，70多岁了。他是很有名的，但是昙花一现，以后就没有联系了。我看可以建议邀请他这个最早的南国社演员参加田汉纪念会。

我今天到这里来，多少有点怀旧的感情，这不是南国社，这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啊。民研会比南国社意义更大了，人才也多。我祝同志们这次会开得成功！接下来，还要发奖。祝一切都能获得成功！利用这个机会，互相认识一下，互相交流一些经验，使我们的民间文学事业一天天发展，而不是一天天衰落。这是我的希望。



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年干部，在各方面都很不成熟，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很大，我需要的是支持和理解。当我对自己提出的以加强理论工作为今后民研战线的重点把握不大的时候，周扬同志当着全国理事们的面所讲的这翻肯定的话，无疑是对我这个晚辈的最大支持。我从心眼里感激他。况且他当时心情不好，又是带病来的。他的讲话，当然不只是对我一个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经过周扬同志的阐述，加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提高学术水平，就成了全国民间文学战线的共同认识，为下一步确定民间文学工作的新的方针定下了基调。

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周扬是一位先行者。1958年7月17日，中宣部召开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座谈会，周扬在会上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三选一史”（即歌谣选、故事选、谚语选和文学史）的计划。会后中宣部于8月15日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选工作座谈纪要》转发各地，开创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工作的先河。从此开始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有计划的搜集和研究，其中包括搜集和出版藏族史诗《格萨尔》等民族史诗。我就是根据那个报告的安排，被派往青海去执行的。那个文件的批发者，正是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和中宣部文艺处。

记得1961年4月10日，周扬在何其芳主持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座谈会上发表过一篇精彩的讲话，对大跃进期间兴起的群众性批判运动和学术界出现的“左”的倾向发表了下列意见：“‘以论带史’这个口号有毛病。‘以论带史’其结果必然引导人专门讲原则，不讲史料。研究历史就是向史料作调查，向文学的地下的史料作调查。‘以论带史’就是叫青年拿历史去套公式，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不能使历史适应原则。一个人要想成为有知识的人，就要伸出两手，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他不仅对在头脑热昏时期提出的“以论带史”提出了批评，而且他也不同意在搜集和研究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上采用陈伯达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方针[26]，而提出了一个“古今并重”的原则。对于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来说，如果按照“厚今薄古”的原则，那么，少数民族的几乎是只流传在口头上的民间文学、甚至民族史料，就会因无人问津而被历史所淹没。周扬的观点显然是对的。这时的周扬，与1958年发表《新民歌开拓了新诗的道路》时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国家正经历着三年困难，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治国方针，被大跃进所膨胀了的头脑已经因缺乏食物而冷静了下来。周扬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是1979年文代会期间，由马学良和钟敬文两位先生提议，经周扬同志当场拍板同意，并指令民族研究所负责人、语言学家傅懋绩先生负责筹备成立的。因此周扬理应是少数民族文学所的当之无愧的创建者。到198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召开第四次藏族史诗《格萨尔》工作会议，周扬欣然应邀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再次把我推荐给到会的来自各地和各民族的史诗研究者们。他说我原来是搞文艺理论的，现在新加入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工作中来，是新的力量，等等。其实，我年轻时是第一个被民研会派到青海去组织《格萨尔》的搜集和研究的人。周扬同志并不知道我这一段历史。那年我才24岁，是在兰州通往西宁的铁路刚竣工后，乘头一趟火车去的西宁，那时西宁市的规模还只有一个县城那么大。那个时期，青海省文联的王歌行、左可国、徐国琼等人，在老文艺家程秀山的领导下搜集、翻译和编印了60多种《格萨尔》原始唱本，在开创中国的“格萨尔学”上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周扬同志这次专门就《格萨尔》研究作专题讲话，对于开展《格萨尔》的研究，建立我国自己的史诗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1984年下半年，为了筹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我到周扬家里向他汇报，他对我说，他身体不好，不能再担任下届主席了，让我和中宣部有关部门商量另择人选。中宣部干部局负责同志把我找去，他们正在筹划和考察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人选，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推荐钟敬文先生担任下届主席。干部局接受了我的意见。周扬同志当时的处境，文艺圈子里的人，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我能够理解。但在开会前的一段时间里，还是有人去为自己的一点私利纠缠他。这当然使病魔缠身、已出现轻度语言障碍的周扬相当恼火。因此，在开会前夕，周扬同志给我们写来了一封辞去民研会主席的信件。信里说：“我因年老多病，近期又住院治疗，无力也无法顾及民研会的工作，出于不得已，为了对党对民研会工作负责，今特提出辞去本届民研会主席的职务。今后凡有关民研会的一切工作，请找有关领导方面直接请示解决，我不再参与任何意见，对这次会议也不再过问，我担负民研会工作期间，对于民研会领导中纷争之事未能解决，工作不好，有负众托，请同志们批评、指教。周扬  12月12日”

我手里拿着周扬同志这封简短的信件，感觉好象很沉，脊背上不由得爬过一阵悲凉。周扬于开国后不久亲手建立起来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虽然在文革中曾经遭到破坏，但还是获得了新生，可是现在他病倒了，他被人击倒了（不是被朋友“割伤……手指”），他衰老了，无力再顾及它了。令他特别头痛的民研会机关里的长期纷争，他虽然尽了全力，在1982年底甚至下决心调整了领导班子，却仍然未能彻底解决。他的浓重的失望情绪，我是能够体会得到的。周扬同志把我这个没有来历没有背景的中年干部安排在协会的领导岗位上，惹得那个不甘心失败的老人在代表大会上大打出手，好一翻表演。好在，在中宣部和文联等领导机关和领导的支持下，在钟敬文、马学良、姜彬、田兵等许多老前辈的帮助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代表大会开得还算成功。

后来，周扬一病不起，长期住在医院里，再后来，变成了没有思维能力的“植物人”，直到逝世。他一生为中国文艺事业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他虽然也犯过许多错误，特别是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但他晚年沉痛忏悔自己的过失，得到了人们的广泛信赖，他竭尽全力维护和发展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好局面。周扬的一生，是不懈地追求真理的一生。作为晚辈，我对他了解很少，但他对我个人的教悔，我是始终铭记的，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99年6月13日

[原载刘锡诚著《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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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钟敬文《周扬和民间文艺》，《忆周扬》第332—340页。

[23] 《中国歌谣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24] 这个序言，后收入《周扬文集》第5卷中，文字上略有改动。

[25] 据个人笔记。

[26] 陈伯达《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人民日报》1958年3月11日。此为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应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郭沫若的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 本帖由 xicheng-liu 于 2005-6-4 14:05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