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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记我的老师钟敬文先生
作者：刘玉凯
钟敬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年了。他远走了，但是他不会消失于我的记忆。二年来，我总想写一点东西寄托一下我的思念。他是中国民俗学之父，是中国现代“稀有金属”（周扬语）我是他的学生，二十年前的学生。
一、“仁者寿”
我们从来都习惯于称呼他“钟老”，对其他的诸位老师才叫“先生”；但是现在毕竟是人去世了，再叫“老”，就不合适了，所以，现在改口叫钟先生。
一年前的2002年1月10日，钟敬文先生默默地走了。虽然他活了将近100岁，可是他身体特别好，从来也没人觉得他有那么老。他到了90多岁还能够上课带研究生。怎么算老呢？我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了这一消息，第三天又收到了治丧委员会发给我的讣告。觉得还是有点突然。那时学校已经放假了，我不忙，大家也都不忙。那时曾想过：好像先生很懂得大家的心情，为了不让大家误了工作。才选择了这一时间远行。也想到，他也许是不愿意走得太寂寞了，希望大家送一送他。人到了与生命告别的时候，绝对不像平常那样说得潇洒自然。我知道他是喜欢坐在大家的拥戴之间，开怀地说说笑笑。我还想，中国人习惯过了年就万象更新。他走时还没过旧历年。他大概也想让悲哀留存于过去的岁月，让大家来年能够愉快地管自己的生活。不至于太在意他的离去。我记得先生走时是旧历11月27日。
我当时想，我作为他的学生，本来应该前往吊唁。可是当时这没想去。为什么呢？我有一点不想对人说的经验。记得几年前，也是我的一个老师去世，我立即乘车赶到了那位老师的家里。当时很沉痛，记得我还含着眼泪，进入他的家门时，发现那个家庭却一点也不悲伤。大家在屋子里面平平和和地说话，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屋子里还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应该是孙子辈的吧？）出出进进地大嚷大叫。那情景真可以用一个不客气的词：兴高采烈！我颇不理解地鞠个躬就尽快地走出那个家门，好后悔我何以要参加这样的吊唁呢？我觉得自己有点自作多情。陶潜说：“亲戚或馀辈，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现在怎么倒了过来，变成了“他人尚馀悲，亲人却已歌”了？钟先生去世时，有关的大人物的肯定不会少，怕那时我的悲哀也会显得多馀，就没去。其实，这都不是理由。但是反正是没有去。我觉得一位世纪老人的死，应该算喜丧了。我便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起草了一封唁电：
深切怀念钟敬文先生
惊闻钟敬文先生逝世，不胜悲痛！先生德高望重，仁者长寿，享年百岁，在学术研究和教学岗位辛勤耕耘八十春秋，开创了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学科和民间文学学科，其开宗立派，发凡张本，为学界公认；最可敬佩的是八十年风风雨雨，披荆斩棘，中流砥柱，从不动移，换得一片辉煌。先生著作力能扛鼎，先生业绩光照日月。看今日先生桃李满天下，教泽润后学。
泰山巍巍，江河洋洋，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钟先生可以含笑九泉矣！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2002年1月18日
我没法用那简短的文字将自己的心情说得更具体一点。当时要说的话也太多。记得我最想说的是：钟先生有人格魅力。
二、师大四“龙”
我是跟钟先生进修过民间文学的，故称是他的学生。那时给我们讲课的师大老师有张紫晨先生、潜明兹先生、陈子艾先生、许鈺先生，属钟先生最年长。即使是二十年前，他也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身材略高，但不胖，但是很健康，很健谈。他似乎总是穿着中式的蓝外套。出门手提一支手杖，但是他用不着拄，常常是挟在腋下，一路走过来，不怎么向左右看地走着。腰背不驼，脚步稳健，总显得非常带精神。他常常到主楼第六层给我们上课，有时不耐烦乘坐电梯，就一层层地自己登上楼。我们也就不好意思乘电梯了，愿意同他一起走。边走边说话；那时觉得很开心，为他的健康开心。他并非没有更多的老相。老相主要表现于他的牙和耳朵。牙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掉光了。但是他不做假牙。先生每同生人见面，总会开玩笑地说“我是个真正老掉了牙齿的”，“也成了无齿之徒”。引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们说：那些“老牙”已经掉光了，不是只剩下年轻气了吗？
他的耳朵也不大好，同样是不配助听器。但是，在北师大民间文学专业的老师里面，论耳朵“背”数不上他。因为这里有名副其实的四条“龙”：四位老师的耳朵都不强。每逢我们一同开讨论会，那是十分快活的。钟先生虽然耳朵不强，但是对我们的发言能够大概听得见，偶尔听不清也就算了。反正他的悟性好，凭判断也能够知道我们会说点什么。陈子艾老师耳朵也不好，他却执意要听个明明白白。所以总是用右手挡住耳郭，成扇形，以求加大接收声音的能力。她忽然间听懂了我们谁的话，便觉得特别开心，就会用四指向前弯曲两下，象征着她对我们赞许地点了点头。许鈺先生听力不好，我猜他能听一多半就不错了。但是他不失礼貌地注意听，时而笑笑，时而点头，我觉得他有时候笑得不是地方；说明他不是听懂了什么笑起来，是觉得如果不笑笑，就真好像听不见。潜老师耳朵也不好，她的办法最佳；轮到了谁发言，他就搬着小凳子靠在你跟前仔细听。是用缩短距离接收更多的震动音量。总之，钟先生虽然最老，耳朵就算不错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不戴助听器。我没问过他们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其中的奥妙。记得叶圣陶先生晚年也两耳重听，但是买了助听器也不愿意用。大家在说笑时，他自己呆呆地坐着。忍不住要问问：“你们说些什么呀？”别人就会到他的耳朵边告诉说什么了；他听懂后也迟到地笑笑。他说过：戴上助听器后总觉得吵吵闹闹的。作为器官的耳朵，听声音是会选择的；有过滤功能。助听器没有那个功能，是兼容并包主义。
师大的民间文学老师各有自己的研究重点。张先生研究小戏，有《中国民俗学》，也有《歌谣小史》出版；陈子艾先生编过民歌集，也研究民歌；许鈺先生研究故事，写的文章不多，但是颇用功，他逝世前编了一本论文集《口承故事论》，出版了；潜先生是出书最多的，他出版了《史诗探幽》、《中国神话学》、《中国神源》、《神话学的历程》、《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等专著，论文百馀篇。钟先生出版的书很多，一部分是旧作的整理，一部分是他的讲演稿。他这些年致力于重组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队伍，已经初见成效。我觉得应该为他出版一套很好的全集。
三、创作的“证明”
要出钟先生的全集，首先不能忘记的应该是他的散文、小品。钟先生是散文家，有人说他风格像周作人的作品。我觉得那样说是皮相之论。他同周作人没多少一致之处。
我曾经问过先生：“您的小品文，能找到的都读过了，很希望您能够出一本合起来的散文集，我想，读者是会喜欢的。也好让我们重新读一读。”他跟我说：“那些个东西是我年轻时候写的，没有什么。但是至少可以证明我不是搞不了新文学，才来搞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我不喜欢收集那些旧作，那些作品多欠整饬，我想做点新事情。”其时，他是有些谦虚，但是也说出了实情。几年之后，还是有杨哲先生帮助他编辑了《钟敬文散文》，他90岁时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印行了。我不喜欢这个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连那套书名字也不喜欢。觉得那套书太商品气。选文既不全，也缺少严格的学术思想。名为编文化名人的作品，书中连一个年表、创作总目录都没有附录。书前的目录设计得七高八低，没有道理地烦人。加之错字不少，无端地让读者不快。钟先生是诗人，也是散文家，也是杂文家，当然更是民俗学家。我爱读他的民俗学著作，强于爱他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中，我特别喜欢的散文，是那些纪游怀人的作品，我常常觉得那应该是每一个想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的人必须要读的。他喜欢写诗、汉俳之类，我觉得那些诗多数平平常常，当然也许我不懂那些东西。他的《寸铁》之类的小杂感，倒能够显出他的风度和思想。如说“真正的平淡，往往是从豪侠的心中产生出来的。”别有见地！“我们的生命是激动的，因此，我们喜欢那瀑布和急流远过于平静的湖水。”青春气息多好！“女性特别爱装饰的起源是悲剧的。”这里边所包含的文章太多了，可以作一篇大论文。也只有钟先生能够说出来。他研究民俗学，所以了解“人”的历史，也了解女性的历史。
1992年，我们河北的几位朋友一同编了一本《中国随笔小品鉴赏辞典》，收入了古代、现代、当代五百家随笔、小品，其中少不了要有钟先生的作品，但是不是由我选出的。开初选文有《水仙花》、《荔枝》、《花的故事》、《旧事一零》四篇，由我来撰稿赏析，算作我对先生教诲的一点报答。但是到出书时不知道为什么其中的《花的故事》一篇被删除了。钟先生的小品写于他的年轻时期，他那时出版过《荔枝小品》（1927年9月北新书局初版）、《西湖漫拾》（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湖上散记》（1930年明月书店初版），这些作品都是他二十几岁时写的。他于1927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助教并教预科国文，1928年离开后到了杭州，这时他已经将主要精力放到了研究民俗学上来了。并于1928年出版了《民间文艺丛话》。他的散文创作对于他至多算“馀事”，并不是重要的。他说过，他是偶然间写起了小品的。因为受到朋友的夸奖，才连续写了一些。第一个集子写于岭南的荔枝之乡，后来的作品写于西湖边，那是个让人不能不有诗情的优美的地方。他说：“在初到杭州的一、二年间，我曾热心于散文、小品写作，并收辑成集子印行。”“初次接触着有魅力的西湖的山水——那时候的我，脑里正充满着由于旧文学所养成的山林趣味——即所谓‘风雅’之类的趣味。因此，我暂不再继续研究学艺的工作，而仍回到写小品的世界去了。每当唱书改文的馀暇，我不是独个地到湖上去，便是伏案写短文。那些文章，有的是对于故人的牵怀，有的是对于山水的品赏，有的是爱的哀诉，有的是梦的追寻。总之那里有幽情，也有热泪。”其文笔是清新而且活泼的。比起他来，周作人没有他那样的活气，但是周作人的文章，书卷气浓郁。钟先生的文章适合青年人读，周作人的随笔最好是年龄大一点读才好。
四、妙说周作人
说到周作人，钟先生对他是非常了解的。
1982年北师大的现代文学进修班现民间文学进修班是同时举行的。我恰好是又搞现代文学，又搞民间文学。钟先生知道我是“两栖类动物”。有时特别让我做一点事。1982年12月23日上午，他对我们两个进修班的学员做了一次题为《谈谈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的报告。会后许鈺先生说应该好好地整理一个讲话稿。以便做为纪念。钟先生说：“这个讲稿只有刘玉凯能够整理，他既搞民间文学，又搞现代文学，请他来做吧。”我当然可以胜任做这事；但是也不能说“只有”我能够做。钟先生那样说是表示客气；是一种变役使为奖赏的热情幽默的说法。我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按录音，将那篇一万多字的讲稿整理好了。虽然有录音，也需要一些内容调整。删去一些重复和解释过多的话，也将一些意思相关的内容尽量放到了一起。但是从口气到语言我是不敢有所丝毫改变的。因为钟先生是主张对民间文学整理要坚持“一字不动论”的。我疑心他也不喜欢改动他的讲话。
在师大，我是愿意花一份钱、听两种课的学员。现代文学班由杨振升先生主持，常常从外边请来现代文学专家上课，我也就愿意去听。那时来讲的人有不少其实是同行的朋友。12月28日上午，老学者、老编辑，也是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来校讲学，是钟先生请来的。有他老人家的面子，林老说“不敢不来”。
林辰，又名王诗农，1912年生，因参加革命受到通缉，为了安全，经组织批准，改名林辰，是旧写的“农”字，拆分而成，喻意是“农民的儿子”。他曾经参加10卷本《鲁迅全集》整理工作，注释其中的《故事新编》、《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准风月谈》、《两地书》和书信的一部分。参加1981年版16卷本《鲁迅全集》的整理注释工作。著有《鲁迅事迹考》(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印；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鲁迅述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许寿裳文录》。是我们鲁迅研究界大家尊重的德高望重的专家。我早就读过林先生1946年写的书《鲁迅事迹考》，那是很见功夫的书。另外，他讲《关于周作人》论题，也是我愿意听听的。
在钟先生面前，他还是个晚辈。那次讲课，钟先生执意要陪听。一开讲，林辰先生声明：“有钟先生在下面听，我都不敢讲了。”应该有的客气，几句话就说完了。后头就开讲了，却一直站着讲。他说自己当过老师，上课从来都是站着。只好由他，他博闻强记，一个纸片也不带，却记忆非常准确无误。他说到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中“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终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说这里边其实有他的浮躁凌厉一面，对国民党统治有不满意的表示。这一点他的大哥是能够了解他的。讲到这里钟先生插话来解释“闲来随分种胡麻”，他说：“有一句俗语说‘长老种胡麻——无收成。’周作人用的是这个民俗材料。民间有一种交感巫术，认为种胡麻，就是芝麻。必须二人同种，才能有收成。夫妇间行为，可以影响农作物收成。这是初民心理。”钟先生解释得既炼又准确，让林辰先生好称赞了一回：“钟老是专家，说得实在是很好。不用我说了。”大家听了都开心地笑了。我记得那气氛非常好。我们坐在两位老人身边，都有一种如坐春风的感觉。
这次的讲演似乎让钟先生很兴奋的。又隔了一天，即1982年12月30日与我们全进修班的学员共同在一起的迎春茶话会上，钟先生还说到了周作人。他一开始就说：“我讲一个故事，一个笑话。前两天林辰先生给现代文学讲习班讲周作人，我也去听了一下。他对周作人讲了两半：早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功劳。后边讲到为什么会做汉奸的事。讲思想行动中的表现，意思是对周作人一分为二。他对当时周作人为什么会做汉奸的事未做分析，只举了一些事实行动。我想起了当时在1937年年底至38年初，我从杭州到了广西的桂林。我问起他：周作人先生怎么样了？问他出来了没有，这时候北平沦陷了。他说：没有，他替北大看管图书。我说：这样妥当吗？我说我想起个笑话。是民间故事。过去时代有个押送犯人的差役，押着一个犯罪的和尚。要将他解到一个地方。晚上住在了店里面。这个和尚蛮厉害的。他知道差役贪酒，就把他灌醉了，自己却没醉。他就把差役的头剃光了。然后把差役的衣报自己穿上，逃走了。第二天，差役醒来了，一摸头，就说：和尚还在呀，可是我哪儿去了？为什么说这笑话？周作人为北大看管图书校舍，将来北大的东西还在，不会换头；可是周作人哪儿去了？没有了，他要没落了，成为那种人，怎么办？朱先生说：不会吧？我说：最好不会，朱先生是老实人。这时还未证明周会成为汉奸。我是说周作人有思想基础。这一点林辰未作分析。周作人学问不错，民俗学，民间文学方面有过功劳。但作为中国民族一员，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不相信中国民族会抗战到底。他认为中国人不可救药。他说，现在叫喊抗战，实际上是要屈服。既没有民族感情，看法也有错误。结果中国的抗战成功了，中国民族站起来了，洗去了污泥浊水。他落了个不光彩的下场。他对民族自信心丧失了。我现在作为历史人物评价他，看他：对自己的民族信心到什么程度，对人民爱到什么程度，对民族力量估价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他讲的那三点分析是很到家的。他的意思是说，周作人没有那三条，所以落得不光彩了。这对我们启发是很大的。
钟先生说讲了个笑话，但是我们听不出在什么地方可笑，谁也没有笑。倒觉得意味深永。我觉得钟先生是个幽默、聪明而悟性极好的人。所以能够顺手牢羊地拿来这样的生动例证深入浅出地讲明问题，是不容易的。我觉得一个好老师除了有学问之外，他还要会讲话。会把深奥的东西说得透彻明白，深入浅出。同时，一个老师也应该是个正直的人。
五、民间文学研究的科学体系
钟先生应该算健谈的人。他讲起话来神彩飞扬。一讲课就忘记了时间，常常是半天课，一口气讲上三个多小时，兴致勃勃，中间也不休息，一点也不显得疲倦。要是小课，课前总是先让谁将他的讲授题纲抄在小黑板上。那纲目一清如水，他便逐条讲下去。有了框框，也不妨碍他能信马驰骋地说开去。他有个习惯，一边讲，一边手里折卷他的小本子的右下角，好像是急于要翻过这一页，好讲下一页。我在师大学习半年期间，至少听他讲了七次课。第一次：1982年9月15日下午，参加了我们的研究讨论课，即席讲了民间文学的概念和范围；第二次：1982年9月25日上午讲了《民间文学的特殊性及其研究科学》；第三次：1982年9月29日讨论发言；第四次：1982年10月13日，讨论参加讨论作了简短发言，讲民间文学的“改旧编新”问题；第五次：1982年12月16日，请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家王松来师大讲学，钟先生作了开场白，至少讲了15分钟，他发现自己说多了之后，自嘲地说有点像梁启超为蒋百里书作的序言了；第六次：1982年12月23日对民间文学进修班、现代文学进修班讲《谈谈科学研究工作》；第七次：1982年12月30日下午，在进修班迎春茶话会上讲话周作人；第八次：1982年1月12日上午，与民间文学进修班谈精神文明；第九次：1982年1月12日下午，与民间文学进修班告别会。我这里罗列这些时间，是为了说明，钟先生并不是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他年纪大了，大概只是挂个名字，并不讲课；他事实上不但讲课，而且参加学生的讨论环节。每次都从始至终地听完大家的意见。
钟先生让我最为难忘的是他对民间文学学科建立的极度关心和渴望，他每次讲课总要说到，建立这一学科的重要性。他说：“民间文学首先是几千年以来许多民族广大劳动人民的创作，要从历史上看，从世界上看这批财富和遗产。”“有人忧心冲冲，说民间文学会消灭，我说不会的。”“我们要攻打这门科学，要用知识武装年青一代。”说到民间文学特点，他说：“我们常常讲民间故事时用现代文学理论去概括，如小说讲情节，细节；不讲细节，就说是类型化。可是民间文学就是类型人物，而没有多少细节。孟姜女也无细节，故事中的典型作品就是这样。其实，民间故事的价值就不在那些细节。现在整理故事者手痒便加上细节。”“民间文学当然也不是好得不得了，那样说也是拔高了。那里边的人物，也不能同无产阶级英雄相比。不过也有大禹、夸父的形象。”
关于民间文学的科学体系，钟先生有自己的设想。他在《民间文学的特殊性及其研究学科》的讲演中比较系统地梳理过他的思想。这一提纲在钟先生1999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第353至356页收入了，惜未能整理原讲话稿。我的记录算是比较全的，可惜的是那次课我中间有急事出去了一下，正好第四个问题没有听全，其馀是不会错的。他的讲话中心是要论述民间文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他认为：“说民间文学是浪漫主义的文学不科学”。他认为“应该说是不自觉的创作。”我倒认为，说浪漫主义是可以的；如果不能说神话是浪漫主义的，那么也不能说杜甫是现实主义的，因为杜甫那时候也没人说现实主义这个词。一切文学史都是当代史，是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文本描述。但是他说“不能因为民间文学是类型化的就贬低他”。这是很重要的说法，先生讲过多次。他自有其特殊意义在。他从创作方法、内容上、情节结构上、修辞语言上、表现形式上等方面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还特别讲了民间文学对青年人的教育作用。他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江浙一带有金磨子的传说，说的是谁有了那个金磨子就可以磨金，众人都希望得到，有个识宝的人知道它在何处。说是要搞到它必须要砍掉山上的大树才行。取宝的人去同地保商量，要砍树。地保懂得乡规族训，不肯让他砍。地保说：祖宗有训示说，树不可砍，砍后荡则枯，树砍了湖就没水了。这个传说今天还存在。它告诉我们许多的事情人类是不能做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中有自然生态平衡的知识。砍树与自然有关；与湖水有关；湖水有无对人民大有生命关系。是生命关的大事。”从民间传说中发现民族的古老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爱护自然的观念，是很精彩领悟。
钟先生总是将民间文学同民俗学连接起来思考问题。这是他的学问长处。他对民俗学学科有一个整体设想。其中包括：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民俗资料学。他说这六方面可以归纳成三个大的方面：理论的民俗学，历史的民俗学，方法及资料的民俗学。从三中全会以来，适逢发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中国的民俗学研究出现了好机遇。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各省都有分会，不仅有很多领导关心民俗研究，也现出了许多专门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专家。这其中钟先生的功劳是不能被抹煞的。
为了培养更多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人才，改革开放以来，钟先生曾多次举办学习班。可以看出来，从以钟敬文为首的七教授建议中央支持重建民俗学学科之后，钟先生就开始了他的练兵计划。1978年是第一期，编写了一本《民间文学概论》。第二期就是我们1982年的进修班。1983年暑期，又在中央民族学院同时开了两个讲习班。
1983年的讲习班我也参加了，那年钟先生已经整整80岁了。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的讲习班是：民俗学讲习班、民间文学讲习班，同时举办。时间从7月21日到8月17日，将近一个月，一共讲了38课，但是我们有幸听了中国许多著名学者的讲演。那是百家齐集、精彩纷呈。现在看来，许多老专家是告别演说了，那大概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其中除了当时还是中年的张紫晨、柯扬、段宝林、屈育德、潜明兹、刘魁立、王汝澜、王国栋、张振犁等先生外，特别请来了费孝通、杨堃、罗永麟、马学良、孙剑冰、常任侠、罗致平、杨成志、马学良、潘雄、陈克进、连树声、容肇祖、牙含章、白寿彝、苏德富等老教授讲课。我总觉得那都是钟先生的面子，不然请不来这么多名流。那次讲习班上，钟先生讲了四次话。开幕式上他讲了整整一小时。他讲了1978年以来，民俗学科重建的背景，讲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间的关系。他只手扛鼎的魄力让大家很感动。那是我参加的办得最好的讲习班。
六、“做人”的教诲
我们在师大的半年，与各位老师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临别时，钟先生和各位老师同我们整整呆了一天。我们并没有会餐，也没有联欢。上午开的是“精神文明讨论会”，钟先生主要讲了做人。他说到了社会发展应该讲共产主义道德。说到讲精神文明，他借表扬一位本教研室的青年老师救了一位老人为题，启发大家思考精神文明问题。下午时，我们一同开了告别会。会后，我们到校园里合影照像。钟先生八十岁的人陪我们一整天，说实话，连我们都有些累了。上午是精神文明讨论会，下午钟先生一定要参加我们的茶话会。茶话会是由钟先生提议开的。他自己出资100元支持，那时是相当于我们两个月的工资。当时我们听了颇激动了一会。会上，几位指导都是都到了，钟先生讲了对我们的希望，是谆谆地教诲。大家一同吃了蛋糕、糖果，气氛非常好。我们天黑了，我们要送先生们回家，他说：“院子里照不好，我们到照像馆去照吧。”我们又步行到了附近一家照像馆。照得是黑白像片。许鈺先生是钟先生的学生，但是也五十多岁了。照像时，他总是躲到边上，他打趣地说：“我必须在边上，我不如钟老年纪大，头发比他少而且白得多。如果我在中间，照出照片来，人家都说我是钟先生。”只好由他。其实许先生是个一生谦恭的人，我觉得他很讲究君子之风。他从不参与追名逐利之事。我知道，许多事情是他做的，却打的是钟先生的名义。钟先生对于这样的事是清楚的。
我们平常谁也没有想到同钟先生照一张像。留下的几张照片，一次是1983年元旦照的。那天我们到了钟先生家中。我们几个学生是不常到先生家中的。他住的房子是师大最好的，是个小红楼，可以算个特别的小别墅。他家中并不整齐，到处是让人眼馋的书，书房中堆着书，楼道里也是书，我一眼就盯上了他书架上的《柳田国南全集》。柳氏是日本民俗学者，是大家，他把民俗学的许多问题都写遍了。他墙上挂着与柳亚子的合影照片，那是1948年摄于香港达德书院的一幅珍贵的照片。可以见到昔日风彩。钟先生对于我们的到来，总是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我们。我们结业那天的照像，离元旦才12天，但是心情却不一样了，都有一种告别的不舍之情。说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这些人都进入了老年。
回顾钟先生平常跟我们说的话，我觉得他是有意识地反复阐述做人道德的。比如，他说：讲做人要光明磊落。文革之后，有一位同志跟我说过，“钟先生，真对不起你，反右时我写文章批评过你。”我说那时候大家都没那么高的觉悟，过去就算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的人格漂亮。他知道错了就承认，就改正。所以我说他的人格漂亮。说到那位主张改旧编新的研究人员时，他说：那人很老实，但是文章张牙舞爪的。打贾芝，打我。说是“文物主义”。我是主张整理不间文学“一字不动论”的。其实贾芝与我不同，他是有时动，有时不动。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那么复杂。搞什么就有搞什么的态度。吃饭和大便不同嘛。边境也不能夸大为领土；同小孩子说话和讲课不同。考虑问题不能钻牛角尖。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创作是随意的虚构，但是整理民间文学作品要忠于原作的样子。我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整理民间文学应该提倡忠于原作才对。从这一个问题说开去，钟先生说到了学问之道在于老实，实事求是。“学术问题要想好了再讲话，不要随便讲。有人说让我去日本讲学，我说我不敢去。你以为你是中国人，别人就什么也不懂，没有那么回事。我想我讲讲是可以的。他要提问题怎么办？提十个问题你一个也不会，面子有问题了。”我觉得这话说得很中肯。
他重视学生的政治素质。他每次说到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时都是忧心如焚的。特别是说到学术问题。他有很多成熟的意见。所以他在那次《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讲演中，特别指出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他认为这是起码的知识。编讲义也有科学研究，但是讲课的东西不全是自己的，一般的报刊文章也不是论文，一般性的教材也不是科学研究成果。“有一种文学现象，以前没人研究过，现在也没人研究过，或者说虽然有人研究过了，那结论是错误的。或者结论不完整、浅薄，有片面性，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我们作为题目来研究，进行认真的科学活动，把这种现象的性质、特点、变迁乃至规律，论证出来，阐明出来，这才是严格的科学研究。”他说到自己也写过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种诗词形式。“最近一位朋友，翻译了一本日本的俳句，让我写一篇文章，我说我也没多大的研究。他说，我们是老交情，你的文章只要是能表示我们的友谊就好。可是我八十多了，对这也没多大研究，光讲老交情，交代得过去吗？即便是给集子写序文，说怎么好怎么好，说你翻译得不错呀！很重要呀！对我们的学术界有益呀！你对付得了吗？我是年纪老了，也没有老到这个程度呀。你总得考虑考虑俳句怎么产生的，它的性质如何，特点在哪里，翻译过来对于我们的文坛有什么能起什么具体作用。这个作为科研问题至少要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呀。”他说进行科学研究要讲：第一先有这个学科的基本知识；二是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三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他鼓励大家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掌握武器。他还讲到了献身精神。他每次讲到这一问题时都是很激动的。他盛赞巴金的人格，说他不仅文字漂亮，人格也漂亮。说“他很纯洁，很爱自己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是在行动上爱。我跟他没有多少来往。他从来开会都不报销，拿出那么多的钱给现代文学馆。搞民间文学就知道，劳动人民从来就没说过哪个作品是自己写的，没有名利。不拿稿费。他们作了最好的作品也是无名氏。无字碑。你们看现代文学史，左联的作家被杀的有多少呀？纪念碑上没有他们的名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每次走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心里都非常难过。我想这块碑底下是不是有过亿的烈士不敢讲，，至少有千万人，三十年死了这么多，都是无名英雄。他们为什么去死呀？所以列宁说过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有些人的科研就是敲门砖，就是自己背叛的条件。我们要讲马克思主义，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我听他这样讲话不是一次了，但是我觉得很深情，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内心所想到的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愿我们能够好好地想想他的话。
我离开师大后有几次机会看望钟先生，说话都很少。他年纪大了，我不愿意多打扰他。但是我知道他还是一直关心着外边的文化动态。武侠言情小说、俗文学的风行，他都关心。他曾说起徐枕亚。“现在的流行文学还没有徐枕亚写得好。”我对这方面没有多少研究，不敢多发言。他总是劝我要专心搞民间文学，不要搞别的。我答应了，可是我是教学人员，身心都不能自主。这些年做了一点民间文学研究，有点成果也不多。对不起先生对我的期待。但是我总在说：我会努力的。我忘记不了您的话。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的结尾曾歌颂他的老师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愿意将这最深情的语言献给我最尊敬的老师——钟敬文先生。
“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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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5-7-11 16: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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