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歌小史话当年

爪哇堂

吴歌小史话当年

江晓原

　
　

　　一提起“吴歌”之名，早年所诵李白诗句就会浮上心头：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
　　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吴歌动君心。动君心，冀君赏，愿作天池双鸳鸯，一朝飞去
青云上。
　　……
因此见到这本《吴歌·吴歌小史》，一时心血来潮，就用电脑对全唐诗进行字词检索，将所得结果去其重复（轻而易举就发现了三处重复收诗的情况），共得直接提到“吴歌”者18处，其中：
　　孙逖、祖咏、常建、韩愈、杜牧、许浑、李商隐、温庭筠、刘兼各1处，罗隐2处，而李白一人独占7处！
　　可见李白对吴歌情有独钟，非其他唐代诗人可比。这一现象如何解释，也许尚待高贤──不知搞唐代文学史的专家是否已经提出过解释。

　　使李白如此钟情的吴歌，究竟是何宝贝？
　　吴歌者，江南歌谣，吴地之人所咏唱也。《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吴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顾颉刚认为其起源“不会比《诗经》更迟”，其内容则主要是“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小儿女”们口中最爱唱什么？首先自然是男欢女爱、郎情姐意，此外当然也经常会旁及家乡风景、人生苦乐之类。当年宋人编《乐府诗集》，就有“吴声歌曲”，其中如《子夜歌》：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顺便插一句，此歌意境，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春图中常有描绘，特别突出美人之长发。又如《子夜四时歌》：
　　　　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
“怜”者，爱也，又常以“莲”字谐音代替，故“莲子”者，即今日之“love you”也（如今网上聊天之种种特殊用语，其实也有相似光景）。当年使李白情有独钟之吴歌，或即此类也。当然，和后来收集到的吴歌相比，上面这些歌谣可能已经经过文人的改写润色。
　　到了明代，吴中“山歌”就有更接近口语的文本流传下来了，比如冯梦龙编的《山歌》中：
　　吃娘打得哭哀哀，索性教郎夜夜来。汗衫累子鏖糟拼得洗，连底湖胶打不开。
　　结识私情像象棋，棋逢对手费心机。……姐道郎呀，你摊出子将军头要捉我做个塞
杀将，小阿奴奴也有个踏车形势两逼车。
后面一首采用了民歌中常见的“素谜荤猜”之法，如将末两句之“谜底”直白说出，那就不成体统了。
　　这些歌词要用吴语吟诵，方能传神，经文人笔录下来，如以普通话读之，韵味要损失几成，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二十世纪学者所收集整理的吴歌，依然只能如此，比如王翼之辑《吴歌乙集》中：
　　日落西山渐渐黄，画眉笼挂拉（拉，在也）北纱窗，画眉笼里无食难过夜，小奴奴
房中无郎勿进房。
　　天上星多月勿明，河里鱼多水勿清，京里兵多要反乱，姐妮房中郎多要乱心。
所谓吴歌，鼎尝一脔，豹窥一斑，大致上的光景也就不难推想了。

　　不要小看这些“淫词艳曲”──当年可是劳动了顾颉刚、刘复、鲁迅、周作人这样的人物亲自收集，甚至还劳动了蔡元培这样的人物“登高一呼”，号召学者们从事收集工作！
　　鲁迅早在1913年就主张收集民间歌谣，周作人则动手收集越中儿歌，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多少效果，直到蔡元培和北大介入，此事才有转机。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校长蔡元培的启事，号召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帮助收集民间歌谣；还刊登了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不到半年，即征集到一千二百余首，并从这年5月20日起，每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一首。
　　北大这番收集民间歌谣的举动，颇使当时一些守旧人士痛心疾首。据顾颉刚回忆，许多守旧的教授和学生们叹息道：
　　北大是最高学府，《日刊》是庄严公报，哪能让这种“不入流品”的东西来玷污它！一位前清进士更是义愤填膺：
　　可惜蔡孑民也是翰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般年青人胡闹起来了！放着先王的大经大
法不讲，竟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东西，在国立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
然而，学者们则对这种“胡闹”乐此不疲。
　　顾颉刚1918年爱妻病逝，因悲哀过度而得神经衰弱之症，只得在家修养。他每天收到《北京大学日刊》，看见上面的歌谣，决定尝试“把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他是苏州人，就从自己孩子口中开始收集，渐至邻家孩子，再至教孩子唱歌的老妈子……，到后来，连他的祖母，新婚夫人，乃至友人叶圣陶、郭绍虞等等，都加入了帮助他收集吴歌的队伍。顾颉刚收集的这些吴歌不久后在《晨报》──当时学术界都看这张报纸──上连载，使他在这方面又出了名，被目为歌谣研究的专家。本书中所收的《吴歌甲集》，就是顾颉刚收集的这些歌谣。当时竟有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复五大名流分别为《吴歌甲集》作了序。
　　收集吴歌的另一个干将是刘复（半农），江阴人。他收集整理的《江阴船歌》（收在本书《吴歌戊集》中）比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还早一年。且看一首：
　　新打大船出大荡，大荡河里好风光。船要风光双只橹，姐要风光结识两个郎。
刘复还模拟民歌进行创作，他的《瓦釜集》就全是模拟的江阴民歌。后来他又将目光扩大到俗曲──不附乐曲的谓之歌谣，附有乐曲的即为俗曲。他除了自己收藏，又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集，并进行研究，编有《中国俗曲总目稿》。
　　周作人当然也是歌谣收集研究中的大干将，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猥亵的歌谣》中，反复强调收集民歌时不排斥猥亵的歌谣。这也可以说是歌谣研究者们的共同认识。起先在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尚要求“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而四年后发行《歌谣周刊》，新定章程第四条则说：
　　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
寄者加以甄择。于是周作人从《诗经》中的“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说到南唐李后主的“为奴出来难，教郎恣意怜”，再说到欧阳修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直到《圣经》中的《雅歌》一章（几乎全是露骨的情歌），以说明猥亵的成分“在文艺上极是常见，未必值得大惊小怪”，而对于猥亵的歌谣，“在研究者是一样的珍重的，所以我们对于猥亵的歌谣也是很想搜求，而且因为难得似乎又特别欢迎”。真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对于今天读者来说，也许最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大人物，都对吴歌之类的民间歌谣如此感兴趣？
　　按照刘复的意见，如果要研究一个民族特有的文明，要理解一个民族生活的真相，则民歌俗曲是“最真实最扼要的材料”：
　　因为这是蚩蚩者氓自己用来陶情适性的；他们既不比考生们对着考官对策，又不比
戏子们对着听众卖艺，……民歌俗曲中把语言、风土、艺术三件事全都包括了。
　　胡适则着眼于文学：“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而民歌俗曲可以作为方言文学的代表，自然就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抱着这样的观点，来读这本《吴歌·吴歌小史》，来体味八十年前大学者们的工作情景，真可令人别生遐想。
　　吴歌小史话当年，往事如烟已杳然，试唱吴声白苎曲，风流千古在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