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鲍曼的社会理论

Karin

解读鲍曼的社会理论

彼得•贝尔哈兹 著   郇建立 译  


　　此文的英文名是“Reading Zygmunt Bauman: looking for clues”，最初发表在Thesis Eleven杂志（1998年8月号），后收入彼得•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教授所编的The Bauman Reader（2001, Basil Blackwell）。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作者系作者授权译者翻译此文。作者系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译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摘要] 鲍曼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为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之一，然而，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既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本文不仅考察了鲍曼社会理论中的主要坐标，如现代性与后现代、社会学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同时，本文还指出，鲍曼的成功不仅源于其著作的批判或历史意识，也源于其著作的存在主义和人类学线索。

　　[关键词] 鲍曼 社会理论 现代性 后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Zygumnt Bauman）是谁？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生活在英国的利兹，却通过卫星看波兰电视台的节目。他涉猎过许多领域，并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写作。他的著作进入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既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即使像吉登斯（Tony Giddens）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把鲍曼描绘成出类拔萃的后现代理论家，然而，很少有人对鲍曼的著作进行评论或解说。因为鲍曼的社会学在遵守启发策略的同时也避开了体系；它追逐着碎片，并拒绝正统的观点。在我看来，这这种思想状况是出版和学术成功的关键。因此，许多读者和作者都熟悉鲍曼，但是他们却保持了沉默。瓦尔科（Ian Ivarcoe）和基尔明斯特（Richard Kilminister）率先打破了沉默，他们出版了一本纪念鲍曼诞辰70周年的论文集《文化、现代性与革命》（Varcoe and Kilminister，1996）；但是，这本论文集告诉我们更多的是阐释者，而非被阐释者；它犹如鲍曼写作的背景，在没有批判中心的前提下就开始传播。同时，贝斯特（Shaun Best）把鲍曼视为一个后现代的骗子，一匹披着后现代主义羊皮的现代主义的狼（Best，1998）。鲍曼的语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华丽；切耶特（Brian Cheyette）对犹太人的应用研究和迪肯（Bulent Diken）对丹麦的土耳其人的应用研究，都明显地受到了鲍曼著作的影响（Cheyette，1998; Diken，1998）。大西洋彼岸的学者也开始注意鲍曼，但是鲍曼在这里处于更加边缘的位置，这在塞德曼（Steven Seidaman）著作《有争议的知识》中可以看出（Seidaman，1995）。英国人的立场明显地体现在了拉什（Scott Lash）关于鲍曼对社群主义批判作出的回应中（Lash，1996），或托维尔（David Torevell）关于理性主义的文章中（Torevell，1995）。不过，乔阿斯（Hans Joas）和史密斯（Dennis Smith）都在《理论、文化与社会》上撰文赞美鲍曼的著作。我最近也出版了一本名为《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辩证法》的著作。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鲍曼的著作。

　　警惕侦探

　　学者们为什么会对鲍曼有不同的反应？谜是什么？对于社会理论的普通读者而言，鲍曼对社会学的贡献或许有两个关键的标志。第一个标志是《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鲍曼的这本书艰难地打破了沉默，因为鲍曼在此要传递的信息是，大屠杀对社会学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并不是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愿意听到的信息。第二个标志存在于鲍曼关于后现代的著作中。因为鲍曼普遍被认为是后现代的社会学家，不过我在这里要指出，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后现代的另一半就是现代，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是矛盾态度，而非“后现代”，构成了鲍曼著作的核心价值。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可以找出的标志，人们总是愿意把大屠杀和后现代同鲍曼联系在一起。只有考虑到解释学对于鲍曼思维方式的中心性，每一个概念才会通向另一个；大屠杀会通向社会学、现代性和伦理学；后现代会通向现代，尤其是会通向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通向一个接着一个，自由会通向依赖，无产阶级会通向消费者，观光者会通向流浪者，阐释者会通向立法者，道德会通向伦理学……鲍曼坚持遵循解释与理解的对话意象，无疑，这是他的读者们既被吸引又被激怒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既给你开了个玩笑，又希望你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休息片刻，然后再继续思考、谈话和聆听。

　　事实上，批判社会学的目的是揭开你的眼帘，而不是隔靴挠痒。因为要想学社会学，我们既要十分自信地知道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又要十分公正地把熟悉的事物视为陌生的事物，至少应该是或然的事物。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轻信教条，即使我们的本性倾向于这样做，即把特殊的事物普遍化，把意外事件必然化。当自我反思（包括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他者的批判）成为我们遵守的信条时，这些问题在社会学实践中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突出，更引人注目。鲍曼的声音通常是友好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读者应该是有道德的行动者。其原因在于，行动者归根结底要对人类状况承担责任。这是贯穿鲍曼著作的一个主题。

　　鲍曼的学术成就远远不是读者对大屠杀和后现代的热情就能包括的。迄今为止，鲍曼仅仅用英语出版的著作就有20余本。[1]此外，鲍曼还在Telos、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和Thesis Eleven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显然，鲍曼的研究策略旨在包括一切令人感兴趣的主题；这既是一个既定的计划，又是一个随机应变的计划，以至于最令人感兴趣的主题——优生学、艺术、性、犯罪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将很快出现。但是，这种多样性本身并不是鲍曼思想的全部魅力，因为另外的一些的主题始终贯穿着鲍曼的写作，这些主题横跨了确定性与秩序、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学，以及导致所有这些主题的矛盾态度。

　　情节的展开

　　尽管我们生活在马克思之后的20世纪中，但马克思的幽灵依旧伴随我们。鲍曼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不仅在1968年以后把葛兰西理解为伯明翰学派的先驱，而且在那一旧的批判理论传统中还把韦伯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因为韦伯、卢卡奇和西美尔都具有同样的魅力。波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属性意味着，它的实质具有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Weberian marxism）的典型特征，其主要的批判兴趣指向了普遍的支配，而不仅仅是特殊的阶级。毕竟，在波兰和整个中欧，当地的统治阶级并不是资本家：对于那些生活在说英语的文化中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是一个难解之谜。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的批判立场在鲍曼的一篇早期论文《现时代与现代马克思》之中可以清楚地被发现，该论文于1968年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批判张力是引人入胜的。因而，鲍曼早期用英语写的著作，譬如说《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并没有把社会主义描绘成生产的写照。如他所言，社会主义是现代性的反文化。鲍曼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由多种文化而构成的丰富的结合体，这也就是鲍曼在柏林墙倒塌后或自己逐渐变老时并没有远离它的原因；如果你把它留在身后，它就会像影子或迷路的羔羊一样跟随着你。我很快就会指出，反思性的著作转移到了现代的表面，以至于鲍曼的后现代主义是在当代是最人感兴趣的。惟有鲍曼被很好地放在了后现代，因为他在观念上并没有从社会或现代性的经济还原论出发。文化是首要的，即使马克思主义依旧是不可回避的。不过，经济从来没有从他的分析中消失，也没有遭受虐待。由此可见，鲍曼的著作避开了普遍盛行的现代/后现代这种二分法的风险，他在理论上没有以牺牲经济为代价而偏重文化，也没有以牺牲文化为代价而偏重经济。

　　在我看来，鲍曼著作的转折点是1987年出版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但是，1982年出版的《阶级的记忆》已经预示这样的转折。《阶级的记忆》的副标题指出了它的独特性和基本主题：阶级的产生和未来。在这本书中，鲍曼发展了《在阶级和精英之间》一书的观点，继续深入考察工业革命中英国民众的生活和劳工的状况。《阶级的记忆》有两个轴心，它试图说明，阶级会话不仅反映了过去的正式的、保守的斗争，又反映了战后的情况，这时，是局外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遭受了凯恩斯式的社会民主所推崇的社团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排斥。在此，鲍曼批判的实质涉及了世界的经济化、所有价值在商品社会中的重估及其在消费进程中的表现。然而，记忆犹如乌托邦，它指向了四面八方。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是浪漫的，而不是进步的或现代化的；它记起了其他的方式和不同的价值（Bauman，1982; Beilharz，1992）。

　　《阶级的记忆》使人们想起了汤姆森（Edward Thompson）的著作和70年代社会历史的复兴，但是，鲍曼在这里所关注的人物，与其说是被遗忘的汤姆森，不如说是福柯细长的身影。鲍曼把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所包含的历史社会学和汤姆森等人的著作结合起来，以便使人们关注工业主义有形的统治。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在此书中处于边缘的位置，犹如它在福柯伟大的著作中的位置。边沁、马克思、福柯和汤姆森在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中走在一起，当然，这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新的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统治。劳工斗争不是在这种统治内出现的，它一开始就是为了反对这种统治。只有到了20世纪，劳工才成为要求政治权利的有组织的劳动者；这反过来又涉及到了生产体系向消费体系的缓慢转型。知识社会学也在此浮出水面，并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是谁把这种排斥资本主义的画面视为最初的后现代主义？是谁把无产阶级培养成天堂里的狂怒者？这又是为了谁的利益？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对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康拉德（Konrad）和赛伦伊（Szelenyi）后来的著作《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继续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知识分子自圣西门以来就声称引导了社会发展；技术和社团主义在战后的出现在这种意义上属于旧调重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假定的解决方案，而且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这里的“问题”是不同的，它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诊断。然而，鲍曼在此关注的是工厂的诞生及其作为社会斗争或道德经济主要场所在20世纪的衰弱，换言之，他关注的是现代或工业文化，而不是诊所和学校。所有这一切都同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情感相符：问题本身是工业主义，而不是狭义上的资本主义；只有在后来，下面的观点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消费和欲望将取代生产和工作伦理，从而也将成为主导的社会动力。

　　惯常的嫌疑犯

　　鲍曼在此并没有引用西布鲁克（Jeremy Seabrook）的著作，事实上，西布鲁克《贫困的景致》直到1985年才出现，不过，二者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共鸣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表现得更加充分。在他们看来，贫困是现代的、反复出现的事物，但是，它在历史上不断变化：当工人阶级成了体系的一部分时，局内人和局外人取代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排斥和支配，犹如剥削和消费主义以及稍后的压抑与诱惑，依旧是鲍曼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鲍曼着重对启蒙，确切地说是启蒙者，进行了批判；因为作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描述遗漏了一部分行动，遗漏了一部分现代性的难题。现代性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计划。是知识分子或者启蒙者，设法不在展开的情节中出现，因为他们想把现代性的历史描述成工人与老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普通战役。

　　现代性是一个计划，而不是一个时期，而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始终是一个控制计划，换言之，是理性地控制自然的计划。然而，这种计划、设计和密谋导致了技术统治和大屠杀。知识分子变成了立法者，但是在这一进程中，他们放弃了他们应有的批判活动。国家这个中介不仅是这种主张的环境，也是实现其野心的场所。如果说现代性追求特定的秩序体系，那么，后现代性则涉及了多元化。现代知识分子渴望权力，渴望成为立法者；后现代知识分子渴望重新获得阐释的角色，想成为不同生活世界和体验的阐释者和转换者。嫌疑犯就在身边。问题就是我们自身。但是，这两种角色混合在了一起，而且必然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传统的动物。因而，现代性变成了一个传统，以至于现代主义——改变世界的欲望——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习性，至少是一种责任。鲍曼在这里的反应类似于罗蒂（Richard Rorty）的实用主义，但没有那一立场有时暗示的洋洋得意。然而，这里所出现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同福柯密不可分，同权力/知识共生现象这样的问题密不可分，而且，鲍曼通过利用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著作扩展了研究领域，因为我们是贪婪的知识的生产者、世界的塑造者，也就是说，我们是万物的开发者。鲍曼在这里与弗洛伊德和伊莱亚斯（Elias）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们看来，文明只有通过压抑才能获得；文明也是一种损失。哈贝马斯并没有出现在这里，当哈贝马斯从批判转向建构时，他就从鲍曼的视野中逐渐消失了，原因在于，完美沟通的阐释学在其著作中让位于体系建构的政治学时，它将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事实上，除了中期的福柯外，鲍曼还想起了阿多尔诺或者说《启蒙辩证法》。在阿多尔诺看来，许多建构措施都是危险的，因为技术或工具理性将统治一切，而且技术型知识分子也主张这样的统治。然而，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在此经过迪斯雷利（Disraeli）和西布鲁克，用“两个国家，两个标志：受压抑者”这样的标题而告终，他用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双重尾声来重申：不管在实际上还是在理论上，知识分子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

　　《立法者与阐释者》是鲍曼后现代转向的一个关键性的标志，然而，这种转向最明显地表现在了《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该书无疑是鲍曼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并深深地暗示了后现代理论家所面临的现代认同危机。《现代性与大屠杀》证明了珍妮纳•鲍曼给丈夫带来的灵感，珍妮纳以散文的形式在《晨冬》（1986）和《归属之梦》（1988）中讲述了她在波兰犹太社区的故事。如他们在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他们的著作是共生的。鲍曼写作《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学家——这些现代计划自豪的提出者——面对大屠杀这一现代性的后果，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功能失调，而是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鲍曼在此解释说，他最初把大屠杀视为特定悲剧的再现，而现在他视之为观看世界的框架。这种分析的后果是十分深刻的，因为这种看法的意义是，大屠杀表明了德国现代性的特定道路，如费赫（Feher）等人在《对需要的专政》（1982）指出的，斯大林主义并不是大倒退或者“残渣”，它是苏联式的现代性计划所导致的结果。换言之，现代性具有大屠杀的特征。

　　现代性的他者

　　鲍曼对大屠杀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它暗示了《后现代伦理学》的写作。鲍曼强有力的观点涉及到了这样的替代：一系列的官僚主义程序替代了对他者的接近，行为准则（包括纳粹的道德规范）替代了道德自治。更普遍的观点是，大屠杀既不是犹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犹太史上的一个事件；大屠杀发生在现代的、理性的社会之中，因此它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大屠杀具有现代现象的特征，它不能在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之外得以理解” （Bauman：1989：xiii），即使法西斯主义本身是偶然的政治事件。简言之，鲍曼把纳粹主义视为一个必然要发生的现代事件，而不是“德国的”事件。

　　对于鲍曼而言，道德麻木与我们所有的人有关，而不仅仅是与德国人或犹太人有关。我们都有这种变态的倾向，在技术日益先进的情况下更是这样。社会学在此也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它同其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分享了社会工程的热情。当然，现代性不是法西斯主义，也不是极权主义，但是，大屠杀只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这里，鲍曼的观点再次同《对需要的专政》一书的观点表现出一致，因为他把极权主义视为一种政治上精心挑选的需要，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逻辑和必需品。在最终解决方案以前，有针对犹太人的玻璃瓶之夜。但是，暴力政治依赖于现代技术的破坏手段，依赖于把决策进程分解为一系列零碎的决策程序。因此，当纳粹分子的现代性模型既能追求技术的发展、又能把犹太人视为排斥现代主义的同义词时，犹太人的消失或社会死亡就成了种族灭绝的前奏。最后，纳粹分子把他们自己当成了园丁；他们的梦想充满了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单一文化的色彩，以至于现代性和特定的现代主义成了反动分子进行革新的主要工具。

　　然而，鲍曼的政治目的是想超越阿多尔诺的观点：在阿多尔诺看来，全世界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天生的纳粹分子和它的受害者。犹如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鲍曼比较关注在秩序的提出者和接受者之间发挥作用的动力及其二者之间的鸿沟。在由于分工而出现的大量的微不足道的服从行为中，大屠杀是怎样在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参与罪恶？鲍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它贯穿于《后现代伦理学》。为什么个体行动者会服从恐怖分子？他们是怎样服从的？鲍曼在这里顺便提起了在社会学中与涂尔干相联系的过度社会化的概念。考虑到社会学长期逃避个体和个体责任这样的问题，这部分的批判具有特殊的颠覆力。如鲍曼所指出的，社会学的环境决定论意味着，个体行为问题总是会涉及到其他的事物，如教育、阶级、性、文化等。在鲍曼看来，罪恶是个体作出的一种选择，而不是精神上的“疯狂”。这种观点是很难得的。我们没有道德标准，只有行为准则；没有自制能力，只有必须遵守的规则。

　　恰恰是在这一主题中，鲍曼把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对他者的认识引进了他的著作。我不知道莱维纳斯在鲍曼著作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不过，莱维纳斯已经成了理论改造的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乔阿斯的伦理学始终对鲍曼的著作产生着影响，并且，鲍曼似乎总是用其他的思想家作为创作的源泉，而不是依赖于某一个思想家。海德格尔当然会出现在关于技术批判的争论中，但是，他的名字或许还不如德立达的名字出现得频繁，不过，鲍曼的计划并不是德立达式的，他吸取了许多思想家的思想。他使用了卡夫卡和塞朗（Cioran），使用了卡罗尔（John Carroll）和波德里亚（Baudrillard），使用了森尼特（Richard Sennett）和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使用了罗蒂和凯尔纳，使用了坎内蒂（Canetti）和亚特里（Attali），使用了巴赫金、布朗夏特（Blanchot）和博尔赫斯，使用了德赛特（De Certeau）和伊柯（Eco），使用了叔本华和斯泰纳（Stainer）。

　　在没有澄清问题以前，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名单继续写下去。有时，鲍曼对阿伦特的洞察力表现出很强的亲和力，无论在淡化社会和政治上，还是在极权主义的伦理性质和假设上，莫不如此。鲍曼的著作中不仅有海勒（Agnes Heller）和罗斯（Gillian Rose）的声音，也有缪瑟尔（Musil）、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踪影。像卡斯托里亚迪和莫林（Edgar Morin）这样的思想家在特定时刻成了鲍曼的救生圈。鲍曼使用了其他人的观念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譬如说，他的思想受益于他的妻子珍妮娜，受益于他的女儿艾琳娜在空间设计方面的体验，也受益于同波兰艺术家的重新联系。在一次同鲍曼的谈话中，我问了一个不可避免的、俗不可耐的学术问题：你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他对我说，他不知道；“我最近没有读到什么感兴趣的著作。” 鲍曼的著作更难以追踪，因为同一些其他的批判社会学家相比，鲍曼的著作缺乏体系性；当然，同卢曼和哈贝马斯相比，鲍曼的著作更难以预测。下一步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控制知识分子创造的欲更加难以管理，或者说更加没有意义了。不可预测性支配着一切；这既是令人高兴的，又是危险的。

　　鲍曼是否真的愿意用不可预测性、混乱、野蛮和狂欢来取代理性？我们应该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这或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可能的逻辑结论。鲍曼的逻辑对现代性和社会学提出了挑战，不过，确切地说，他对这些强迫性的选择和术语提出了挑战；毕竟，从卢梭到席勒再到马克思，这些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也是理性的支持者。如同越南的讽刺作家克劳斯（Karl Kraus），鲍曼也坚持认为，如果我必须在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愿放弃。因为像克劳斯一样，鲍曼不仅希望能以诙谐的方式给我们开个玩笑；他也想提醒我们，这些话是我们自身为了加深对传统的理解而创造出来的，它们犹如“非此即彼”的分类，是我们带着太阳帽的祖先在殖民人类学中或现代主义的博物馆中创造出来的，因而是武断而有害的。

　　完美的秩序

　　矛盾态度似乎是鲍曼社会学的一个关键主题。《现代性与矛盾态度》在鲍曼的著作中是最难懂的，犹如《现代性与大屠杀》或许是最伤感的。批判动力是持续的；但是《现代性与大屠杀》直截了当地指向了它的目标。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在于它疯狂地寻求完美的秩序：A就是A，它不能是B；所有的反常都必须毫无例外地进入主导的分类体系，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神圣的权威。当所有的事物都处于完美的状态时，地狱之门就会慢慢松开，也就是说，麻烦就会出现。矛盾态度就是这种疯狂的控制冲动的首要受害者（若没有它，我们将无法成为自己）。《现代性与矛盾态度》和《立法者与阐释者》在主题上的直接联系是分类的逻辑，即理性主义者对启蒙计划的主张。矛盾态度或反常通过分类而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为矛盾态度是一个事物有多个名字的可能性，是把一个物体或事件划分为多个类别的可能性。矛盾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尽管现代性（或现代主义）视之为反常。鲍曼的批判目标是阿多尔诺所说的同一性思维（identity-thinking）。主导的分类体系涉及到了符号暴力，因为它是建立在强迫的“非此即彼”这一模式之上的。现代性本身恰恰是这样的语言所指。鲍曼担忧这种秩序是野蛮的。“秩序的对立面不是另一个秩序：混乱是它的唯一选择”（Bauman，1991a：7）。现代性是一个充满了传统主义或稳定性的体系；为什么另一种秩序的概念或特性是无法得到的？原因在于，是苛刻，而不是宽容，变成了现代的规范（鲍曼继续说，宽容比它的对立面要好一些，因为它依旧是一个弱价值，而不是一个强价值——它会导致差别的同化，而不是差别的接受）。现代性的传统主义意味着，它没有能够实现自身激进的主张。

　　鲍曼观点的震撼力在于，矛盾态度被排挤到了现代性之外；它成了“现代性的废物”（Bauman，1991a：15）。可是，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它也是现代性的要素，因为矛盾态度还在持续发生，它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现代性对矛盾态度的攻击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达到了高潮，这种攻击源于社会工程改造社会的野心。社会工程的想象力就是它对完美和静止的追求（Bauman，1991a：39）。因此，乌托邦是一种没有实际根据的事物，它不是实际中可以获得的事态。对静止或完美的追求带着死神的味道；不管是在斯大林主义那里还是在纳粹主义那里，它都把受害者假定为一种障碍——前者把受害者假定为一个阶级（富农），后者把受害者假定为一个种族（犹太人）。《现代性与大屠杀》在各个方面都遵循这种观点，从而把陌生者的社会学描述成对秩序的违犯；因为陌生者是无法分类的。陌生者违犯了时空感。简言之，鲍曼对这种园艺化攻击的核心在于它的有机体论；因此，鲍曼的著作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浪漫主义，并因此而被遗弃。如他所言，现代性本身就具有矛盾态度的，因为它也是对这种稳定性（命运和先赋）的反叛。从这种意义上看，现代性在根本上是矛盾的（Bauman，1991a：69）；可以说，后现代性是没有幻觉的现代性（Bauman，1993：32）。鲍曼的热情在弱后现代性和强后现代性之间摇摆：弱后现代性意味着，后现代性是现代性之内的一种精神状态；强后现代性意味着，后现代性是多元的、开放的和创新的（尽管这些也都是现代主义本身的特征）。后现代性意味着从现代的或现代主义的梦想中醒来。

　　这里关于矛盾态度的观点引发了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他者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被同化，而这种看法是同《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关于他者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社会同化或排斥了他者（Bauman，1997：18）。然而，鲍曼也想指出，陌生者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陌生者。鲍曼在此借用卢曼和马费索里（Maffesoli）来继续说明，在归属、分化、多种认同和新自由主义之后，即在想象的共同体之后，什么将会发生？在这样做时，鲍曼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批判立场；他也没有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也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因为一些人比另外的一些人更无家可归。《现代性与矛盾态度》以新穷人的出现和我们对他们的冷漠而告终。“后现代的宽容极其容易堕落成富人和强者的自私”（Bauman，1991：259）。因此，这种对现代性进行的最猛烈的批判最终把社会主义重新视为“现代性的最后一站”，即现代性的反文化，并警惕社会工程的实践；社会工程是否总是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更坏？因为任何政治立场都有代价，抑制社会工程的实施也是这样。现代性依旧是一个计划，一个未竟的计划，不过，也只能如此，因为它是无法实现的（Beiharz，1994；1997）。这表明鲍曼部分地认可了哈贝马斯的看法。

　　社会学与社会改良

　　总体而言，社会学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现代性计划；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鲍曼对社会学和后现代社会学作出了区分。在社会学中，我们是否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后现代社会学和后现代性的社会学之间作出选择？（Bauman，in Beilharz，Robinson，Rundell，1992）后现代的社会学信奉后现代时刻；而后现代性的社会学把这种现象视为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而非一种解释。然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社会学——现代性——当然恰恰也是需要解释的，后现代形式并没简单地再现现代性或现代主义。因而，对于后现代社会学，尤其是现代性和社会学，我们在现实中能采取的唯一立场就是矛盾态度本身，因为鲍曼把社会主义或社会学后现代化了，但并没有放弃它们，即使它们如此彻底而恶劣地破灭了我们的希望，即使它们变成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简单的选择，我们不可能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作出时髦而多余的选择。

　　社会学本身也受到了矛盾态度的怂恿，它在历史上经常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摇摆不定；社会学当然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甚至也不会认同社会主义，但是二者总是交织在一起，并且每一个都对国家怀有深深的矛盾态度。社会学总是犹豫不决：它到底是为国家的改革事业更好地服务呢，还是应该同养育了它的国家保持批判的立场呢？因而，社会学的部分议程超越了我们的控制。有时候，改革的冲动占据了我们的精力；而在另外的一些时候，社会学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痛斥它屈服于国家的控制策略。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对对社会学的态度是矛盾的，而不仅仅是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态度是矛盾的。

　　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境遇没有什么不同。这里奇怪的是，总是有一些人用现代性、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来反对相应的幽灵，即后现代性、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攻击源泉，但是，韦伯才是真正的现代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前现代的，因为它在逻辑上是单线的：社会就是经济。这在鲍曼眼里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不仅因为它是自言自语的，也因为它把政治经济学置于市民社会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批评了经济形态的现代性，但是现代主义（也就是说浪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多的批判，而且毫无疑问，现代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进入了20世纪。这里谈论的不是结构主义或什么后结构主义。严格地说，结构主义与其说涉及了经济或文化，不如说是涉及了知识取向，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杜撰历史。

　　然而，人类度过了幻觉，如鲍曼所言，后现代态度可能是没有幻觉的现代性；或许，我们只能生活在没有什么破坏性的、后浮士德式的幻觉中。鲍曼随后在《后现代伦理学》中所展开的，与其说是现代的，不如说是后现代的。现代性用国家或“社会”取代了社交（the sociable）、道德和终极的伦理法则。然而，对鲍曼来说，回归之路曲折地指向了乔阿斯、莱维纳斯和洛格斯特拉普（Lфgstrup），而非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如《生活在碎片之中》所显示的，这里有一条存在主义的弧光，它再次指向了鲍曼早期著作中的萨特和加缪，而且或许同海勒而非卡斯托里亚迪比较接近。鲍曼和莱维纳斯的差别是，在鲍曼看来，社交依赖于二人团体，但并不能还原成它；这里肯定有第三方，它或许是自由的，或许是依附的，以至于《生活在碎片之中》再次返回到了所有先前的主题，如陌生者、知识分子、种族主义、残忍、部落等。而随后的《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的基调显然是后现代的，它既蔑视后现代政治对社会排斥这一事实的冷漠，又赞美后现代在艺术领域的发展。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之后，后现代似乎再次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如果这本书的基调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先前著作的话，这是反映了鲍曼自身的回归：他恢复了同波兰华沙大学同仁们的联系；他的参照系更多是波兰作品，在艺术领域更是这样。在波兰，艺术不仅承担着创造的使命，也承担着批判的使命。向后现代艺术说“不”，就是向我们自身说不；任何人都不得不接受后现代艺术。然而，他们依然在痛苦地流浪着。犹如解放的后现代主义，虚假的全球化也是一个幻觉。

　　尾声：走下楼梯

　　如果说我们不再有幻觉，那么，我们是凭借常识或日常智力而做到这一点的。这也是鲍曼著作的一个持续的潜流。不管我们喜欢与否，社会改良者总想使我们过得更好；当他们主张在政治上为我们立法，或者依靠他们对日常生活的资源的控制在经济上为我们立法时，这些空想的社会改良就变得日益困难。然而，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约束内，我们依旧从事着我们的工作。鲍曼在其优秀的教科书《社会学式地思考》（1990）的倒数第二章抓住了这种感觉的形式和内容。这本书的声音依旧是对话式的，它回顾了解释风格，回顾了现代性的历史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的消极作用和在《阐释学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的积极意义。这一章的标题是“家常事”，它讲述了日常自治的困难，并试图在你的家中安装一个耐用的电子开关。专业化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它在各个方面都类似于打扫地板、修理草地、剪裁树枝、做饭或洗刷盘子。在所有这些程序中，专家都接管、完善和改进了这些技巧”（Bauman，1990：199）。不管是在社会学中，还是在我们的日常技巧中，我们对越来越少的事物知道的越来越多；过分专业化不仅减少了人类交往，也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白痴，并使我们接受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

　　作为鲍曼家的客人，有一天早晨，我在下楼时看见鲍曼正在扫地。他会意地看着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情景：我们每天都打扫，灰尘每天都会落下，于是，我们继续打扫，不过，只有在现在，也就是在后现代时代，我们才有意识地这样做；我们不再相信，打扫的房间就永远干净。如我在前面指出的，鲍曼的著作中有一个存在主义的线索，不过，他的著作中还有另一条线索，这就是人类学的线索：它不仅重视日常生活及其规则，而且也承认日常生活的困难。这暗示我去想，社会学既是最具洞察力的学科，也是最普通的学科。因为鲍曼在这方面传递的信息是简单的。与其说我们应该相信混乱，不如说我们应该利用身边普通的生活素材，去创造我们自身的秩序，去创建我们自身的伦理规范。恰恰是在对他人的关爱中，而不是在对崇高和终极的主张中，我们表现出了博爱。我们依旧有可能团结起来，至少能够按照理想的方式去行动。鲍曼著作的奇妙和持续的想象力或许构成了这一切：鲍曼不仅告诉了我们许多可怕的故事，也期望我们做得更好。我们需要留心现代性的灾难，以便理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处于困境之中。社会学在鲍曼的著作中使我们成为主体，它既关注最小的生活细节，又关注最大的、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恰恰是这种世界与个体的结合以及二者之间的一切，揭示了我们现代人所具有的深刻的矛盾感：我们不仅对共同的过去具有矛盾感，对未来也是这样。对鲍曼而言，矛盾态度是普遍存在的；我们都是有矛盾态度的人。表面上永恒的社会机构，在现实中依旧都是很脆弱的；我们有能力创建社会团结，有能力寻求一个好的社会。责任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不管是我们是社会学家还是公民，我们都应像思想家和行动者那样尽力去做。

   
　　参考文献 略

　　[1] 译者在此删去了贝尔哈兹对鲍曼著作的列举。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