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本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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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与本体的共存悖论：关于人类学中“文本”与“世界”的关系的反思



关键词：文本 世界 能指 所指 镜象理论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界对文本真实性的普遍怀疑，从人类学学科的文本写作方式、语言学中关于能指与所指的研究以及拉康的镜象理论多角度探讨了文本与世界的关系，揭示了文本与世界、建构与本体的悖论统一现象，提出了对人类学中文本与世界关系的反思。

一、        人类学中“文本”的相关概念。
在人类学中，对“文本”一词长期以来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传统的民族志写作主要着重于民族志工作者对当地的“观察”和“描写”，最终形成一个可读的“文本”（ethnography）；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研究中的表演理论认为，文本的形成由“记录”与“报告”两部分组成，可简单表述为： Text＝Record＋Report；阐释人类学派则“倡导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描写的系统，它既可以是文字的，亦可以是行为学意义上的——‘文化即文本’” 。从以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不管文本的定义如何，其目标是一致的——即“反映世界”或“还原世界”，文本的最终使命是指向世界本身。
二、        对于“文本”真实性的怀疑：文本真的能反映世界吗？
自19世纪以来，尤其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对田野调查的身体力行的倡导下，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式一直是人类学家在其研究对象的目的地进行田野调查（fieldwork），通过观察、认知、描写，最终形成一个“文本”，以求真实的反映观察对象所在的世界。应该承认，这种建立在深入目的地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出的文本比之人类学早期的“太师椅上的遥想”更具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然而，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文本的真实性就不断的受到挑战和怀疑。尤其是在两位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和弗累曼在同一地点的不同时期作田野调查而得出两个截然相反的“文本”，在人类学界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写文化”大论争，Clifford和Marcus合编的《写文化》（1986）一书的出版，写文化（writing culture）、造历史(making history)、创传统(creating tradition)三个三位一体的概念的提出，更是使得人们对文本的真实性产生了根本的怀疑：文本真的能如实反映世界吗？
三、人类学文本写作的观察角度对差异性形成的影响。
众所周知，传统的人类学文本的写作具有两大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即“主位观察法”和“客位观察法”。前者提倡以文化持有者的眼光来观察描写对象，强调文化承担者本身的认知，是一种由内向外的观察，代表着文化持有者内部的世界观；而后者着强调科学的、客观、冷静的观察，是一种由外向内的观察，它代表着用外来的观念来认知、剖析异己的文化。这两种方法都各有其优缺点，它们的思维方式对文本的写作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对同一世界最终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本。“主位观察法”以文化持有者的眼光来进行观察，固然有助于对观察对象所处的世界的深入理解，更容易达成达成一种理解性的认识，然而一旦文本形成后，文本的主要阅读对象却并不是文本中的“文化持有者”，而是处在外部世界的他者，这样以“文化持有者”的眼光来描写“文化持有者”，最终的文本阅读者却是“他者”，在文本与他者之间，始终有一层隔膜，他者对文化持有者的世界始终感到难以真正理解；以之相反，“客位观察法”以他者的眼光观察和描写文化持有者的世界，文本的最终阅读对象也是他者，虽然在文本阅读过程中易于理解，然而它对文化持有者的真实世界的解读又值得怀疑。就文本与读者的关系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对文本的分类 ，将“主位观察法”形成的文本称之为“可写的文本”，虽更接近文化持有者内部世界的真实，但也更容易造成对文本理解的断裂；将“客位观察法”形成的文本称之为“可读的文本”，虽更易产生阅读的愉悦和对文本意义的把握，但其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的科学描写是否达到了真正的理解也更值得怀疑。前者的断裂主要产生在读者与文本之间，后者的断裂主要产生在文本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之间，显然两种文本都很难如实的反映世界。
文本创作者的观察角度对文本形成的影响，及主位和客位两种观察法明显暴露出的各自的不足使得人类学学者进一步思考一种理想的观察方法，在这一探索中，阐释人类学派似乎是找到了一种理想的观察角度：即既非当地人也非观察者，既非主位也非客位的研究方法。然而这一既非我者也非他者的观察位置或者说观察身份真的存在吗？至少在哲学上看是不可能找到这样一种位置的，就连阐释人类学派的开创者吉尔兹对人类学的最大贡献也并不在于这一观察方法的提出，而在于他对于地方性知识和深度描写的倡导。而地方性知识和深度描写所要求的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来观察和描写对象,实际上和主位观察法倡导的文化承担者本身的认知（emic）是较为接近的。
四、符号、能指、所指：语言学中的“文本”与“世界”。
纵观20世纪的学科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人类学学科本身的研究方法、写作方式等对文本的形成具有影响，其他学科诸如语言学、哲学、文学等都先后注意到了文本与世界脱节的问题，引起这场革命的最初是在语言学领域。
1916年，在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学生根据他讲课时的笔记，整理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对后来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颠覆了以前关于语言的传统观念，认为“它假定有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概念，它没有告诉我们名称按本质来说是声音的还是心理的……最后，它会使人想到名称和事物的联系是一项非常简单的作业，而事实上决不是这样。但是这种天真的看法却可以使我们接近真理。” 索绪尔建议用符号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指代概念和音响形象， 在索绪尔看来，“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与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显然，按照索绪尔的这种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推论下去，文本与世界的关系是极其危险的，以致于最终将走向分裂。照索绪尔的观点看来，语言的意义并不在于对象本身，创造意义的是语言的差异性结构或语词的形式，最终表现为一种音响形象。而文本恰是这种音响形象的符号载体，文本最终形成的只是由语言中自身的结构和语法规则的随意性组成的能指，文本实际上把实在、所指、意义、观念、概念排斥在研究领域之外，而研究文字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意义差异，而语言符号的差异性最终将使世界的本身意义（所指）变形，或者无限期地延长所指的实现过程。照此看来，文本与世界的关系不是越来越近，在某种意义上是越走越远了。但由于人们先假设了语言与意义的同一性，因此造成了一种文本还原世界的假象。.“正是在索绪尔那里，发生了一场认识论的变革：类比取代了进化论，伪造（imitation,这个词还有模拟、模仿之意）代替了派生。” 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索绪尔所指的文本都是一种“可写的文本”，它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对世界所指理解的断裂。
五、从拉康的镜象理论看文本与世界的关系。
法国结构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1901—1981)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的关于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研究，将索绪尔的语言研究成果运用于精神分析领域，提出了著名的“镜象理论”。 在这一理论中，我们大致可以把我者对自身的认识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异己阶段、辨识阶段、认同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我者是看不见自身的，他对自身的认识只有通过他者的反映——即文本 ——来连接。这正如文化持有者因为生在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中，因而对自身的认识是反映迟钝的，无意识的。这种意识的唤醒必须通过他者来实现，即借助于文本这一工具来反映世界。但在这一阶段，我者是把文本的反映当作异己来看待的，并不认为它就是文化持有者的世界本身。在第二个辨识阶段中，我者逐渐认清了文本的内容并非与己无关的他者，而是我者的一种图象，一种镜象反映。它既是对我者世界的反映，然而又非我者。这种文本在形成过程中易受到外界世界的干扰，但表面上看是无意识的，然而无意识中却隐藏着有意识，他者的有意识作用于文本，实际上已经改变我者世界最初的所指异化了，只不过不容易被我者意识到。在最后一个阶段，我者逐渐接受了文本中的内容就是自己，并且按照这个文本来构建我者所处的世界本身。在整个这一连续的过程中，文本和世界似乎最终达成了统一，我者最终也认为文本即是世界，但其中却隐含着建构的危机，即我们所说的“写文化”。尤其是在最后一个认同阶段，我者接受了文本就是世界这一观念，并按照文本的能指来建构自身的身份和世界所指。文本在建构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建构自身。以其称之为认同阶段，倒不如称之为建构阶段更为恰当。这里世界被文本所异化了，但这种异化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异化本身，而在于文化持有者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异化，而把异化了的世界当作世界本身。
六、建构与本体的共存悖论——关于文本与世界关系的反思。
以上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文本与世界的关系，不难发现在这些不同的思维轨迹中贯穿着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建构与本体、能指与所指、文本与世界的同存。在这些对应关系中，能指是符号的权威，而意义本身却在所指；文本是语言的持有者，而世界是文化的持有者——但世界本身是沉默的，喋喋不休的表述世界的只有文本。就生存哲学而言，两者必须互为唇齿才能求得生存。于是我们看到的文本与世界就像是一对联体婴儿，总是同时出现。但我们仍要问，究竟是文本还原了世界还是世界通过文本建构了自身？文本的最终目标（the end of the text）是还原世界，但它能否达到这一终极目标，或者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只是一个死去的文本，一个离鲜活世界越走越远的的文本？ 无论如何，这种建构和本体的共存悖论使我们对这一目标的实现始终感到难以信任。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达到文本与世界的真正同一，永远也无法还原一个真正的世界，但作为人类学工作者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尽量减少文本与世界的异化，尽量地接近真实，而非在二者之间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