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中传统文化精华的解放

Karin

古文字中传统文化精华的解放


林之达
  
     传播学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引进到中国大陆以来,两岸三地的传播学者一直在探索传播学的中国化问题,并为此召开了几次研讨会。我比较赞同大多数学者的这样一个观点,即传播学的中国化有两大任务:一是根据中国国情,把国外传播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解决中国传播问题;二是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在几千年的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以丰富人类传播理论宝库。
   
    在如何完成第二个任务的思考上有两条思路:一是普通的思路,即从全部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文献中系统收集、整理、提炼传播理论;另一条是1997年11月我在厦门大学召开的有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研讨会”上提出的新思路:考察我国传统文化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着什么特殊困难、特殊矛盾,他们是如何克服这些特殊困难、化解这些特殊矛盾而取得惊人的传播效果的。
   
    根据新思路,我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面临的第一个特殊传播困难、特殊传播矛盾就是:如何跨越万丈文盲、半文盲深渊,把深奥难懂的古代典籍中的思想观念传播并深入到处于文盲、半文盲的广大民众中,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播效果?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如《尚书》、《老子》、《论语》、《孟子》、《左传》、《墨子》、《韩非子》、《荀子》等,都是用深奥的古文字写成的,即使是识字的人,如没有一定的古汉语功底也是难以读懂的。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经典著作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如“满招损,谦受益”、“克勤克俭”(《尚书·大禹谟》),“名正言顺”(《论语·子路》),颂扬公而忘私的“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离娄下》)等等内容,却传播到了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千千万万穷苦老百姓当中,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面对深奥的古文字与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受众这一奇特矛盾,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们竟能取得如此奇特的传播效果,其诀窍是什么呢?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
   
    一、文字传播作用于心理的特点
   
    为什么要先从这里谈起?因为传播不能直接产生社会经济效益,正像电流不能直接做功,它必须通过电灯、电炉、电动机之类的能量转换器,将电能转换成光能、热能、动能之后才能做功一样,传播中的信息流也不能直接做功,它必须先通过受传者的心理,将余也鲁教授发现的“高度浓缩了的信息能”转换成受传者的动力(欲望、动机、理想、抱负等精神冲动力量及其理智制动力量)和能力(知识、经验等智力和技能)。这些由传播中的信息能转化来的动力和能力外化为受传者的言行作用于社会,才间接产生了传播的社会经济效益。由此我们提出了两个观点或两个假设:
    1.传播的作用点是受传者心理。
   
    2.心理是传播中“高度浓缩了的信息能”的唯一能量转换器。既然传播的作用点是心理,而且要通过心理将传播中的信息能转换成受传者的精神动力和能力,才可能进一步实现传播的社会效果,所以,谈文字传播及其效果就不能不先谈谈文字传播作用于受传者心理的特点,谈文字传播的转换,就不能不谈以同一标准与文字传播同时划分出来的其它几类传播。
   
    为了便于考察传播对心理的作用机制,我们以传播中的信息转换成什么信号,通过什么感觉器官作用于大脑为标准,把传播划分为声音传播(或称口头传播)、形象传播(或称直观传播)、文字传播和综合传播四类。它们各自的内涵如下:
   
    声音传播(口头传播)是将传播内容转换成声音信号,通过受传者的听觉器官作用其大脑的传播。
   
    形象传播(直观传播)是将传播内容转换成光信号,通过受传者的视觉器官作用其大脑的传播。
   
    文字传播是将表征传播内容的词的符号转换成光信号,通过受传者的视觉器官作用其大脑的传播。
   
    综合传播是将传播内容同时转换成声音的、光的或其它信号(如盲文),通过受传者的听觉、视觉或其它感觉器官(如触觉)作用其大脑的传播。
   
    文字传播与其它几种传播比较起来,在作用于受传者的心理方面有它的优势和弱点:
    由无生命的抽象的文字转换成的光信号,就不如发自肺腑的声音信号富于抑扬与顿挫、高昂与低沉、铿锵与轻柔、急促与缓慢的多变化的表现力。因此,反映同一传播内容的文字传播就不如声音传播(或口头传播)传情、传神、感人,特别是直接口头传播(如谈心、座谈、对话、演讲、答记者问等),不仅可以给受传者提供更多实事材料以增强受传者对传播内容的印象,而且,还可根据受传者的反馈(提问、要求或面部表情等等)及时调节传播的速度、次数、内容、方式和时间,使直接声音传播更具针对性,更能满足受传者的心理需要,更能解决受传者具体的活的思想认识和情感态度问题;另一方面,传播者在进行文字传播时比进行口头传播时考虑得更周密,思维更有条理,用词更准确,因而,文字传播比口头传播更能准确地表达传播内容的精神,减少传播的歧义和受传者的误解。由于声音转瞬即逝,文字固定难变,所以,文字传播比起口头传播来,更能使受传者可以自由地控制接受传播的速度、次数和时间,受传者对传播内容中的某一部分、某一句话不清楚,还可反复阅读,加深理解。
   
    直观传播比起文字传播来,形象、生动、具体,一目了然,不仅减少传播者在描述传播内容和受传者根据描述而进行想像时的繁杂、失真、走样,而且给受传者“百闻不如一见”的真实感。当然,文字作为表征概念的词的符号,比起仅反映事物表面形象的直观传播来,更多地要求受传者运用逻辑思维,因而更便于受传者把握传播内容的本质。受传者仅凭直观传播提供的表面形象要把握传播内容的本质,还需自己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思索、提炼才成。与口头传播、直观传播比较,文字传播的最大弱点是以受传者识字为前提。口头传播、直观传播不受对象文化程度的限制,从文盲到教授都可不同程度地接受、理解其传播内容。而文字传播却囿于非文盲的有限受众中,我国古代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文盲,文字传播对他们不能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们就巧妙地把文字传播加工、转换成口头传播、综合传播和直观传播。本文只谈前者,至于如何把文字传播加工、转换成直观传播,限于篇幅,留待另文交待。
   
    二、经典→话本→演说
   
    由于古文严重脱离民间语言,如果一个精通古文的热心传播者指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一经典著作,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不识字的老百姓听,他们是绝对听不懂的,即使这位传播者对每个字作些解释,老百姓对这种干巴巴的传播也会大倒胃口,不感兴趣。这就是说将经典著作的文字简单生硬地直接转换成声音向老百姓传播是行不通的。
   
    怎么办?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们长期摸索出一个妙法就是加工,其程序如下:
   
    第一步,由书会先生或书铺中人针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情趣、审美需要,把经典著作中的道德观、价值观、政治观、人生观、世界观溶化在具体的人物、事件中,这些人物、事件艺术加工成形象、生动,有血有肉,感人肺腑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用老百姓的语言写成一本本通俗易懂的话本。如《封神榜》、《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全像列国志平话》、《英烈传》、《西汉通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演义》、《说唐》、《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全传》、《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全传》、《大唐三藏取经平话》、《大宋中兴岳王传》、《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清平山堂话本》、《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长篇话本、短篇话本集。据不完全统计,这些话本有1056种。单是南宋说书人常用的话本也有108种。这些话本内容大都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如在元代刻印的《新刊金相平话秦并六国》的中卷里,有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其情节与《史记·刺客列传》完全相同。
   
    第二步,由说书人依据话本在文化娱乐休息场所向广大听众演说。这些说书人与书会先生有所不同。书会先生“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夷坚志》无有不鉴,《秀莹集》所载皆通”。他们不是那种闭门读书,迂阔不达时务的传统文人,而是既通经典,又懂天文、地理等各种科学知识,熟悉老百姓生活、情趣和通俗小说程式的多才多艺、机敏开朗的文人。他们熟透两头———经典和民情,所以,能够将经典中的内容加工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本,在说书人与经典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说书人则不一定精通经典,他们主要特长就在于有非凡的演讲艺术,在将话本的文字转换成声音向听众传播时,绘声绘色,能深深地吸引、感动听众:“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慎;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明末有个说书家莫后光,“三伏时每寓萧寺,说《西游》、《水浒》,听者当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得力于评话家柳敬亭一流人,善揣摩社会心理,就书(话本)中记载,为之穷形极相,描头添足,令听者眉色飞舞,不肯间断”致使“妇孺皆耳熟详矣”。正是一批又一批优秀说书人,一代又一代地宣讲传统话本，使“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之事,无不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讼言不倦”。请看,深藏在经典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被开发出来,加工成适合民众“口味”的“美味佳肴”后,传播效果是多么的好啊,老百姓不但熟悉了这些融汇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人物、事件,而且,还为这些人物、事件中的是非争论不休,而争论乃是传播效果的拓展和深化。
   
    经典→话本→演说,这是我国历史上跨越万丈文盲深渊上的一座传播大桥,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中的各种思想观念就是取道这座大桥才传到了寻常百姓家,使妇孺皆知。
   
    三、经典→脚本→表演
   
    把经典中深奥难懂的古文加工成通俗易懂的话本,再将话本的文字巧妙地转换成声音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确实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文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辟了一条通向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心灵的传播大道。但是,人民群众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只知其情不见其境,还得想像传播者口头叙述的人物形象、事件情境。而不同的受传者由于个体经验、文化水平、人生阅历、价值观、道德观的不同,对同一传播者传播的同一内容的想像也不尽相同甚至极不相同。可见,仅仅靠单一的声音传播,在受众中所产生的传播效果是千差万别的。
   
    如何减少这种差别呢?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们想出的办法是,将经典著作中的内容最终同时转换成声音和光信号,通过受传者的听觉和视觉器官作用其大脑,使受传者既闻其声又见其人,既知其情又见其境,减少想像时的走样和歧变。其具体步骤是:
   
    第一步,也是由书会先生或书会才人或剧作家,将经典著作中的内容加工成通俗易懂的戏剧脚本。这些脚本内容十分广泛,有取材于经典著作的,如《东郭记》(取材于《孟子》)、《将相和》、《易水寒》(取材于《史记》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和《刺客列传》)、《汉宫秋》(取材于《史记》的《匈奴列传》和《汉书·元帝纪》)、《赵氏孤儿》(取材于《左传·宣公十五年》和《史记》的《赵世家》)、《读离骚》(取材于《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白兔记》(取材于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还有《楚昭公疏者下船》、《单刀会》、《刘玄德独赴襄阳会》、《汉高祖濯足气英布》、《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空城计》、《失街亭》等等都是书会先生或书会才人或剧作家依据某种典籍提供的一丁点儿线索,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有的脚本虽取材于民间传说,但书会先生或书会才人或剧作家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来塑造剧中人,如《铡美案》、《天仙配》、《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琵琶记》、《窦娥冤》、《孝义士赵礼让肥》、《争报恩三虎下山》、《打渔?家》、《目连救母》这类传统剧目数不胜数,单是京剧保存的传统剧就有1120余出,更何况,除京剧之外还有豫剧、浙剧、越剧、陕剧、湘剧、汉剧、川剧、楚剧、闽剧、沪剧等,地方剧种各自保留的传统剧目就更不计其数了。
   
    这些剧目的作者们创作的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例如清康熙年间的剧作家李渔,在其专著《一家言》中的“闲情偶寄”部分说,戏剧要写得浅显,使“读书人和不读书人以及妇人及小儿都能同看”;要“直说明言”,如果使人费解或要深思后才懂,就不算好的脚本。他还认为,写剧本必须联系舞台,他自己写剧本时,“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由直书,否则搁笔”。他认为戏剧的神圣使命就是“劝善惩恶”,因老百姓“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戏剧,“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像这样,从“劝善惩恶”出发,创作时处处为“识字知书者少”的老百姓着想的严肃认真的剧作家何止李渔一人,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汤显祖直至写了爱
    国主义历史剧《屈原》的郭沫若,我们民族有多少优秀的书会先生、书会才人、剧作家,一生为传播传统文化而呕心沥血,仅关汉卿创作的剧目就有67种。
   
    第二步,由戏剧演员将剧目脚本描写的人物、事件再现于舞台。由于舞台表演作用于受传者的生理心理机制是将脚本的文字同时转换成光和声音信号,通过受传者的视觉器官、听觉器官作用其心理,使受传者既闻其声又见其人,既领其情又观其境,其印象就比单纯的口头传播或文字传播所产生的印象更生动,更具体,更深刻更难忘,传播效果也就更好。所以,清人觚庵说“《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更“得力于梨园子弟,如《凤仪亭》《空城计》、《定军山》、《火烧连营》、《七擒孟获等著名之剧何止数千,袍笏登场,粉墨杂演”展示“忠奸,足使当场数百人同时感触而增记忆”。其实,不只是《三国演义》一书如此一切文字传播的内容一旦加工成戏剧来表演,就会大大增强“普及于社会”的传播能力。有了好的剧目脚本,还必须有好的演员才会有好的传播效果。不同演员扮演同一剧目里的同一角色会有不同的传播效果,就是同一演员先后扮演同一角色,其传播效果也随着他的表演功力的变化而变化。明代有个名叫颜可观的演员,先扮演《赵氏孤儿》一剧中的公孙杵臼,演完之后,观众一点反映也没有。他回到家里,左手捋须,右手打自己的嘴巴,惩罚自己用功不力,然后对着穿衣镜,抱着一个木雕孤儿,一面哭,一面念唱。练习了很久很久,再出演,千百观众都为之痛苦失声。很多演员为了把角色演得逼真、感人,不辞辛苦,爬山涉水,深入到生活中观察角色所表征的人物,长年累月揣摩人物的心态、习惯及个性特色。明末,南京有名叫“兴化部”和“华林部”的两个著名戏班,有一次两个戏班对台都演《鸣凤记》。观众评论说,兴化部戏班演的严嵩不如华林部戏班演得好。兴化部戏班演严嵩的演员马锦听到后,立即改换服装到北京,投身到某相国的门下充当一名走卒,每天仔细观察这位相国的举止神态,模仿其语言,历时三年,再回南京登台演严嵩,把个相国的“味”全给演出来了,华林部演严嵩的演员也来看了,很有感触地向马锦拜服:“马兄真把严嵩演活了!佩服,佩服。”由于演员全身心投入角色,演得“兴会淋漓”,使看的人“觉得分外津津有味”。有的受传者甚至被剧情陶醉到“令人欲仙欲死”的程度。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的内容被加工成戏剧来表演,可收到传神、传情、感人的传播效果。
   
    经典→脚本→表演,这是我国历史上跨越万丈文盲深渊的又一座更宽广的传播大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就是通过这座大桥才传到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心灵中发芽、生根、开花的。小结在我国传播史上有一道难题,摆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们的面前:如何跨越万丈文盲深渊,把深奥难懂的古代典籍中的思想观念深入民心,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播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们探索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
   
    第一,将深奥难懂的古代典籍中的内容加工成“话本”、“脚本”。这些“话本”、“脚本”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是适合民众审美情趣的文化“美味佳肴”。
   
    第二,根据口头传播、直观传播、文字传播、综合传播作用于心理的特点,将文字传播的“话本”转换成口头传播;将文字传播的“脚本”转换成综合传播。
   
    这样,就把禁锢在古代典籍里的传统文化精华解放出来,让还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千千万万民众也可以接受、理解、吸收,并发扬光大。
   
    既然是适合民众“胃口”的“美味佳肴”,而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广大民众又可能“品尝”,这就出现了中华民族全民“津津有味”地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播效果。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  

转引自四川社会科学在线    网站编辑：陈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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