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着明白装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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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着明白装糊涂

乐朋　

　板桥先生云，难得糊涂。但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其实是个明白人。看破官场腐败、肮脏的他，辞官回乡，写诗作画为生，潇洒人生，以怪驰名。这是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

　　读三联书店出版的《帝国的回忆》，方知另有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其主角，乃是晚清第一重臣的中堂大人李鸿章。

　　1896年9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访美期间接爱《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在回答关于是否赞成把欧美报纸介绍到大清国的提问时，李大人作了绝妙的陈辞：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滔滔不绝的高论，金蝉脱壳的妙招。李鸿章对中西新闻媒体的剖析头头是道。在百多年前能如此明白中外报纸的，又能将媒体与文明的关系表述得如此清晰，赏给精通洋务的李鸿章一顶传媒学博士帽，也不算辱没了高贵的新闻殿堂。

　　可是，花言巧语的李鸿章在陈辞里打了埋伏：把报纸不说真话的过错和责任加于编辑，似乎是编辑职业群体的素质问题，借以掩饰讲真话“十分吝啬”的真正原因，即专制制度的淫威与大清国政治文明的落后。其回答，一方面奉承西方报纸和西方记者，一方面却转移视线，把问题的实质搪而塞之。这一石二鸟的手段，如不是李鸿章这等干练的外交官、当官成精的角色，安得有乎!中堂大人揣着明白装糊涂，表演出十足的虚伪。“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这样就转移了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把马克思的批评移用于李鸿章答记者问，恰当而又深刻吧?

　　“中国全土必须沟通”(鲁迅《三闲集·看司徒乔君的画》)。要沟通，人与人之间就得说真话，讲真诚，以心换心；而讲真话、揭真相的报纸等大众传媒，又是全土沟通的必需前提和重要载体。公正的媒体和新闻自由，是社会民主的根本标志之一。相反，揣着明白装糊涂，人人戴上一副假面具，假大空盛行，那就无法进行真正的沟通，人就活得太苦、太累了。

　　官场中人的长于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足为怪。如李鸿章般将大清国报纸的怯于讲真话归罪于编辑们，实际上他心知肚明，大清国皇权至上，没有新闻自由，人们活得很没有尊严，因而报纸上只能大讲官话、套话、空话，不痛不痒的话。一旦讲真话、讲真相而开罪于官府、皇权，就会被查封，直至把新闻记者、编辑关进大牢里去。李鸿章要是这样做答，把责任算在大清的专制上，他的那个红顶子怕就要玩完了。官场中人多半贼精贼滑，他们才不肯为说几句真话而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身家性命呢。不过，官场上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愈多，只能说明其权力的生存基础愈虚弱，社会将在一片糊涂和混沌之中滑向沉沦。

　　做人要做明白人。揣着明白装糊涂，证实了直道的式微，不是好征兆。鲁迅说过，“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坟·论睁了眼看》)。我从今年第2期《新闻记者》杂志阅知，有新闻学博士公然声称，“用事实说话”不是新闻写作的规律。新闻的写作、报道已毋须“用事实说话”，那媒体还有什么真话、真相可言?这样的新闻媒体，还有什么可信度?如此咄咄怪论，出于21世纪的中国新闻专家之口，岂非要让李鸿章惊诧!李鸿章尚且承认报纸要说真话、讲真相、传播文明哩，而今的新闻学博士莫非光学了李鸿章的揣着明白装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