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的活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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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的活字技术

关于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论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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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岷彬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5-11-28 http://guancha.gmw.cn  

题记：

印章虽然可以复制文字，也是中国发明印刷术的先期技术基础之一；但是，单纯的印章使用还不能称之为“活字技术”，必须是用来编排文书和文件，才可认为是活字技术。而这，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铭印在陶量上，就采用了。

据《北京科技报》一篇文章《活字印刷是否中国人发明》http://bkb.ynet.com/article.jsp?oid=5252373报道，韩国学者在法国巴黎发现一本1377年时期的铜活字印本，认为这是最早的铜活字印本；再据此认为是韩国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更有甚者，认为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载的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是只有记载，而无实物佐证，古代朝鲜的金属活字印本是韩国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的证明。《北京科技报》文章称，这“近年来几乎成为一桩公案”。《北京科技报》的文章，被多家网站转载，在国内有较大的影响。笔者也是从网站上见到。韩国学者试图争取活字印刷术发明权的努力，要求中国的学术界和政府要更加重视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和继承。

研究中国印刷史，并论述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证实中国的相关文物、史料证据远在韩国学者提出的证据所属历史时期之先，近年在中国大陆的力作，有如下的学者和他们的努力：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研究员，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12。在这本书里，潘先生以丰富详实的史料——包括古代文物的实证和古代文献记录的书证，讲述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于中国的金属活字印刷，潘先生引用1023年北宋的一份奏折，“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该书P185）这是北宋仁宗时代，中国已用铜版印刷钞票（交子）的早期文献记载。印刷钞票上的编“字”和编“号”，是用铜活字嵌到版面的相关位置印出。书的P186图137，是南宋行在会子库1161～1168年印发面值一贯的会子（钞票）所用的铜印版，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P190图139，是金代1215～1216年铸“贞佑宝券·五贯”的铜印版，共两幅图样。其中B图是上海博物馆所藏“贞佑宝券”的铜印版，印版上在“字料”和“字号”两栏的上方，各有一个“直高1.6cm，横宽1.3cm，凹槽深1.5cm”的方形凹空，是预备放入铜活字的地方。A图取自1914年罗振玉《四朝钞币图录》，正好在“字料”栏目的上方，印出了一个字号较小的“輶”字，“字号”栏目的上方，由于活字的脱落而成为空白。来源不同的史料，却相互映证了同一史实——中国至迟在1023年时代就已把金属活字和金属版印刷用到了贵重的特殊印刷品钞票方面。这与北宋·庆历中（1041～1048）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几乎是同时代。

潘书的P207评述了韩国学者引为活字印刷证据的一个孤独的“覆（去覀加山）”铜活字，仅因为铜合金的化学成分与1102年起开铸的“海东通宝”铜钱成分相近，就要断言这个铜活字也是1102年的活字印刷的证据。但是，正如本文题记所述，一个孤立的铜活字，只能象印章一样盖到文件的指定位置，还不算具备了处理文书的功能。因此，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大量使用的印章，在学术上只看作是发明印刷术的技术基础，而没看作就是活字技术的出现。两宋和金代用铜版印刷纸币时，票面上的料号和字号对于纸币是极为重要的印刷内容，用以控制钞票的印量和防伪。由于票面的编号是按照《千字文》的文字顺序，因此，两宋和金代铜版印刷纸币中，不同的印刷批次，用于钞票编号的字头要经变换后再行印刷，这是无可争辩的活字印刷工艺，而且是金属活字印刷。

2、200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两位研究员的著作《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和早期传播》。活字印刷术曾对世界文明进程和人类文化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因缺乏早期活字印刷实物，个别国家的一些研究者对中国活字印刷术的首创权提出挑战。在活字印刷术研究早期资料很少的情况下，两位作者以所掌握的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资料突破难点，论述了早期汉文活字印刷工艺，对周边兄弟民族和邻邦的传播。史金波还撰文述及，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在中原地区都没有保存下来，但在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开始使用泥活字印刷，并由泥活字发展到木活字印刷。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0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其中以国家图书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数量最大，有卷11－12、14－16、21－23、27－35、37、39－46、48、51、54、57、59－75、79－80，其中卷33、35、45、66、67、69、70、71、80有复本，共58卷。目前所见到的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包括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内，都是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夏印刷史的宝贵资料，也成了中国首先发明活字印刷术的确凿证据。

此外，还有学者模拟古代的泥活字制造工艺和印刷工艺，经过艰苦的探索，在模仿古代的原材料和工艺条件下，再现了汉文的泥活字排版印刷和西夏文印本。用工艺技术的再现性，证明泥活字工艺的可行性，回答韩国某些学者为了争“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权而对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的质疑。

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印刷博物馆研究室的尹铁虎教授，在两年的时间里，依照北宋沈括《梦溪笔谈》里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再现了用泥活字印刷的整个工艺流程——从泥料的准备、制坯、刻字、煅烧、排版、直到印刷出书。《北京科技报》对尹教授工艺试验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

武威市博物馆的考古学者孙寿岭先生也对泥活字工艺作了艰苦的探索。孙寿岭说，自己从开始研究泥活字到最后正式刻字、烧字、印刷等，前后历经十多年，最终成功烧制出几千个泥活字，并印刷出古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专家们认为，孙寿龄的成功尝试，也证实了泥活字印刷术工艺的可行性和可靠性。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探索与发现》栏目报道了孙寿岭先生，科学出版社的月刊《走近科学》2004No.11对孙寿岭先生的学术活动也作了图文并茂的详细介绍。

笔者见到《北京科技报》的那篇报道时，马上就想到了曾读到的文字学的书里，介绍有秦代陶量上的活字技术，这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就采用来处理文书的活字技术。笔者之所以称之为活字技术，而不把它仅仅当作是普通印章，就是因为这些逐枚盖在陶量器上的印章，组成了完整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北京大学中文系裘锡圭教授著的《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08)P61，介绍古文字时，提到了秦初“用四个字一方的大印打出来的始皇诏书，颇有后代活字排版的意味。”并且在书后的附图41，给出了活字印章盖印出完整的诏书图形。经过展转寻访书和裘教授，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告诉笔者，铭记有活字秦始皇诏书的陶量文物，不止一件，它们分别收藏在山东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概要》附图41文物的原图照片，在文物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1984-12版本里。谢谢裘教授的指点，也谢谢文物出版社把普通人难于得见的文物和文物所承载的珍贵信息传播于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颁发了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等一系列政令。现在存世的秦代量器和衡器的权（即称砣）上，几乎都附有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有的还有秦二世加刻的“二世诏书”，重申始皇的命令。诏书的全文为：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

全文四十个字。每印四字，恰好用十印排完诏书。

在《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1984-12版本里，从109～112共有四张图片反映秦代陶量上的活字印诏书。

图109，山东邹县出土，外周铭印诏书，共十枚铭文印章，但诏书里两处“皇帝”二字都缺失。于是，第一印实际只有三个字，第四个字位（皇）是空位；同样，第二印的第一个字位（帝），也是空位。第五印第四字位和第六印第一字位也空。出土时陶量残损，幸诏文完好。复原后测量，高8cm，口径16.8cm，容积1000ml（小米）。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图110，1950年山东邹县出土，高8.3cm，口径16.4cm，容积970ml（小米），诏书的形式和内容及铭文位置与109图一致。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图111，高7.8cm，口径16.4cm，容积990ml(小米)。诏书的形式、内容和铭文位置与图109、图110同，也是缺“皇帝”两字。但除诏书铭文外，在口沿还有“騶”的印章。“騶”，地名，春秋邾国，鲁穆公时改邾为騶，秦汉置驺县，故城在今山东省邹县东南。此器当是邹地所造。山东境内出土和收集的秦陶量和陶量残片，编书的1984年时已有四、五件。现藏故宫博物院。

图112，1963年山东邹县出土，高9.4cm，口径20.4cm，容积2000ml（小米）。外周铭印诏书全文，两处的“皇帝”两字都齐全。此外，在近口沿处有一“騶”字，底部还有“騶”字二。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以上四只带有诏书铭文的陶量，都集中地制造和出土于山东邹县。在没有见到国内其它地区出土类似的诏书印文前，只能谨慎地说，在秦初年，采用印文的方式来处理诏书的，还只是个别地域的特例，不是全国普遍采用的技术；当然，也不排除今后其它地区也出土类似的活字技术诏书。这是中国人采用活字技术的最早的实物证据，是在公元前的两百多年。这是中国人了不起的技术发明！

在诏书铭文印之外，还有“騶”字印，这是秦制“物勒工铭”的实例——工匠或工坊把自己的标记刻勒在产品上。比较带有“騶”字印的实例，更进一步显示，在山东邹地，处理文书印章与普通的印章，是两种同时使用的文字复制方式，虽然它们形式上相似，但实质上有明确的区别——工铭印章或密封印章或关防印信，都仅是使用者表示自己经手该项事务的标记，表示的是使用者的人格和该人的社会信用；而用活字印章来实现诏书铭文，则是一种自觉的文书行为，也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复制技术，所要表示的对象，即文书内容与施工者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于是，文书活字技术把使用这项技术的人变成了单纯的“工”，而使用技术的结果，是得到了技术产品。这种活字技术是中国后来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技术先声，也说明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有自己独特的、自古一贯下来的技术渊源和深厚的历史积累。

对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讨论，是一个涉及面很深很广的论题。笔者打算从多方面、多角度来讨论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本文，是讨论之一。

金岷彬   2005-11-27   西安

附言：

在写本文时，见到2005-11-26《华商报》文《“端午”被韩国“端”走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在2005-11-25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华商报》认为，“至此，持续一年有余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笔者不敢苟同国内一些媒体类似的这种“惟我独尊”的观点，这也是笔者准备多方面、多角度讨论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原因。譬如世界范围内印刷技术的发展，笔者认为可以用“不绝于缕”这句成语来形容。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对印刷术的发展进步都作出过各自的贡献，就像无数的纤维丝不断汇集到一起，拧成了一条粗壮的绳子。高丽民族也有过他们的贡献。

但是，韩国某些学者仅凭很少的一点资料，就要挑战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发明，甚至1997年9～10月在韩国召开的“东西方印刷史国际讨论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rinting History in the East and West）期间，有韩国学者提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金属活字技术是从韩国传入的*（注）。作为印刷工程师，笔者要以客观历史事实和科学技术为依据，应答韩国学者的挑战，卫护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声誉。

但是，像端午节这样的民俗节日，不存在主权排他的因素，中国人有端午节，韩国人也有端午节。韩国申遗成功，并非“中韩之争”的“韩胜中输”。中国可以申请自己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难道因为有了韩国的“端午祭”，中国的“端午节”申请就会被联合国拒绝吗？或许有同胞会说，韩国的端午节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笔者以为，如果中国的民俗能受到邻邦的欢迎，并在邻邦发扬光大，那不正好说明中华文化的非凡魅力吗。笔者以为，更重要的在于，我们自己平日如何对待和保护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如何学习韩国民族那种积极向上，把事情抓得紧的精神。

类似地，笔者感到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为什么在耶路撒冷城的问题上非要争个有我无你，你死我活，极端地排他。两个都热爱耶城的民族和宗教，都把耶城看作圣城，如果自己心目中的圣城也被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宗教视为神圣之地，那不就说明圣城更加伟大吗。为什么不能共享圣城，而非要拼杀流血排他呢。变换一下思维方式，两个对立的民族就能找到共同点，就可能实现民族和解。

*注：见潘吉星书P206。潘书引用资料：③Yun Byong-tae （尹炳泰）. Significance of  the invention of movable metal-type printint:Speech at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Printing Culture (Oct.2,1997, Ch’ongju, Korea)   

金岷彬   2005-11-28   西安


文章出处：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