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自我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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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能自我证明，一个社会、一个单位以及任何事物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各高
校这么重视“权威”“排名次”，想通过“权威”来证明自己。“文革”时贬低“权
威、专家”的作用，而今却把“权威、专家”捧上了天。但是，“权威”也不能自我
证明的。“不能自我证明”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游戏规则，当然，“规则”也“不能
自我证明”。
   

    人的一生，有几个重大事件：出生、成年、结婚、死亡，这几个重大事件都让哲
学家感到尴尬，当然也让哲学家少了些寂寞。

　　今天的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人不能证明自己。文章指出，哲学家强调主体自由出
场和自我证明，可是，出生、成年、结婚和死亡，无一例外，都不能由事件承担者自
己来证明。

　　文章说，人的初始认证是他的出生，出生无法由出生者自我认证，这是南帆先生
在他的文化随笔《我们从哪里来》中颠覆的一个哲学命题。出生是一个人被“抛”到
了世间，从这一天起，人就别无选择地接受了一个不由自己设定的躯体，包括对这个
躯体的命名。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生命之始的反复确认，人们把自己的生日看作一个重
要的日子。生日是个体生命的一个哲学界限：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生日为起点，成为
芸芸众生中的“这一个”，但这又恰恰是人对自己的历史无力抗拒的证明。自己来到
人世的第一声啼哭、自己作为活生生的在世形象，在生命认证的意义上，不如一张
纸，一张出生证。说起来，这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但确是确凿的事实。媒体报道的
“串子”事件，引起了新闻受众的广泛关注，人们关注的表象是亲子错认引起的人伦
秩序错乱，但在最本质的意义上，它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出生交付他人认证的形而上
质疑？

　　如果说出生是人生驿站的起点，那么，成年则是生命历程中第一个“过关仪
式”，这在文化人类学中表述为“rites of passage”。中国古代社会，男人成年了
仿佛才是生命的真正开始，它同样不由自己认定。古代汉族男子一般20岁举行冠礼，
受礼的男子由来宾加冠三次，然后取字。此后，他开始以新的社会形象被外部世界接
纳。至于纹身、度戒、割礼等作为成年仪式，也无一不是他者化的证明。从冠礼到割
礼，以文明和野蛮的方式构成对自我的文化压力，外在仪式成为引导内在自我进入社
会秩序的确认手段，而自我无法逃遁。

　　文章认为，现代社会告别了古老的成年仪式，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向地暗示了成年
人拥有的某些特权，其中之一是婚娶权。婚礼的隆重遮蔽着一个未经解读的哲学玩
笑：无需证明却一定要有一个他者化的见证形式，成为人类默认的婚姻法则。把这种
无意义的规则剥离开来给人看，是孙绍振先生睿智的幽默话语与文化现实的一次生动
链接，《山花》2002年第7期发表的《证婚人的演说词》，在层层解构中讲述了一个人
们视而不见的道理：不是抢亲、不是包二奶，名媒正娶的婚姻本是两个当事人的自
由，婚姻的有效性本应由婚姻当事人认定，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再一次在哲学面前
变换认证方式，因为“人不能以自己为证”。结婚证书使婚姻得到法律认可，结婚仪
式使婚姻得到世俗意义上的承认，惟有新娘新郎这一对最有发言权的人不能认证自己
结婚的事实，哪怕向众人发誓、哪怕向上帝作出庄严的承诺，都无济于事。也许，在
理论上多余的证婚人，是从物化的结婚认证转向人的见证的一种修正，但它仍然体现
了对婚姻当事人自我认证的不信任。

　　人的生命终点是死亡，死亡是生命能量耗尽之后的永久栖息，是沉重的肉身退出
社会系统的最后仪式。送终、死亡鉴定、验尸报告、注销户籍、向遗体告别、遗像、
追悼会、吊唁、葬礼、祭奠，等等，一系列证明死亡的方式，无非说明：能够证明死
亡的，恰恰是外在于死亡的、由生者设定的程序。

　　文章指出，自我在场的最真实的证明需要他人，是存在的无奈。巴赫金曾说过：
人存在于自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我在他人的视野中存在，正像他人在我的视野中
存在。我和他人，在自我认同和互相认同的关系中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巴赫金对
话哲学的精髓，也是研究从话语分析向文化哲学提升的主要思想资源。


来源：光明日报

淇园之竹

好像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一问题，要不有关“身份认同”问题也不会如此火热。人的身份总是不确定的，出生、成年、结婚、死亡的相关礼仪仅仅提供了确定身份的场合和机会，真正的寻求认同的过程是一个长期、艰辛而复杂的过程，在此中间，人的身心会受到巨大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