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

追云

  
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
　　　　
　　　　 葛兆光 [文汇报]
　　　　

　　　　　　一、中国文史学界的规范和底线崩溃了吗？
　　　　
　　　　
　　　　
　　近年来，学术界的想像和杜撰很泛滥，我先说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若干年前，我打开电视，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报道，说陕西有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破译了《石鼓文》”，证明这个石鼓文是秦的散文诗。我觉得实在是缺乏常识，以前的人难道就不认得石鼓文么？那么以前的古文字学者他们干了些什么？郭沫若不也有讨论石鼓文的文章吗？到了1996年，还是在陕西，又出来一个发现竹简本《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故事，连《文汇报》都登了，有的报道还借了李学勤先生的名义说，这个发现多么多么重要，多么多么值得研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如果不是有意的骗局，至少也是一个缺乏常识的笑话。
　　　　
   可是遗憾得很，这一类事情很多，并不都发生在学术界外。我再举一些例子吧，像某个自学成才现在当了研究员的人，出版了厚厚的著作，他发现殷商人不仅在朝鲜建立了第一个“箕子王朝”，而且创造了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他说，“印第安人”为什么叫印第安呢？原来是因为殷商人流亡到美洲，思念故国，见面总是问“殷地安否”，所以才得名的。这种奇谈怪论很多，最近我又在互联网上看见一则消息，说某研究员已经证明，不是西洋人，而是中国人最早到的北极，是谁呢？原来是汉代的东方朔，根据呢？是《十洲记》和《神异经》里面那些含含糊糊的描述加上他自己的想像，且不说东方朔是一个半真半假的人物，而这些含糊之辞也不能当作证据，就是《十洲记》和《神异经》，你也还得考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东方朔的作品？这都是没有常识的哗众取宠。这还不说，有人连外国的传说也拉扯上了，有一个叫宫某某的人根据《山海经》发现，西方人说的伊甸园，就是那个传说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住的地方，其实在云南。外国不够，更把宇宙外星人扯上，有人说，经过研究，河图洛书就是外星人的地图，而和它相似的一个说法说，《周易》是一部神秘的日记。
　　　　
　　这些匪夷所思的发明，学界中人看起来是笑话，但是在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上，却在很严肃地报道着，乍一看，好像是“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新发现一个又一个呀。特别麻烦的是，很多算起来是学术界的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在那里制造惊人的话题，这并不完全是无知，有的人有知识得很。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郭沫若当年看到新疆发现的所谓“坎曼尔诗笺”，上面抄了白居易的《卖炭翁》，好呀，又是维族人，又是抄这样反映阶级压迫的诗歌，顿时大喜过望，写文章演绎了唐代中外文化传播的一段考证，结果是文学所的杨镰先生，后来经过考证揭开了这个谜局，证明这个被当做唐代东西的，其实，是明代的，这样就说明，郭老上了当了，为什么上当？因为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想证明大唐盛世中国和外国的交往，想证明维吾尔族接受汉族文化很早，有这样的先入之见在那里，哪里还能平心静气地思考？第二个，是关于古罗马军团在中国的故事，有人研究说，两千多年以前一支古罗马军团当了俘虏，被安置在骊?，就是现在永昌这个地方，所以至今永昌这里的人，还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这本来是英国人德效骞很早的一个说法，可是后来很多中国人也跟着说，甚至连当地政府也跟着来，希望变成一个神奇的故事，变成旅游资源。可是台湾的学者邢义田和北京的学者杨共乐，以及上海的学者葛剑雄等人，都反驳了这种追求轰动效果的故事，因为你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捕风捉影嘛，后来就连原来被当做证人的那个“罗马人”宋国荣，也否认了自己的外来血统。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很有水平的学者，也把这件事说得这么神？这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另外再举一例，大家看近日的报道，说一个很有名很有成就的教授，最近把陈寅恪的一个推测加以新证，说崔莺莺，就是《西厢记》里面的主角，是“酒店外国女招待”。其实，陈寅恪早年在《元白诗笺证稿》里面是猜测过，可能崔莺莺是曹九九，可能是出于中亚种族的女子，但他只是推测，而且他反复说“未得确证，姑妄言之”，而现在这个教授的原意，也只是进一步讨论蒲州的粟特移民，可是经过报纸的夸张，就变成崔莺莺为“酒店外国女招待”，好像是介绍学术研究，其实只是在哗众取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我以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市场的影响，如今一切市场化，那些老老实实、可能也是干巴巴的东西，没有市场效应，可是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能够引人瞩目，能卖得出去呀。像有一个人写《袁世凯传》，这名字不行，就得改成《窃国大盗》、《偷天大王》，内容呢？你一五一十地老老实实讲不行，得说到宫闱秘事，最好来点儿加油添醋的有色佐料。本来学术研究是像跳高，只能一公分一公分地长，可是市场导向却逼得你去“偃苗助长”。所以，现在市场就搞得学术界里面，常常有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现象，在那里制造各种看上去很新鲜，可是只是泡沫的东西，所以有人说是“泡沫学术”，这并不奇怪呀。二是媒体的推波助澜，为什么？很简单，媒体和市场是一样的，新闻界有句老话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它老是要找“人咬狗”的怪事呀，只有这样，电视、报纸才有人买，有人看，你们看一看，上面我们说的这些古怪的东西，大半都和传媒有关，有的记者并不是学术界的内行，可是他们手里的笔却影响很大，应当说，“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它要是对学术作严肃的宣传，那是很有用的，我们得借助他们的力量，但是，要是它瞎掺和乱搅和，那就麻烦了，像《孙子兵法》的事情、罗马军团的事情，都是它们炒大的。你们看一下1999年1月北方某报的《远古中国神秘痕迹》，连“一万年前的电唱盘”、“周代的集成电路”都上来了，你不觉得这简直是荒唐么？特别麻烦的是，现在连批评也媒体化了，本来有学术批评可以监督学术，但是现在的批评自己也要喧哗，所以有的人就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上面越界乱批，把话说得越出格越有反应，把标准悬得越高就越能表现高超，所以如今都乱了套了。三是行政官员当学术之政的结果，这是过去政治挂帅的转型，因为很多大学的官员，不懂学术，过去是政治第一，如今则换了个标准，要么以数量来衡量，要么以轰动来判断，搞得下面的人只好这样胡说八道，以前讲“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更麻烦的是，如果根据政治意识形态来制造历史的心态一旦膨胀，问题就更大，我说一个日本的例子，2001年日本考古界的一个大新闻，就是一个叫藤村的业余考古学家，竟然伪造了42处遗址和发现，其中包括1984年在马场坛发现的17万年前的石器、1992年在宫城县上高森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是他自己放进去，又自己挖出来的。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个涉及学术道德的问题，但是根本上来说，这样伪造历史遗迹，其是希望挑战日本历史源于九州，而九州历史源于中国的传统说法，我以前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时候，常常看到电视报纸用很大的篇幅报道这一类的考古消息，开始还以为是日本人重视知识，后来才渐渐明白，这是“寻根”，他们太希望挖出自己的历史来了，所以，藤村这种造假才能轰动，才能让那些日本学者狂喜而不知是骗局。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个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一篇《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上，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原则，比如科学成果的评价必须由“广大同仁承认”，而不是由口头评价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学术权威的好评”来确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扰，不要由“领导看法”来决定，比如学术论文作者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荣誉和承担这些责任，等等等等，可是，这篇由这么多重要的大牌科学家署名、这么郑重发表
在大报的文章，最后竟然没有什么反响，五六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是每况愈下，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 本帖由 追云 于 2005-12-5 00:10 最后编辑 ]

追云

二、历史研究中必要的体验和想像
　　　　
　 我们并不是说，学术研究里面不可以有想像，其实必要的体验能力和想像能力，常常是研究是否能够有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强调的只是这种体验和想像要有证据，要有必要的边界。我们以历史研究为例来说明，因为一般来说，历史研究总是相当实证，不重视体验和想像的，事实上，必要而有限度的体验和想像是可能的。
　　　　
　　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理解历史所用的历史文献本身，并不那么全然可靠。这里面已经羼入了历史书写者，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口味和标准。一个是凭感情羼进了对古人的想像，比如《史记·刺客列传》里面，有刺客准备刺杀赵简子之前的故事，说刺客看见赵简子那么勤勉，就自己自杀了，这就是想像出来的，人都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动？项羽垓下自杀之前的别虞姬，也是一个道理，既然二十八骑士和项羽都战死了，后人怎么知道前一夜的缠绵故事？一个是凭理智选择了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像《资治通鉴》就是选和治理天下有关的历史资料来叙述，《经世文编》也是选了一些有关“经世”的文献。可是，你看看，当你通过考古发现有那么多的数术方技资料，通过阅读当代的报纸杂志，发现有那么多无聊的消息和新闻，你就知道，古代历史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将来写的当代历史，也一样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的体验和想像，你透不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不到底色。
　　　　
　其次，后人编的历史书，你更不要轻易地无条件相信，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经过了至少四道筛子呢，一是“意识形态”、二是“精英意识”、三是“道德伦理”、四是“历史编纂原则”。意识形态决定全部的价值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精英意识决定历史焦点所在，一定是上层精英的活动，这里背后有一个“决定论”的支配，就是历史变迁是由这些少量精英决定的；道德伦理规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可以进入历史著作，这样就等于遮蔽了一半，特意展现一半；最后，历史学编纂原则，以记事体例的方便与否，排除了一些资料，毕竟不是什么都可以记载到历史里面的，历史承担不了这么多，所以一定会省掉很多，比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的内容等等。这样一来，就需要我们运用想像力和观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减去的，然后重新通过想像力来重建历史的原来面貌，当然不可能是原貌，只是尽可能接近原来的面貌。
　　　　
　再次，由于写作语境而引起的历史扭曲，也需要通过体验和想像来恢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大陆五六十年代的哲学史和文学史，就会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历史有不同的叙述，进化论、阶级斗争论、经济决定论的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历史变样子。比如思想史，就会突出唯物主义的一条线，尽管那一条线并不是主流，那也会被浓墨重彩地写出来，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历史就会突出农民起义的位置，像黄巾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李顺、王小波起义、方腊起义等等，太平天国就更不要说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比如台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历史写着写着就到了台湾，这是要证明台湾自己独特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而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对二战期间日本的侵略讳莫如深，为什么？因为它也要加深历史认同和捍卫民族荣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些障眼的东西，仔细剥离开那些影响着历史叙述的当时的背景，没有想像力是不行的。所以，旧经典系统加上新的历史叙述，一层一层的，像考古时的地层一样，它遮盖着一些真相，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一定要透过这些地层，看到地下的东西，没有想像力和体验力是不行的。柯林伍德说过一段话，“历史就是按照大量材料，想像古人的心灵活动”，一方面是想像力，“以心传心”、“将心比心”，一方面是按照大量材料，这就是要考证，要排比，要仔细地去伪存真，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历史研究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历史研究进入后现代？可以随便想像？不是的，我在这里强调的，还是被认为是“现代性”的那些东西，证据、证据，必要的证据和大量可靠的证据，这是我们确定历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础，没有证据的想像，只是幻想和瞎想，特别是它必须符合学术规范，符合学术规范的证据、逻辑加上适当的想像，才可以成立。
　　　　
　　那么，什么是学术的规范呢？

追云

　三、常识是否可以成为常识？关于学术规范的基本原则
　　　　
　　我总觉得，现在仿佛是一个常识失落的时代，因为知识和观念在剧烈变动中间。那么，怎么才是秩序的稳定？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是常识稳定，常识是大家不言而喻的共识，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个常识如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成立，而且是我们不需要怀疑的基础，至少这个秩序在一段时间里就稳定了。可是现在呢？有点儿常识失落和基础崩溃，常识已经成了非常识。我要强调的是，常识最重要，这就和大米饭白菜萝卜对于人来说，比燕窝鱼翅更普遍更重要一样，谁都懂得。在家里准备阿斯匹林，比准备抗癌新药更重要。
那么，作为常识的学术规范是什么呢？我不想讲大道理，只想讲最普通的。
　　　　
　 首先，任何研究，要有基本完备的文献资料。这里面包括好几层。第一层，是原始文献，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都要对研究对象所可能涉及的文献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比如研究唐代文学，你要知道《全唐文》、《全唐诗》、两种《唐书》、《册府元龟》、《唐才子传》、《唐诗纪事》、《太平广记》，当然还要知道《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遗》，要知道石刻资料，要知道去查《佛藏》、《道藏》里的资料，要对敦煌的文献有一定了解，还要知道关于地理方面的《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志》等等。最好还要多少了解一点考古发现的图像，比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东西，比如墓室的壁画等等。有一次，我口试硕士生，他说他的学士论文作的是唐代初期的政统和道统，我就问他，能不能在《全唐文》、《新旧唐书》之外，给我们举两本唐代初期有关政治史的文献？他不能答，我以为他一时紧张，便问他《大唐创业起居注》和《贞观政要》如何，他居然反问我，“有这两本书么？”当然，其水平可想而知。第二层，光懂得文献名称，知道找来看，还是不够，还要懂得在这些文献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更次要的。现在有的人对文献缺乏常识和通识，乱找乱引，喜欢找一些偏僻的、怪异的文献，而常见的书却视而不见。所以，要懂得“读常见书”是一个重要的传统研究基本功。陈寅恪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没有什么偏僻的文献，但是一样有大见识。依靠那些偏僻文献，出奇兵，走偏锋，就像武侠小说里面讲的小巧一路，没有正派的内功为底子，终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就会一下子崩溃。第三层，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文献要能够准确地解释和引用，找了这些文献来，结果是歪批三国，那等于前功尽弃，我看到很多人用文献，常常是独出心裁地乱解释，这就麻烦了。
　其次，任何研究，都要作一个关于此课题起码的研究史回顾。前人研究是很重要的，学术研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得懂得别人研究过的，你如果不能给出新的资料和进一步解释，你就不要做。现在那么多重复的论文著作，为什么？不说它有意偷懒，至少它是不知道前人做过什么，所以做了等于白做。
　　　　
　　国外的学位论文，通常必须有这样一节，因为这涉及学术品德，谁知道你是不是抄来的呢？不加以说明，只是想蒙混而已。即使从学术规范来说，做一个研究史回顾，一是说明你了解多少前人的成果，你得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有什么已经解决，有什么得失；二是说明你的成果比前人多了多少新东西，这是博士硕士论文的基本格式之一。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学位论文，简直好像是孙猴子石头里面天生出来的一样，好像都是它自己的发明。有那么多发明吗？比如，现在你
要研究禅宗历史和思想，你就先得讨论胡适、汤用彤、印顺的著作，讨论忽滑骨快天、宇井伯寿、铃木大拙的研究，要知道Mcrae和Faure的新研究，一直到最近国内外的论著，看看这些研究里面，还有什么是他们已经说到的，什么是他们忽略的，什么是他们已经做对了的，什么是他们还有错的。另外，你还要看看胡适代表的历史文献的路子、铃木大拙代表的宗教内在体验的路子，哪一个更合你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谈得上进一步研究。否则，你花这么大的力气，重复他们所做的，做了又有什么用？所以，一个研究者，得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有一点了解，至少知道你的前前后后，有什么人，什么研究论著。于是，你得有一批基本的学术刊物，国外的像《T＇oung Pao（通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学会会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日本的《东方学报》、《东方学》、《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宗教》，中国大陆的《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历史研究》，中国台湾的《史语所集刊》、《汉学研究》，等等。还得掌握一些重要的目录，像《东洋学文献类目》之类。当然，现在还要懂得从互联网上寻找资料。其实，这是很必须的，你在确定一个研究题目的时候，不知道别人做的怎么行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很重要，何况它还是关系到你学术道德，和评定你的学术成就的基础。我以前介绍过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毕业生论文上的一段批语，里面就说到这一点。民国二十五年（1936）清华大学历史系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陈先生评语是：“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这后面两句，尤其值得好好记取。
　　　　
　　再次，学术研究还需要有一个规范的表达形式。比如说，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除了要有前面说的研究史回顾，有引用书目文献目录外，还要有清楚的表达和整齐的注释，这是通过形式表现的规范。也许有人说，论文主要看创见，看思想，这完全是形式主义嘛。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外在的形式。我每年都要看不少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完全符合规范要求的不多。比如说论文后面要有参考书目吧，我曾经看到某个研究所一篇博士论文，表面看上去不错，
参考书目很丰富呀，可是仔细一看，就出了问题。很多书不知道是一回事，于是重复开列，如《二十二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了，又开列了一个浙江书局本，《周易》开了一个中华书局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又开了所谓“阮元校刻本”，其实这都是一回事。可见他并没有认真看过，只是为罗列书目拼凑起来吓唬人的。又比如说注释，有的注释，只有一个光秃秃的书名，没有版本，没有页码，甚至有的没有卷数，别人怎么去查呀？不要说核对了，就是有心想引用你的，也没有办法相信你，老天爷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看过了这些书，是不是从其他书里面转抄来的？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曾经给《文史》写过一篇小文章，考证干宝的生平，结果一些来自《晋书》的资料没有注清楚，编辑就退回来让重新注，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再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什么该注什么不该注，常常是当注不注、不当注注一大堆。其实注释有三个意义，一是表明文献资料的来源出处，二是把正文中不能表达清楚的意思补充清楚，如果都在正文里面，正文可能很不清晰不流畅，所以有的话可以转在注释里面，三是进一步提供可以引申的资料，就是给读者提供深入的阶梯。可是，我们很多论文的注释，都不那么合格。
　　　　
　有了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学术论文就可以算是学术论文了。我常常和一些朋友讨论一个让我们很苦恼的事情，有人说欧美日本关于中国学的学术论文水平比我们高，我们不很同意，但是我们同意的是，我们的学术论文水平确实有时比别人低。这话怎么说？就是欧美日本的学术论文，有这些规范，保证了最低的底线，起码引文、注释、资料、研究历史可以清楚，而我们因为这些形式规范都没有，所以很多论文就像《水浒》的焦挺，整个一个儿“没面目”，既不可信，更不可用。所以，我总说，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不是说我们提高最高水准，拿个诺贝尔奖回来，而是守住底线，让学术不至于崩溃到别人不相信这是学术。
　　　　

追云

四、学术评价的标准如何确立？
　　说到这里，我要多讲两句关于学术独立的问题。很多人都感慨学术不独立，当年陈寅恪写王观堂纪念碑里面讲的独立和自由，那是很高的境界。但是，从基本上来说，要想学术独立，最基础的就是要有一个完全依据学术的、自我完足的评价体系，不要依照获得经费的多少，不要因为领导的喜欢和表扬，不要因为一时的轰动和迎合时势，不要因为媒体的炒作宣传，不要因为论著数量的量化统计。
　特别是不要仅仅依靠得到什么奖。其实很多奖，说穿了就是那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评价尺度，要相信这些外在的标签和商标？以前“郑人买履”的故事里面说的，“宁信度，勿自信也”，好像在今天还是这样，学术界是否还是缺乏自信？我有时候到书店里面去看书，很感慨现在书很多，漫天铺地的，也很感慨现在的书太多，其实很多书可以不必看。有一次我到国外去，和一个西方学者聊天，说起中国学术书的出版，他说大多不必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的理由中，有选题重复、没有新文献资料、理论陈旧，特别说到很多书看了以后，回头一想，没有一处有意义，没有一处需要作笔记记住。我当时很反驳了他一阵，可是下来以后，其实心里面也有点儿同感，当时是顾中国学术的面子，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一现实状况。
　 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是学术的，而且真的是有意义的？在中国文史研究方面，我想有下面三条标准：
　　第一，你是否给本领域本学科内提供了新资料新文献？这是起码的，当然不是绝对的，有人用旧文献旧资料，也能够讨论新的意思，不过，文史研究里面，是很讲究文献资料的提供的，但是这新资料并不都是刚刚挖出来的，我们不是提倡靠珍本秘籍当独门暗器，只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一些资料，它会从边缘的、不受重视的角落，变成重要的、中心的资料，比如现在郭店、上博、走马楼、里耶的简牍，当然就是新资料，这没话说，但是以前不重视的一些东西，像档案、像皇历、像类书蒙书，如果在新的观念中阅读，它也成了新资料，这就给别人提供了新东西，这些东西，就会被有心的研究者收藏起来，否则，别人收藏你的论文著作有什么用？
　　　　
　　　　
　　第二，你是否给学科内外提供了新的范型、新的方法？我一直说，真正意义重大的学术成就，不止是给学科内，而且是给本学科外提供新的思路、范型和方法。你看马克思、弗罗依德、韦伯、福科，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给后人开了多少法门。你不跟着走都不行，因为他们的思路一转，整个现象世界都要重新解释。
　“范型”这个词，是库恩的说法，我当然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成马克思这样的大师，如果这样要求，是“悬的过高”，“以理杀人”，没有人能做到的，而是说这是一个理想标的，你要有这种意识。何况“范型”有大有中有小，像王国维提“两重证据法”，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和推翻传统灯录对禅史的叙述，陈寅恪说的用域外与域内文献互证，用地下文物与地上资料互证，郭沫若用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讨论上古社会，顾颉刚用“层层积累的古史观”重新讨论古史，都是一些范型，后人可以跟着做、照着做，这就是开思路的。我想，所谓一个重要范型的出现，常常会造成三个后果，一是对学科本身的动摇，动摇不是坏事，是重新反思的开端，二是对基本预设的怀疑，以前我讲过，预设就是判断的基础，很多预设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怀疑的，天经地义的，可是它一被怀疑，整个它上面的建筑都要重新来，三是对方法的补正，一套方法常常是由于基本预设和学科训练而来的，如果前面的被动摇，方法也就变化了，方法变化了，可能就有新的结果。比如，我并不完全同意像“走出疑古”的口号，也不完全同意“二十世纪文学”，也不完全赞同“现代性批判下的当代史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实际研究成果，能够让我重新思考很多问题，重新理解很多资料，好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有意义的研究。
　　　　
　　第三，我们要承认现在的西方强势。在这样的西方强势中，我们不得不考虑，你的研究课题、成果、表达，是否和国际学术界发生一定的关联？它能否成为国际学术界的话题之一。先得说明，我绝不是说要迎合国际学术界的潮流风气，我其实一直在讲，要让学术说汉语，还写过一篇文章叫《缺席的中国》。问题是，第一，在现在，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国际学术环境里面去就不行，因为这些问题也全球化了，学术是天下的学术，你研究别人也研究，不能关起门来充大王，或者夜郎自大当顾头不顾尾的驼鸟。
　　　　
　　第二，你不去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别人就永远不接纳你的话语，你的声音永远不出现在国际学界，你就“自绝于人民了”，所以日本人巴巴的自己出钱，把论文翻译成英文，免费散发，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谁让你不强大控制话语呢？当然，如果你能够积极参与，这个话
题是国际感兴趣的，那么，就等于你的声音在里面有一席之地了，最后甚至可以领唱，成为主流。
　　　　
　 第三，有价值的问题和有意义的成果，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得到国际承认，这不等于迎合西方，我想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研究成果。可是，顺便要指出，你要使你的研究成为国际承认的成果，你就必须要懂得什么是国际都能理解、接受和欢迎的课题、角度、方法和表达方式，包括今天讲的“学术规范”。

  

异形

呵呵，他也来谈论规范。
有些人似乎是没有资格谈论规范的，因为他自己早就已经破坏了规范。
在学术界中，学术共同体平等坦诚的谈论应该是最高的规范，也是其它一切规范的前提。


学术批评、葛兆光、读书奖／程念祺
　

   批评的魅力，在我们今日的“汉语学术─文化界”内，并不在于攻错，而在于帮人“养望”。文人或学者借批评养望而大获补益者，前有余秋雨，后有葛兆光。
    余秋雨因为他的大散文出了大名。可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批评。这些批评，有的是给他挑“硬伤”的，再就是干脆说他的文章写得不怎么样的。对于这些批评，余先生先前一直很宽容，并不予以追究。他的这种君子风度，大概打动了很多人，以至于对他文章中的种种“硬伤”，人们都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即作者的这些文字不是守着书架写的，所以“硬伤”难免，而这也恰恰是任他的思想自由飞翔的前提。
    余先生的宽容，当然还不仅是对待批评。据说余先生访台时，曾与一位朋友在台北沿街而行，却不料被不知哪位同胞从楼上兜头浇下一盆脏水，惹得陪他的那位台岛朋友大窘，生怕余先生就此小看了台岛的精神文明，执意要与肇事者理论清楚；而余先生则善解人意，及时用宽容之理开导，将那位台岛朋友的那点小心思化解于无形，也饶过了那位乱倒脏水的同胞。这则故事，余先生把它写成文字，登在大陆的报纸上，以显示其善解人意和器量之大。许多人都因此佩服余先生有雅量。
    然而，不久之后，某报又登了余先生的一篇访谈。一记者问余先生对别人的批评如何看。余先生说，那些批评的水平不高，如果由他来作自我批评，那一定会高得多。笔者也曾给余先生挑过“硬伤”，读过余先生写的故事后心里本就有些犯嘀咕，疑心他讲这故事是别有所指，不免觉得暗中已着了他的道儿。但转过念来，又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余先生曲解了。直到读了这篇访谈，才知道余先生尽管已养得人望，对人家的批评还是耿耿不能自已。他无非是要说，如果他要回应这些批评，那一定会使那些批评他的人无地自容。现在他是宽大为怀，饶过批评他的人，就好像饶过那位乱倒脏水的同胞。
    从那以后，又过了好些日子，一个年轻的后生跑出来，要余先生忏悔，说他对文革中的问题没有好好反省。我看了这个年轻人贴在网上的文章，觉得似曾见过，想来不过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喜欢搞的那一套，那时候叫“向毛主席请罪”。对这种无知无识的小霸王行为，我是很厌恶的，所以对余先生多少有点同情。但没有想到的是，余先生一扫往日的君子风度，竟然对这种根本不值得答理的东西动了怒，扬言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余先生可以不忏悔，这是个极普通的道理。他不就是个凡人嘛，只不过当时得到了个机会，除此之外跟别的人没什么两样。他如果也必须忏悔，那个北大毕业的小霸王就更应该忏悔了。看他身上那种与身俱来的初期红卫兵腔调，真不知他是从哪里转世来的宝贝！问题是对待这种人，余先生居然就认真起来，一定是认为自己这回沾着点儿理了。看来他只有在面对批评自觉理亏时，才会硬充雅量，好为自己养些人望。
    无独有偶，继余秋雨先生之后，葛兆光先生似乎也在对别人的批评采取同样的态度。大约两年前，葛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题为《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葛先生在他的这本思想史的后记中说，此书完稿时，他感觉到的是“一种仿佛要将丹田之气都耗尽了似的疲惫”，并提及王国维、清华学堂及其“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想来，这本书不仅凝聚着葛先生的心血和智慧，也是他的文化生命之寄托。可惜的是，葛先生的这部大作出版后，真正认真的评论文章只有一篇，而且是对它进行全面而严厉的批评的。这篇文章题为《“思想的无端骄傲”──学习＜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笔记》，作者陈克艰。此文先是在海外的一个中文刊物上发表，后为国内的几家杂志转载。文章一经刊出，立即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却是私下的话题，赞成的反对的都有。但是，就笔者看来，有陈克艰的文章在，要再评论葛先生的大作，无论说好说坏都已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的议论，一不小心就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如爱戴葛先生的人认为，陈文太刻薄，而刻薄葛先生这样毕竟是用功读书的人，好像不太仗义。他们的意思是说，葛先生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此话不妨姑妄听之。另有一种议论认为，葛先生作为一个以学术安身立命的清华大学教授，他能否对陈克艰先生的严厉批评作出正面辩驳，甚至比他辩驳得有没有理更重要。此话有理。说穿了，葛先生是学者不是文人、作家，他是不能像余秋雨那样的。余先生写文章，不过出于一时方便，再怎么错也无伤大雅。但葛先生如果像了余秋雨，那就有失学者风范，不但对不起自己写在后记中的那些话，更对不起自己所标榜的“学术”！何况他在后记中还专门列举了诸多亲朋对此书的贡献。所以，就是为了朋友之谊和亲亲之义，他也决不能对陈文所说无动于衷的。
    但是很可惜，葛先生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对陈文作过任何答辩。他走的是余秋雨的路子。至于他是否也像余秋雨那样自觉理亏，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葛先生毕竟是搞学术和思想的，心思要比余先生缜密得多，决不至于像余先生那样讲个什么故事，或在报上放风唬人，以至于弄巧成拙。在某次座谈上，也不知当时是个什么情况，葛先生既谦虚又不失居高临下地提出了“学术界”应该怎样对待那种“刻薄”而又“不无道理”的批评的问题。说来可笑，在提这样的问题时，葛先生的态度还是那么“学术”而有“思想”，把自己不敢面对的问题，都顺水推舟地派给了“学术界”。也许，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功夫，正可以让我们见识葛先生之“学术”和“思想”的世故和老辣。葛生生遥居京师，出入于清华园，想来亦自有所沾溉？
    笔者所要提醒葛先生的是，陈先生文章尽管“刻薄”，但他的每一次“刻薄”都是很讲道理的；而他的道理讲得那么机智和深刻，也的确使他的“刻薄”生色。葛先生久久不能对陈先生的批评作出应有的回应，究竟是因为不喜欢“刻薄”，还是因为确实被陈先生捉到了短处？这个问题恐怕须由葛先生自己来回答。总而言之，葛先生尽可以请他的那个“学术界”出来助阵，义正辞严地谴责陈克艰的“刻薄”（也许这也是“学术规范”的份内事？），却没有理由不理会陈先生的批评。当然，他的那个“学术界”，也可以代替他来完成这个任务。笔者还要请教葛先生，他所谓的“不无道理”究竟是个什么意思？是“也有点道理”，还是“也有道理”？如果是“也有点道理”，那葛先生的这部著作已近于“瑕不掩瑜”了，如果是“也有道理”，那至少也是“瑕瑜互见”的了。如此“微言大义”，真叫人佩服。不知葛先生是否认为，有了这个“不无道理”，自己就可以盖棺定论，不再面对陈克艰先生的批评了？
    葛先生的笔力之健，早已传为佳话，至于他读到陈先生的文章，距他参加论座谈，已有一二百日，却不能正面回答陈先生提出的问题，反以如此缜密的心思作欺人之谈，当然是不愿承认理亏。但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对待批评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这个“学术成果”，可能从来就没有踏实过。当然，葛先生很忙，恐怕正在全力于尝试新欢──《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值得庆幸的是，葛先生对待批评的态度，终于结成了正果。六月九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报道了葛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获得高额的“长江《读书》奖”的消息。一项标榜为“学术”的奖项，终于给了被人始乱终弃的“学术成果”，还自称代表“民间”，这竟是出于“学术界”对葛先生被陈克艰“刻薄”的某种恻隐之心！问题到此，当然已不仅仅是葛兆光先生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了。《读书》诸贤的美意，也许正与我们新形成的“表扬与自我表扬”的“人文精神”有关。而大奖评委们爱屋及乌般的“人文关怀”，当然也赋予他们自觉抵制一种“刻薄”而“不无道理”的批评的觉悟。想来葛先生还真有个不小的“学术界”呢！学术固然为天下之公器，看来自亦不妨用为私厕，而私厕亦不妨用为公器！这公私打成一片，自来就是一种很实用的理性！于是，人们都看到，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读书》成员获奖的理由有了，而评委文章获奖也自有办法。
    对于“长江《读书》奖”的首届评选，笔者自不敢否认评奖过程的大体公正，它请来的评委和评出的奖，也并不都值得让人说三道四。然而，正是在此大体公正之下的某些人的那种不避嫌疑的勇气，却无论如何不能让人释怀。在这种预设好了的大体公正之下，个别奖的评选看上去却更像是在“洗钱”。 只可笑的是“洗钱”本是要把脏钱洗干净，这里却更像是把干净的钱洗脏了。拿了这样的钱，又怎么往兜里揣，又如何洗刷自己！
    长江《读书》奖的首次评选，就有地方让人觉得像是在洗钱，对于它的今后，大家自不会有什么希望。而《读书》诸贤所谓的“汉语学术－文化界”的“民间立场”的“价值”，更因此而让人生疑。所以，当笔者读完亚辰先生《“奖”的讲究》一文时，内心充满了悲哀。亚辰先生讲的道理都对，文章也厚道，却还要说自己“这么求全责备”，“实在是期望它（长江《读书》奖）更加好”。一个根本就不好的东西，怎么就能期望它更加好！就是因为有那么几个人在声称他们正“代表”着所谓的“民间立场”吗？特洛伊木马的故事想来谁都不会陌生，《读书》诸贤在他们帮助葛兆光先生拒绝批评时，也已表明了他们自己对学术与批评的态度。也许陈克艰的批评正物伤其类，而让葛兆光获奖也很难说不是某些人为自己打的前站。
    《读书》腐败了。“长江《读书》奖”的评选，暴露了《读书》的腐败。而《读书》诸贤也正许盘点着自己的“民间立场”，憧憬着来年的兑现。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异形

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323-325页
区逸
(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工程学院教授，杭州　310025)
葛兆光教授之《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乃近年人文学科一令人瞩目之书，并引得陈克艰先生在《学术界》上之批评。当时友人持《学术界》来告，翻阅一过，微觉陈先生用词尖刻，贬抑逾度。此意直等陈先生之《拾荒者言》(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出版，见护封上"批评较易，表扬实难，创新最难"语，方告释然，但已购之葛著却也因此未去翻读。一日，心血来潮，欲谋一文，遂于地板乱书堆中觅出葛著开卷阅读。熟知一读之下，目瞪口呆。为免断章取义之讥，先引葛著第三编第一节《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背景与一般思想水平》前三页原文(用楷体显示)，每句下加己之按语：
本世纪七十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相继发掘，给人们认识秦汉思想世界提供了一幅过去从未看到过的图景。
按：起首第一句就已不对。什么是"相继发掘"?如说"马王堆汉墓及其它汉墓等"，才是"相继发掘"。马王堆一座而已，何来"相继"?如说马王堆自身有三座墓，那么，绝大部分文书和帛画都出于三号墓，也谈不上"相继"。再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过去从未"?认识秦汉思想世界，我想秦汉人自己已经在认识，东汉、三国的人也在认识，你凭什么说"过去从未看到过"什么什么?
过去历史学家仅仅凭借《史记》、《汉书》以及少量典籍勾勒出秦汉的思想世界，但是，历史文献与实物在时光流逝中的不断散佚，掌握历史解释权力的人们对历史的不断选择和诠释，使我们只能透过遗存并不算多的记忆与经人删订的史料来重建历史，而重视经典作家与精英思想的思想史传统，又使这种记忆和史料"经典"化，于是可能距离实存的历史越发遥 远。
按：问题同上。什么叫作"过去历史学家"?你知道三国时期的历史学家是如何"勾勒出秦汉的思想世界"的么?那时的人对秦汉思想世界也有自己的看法。
比如说，秦汉黄老兴盛与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两汉谶纬与经学，再加上一个王充，似乎就可以构成这一时期的主干。但是，马王堆帛书与帛画的惊人发现，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并不全同于过去思想史所描绘的世界：
--这里有《老子》、《黄帝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五行》、《九主》、《易经》及《易传》(《系辞》、《二三子问》、《要》、《缪和》、《昭力》、《易之义》)这类后来进入上层思想世界的内容。
--这里也有《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一类可以算是历史之学的著述。
--这里有《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相马经》、《导引图》、《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刑德》等等在后人看来是民间信仰和使用技术类的东西。
--这里还有城邑和园寝图、神礻氏图、升龙图、地形图等等图形文书。
按："后来进入上层思想世界"中的时间状语"后来"又错。《老子》《易经》等怎么会是"后来进入上层思想世界的内容"?孔子五十而学易，韩非源于老子，这都是常识，他们怎么会到"后来"才"进入上层思想世界"?从另一层意义上说，马王堆的墓主为上层阶级无疑，说明即使在现实领域，这些书已进入上层政治阶层。
一个墓葬中所收藏的读物，往往是墓主所涉猎的书籍，而一个墓主所涉猎的范围，可能代表他这一阅读群体，在一个阅读群体所涉猎的书籍中，大体可以测定当时普遍的阅读范围，而这个普遍的阅读范围大体上就透露了这一时代的知识水平和思想兴趣。
按：此段尤谬。首先是语法错误："一个墓主所涉猎的范围"，怎么"可能代表他这一阅读群体"?"在一个阅读群体所涉猎的书籍中，大体可以测定当时普遍的阅读范围，"也欠通，揣摩文意，似应为"根据一个阅读群体所涉猎的书籍，大体可以测定"云云。更关键的是逻辑混乱：根据"一个"阅读群体所涉猎的书籍，何从测定"普遍"的阅读范围?一个群体就是一个群体，怎么能突然普遍化?学术研究如果可以这样方便地偷换概念，那不太容易了?
毫无疑问，马王堆帛书与帛画所呈现的知识大体包括了六经与诸子中的黄帝与老子之学，儒者的易学与五行说，近世的历史典籍，数术方技中的刑德、医方、占卜、导引，此外还包括了当时人所实行的祭祀葬丧技术，如果再参考近年来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阜阳双古堆出土的占卜类《易》，在定县八角廊汉墓发现的竹简《文子》、《儒家者言》，在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的《孙膑兵法》、《孙武兵法》、《唐勒》、《六韬》，张家山汉墓中发现的《奏谳书》、《引书》、《脉书》、《历谱》、《算术书》等等，把考古发现的种种"书"综合起来，正吻合《汉书·艺文志》将知识归为六艺、诸子、诗赋、兵家、数术、方技六大类的分类，它提醒我们，《汉书·艺文志》的分类表所显示的，才是秦汉思想世界的实际状态，在那个时代，人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关于天道的哲理，关于世道的治理，关于人道的伦理，而且还关心种种实用的知识和技术。例如他们对于现实生活中困厄的解除和生命的延续有极大的关怀与热情，他们不仅用种种技术如医药来寻求，用种种占卜来预测，还运用象征仪式来祈禳，使生活幸福与生命绵延。
按：什么是"黄帝"之学?虽有《黄帝书》为据，似仍以"黄老之学"为是。什么是"儒者的易学与五行说"?《易》早于儒家，五行则应属阴阳家，到西汉董仲舒，儒家才与阴阳五行合流，这是马王堆之后的事了。"把考古发现的种种'书'综合起来，正吻合《汉书·艺文志》将知识归为六艺、诸子、诗赋、兵家、数术、方技六大类的分类，"则更属无聊，《汉书·艺文志》本是研读中国古代典籍之最根本基础，其分类也为众人所熟知，又何须以考古来证明?话可以反过来说，如果考古考了半天只证明了《汉书·艺文志》的正确，那考古还有何意义?而且，如果说，"《汉书·艺文志》的分类表所显示的，才是秦汉思想世界的实际状态，"那我们又何必需要提醒?还有谁来提醒?学术研究难道是这样的?下文的语法亦大谬，可能反过来说更对："在那个时代，人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种种实用的知识和技术，而且还关心关于天道的哲理，关于世道的治理，关于人道的伦理。"盖实用必有更多人关心，而玄虚，则关心的人应少一些，"不仅……而且……"这个复句的用法小学时应该学过的。如果是针对后世人对秦汉思想的误解，也应该说："在那个时代，人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关于天道的哲理，关于世道的治理，关于人道的伦理，而且更关心种种实用的知识和技术。"
在他们的思维世界中，这些知识和技术都在一个并无冲突，甚至同样拥有不言自明的依据，故而令人深信不疑的大体系之中，思想史不能无视它--普遍知识背景与一般思想水平--的存在与意义。
按：依照我对中国思想的粗浅了解，许多的知识和技术都在一个有深刻冲突的大背景和大体系之中，妙处只在于很少有人运用逻辑的方法去深究它的矛盾。实际上，葛著下文马上要引到的《史记·日者列传》，就说到了这种情形：汉武帝让各家预测某日可娶妇否，六家众说纷纭，互相冲突。我想许多对中国思想有点心得的人会同意我的看法。葛著写得太漫不经心了。
并不是说在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在现存的文献中我们也能看到，除了黄老之学与儒家之言外，当时的民众还有种种其他的信仰和思想。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的记载，从战国末到秦汉时期，各地有种种的祭祀存在，如齐地祭八神将，包括天主与地主，兵主，阴主和阳主，月主与日主，四时主，"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圭币杂异焉"，秦地则祭名山大川大冢星辰神〖HT10.5，6.〗礻〖KG-*3〗氏〖HT5〗，如崤之东有名山五、大川二，华之西有名山七，大川四，另有小山川、四大冢、日、月、参、辰、南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等等，其中最尊崇的是四之上帝，"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最小的为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为最小者也"，而楚地则从《九歌》和望山、包山楚简中知道，又有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湘君、湘夫人等一套完整的祭祀对象，(下略)
按：第一句"并不是说在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多余，可删。"据"云云，引《史记》《汉书》，错谬甚多。关键在于未曾细阅史料。"齐地祭八神将"，对，但下文引"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圭币杂异焉"，则误。因为后文是说秦始皇祭祀八神的，是某个特殊的场景。联系上下文，此句实不必引，引了倒伤了上文。下句"秦地则祭名山大川大冢星辰神礻氏，如崤之东有名山五、大川二，华之西有名山七，大川四，"大误，应为"秦则祭"云云，否则"崤之东有名山五"，指的是嵩山、恒山、泰山、会稽、湘山，决非与"齐地"并称的"秦地"所有，原文本来讲的是秦朝的祭祀，而非"秦地"。"楚地"所祭祀的众神，如果如书中所列举，大家都知道是出自《楚辞·九歌》，而第二编(325页脚注误为第三编)中谈到的望山、包山楚简说到的神另有一批，虽有重出，但不相类的甚多。此地没有涉及《楚辞》所无简中所有诸神，正不必故作高深，矜自夸耀。当然这是今人共有的流行毛病。
以上原文，出自《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323-325页。其中舛谬甚多，一是语法不通，再是逻辑混乱，三为史料错误。此处一一列出，当不致误为乱扣帽子。
历史为一大陷阱，读书至博，下笔亦仍有错处。近读冯芝祥编《钱〖钅重书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三联2002年第1版)，见近人指出《管锥编》误引典籍例甚夥，亦无损于钱之伟岸。关键在于葛著整整三页，未有一句有用的话。如果说《汉书·艺文志》正确，《汉书·艺文志》无须他说已然正确。如果说指出许多在上层视野之外的民间信仰，那么此说已然可疑，因为仅举司马迁一人则已足够：没有他的《史记》，葛又何从知晓秦汉期间之民间信仰--考古材料年来尽管丰富，深广度仍不及司马迁也。结果是：葛自鸣得意的发现，不过是太史公的唾余罢了。
以前曾于多处见葛先生大文，比如《读书》，亦颇不恶，未想著书是此境况。揣想葛先生已是清华教授，在国内学术地位可以想见，正宜着意著述，不懂的自宜藏拙。何况撰史是何等事业，本应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兼才、学、识，具义、事、文，述往事、思来者，岂能如此荒唐对付。如一代之学术真如是，自应受后人与外人之蔑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