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宏 高世华：伏羲的传说与考古学观察

戈兰

伏羲的传说与考古学观察  

2005-9-13       安志宏 高世华  
   



　　【提要】我国古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伏羲传说史料，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在伏羲文化的研究中，首先应对这些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还原伏羲的历史；伏羲是我国原始氏族的称号，并且与渭水上游天水一带的氏族部落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古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俗学综合分析，渭水支流葫芦河流域是伏羲氏族早期活动地，伏羲氏族沿葫芦河谷南迁到三阳川，再沿渭水西迁至兰州以东，包括甘谷、武山、通渭等地，东迁到关中、中原一带，最后与中原部落融合，缔造了华夏民族；伏羲时代相当于大地湾仰韶文化中晚期和石岭下类型，其源头华胥氏族相当于大地湾一期，他们的活动在天水史前考古中均有所证。


　　我国史前社会经历了近百万年漫长的历史岁月，是中华民族诞生，并逐渐走向文明的重要时期，除了先民们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物质孑遗外，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还保留着大量的传说记载，成为我们研究史前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

　　伏羲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被确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如《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羲氏王天下也……由是文籍生焉”。叶适《习学记言》卷一九也说：“羲黄为文字之始，圣智之先，不独学者言之，孔子盖言之也。”但是，伏羲作为始祖究竟是神话？是传说？还是历史？后来却因《史记》的缺漏失载，而成为众多史家聚讼争议的话题。在伏羲文化的研究中，如果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传说史料，并结合史前考古资料进行科学分析，便不难去伪存真，从中看到许多历史的真迹。本文拟就伏羲传说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伏羲传说史料分析

　　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伏羲记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自秦汉至明清约二千年间，至少在将近数十部的经史古籍中，保存着伏羲事迹。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对传说史料的价值及其在古史研究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疑古学派为代表，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怀疑传说史料的真实性，否认夏启以前的历史，因此，对后来古史传说的研究产生了不利影响。致使很多学者对古文献中有关远古社会的记载看作是传说，不是信史而不予重视。其实，这些记载中很多绝不是无源之水，凭空臆造的。根据对当代很多无文字民族的口头世代相传的传说和史诗的研究，一个民族的传说往往隐含着一个民族的远古社会风貌和发展历程。中国古代的很多传说也应如此。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证实了大量古代文献是可信的，如《史记·殷本记》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已被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所证实。

　　我国史前传说时代的研究，主要依靠传说材料。就这些史料的价值而论，我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这样说过：“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诸史，正史以外的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的群书”[1]。这里所说的群书主要指传说和神话。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和苏秉琦先生则对传说史料进行了分类和分期，即：按传说史料的本质与来源分为两类：一“原生的”，包括一切见于早期记载的传闻异说。二“再生的”，包括一切见于后期记载之假的、伪托的、孳生的传说故事；传说文献分为三期，第一期：商周到战国前期的作品，如甲骨文、金文及《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左传》、《国语》等。第二期：战国后期到西汉末的作品，如先秦诸子、《周书》、《山海经》、《大戴礼》、《史记》、《淮南子》等。第三期：东汉以后作品，如谯周、皇甫谧、郦道元诸人书中保存的一部分古代原始的民间传说[2]。这种分期和分类被学术界至今认为是科学的，也是目前研究和整理伏羲文献史料行之有效的方法。据此，我们根据伏羲传说的内容和写定先后，对伏羲主要文献记载分析如下：

　　1、商周到战国前期的文献记载，是对伏羲传说较为原始的记述，属于早期的传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以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尚书·序》载：“古者伏羲氏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太暤伏羲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汉杜预注：“太暤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儒家早期经典《周易》和《尚书》是记述伏羲事迹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古代文献，《左传》是记载伏羲最早的史学著作，可见，在战国之前的儒家早期经典和史书中，已经记述了伏羲画八卦，结网罟以佃以渔，创文字以代结绳之政和以龙纪官等重要内容。《汉书·艺文志》中说：“事出春秋，言为尚书”。明代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皆是古人对儒家经典史学价值的高度评价。现代学术界也认为，先秦及西汉诸子书中所保存的古史资料，那是以经和正史为标准定去舍的，合于它们的为真，不合于他们的为伪了[3]。通览秦汉以后的很多伏羲记载，无不是在以上三书的基础上有所补充、延伸和附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伏羲文献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并对后来的伏羲传说奠定了基础。

　　2、战国后期至西汉末的文献记载，主要见于诸子百家和汉代经学，是对儒家早期典籍的继承和发展，丰富了伏羲传说的内容。有关伏羲事迹，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诸子著述，除了儒家外，还有道、法、杂和小说异闻类。据不完全统计，属于道家文献8条，法家1条，杂家3条，小说异闻类2条，共涉及文献6部12篇，这些记载既有比较客观的传闻，又有神话性的异说。《庄子·缮性》载：“及燧人氏、伏羲氏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尸子》载：“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这些记载客观地反映了伏羲时代的社会文明成就。而《列子·黄帝》中又有庖牺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有大圣之德的说法。《山海经》中也有雷神、雷泽、神树建木等记载，均与后来的伏羲神话传说有关。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述中，我们看到这些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都一致承认伏羲的历史存在，正如《庄子·田子方》中所说：“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戏、黄帝不得友”。为我们勾画出远古社会伏羲时代美好的历史画面。

　　汉代经学昌盛，由汉儒戴圣整理的《礼记》，又称《小戴记》，是较多记述伏羲事迹的儒家重要文献，如《礼记·月令》载“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执伏牺牲”。《礼记·曲礼》载：“伏羲作琴瑟以为乐”。《礼记·乐记》载：“伏羲乐名《立基》”。等等。宋欧阳修在《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四三·帝王世次图序》中说：“迁所作本纪，出于《大戴礼》、《世本》诸书”。《大戴礼》即戴圣的叔父戴德同期整理的《礼记》，是司马迁撰写《史记·五帝本记》参考的重要文献。可见汉代经学的史料价值。此外，如《淮南子》中也保存着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文献记载，《淮南子·览冥训》载：“夫圣人者，不能生时，时至而弗失也。……则是所修伏牺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伏戏、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淮南子·汜论训》载：“夫神农、伏羲氏，不施赏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这二条说明，伏羲以德治理天下，并传于后世，成为中国古代以德治国思想的渊薮。

　　以上记载无论是传说的内容还是流传的形式，都还保持着比较多的原始性和真实性，而没有太多的附会和渲染，因此，这一时期的伏羲传说主要还是属于原生的范畴，是进一步研究伏羲时代及其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

　　3、东汉以后的伏羲记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神话传说，但在《汉书》、《帝王世纪》、《史记·补三皇本记》等古代文献中，仍然保存了大量原始的伏羲史料，弥足珍贵。如：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律历志》中说：“自伏戏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汉书》叙事周密详尽，具有很大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班固在这一部史学名著中认为夏、商、周三代国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可以上溯至伏羲时代，对伏羲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东汉各种纬书对伏羲事迹附加了浓厚的神话色彩。如有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于成纪的出生神话（《诗纬·含神雾》、《孝经纬·钩命决》）；伏羲蛇身人首的传说（《孝经纬·援神契》、《春秋纬》），“龙马负图，伏羲画卦”的神话传说（《礼纬》、《尚书中候》、《春秋纬》）；等等。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汉代纬书虽多为荒诞不经之言，但却包含一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史传说[4]。以后的很多伏羲神话传说都是在此基础上附会延伸。如东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借鉴了前人资料，尤期是纬书，详细记述了伏羲的出生神话、出生地、蛇身人首的奇特相貌和主要功德，在研究上古历史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后世史学家在研究记述伏羲事迹时几乎都引用了该书资料。如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记》载：“太暤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之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以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其帝太昊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十一年崩”。司马贞的这段记载，主要以《帝王世纪》记载为依据，对伏羲的生平、功德和传说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成为我们目前研究伏羲事迹的主要文献。

　　二、伏羲传说与天水原始氏族的关系

　　伏羲作为历史存在究竟是一个具体的人物，还是原始氏族的称号，在古文献中语焉不详。据《帝王世纪》、《三皇本纪》记载伏羲确有其人，在位一百二十年或一百十一年。唐柳宗元《观八骏图说》亦说：“伏羲氏，女娲氏……是亦人而已矣。”这些记载把伏羲看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另据汉代《遁甲开山图》云：“女娲氏殁，大庭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矢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15代，袭庖羲氏之号，1260年”。可见伏羲氏又代表原始氏族，并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我国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在夏朝建立之前，我国则处于漫长的原始氏族社会阶段。据文献记载：“黄帝时有万诸候”，说明在我国夏代以前曾经存在着许多氏族组织。古代许多文明成果绝非某“圣人”所创，而是由分布在各地氏族的先民们，在数千年乃至近万年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创造的，这已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实践以及华夏文明多源说和区系类型学理论所证实，因此，我们认为伏羲作为一个原始氏族或部落的称号，才更符合历史实际。

　　在我国古史记载中，通常将伏羲、神农、黄帝作为远古时期相继发展的三个阶段。对于神农、黄帝的历史，古史中有更多记载，《礼记·祭法·正义》和《春秋命历序》等书均谓“炎帝八世，五百二十年”。《竹书纪年》则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我们将伏羲氏作为一个具体人物，那么就根本无法解释神农、黄帝延续数百年的传说记载。过去我们常常依据古史中“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的记载，认为伏羲氏是中国最早的帝王，实际上，伏羲时代国家还没有建立，此处的“王”同“旺”，有“兴旺”之意，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伏羲代表着远古时期一个兴旺的时代，我们暂可称之为“伏羲时代”。因此，从古史传说的比较角度分析，伏羲也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原始氏族的称号。

　　既然伏羲氏代表着原始氏族，那么它与天水原始氏族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由于伏羲出生于天水的记载在很多古史中言之凿凿，并为学界所认同，因此，伏羲氏族首先发祥于天水的渭水流域，并在天水发展壮大。通过伏羲传说并结合天水史前考古资料，我们能看到许多伏羲氏族的历史痕迹。另据《竹书纪年·太昊庖羲氏》载太昊伏羲氏“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浑沌为降龙氏，驱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里；栗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泉流”，“以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是谓龙师而龙名”。说明伏羲氏族是一支由众多氏族组成的较大的部落，并以龙为氏族图腾。而目前天水已发现的39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则已表明，在距今大约8300年到4000年之间，天水渭河及其支流籍河、榜沙河、葫芦河及其西汉水两岸的广大地区，确曾星罗棋布似的聚居着很多原始氏族，存在着一支较大的部落，这在考古学资料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出现了较大的聚落遗存。经科学考古发掘，天水大地湾、师赵村两处新石器遗址就存在着由各种建筑物结合在一起，加上葬地、防护设施等构成的聚落，尤其是大地湾遗址F901，房址面积290平方米，为多间式，前有辉煌的殿堂，后有居室，左右各有厢房。这座房子前面有广场，广场上立两排柱子，这些桩子可能是代表各氏族或部落的图腾柱[5]。 F901大房子显然是氏部部落集体活动的场所。对于氏部制度的研究证明，在整个氏族社会中，氏族是构成社会的两个基本细胞，每个氏族都有各自特有图腾信仰和氏族名称，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氏族，而在氏族内部，每个氏族成员以及首领则以自己所属的氏族图腾作为标记，并以所属氏族的名称作为个人的私名。因此，在氏族社会中，个人的私名与氏族名具有极大的一致性，而在每个胞族及部落，个人的名字也就表明其氏族（参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因此，伏羲本身就是氏族部落的名号，在我国远古社会的确存在着以龙为图腾的伏羲氏族部落，而且同天水原始氏族的活动有着密切联系。

　　三、伏羲氏族时代界定

　　前已述及，伏羲氏族首先发祥于天水渭水流域，并且形成以伏羲氏族为核心的较大规模的原始部落，那么伏羲氏族起源于何时？相对于考古学文化如何界定其时代？这是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目前，对伏羲时代的界定在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1、起源于大地湾一期文化，距今7000—8000年[6]；2、相当于前仰韶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7000—5000年[7]。3、相当于马家窑文化时期，距今5800—4000年。在考古学文化上给伏羲氏族以科学界定，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伏羲氏作为原始氏族部落，他们的活动必然会留下历史的痕迹，透过传说本身所拥有的各种历史信息，结合相关的物质遗存，就能够为伏羲时代的界定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从而了解伏羲氏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根据文献记载，伏羲又称包羲、牛包 羲、宓羲、庖羲、伏戏、虑戏等，这些名号与伏羲时代的畜牧渔猎经济形态有关。战国《尸子》谓：“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秦《世本》说：“取牺牲以供庖厨，故曰包牺氏；养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羲氏”。《三皇本记》载：伏羲“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宋罗泌《路史·后纪》谓：“伏羲氏豢育牺牲，伏牛乘马”。《史纲评要》说：伏羲氏“养六畜以充庖厨”。类似的记载还很多。另据北宋刘恕《资治通鉴外记》记载：伏羲“命栗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泉源”。说明在伏羲时期农业生产也有一定发展。此外，相传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创立了婚嫁制度，使我国原始氏族社会长期实行的血缘婚或对偶婚得到了根本变革。

　　由上述文献记载可知，我国原始渔猎畜牧业是伏羲时代主要的经济形式，同时，原始农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婚姻形态开始由对偶婚向父权制家庭或一夫一妻制过渡。相传在伏羲时期曾有过许多发明创造。如：始画八卦，创造书契，以龙记官，制瑟作乐，造屋庐，改善居室，作甲历，定节气及创立占筮之法等。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表明，以上这些社会变革和发明创造中有很多最早出现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阶段，如：我国原始渔猎畜牧业的兴起出现于马家窑文化时期，其年代经鉴定为距今5000多年；家庭形态的萌芽最早出现于天水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年，占筮之法的创立最早出现于天水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约5800年；文字的早期形态刻符最早在大地湾一期，更多地出现于仰韶文化时期；原始殿堂或宫殿式建筑最早出现于天水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其年代距今约5000年；最早的龙图出现于天水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约5800年。等等。因此，证明伏羲氏族也应当主要生活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时期。根据考古发现，大地湾仰韶文化中、晚期，氏族社会已经开始了这种历史转变的进程，甚至较发达地区已过渡到父系氏族[8]。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学术界一般认为，炎帝、黄帝部落存在的时间应在龙山文化，即距今约5000—4000年，那么伏羲氏族存在的时间下限最迟不低于距今5000左右。通过上面论述，可以对伏羲氏族存在的时间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伏羲氏族生存的时间可能在6000年至5000年，在考古学文化上相当于大地湾遗址第四、五期的大地湾仰韶文化中、晚期，以及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类型。

　　四、葫芦河流域是伏羲氏族早期活动地

　　葫芦河地处甘肃东部，是渭水上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宁夏西吉县，向南流经秦安安伏、叶堡和兴国，最后在天水市北道区三阳川流入渭河。流域内包括宁夏西吉县、隆德县、甘肃静宁县、庄浪县、秦安县和天水市渭河以北地区。该区域地貌形态主要为黄土梁、峁及少量的河川谷地，土壤肥沃，以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积淀异常深厚，因此，该区域在地域和文化上，对研究渭水上游原始氏族部落的活动和发展变迁颇具典型意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9]。伏羲氏族是渭水上游的一支较大的氏族部落，在其活动地域内必然会留下较大的聚落遗址。根据考古发现，渭水上游的新石器时代较大规模的聚落主要集中在葫芦河流域，其中以大地湾遗址为代表，已成为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遗存，同时，这里也流传着很多有关伏羲的民俗学资料，通过了解葫芦河流域古遗址的空间分布、遗址功能及社会组织结构，结合当地民俗学材料，可以有力地证明葫芦河流域是伏羲氏族的早期活动地。下面，我们从考古学及民俗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

　　其一，从考古学文化序列及聚落量值变化看。渭河上游葫芦河流域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序列为：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常山下层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其聚落数量及量值变化为：大地湾一期遗址1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21处，仰韶文化中期遗址47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106处，常山下层遗址81处，齐家文化374处[10]。葫芦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聚落量值变化，直接反映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长达4000余年连绵发展的历史脉络，并且可以看出，从仰韶中、晚期开始，遗址数量开始增多，聚落和人口密度加大。通过遗址调查和器物类型学分析，这一时期都是以石斧、石铲和石刀等为生产工具，使用大量的陶器的定居农业文化，该地区各文化中的游牧或畜牧经济成分从南向北逐渐增强，表现为居无常址，陶器少而粗糙，羊、狗等牲畜骨骼多见，北方游牧文化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考古学分析的结果表明，葫芦河流域也可形成某些大的中心聚落[11]。无论是从葫芦河流域遗址数量变化和中心聚落的产生，还是从农业、畜牧业经济形态的并存来观察，该地区古文化较多地反映出伏羲氏族早期活动的历史信息和存在的客观条件。

　　其二，从考古发现来看，大地湾遗址的科学发掘为我们揭示了华夏文明初创时期的历史场景，有专家研究指出“从各方面分析，大地湾遗址与史载的伏羲生于成纪的传说，不仅有其文化的内涵联系，而且有许多特征是十分相近的”[12]。葫芦河流域也是古成纪的中心地带，该地的叶堡盆地，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东汉时称显亲川，唐称敬亲川，明清时称阳兀川。《旧唐书·地理志》秦州条说：“开元二十二年，缘地震，移治于成纪之敬亲川”。明代，在阳兀川何氏地掘得一石刻，上有“成纪”字样。1965年，叶堡乡杨家沟唐墓发现刻字砖一块，可辩认部分有“口（秦）州成纪县安乐乡安乐里”字样，可以证之。

　　其三，从民俗学的角度看，伏羲时代是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很多伏羲的民间风俗习惯、传说、口头文学等民俗学资料，它们与文献记载、考古材料一起在证实伏羲氏族活动的客观存在方面起着巨大作用。有关伏羲的传说和民间风俗在渭水上游古成纪的地理范围内广为流传，地域包括甘肃静宁、庄浪、秦安、甘谷、武山、北道、秦城、通渭等地，其中葫芦河流经的静宁、庄浪、秦安、北道三阳川保存下来的民俗学资料更为集中和突出。葫芦河古时称瓦亭水，《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胡三省注云：“瓦亭水出陇山，东北斜趣，西南流，经成纪、略阳、显亲界，又东南出新阳峡，入于渭”。之所以后来又叫葫芦河，这和这条河两岸自古种植葫芦崇拜伏羲的风俗习惯有关。据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考证认为，伏羲女娲皆为“刳瓠”的词源关系，证明伏羲、女娲“即”葫芦[13]。考古发现，该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大量葫芦形典型器物，可证远古风俗，这种种植葫芦的风俗一直保存至今。这里民间还留传着伏羲女娲兄妹二人大洪水来临之际，躲进大葫芦，洪水过后，结亲繁衍人类的传说。上书所引“显亲界”地在秦安郭嘉玉钟峡谷，即因伏羲女娲结亲而得名。另外该流域很多地名也与伏羲有关，如秦安的魏店、安伏两乡，聚居有伏姓居民，相传是伏羲的后裔，魏店乡有伏家湾、伏家河、伏家峡、伏家梁，安伏乡有伏家洼、伏家湾等。这些民俗学材料，反映了葫芦河流域自远古流传下来的与伏羲有关的风土人情、地域特点和客观状况，也是伏羲氏族活动于该地的历史见证。

　　通过以上民俗传说、文物遗存、文献记载等各种资料的综合研究，我们认为葫芦河流域不仅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有许多迹象表明，该地原始氏族遗存与伏羲氏族的早期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大约在相当于大地湾仰韶文化中晚期，伏羲氏族主要活动于该流域，并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原始文明，其分支沿葫芦河谷地带南迁到达天水市三阳川，然后沿渭水西迁至甘谷、武山、通渭等地，东迁到秦城区，沿渭水越陇山至宝鸡、中原一带，最后与中原部落融合，共同缔造了华夏民族。

　　五、伏羲氏族的考古学初探

　　建国以后，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和研究，累积了大批的丰富多彩的考古资料，我国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初步建立，中华文明多源说的提出，初步建立了全国考古学文化的横向分布和纵向发展序列的时空框架，“通过它来阐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以它为骨骼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廊”[14]。这已成为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目标，从而为我们探讨我国史前时期原始氏族的考古学文化问题奠定了基础。

　　考古学文化是史前时期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氏族部落在一定时期的劳动创造。在古史传说和史前考古的结合方面，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特别强调了80年代考古工作的两项成果，一是经山西省境连接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系统红山与仰韶文化遗存的研究，一是西红山文化坛庙冢遗迹的发现[15]。据古文献记载和专家论证炎帝、黄帝均为太昊伏羲氏的后代[16]。如果我们将五帝时代与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诸考古学文化联系起来，那么无疑伏羲氏族的考古学文化只能从早于龙山文化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或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中去探讨。前面我们已讨论过，伏羲氏族最早发祥于渭水上游的天水，其时代相当于大地湾仰韶中、晚期和石岭下类型，下面我们将主要依据天水史前考古学资料就这一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天水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地区，考古发掘证实，先民们以氏族聚落的形式散居在渭水支流及其河谷两岸的台地上，其考古学文化序列为：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一期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类型学分析，各文化之间前后相接，连续发展。这一时期的社会文明成就达到较高水平，主要是我国原始农业开始兴起，渔猎畜牧经济长足发展，磨制石器大量出现，制陶工艺不断进步，彩陶艺术高度繁荣，产生了雕塑、绘画等原始艺术和作为文字雏形的刻划符号，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原始建筑技术日益提高，图腾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萌芽，等等。这些文明成就有很多和伏羲传说的文化内涵相统一，鉴于此，所以曾长期从事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的社科院专家研究认为：“天水和伏羲的关系亦揭示在史前时期，天水已是先民开拓发达的地区”[17]。要想探讨伏羲氏族首先要追溯伏羲氏的源头华胥氏族的分布，有专家认为：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河北武安县磁山文化和陕西、陇东的老官台文化是华胥部落文化[18]。以上三个考古学文化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年代基本相近，大约为公元前5800—前5000多年，而且文化面貌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它们是基本上同时并存和发展于不同地域内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西及甘肃陇东地区，东到陕豫接壤地带，西南可达丹江上游的一些地区。老官台文化包含大地湾一期和北首岭下层，大地湾一期遗存应属于老官台文化的偏早阶段。随着大地湾一期遗存的破土问世，学术界有时将“老官台文化”直接称为“大地湾文化”。大地湾一期的碳测年代为距今8220—7350，除了大地湾遗址外，1983年和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师赵村、西山坪遗址相继发现了同类遗址，而师赵村一期、西山坪二期为前仰韶向“仰韶”文化的过渡阶段，相当于陕西宝鸡“北首岭下层”类型，距今7000年左右。大地湾一期是我国分布最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师赵村一期文化类型是由大地湾一期发展而来，是大地湾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华胥部落的文化特征在大地湾一期遗存中有一定反映，根据古文字学家研究“华胥”之“华”是野生麦——莱，在商周金文、甲骨文中如下各字“ ”音莱，“ ”意为采麦籽以食等，俱与华同，那么华胥实际上就是莱胥，金文中的莱作一株上穗三歧或五歧，籽实像小铃铛似的挂在穗端，这正是野生麦的特征[19]。大地湾一期遗存出土我国最早黍子植物种子和油菜籽，并且在二十多件钵形器和部分陶片的内壁上发现有十余种不同纹样的彩绘，这些彩绘有类似生长植物丫形纹， 形纹，它们既象麦的形状，又与后来甲骨文中的“莱”字相似。另外大地湾一期遗存反映出来的居无定所的渔猎经济形态，也与华胥氏族游牧流动的生活写照相符。因此，大地湾文化的氏族部落可能就是华胥氏族西迁的分支，这支部落在大地湾一期和师赵村一期社会发展的基础，直接孕育了伏羲氏族。

　　在天水史前文化中，大地湾仰韶文化是继师赵村一期文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大地湾仰韶早期相当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约六千年左右，中期相当于庙底沟类型，距今约5000—5900年之间，晚期相当于西王村类型，距今约4900—5500年。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石岭下类型发展为马家窑类型。但是，大地湾遗址的科学发掘和研究认为，石岭下类型属于仰韶晚期范畴，距今5800—5000年[20]。如果将考古发现同传说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则可以看出大地湾仰韶文化中、晚期和石岭下类型同伏羲氏族的历史传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第一，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东治陈仓（现陕西宝鸡），最后定都陈地（现河南淮阳），而这一地区恰恰处于黄河中游，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域，把伏羲氏族的考古学文化与仰韶文化相联系与伏羲传说的主要分布地域相吻合。另外，石岭下类型主要起源和分布于天水，是天水地区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加之，与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时代相当，内涵基本相同，与伏羲传说的时代特征相符。

　　第二，从经济形态上分析，大地湾仰韶中晚期出土的生产工具的类型既有农业生产工具，又有一定的狩猎工具，灰坑中包含有大量兽骨、猪骨，可以看出，当时以农业经济为主，狩猎驯养家畜已占有相当比例[21]，这与伏羲从事渔猎畜牧，发展农业生产的传说相合。

　　第三，相传伏羲制嫁娶，确立了婚姻礼制。大地湾第九发掘区仰韶晚期遗存的灰坑H831中，出土了一件人头陶塑的器口。该器物口部三等分，分别雕塑了两个成年男女和一个小孩的人面像，这是原始社会家庭组合体形式的一种反映[22]。从房屋布局来看，仰韶晚期以面积为20平方米的较小型房屋为主体，没有典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中心建筑及围绕中心的布局形式，基本生活单位似是一夫一妻制家庭[23]。

　　第四，相传伏羲人首蛇身，以龙为图腾。天水武山傅家门遗址和甘谷西坪遗址石岭下类型遗存中出土了我国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二件人面鲵鱼纹陶瓶，该纹饰头部圆形，额部中间绘有十字纹，两眼圆睁，大嘴露出板状牙齿，颈部为“U”形纹，腹部网纹。前肢很短，具有四趾。型体呈斜“U”形，实是人面蛇身纹，它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龙图，代表伏羲的形象[24]。

　　第五，伏羲“始画八卦”，“创立占筮之法”。武山傅家门遗址石岭下类型遗存房址和窖穴内出土6块卜骨，这些卜骨经动物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鉴定，为羊、猪和牛的肩胛骨，器身不加修饰，无钻无凿，符号简单，可能用石制尖状器刻划而成，卜骨上面阴刻符号和灼痕，符号有“　　　二”形“1”形和“S”形，它们分别与八卦中的阳爻“一”、阴爻“— —”以及太极图形相似，这些卜骨也表明早在距今约5600年的石岭下类型就出现了占卜习俗[25]。

　　第六，伏羲氏为“风姓”，“风”从鸟。而鸟纹是石岭下类型彩陶的主体纹饰，鸟为该氏族的图腾，那么伏羲“风姓”可能与石岭下氏族的鸟图腾有某些亲缘关系。

　　第七，根据专家研究认为，作为中华民族文明之源的伏羲氏族属于古羌部落（26）。而天水石岭下类型的墓葬，周围置放着大小不等的鹅卵石块，这种习俗延续至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这种习俗属于一种白石崇拜的宗教信仰。从民族学的角度看，这种习俗是古羌族和藏族的习俗[27]。

　　第八，伏羲命大庭氏造屋庐，改善居室。目前从出土的考古材料看，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发现的F901和F405两座大房址在同期是极其罕见的。F901占地面积约420平方米，建筑面积290多平方米，整个建筑以长方形的主室为中心，两侧扩展为与主室相通的东西侧室，主室后面有后室，主室前面有附属建筑和宽阔的广场，其布局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形成一个结构繁杂严谨的大型建筑群体，该建筑被认为是我国最大的原始殿堂。F405大房址，占地面积270多平方米，室内面积约150平方米，其结构复杂，面积宏大，气势雄伟，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雏形。

　　基于以上理由，因此，我们认为大地湾仰韶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就是伏羲氏族的原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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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国际文化服务社1948年再版，1947年序第编《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导言》。

　　[2]《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徐旭生、苏秉琦合著，《史学集刊》第五期，1947年12月。

　　[3]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4]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人民出版社出版。

　　[5] 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

　　[6] 张忠尚、王建祥《大地湾遗址与中国古代文化》，载《伏羲文化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5月。

　　[7] 刘雁翔《大哉羲皇》，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8] 郎树德、许永杰、水涛《试论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文物》1983年11月。

　　[9] [10] [11] 李非、李水城、水涛《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与古环境》，《考古》1993年第9期。

　　[12] 张华、夏峰《伏羲·成纪·大地湾》载《伏羲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13] 闻一多《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第一卷。

　　[14]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15]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自序《六十年圆一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6] 李秀芳、肖云儒《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母题和人格模型》载《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师赵村与西山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4月。

　　[18] 杨东晨、杨建国《渭水古文化区中令人神往的天水》，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9] 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中国社会出版社。

　　[20] [21] [23] 郎树德、许永杰、水涛《试论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文化》1983年11期。

　　[22]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1期。

　　[24] [27] 王仁湘、张广立、赵信《黄河中上游地区出土史前人物彩缓与陶塑初释》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武山博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4期。

　　[27] 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

胥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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