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思陶：教 隐 龙 门 劳 梦 奠—— 悼 念 关 德 栋 先 生

似水流年

教 隐 龙 门 劳 梦 奠
—— 悼 念 关 德 栋 先 生

                         鲍思陶

2005.年4月29日清晨，一阵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拿起电话一听，是家铮世兄的声音，他哽咽着说：“先生昨晚走了……”我惊呆了，手拿电话，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几天前，我去医院看望先生，那天，先生精神还不错，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谈话的主题只有一个：关于第一届俗文学博士生培养问题。我们谈到下个学期的博士生课程，谈到博士生论文开题情况，也谈到马上开始的第二届博士生招生工作、试题和答案。我清楚地记得：医生不让我们多谈，我只好向先生告别。最后一句话是：“先生，你好好休养，我们等您来给今年的学生面试呢。”先生听后，高兴地点点头。想不到，这竟成为和先生的诀别之辞！我手握电话，回过神来，悲从衷发，我知道，先生真的离我们而去了。于是，往日与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又如烟云扫过眉睫……
我初识先生是1985年，那是我还是一名少不更事的研究生。上大学期间，就知道山东大学有位学识渊博的关德栋先生。后来去听过先生的一堂课，内容当时似懂非懂，但先生一口纯正京腔，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的渊懿风范，却深深印在记忆中。后来留校，又一次在路上碰见先生，例行垂手肃立，问候一声。不想先生竟然问起我的姓名。当我告诉他时，他说：“我知道，你的老师和我说起过你。”这就算和先生认识了。大约在1987年秋天，我为了元明小说中的有些词源弄不清楚,家铮世兄领我去请教先生。一见面，先生马上叫出我的名字，我心中暗惊先生的记忆力。当我和先生谈到“歹”是不是蒙古语借词时，先生肯定地说：“不是。《元朝秘史》中‘不好’的意思作‘卯兀’或‘卯危’、‘卯温’，就是不作‘歹’。”回来后借了本《元朝秘史》查一查，果然如此。先生那惊人的记忆力和广博的知识面从此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中间一隔几年，我为了生计曾到出版社工作一段。有一次，大约是1999年，为了通俗小说的出版校点问题去请教先生。和先生对面而坐，一杯清茶，他滔滔不绝地讲解，我恭恭敬敬地听。先生就像我还在学校那样，讲每一部小说的背景，作者情况，还指导我去看哪些参考书。他根本不知道，在出版社压根儿用不到这些知识。而我却从与先生的交谈中渐渐对通俗文学有了一点了解。有一次谈到章回小说的起源问题，附带谈到“讲经”，谈到“宝卷”。先生突然问我：“你想不想做点对学术有用的实际工作？”我回答：“当然想。”先生接下来就讲起宝卷的来由、演变、作用、现在的研究状况，一连四个小时，等于一下午就给我说一遍宝卷研究简史，一直谈到天完全黑了。第二天，他又给我打电话，电话的那一头，先生依旧象昨天一样谈笑风生，鼓励我去策划出版《中国宝卷集成》。一连几天，我又去向先生请益，完全沉浸在先生所描述的学术境界中。先生又将此事告知远在扬州大学的车锡伦先生，帮我和车先生联系上，让我一定去向车先生请教。我到了扬州，谒见车先生，进一步了解了整理宝卷的意义和当前宝卷研究的状况，车先生又指导完成《中国宝卷集成》整理出版的策划书。这时，我刚刚完成《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辑出版工作，想着下一步就努力地将《中国宝卷集成》推出来，后来，这个出版项目在被山东省确定为重点出版选题以后，由于种种无法预料的原因，中途搁浅，使我至今愧对锡伦先生。
这虽然是一段遗憾的经历，但从车先生处，我了解到，关先生致力于俗文学的文献整理工作的心愿已非一日，远在刚调到山东大学之初，就和冯沅君先生一起商量宋元剧本的收集整理工作。后来，在和关先生的进一步交往中，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他的宏伟的计划，那就是先整理通俗文学的书目，先生称之为“摸清家底”；然后是整理出版《中国俗文学要籍辑丛》，先生称之为“提供材料”。然后是专书、专题研究。这一主张贯穿先生学术生涯的大半生。直到山东大学让我做先生助手，协助先生招收第一届博士生时，先生找我第一次谈话，商量招生出题的事宜，就详细谈到这项工作。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那是一个上午，先生在他的书房里，兴致极高，从他在北大上学谈起，谈到所有的师友，谈到前半生的动荡生活，谈到与郑振铎先生亦师亦友的交谊，谈到应冯沅君先生的邀请到山东大学来工作的内心感受，谈到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建立俗文学教研室、开展民俗调查的筚路蓝缕的艰辛。然而，谈得最多的还是今后的打算。谈到要建立俗文学研究室，谈到要搜集访求重要俗文学文献、建立俗文学资料参考室，谈到培养和引进俗文学研究的高水平人才，谈到定期进行与国内外俗文学研究者的学术交流，甚至具体谈到一两年之内邀请来校讲学、交流的学者名单。四个多小时，唯独没有谈到先生自己的学术成就，没有谈到先生在中国那一段非常的历史时期的个人学术遭遇，没有谈到牵涉到他自己的恩恩怨怨。从这一次谈话后，我真切地感受到：先生是一个纯粹的、永远面向未来的、学术至上的长者。
后来在给第一届博士生招生出题中，先生仍然体现着这种一贯的学术主张：加强基础训练，从原典出发，厚积薄发，力戒浮躁，形成稳健的、实证的、创新的学术风格。当先生将出题范围和具体知识写成小卡片交给我时，由于受先生一贯的学术主张的浸润，我马上领会先生的意图：强调基础知识、文献知识和思维方式的考查。我出好题后，又写了一个说明交给先生，阐明这次出题的主旨。先生看过后非常高兴，说：“对，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我这哪是考别人，这是考你了。”我心里想，这不是出题，也不是考我，这是先生在下一辈传达一种治学方法，一种学术风度，一种人格精神。
2004年11月9——14日，李福清先生来济南看望先生。先生那时正感冒初愈，他很早就来到李福清先生下榻处，二人相见，没有寒暄，李福清先生拿出他收集的年画资料和近几年写的文章，向先生讲述在国外图书馆调查的俗文学典籍的发现。先生专注的倾听，不时的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自己的见解，那神情完全不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让我们这些从旁陪侍者，不但了解了两位学者的纯粹的友情，还领略了上一辈学者对学问永不满足的谦逊态度。因为下午我们要邀请李福清先生在文学院“新杏坛”讲学，所以，先生在详细询问了听众的情况后，又和李福清先生一起讨论确定了讲学的内容，然后握手道别。李福清先生也许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是两位学者的最后诀别。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关德栋先生！
先生去了！再也听不到那种坦诚的心胸，那种春风化雨的谈笑，那种感人的浸润，甚至那种宏伟的心愿也成了纸上蓝图，恐怕也是实现无日了。但是，一切都可以烟消云散，惟有精神之光永不会熄灭。当我们怀念先生的时候，那种激励，那种鞭策，那种照耀，永远的都在我们的心头。

（作者：山东大学文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