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涛 ：关德栋教授的治学理念

似水流年

           关德栋教授的治学理念

              简 涛

     关德栋教授是国内外著名的俗文学研究专家，先生博学多才，见多识广，在俗文学、敦煌学、地方戏曲、聊斋研究、明清民歌、教满语和满族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独到的建树。先生早在20多岁读大学时即频频发表敦煌学和佛学论文，与当时的著名学者郑振铎、赵景深等前辈坐而论道，深受学界名流的赏识，并且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先生于1983年曾应邀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一年，1994年应德国学术研究会的邀请作为满文专家到德国鉴定满文文献，并且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术交流。先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仅仅与他勤奋好学、笔耕不辍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与他注重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致力于构建跨学科、跨国别的知识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笔者有幸于1982 至1984跟先生读硕士研究生，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先生对于治学方法非常重视，耳提面命，身体力行，有时候又频频敲响警钟，使我们几位学生如醍醐灌顶，受益终生。今年在国外惊悉先生不幸溘然长逝，我感到非常悲痛。回顾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先生的谆谆教诲犹在耳边。不少学界已经对先生的学术成就作了总结和评价，我在此仅仅回忆先生对于治学方法的教导，不仅以此检验和鞭策自己，而且可以使学界对先生的治学理念和敬业精神有所了解。

一、 注重外语能力，强调国际交流
     
    先生不仅有很强的外语能力，而且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可以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及时掌握国外学术动态。他的学术朋友遍及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俄国、捷克、匈牙利等国，他的书房里有英语、日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的文献，可以及时了解国外信息，进行学术交流。像德国的嵇穆教授等、美国的韩南教授、赵如兰教授、梅维恒教授等、加拿大白林教授（？）等、日本的太田辰夫教授、波多野太郎教授、金刚照光教授等、俄罗斯的李福清教授等、意大利的斯达理教授、韩国的金学主教授等，都和他有密切的学术联系，有的学者并且曾经到济南登门拜访。先生还曾经指导过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巴基斯坦等多名外国留学生、博士生和进修学者，常常通过他们了解国外学术进展。
    先生对我们几位研究生的外语要求十分严格。当年我们报考他的研究生的时候，他就明确提出外语不好不要。在我们通过初选而进入复试的时候，先生亲自监场，亲自把考题发到我们手里，这个考题很特别，每人一篇专业外文文献，根据我们报考的语种不同，有英文有日文。允许我们使用外文词典，但是每个人的试题并不一样，不会出现抄袭和商议的问题。我当时的考题是一篇关于河南坠子的论文 。当时的系领导和有的教授对此颇有微词，认为太过分了。先生说：“我就是要强调外语，外语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做学问不了解国外的动态行吗?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做学问。”我们那届研究生的录取是在寒假之前。当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前去拜望先生，然后准备回家过春节。先生给了我一篇英文资料，让我在假期里把它翻译出来，开学时交给他。我记得那是一个捷克女学者写的关于京韵大鼓的论文，当时对我来说难度相当大。因为我虽然是中文系本科毕业，但是我们学校没有开设民间文学的课程，我当时甚至还不知道京韵大鼓为何物。尽管经过突击复习英语的考试成绩还可以，但是实际上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的英文基础并不好。所以尽管整个假期竭尽全力，但是先生对于译文并不十分满意。开学后先生加强了他的外语工作计划，他对我们说：“找几篇外文文献把它们翻了，一是提高你们的外语实用能力，二是做点工作，找地方发表出来，对大家都有用。” 先生还要求我们学习第二外语，除了原来的英语和日语之外，又让我们三人分别学习法语、德语和俄语。在读研究生期间，先生多次给我们布置翻译任务。在带领我们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把我们介绍给外国学者，或者安排我们陪同来访的外国学者，并且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能够出国学习。
     先生强调外语具有战略眼光，不是让我们死记硬背，也不是干啃书本，而是让我们通过翻译实践进行学习，学以致用，最终目的不是翻译文献，而且通过外语与国外学术界取得联系，做到能够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对话，以此培养具有国际学术意识的专业人才。

二、 注重文献目录，熟悉治学门径

     先生非常重视目录学和工具书的使用。在他的书房里，整齐地排列着各种工具书，既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既有现代工具书，也有古代工具书。在我们读研究生的第一学期，先生就把我们叫到家中，给我们谈工具书的重要性，又从书架上取出两本书给我们看，这是但是新出版的《目录学概论》和《版本学概论》。我们在大学学习期间，都没有接触过目录学和版本学，在读研究生的初期，山大也没有开设这两门课，我们就根据先生的指点购书自学。先生强调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不熟悉目录学，不会用工具书，就没法做学问。先生还亲自带我们到学校图书馆和中文系资料室，让我们自己去接触、了解和学习使用各种工具书。通过先生的指点，我们明白了在学术领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的道理，目录学可以使人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对我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帮助很大。
     先生不仅教导我们熟悉目录学，还指导我们亲自去做目录学的工作，让我们编制中国曲艺的研究目录。在上课之余，我们跑图书馆和资料室，也到北京和上海等地查阅资料，搜集曲艺论文题目，制定目录编辑体例。先生无论自己做学问还是给我们布置学习任务，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孤零零地单一地去做一件事情。做一个工作，要同时达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目的，他才考虑。他安排我们做曲艺目录也是这样。我们做曲艺目录的目的有三个，一个是了解以前的研究成果，掌握曲艺研究动态，二是学会查找资料和编制目录的方法，三是做一件对大家有益的工作，填补曲艺目录欠缺的空白。可惜由于时间和条件限制，这份目录没有完成。但是先生的教诲和期望我们却铭记在心，我非常希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编制一份民族学民俗学的目录。在1993年我访问台北汉学中心的时候，看到他们编辑出版了一个种类繁多的目录系列，便向他们谈起我的想法，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其后我利用在德国的有利条件，用了三年的时间编制了《中国民族学民俗学论著目录》 ，也包括曲艺论著目录，这部三卷本的大型目录于1995年由汉学研究中心出版。后来我又在柏林自由大学编写图书馆和工具书介绍，指导学生使用中文工具书，也是与先生当年关于目录学的有关教导分不开的。

三、实行无为而治，培养独立能力

    先生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的能力，鼓励学生提出独到的见解，要求学生不依靠指导老师做拐棍，自己解决问题和提出问题。
    先生的上课方式很独特，他从来没有先把要讲的内容写下来，然后在课堂上照本宣科，让我们一一记录下来。也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是大鼓，什么是宝卷这些基本概念和术语。先生上课有一大半的时间是闲聊，告诉我们最近哪里有个什么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或者最近谁来拜访，谈了哪些有趣的内容，或者他在那个杂志上看了一篇什么文，然后评论一番，或者谁从国外或者国内寄来一本新书或者论文，带来让我们翻看。最后看看手表，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讲一点。然后布置一下最近我们要读的书，或者下一步要做的工作。起初，我们很不适应这种教学方式，下课之后，我们笔记本上没有记下多少文字，感到先生没讲什么正式内容，我们没有学到什么。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即使教授给大学生上课，也是老师一字不漏地念讲稿，学生一字不差地做记录。有时候老师念得稍快一些，学生们还要求老师等一等，或者重复一遍。先生打破了这种小学生式的教学方式，我们便无所适从，后来才慢慢习惯了，开始和先生在课堂上讨论和探讨问题。
在我们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先生刚刚去兰州参加敦煌学会议回来，中国学者们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憋了一口气。先生对我们说：“你们三个有两个要来做敦煌学的题目，我拟定了几个题目，你们可以任选，也可以自己另外找， 但是必须有两个做敦煌的题目。”先生和我们一起定下毕业论文的题目之后，就去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和讲学，论文由他的学术助手李万鹏老师指导。我们和李老师以前都没有搞过敦煌学，先生又不在国内，而我们只有一年作论文的时间，但是我们没有基础，必须从头学起，从熟悉资料和认识这个学科开始做起，当时的确心中无数，非常恐慌。先生要求我们独立思考，大胆去做，没有画框子，定调子，也让我们不要受前人框框的束缚，自己去闯。也许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道理，我们不能依赖导师，只好自己去尝试，去碰壁，自己刻苦钻研，几经周折，最终写出了质量不错的论文，两篇有关敦煌文学论文都在《敦煌研究》上公开发表。
    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先生对我们说：“我们这个教研室不留人，你们的工作要自己解决。“ 先生还明确表示:“我不会去给你们托关系，找熟人。我的朋友很多，你们也可以到他们那里去工作，但是这种事情我不会找他们帮忙。” 当时的硕士研究生整体数量不多，我们这个专业更为稀少，所以找工作远远不像今天这样艰难，但是做什么工作，以后的出路怎样，我们心里并没有底。我们三个学生毕业之后，通过自己联系，一个到了本校社会学系，后来出国进修获得博士学位，一个到了烟台大学，后来转到青岛海洋大学，创办了海洋文化研究所，一个到了省民政厅，成为政府官员。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非常感谢导师这种果断做法。如果我们借助导师的权力留在系里，一直龟缩在导师的羽翼庇护之下，那么决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上次我去北京大学见到一位成为名教授的朋友，他正忙着给他的研究生联系工作单位，我就给他讲了我们的经历，感到他对学生管得太多了，这对学生的发展不一定是好事。这样会使学生滋生依赖老师的思想，而不去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四、俭朴生活，敬业精神
  
    先生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倦怠，从不松懈，在国内勤奋工作，在外国也是埋头苦干。1994年，先生应德国科隆大学嵇穆教授和德国学术研究会的邀请，到位于柏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鉴定一批满文资料。先生住在柏林国际交流中心，我在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工作，相距仅两站路，可以每天前去看望先生，每逢周末则请到家中讨教，有幸得以和先生朝夕相处，亲眼看到先生勤勤恳恳，十分敬业，深受感动。先生在柏林的时候正是冬天，德国的冬天阴冷潮湿，阴雨连绵。国家图书馆上午九点钟开放，先生常常提前十分钟就到了，和其他早到的普通读者一起静静地站在门前等候。我几次劝他不要去那么早，以免受凉感冒。他说反正在家也没事，早去一会儿可以充分利用时间。
     先生鉴定的那批满文资料类别多样，内容丰富，有历史文书，也有文学作品，十分珍贵，先生一一进行鉴别，然后编制目录，并且挑选出许多文本请国家图书馆复制出来带回国内。他还几次到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查阅文献，和汉学满学教授座谈，了解德国的学术动态。他在柏林住了两个月，没有去看过名胜古迹，没有去逛过豪华商场。在柏林的工作结束之后，他准备到科隆大学再做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当时先生已经74岁的高龄，嵇穆教授考虑到先生年纪大，对德国气候可能不适应，在柏林紧张工作两个月之后，需要及时休息，便来电话说德国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对先生卓有成效的工作深表感谢。如果先生本人愿意，就可以回家去了，不是必须要到科隆大学来。但是先生不辞劳苦，执意要去拜访嵇穆教授，查阅科隆大学收藏的满文文献，并且就关于满文研究的问题进行交流。他在科隆大学整整呆了一个月，然后才回到柏林，从柏林回国。先生来柏林后住在我家，非常兴奋地谈论这次科隆之行的重大收获，并且把从科隆带来的文献和书籍一一给我讲解。先生回国时带的书刊资料太多，在机场上行李超重，就取出一包书抱在怀里，就这样抱着重重的一包书登上飞机，离开了柏林。我望着先生的身影，非常感动。记得我们跟先生读书时，刚刚见面的开场白，先生说得 很不客气，他说：“如果你们想发财，想赚钱, 就不要到我这里来。大街上卖西瓜也比我们挣得多。如果你们把我这里作为跳板，作为敲门砖，也不要到我这里来。你们可以现在就走，我不拦你们。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干我们这一行，升不了官，发不了财。” 先生是这样想，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先生的生活一直简单清贫，由于师母是生物系教授，研究海洋鱼类的发育与生殖生态，常常出发到海岛上和产卵场做实验与考察，先生在家里中午饭或者到食堂买饭菜，或者到街上买包子。先生在柏林到我们家过周末，对我们准备得极其简单的饭菜常常发出由衷地赞叹，多次深有感触地说：“你们的日子过得不错啊 ，你们的日子过得真不错。”先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实在是太低了，先生对我们的简单生活就感到这样满足，先生平日忙起来，或许这样的生活水准也达不到。我听了先生的赞扬却感到十分辛酸，感到十分心痛。
    先生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先生依然健在，依然那样精力充沛，用他那永远充满活力和信心的语气给我们讲课，和我们聊天。先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学术成果，也留下了科学的治学理念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都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
                                    
（作者：现供职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