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圣杯 中国的秘籍

刘宗迪

西方的圣杯 中国的秘籍

    勇敢的骑士历尽千难万险寻找传说中的圣杯的故事应该算得上是西方叙事文学传统中最具生命力和繁殖力的故事母题了，由这一母题所衍生出来的故事数不胜数，且不说它在西方民间故事和经典文学中的众多变体，在当代流行艺术和大众文化中就可以看到圣杯故事的种子到处散播并开花结果，近几年最卖座的几部好莱坞大片和英文畅销书，无一不是脱胎于圣杯故事的母题，前些日子畅销一时的《达芬奇密码》，彻头彻尾就是一个圣杯故事的现代翻版，深受现代女性主义和母性崇拜学说蛊惑的作者告诉我们，人们世世代代所向往和寻找的圣杯，其实就是带来生命和极乐的女阴；托尔金《魔戒》中的那个坚不可摧、野心家梦寐以求的、给人间带来无尽纷争和杀戮的指环王，其实也是一个圣杯，只不过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圣杯；在电影《黑客世界》虚构的未来虚拟世界中，圣杯也虚拟化为一个一旦被人掌握就能拥有控制世界的力量的数码密钥，一个软件圣杯；电影《魔鬼终结者》中的那块可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芯片则是数码时代的硬件圣杯；畅销书罗琳作家干脆将其哈利波特魔法小说系列中的一本命名为《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其实，几乎所有《哈利波特》小说都是圣杯故事的某种变体。——在西方话语中，正因为这无数次的复制、改写、翻版、演绎，圣杯早已成为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象征，而圣杯故事也因此成了一个具有巨大包容力、解释力和叙述力的叙事模式，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神话，因为所谓神话就是一个因为不断被人重复并因此而深入人心的故事。
    我所感兴趣的是，在中国的传统中有没有足以和圣杯相媲美的具有如此强大生殖力的象征呢？我想，我们唯一可以拿来跟圣杯故事一拼的也许只有取经母题，《西游记》自然是这个母题最为人所知的表现形式，其实，取经母题的产生要远远早于《西游记》，汉代纬书中津津乐道的河出图、洛出书也许算得上这个母题的最初源头，黄帝、尧、舜、禹乃至孔子就是从这些上天赐予的秘籍中获得治国平天下的洪范大略的。在魏晋志怪小说中，甚至已经出现了大禹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而在一个神秘的洞府中获得治水秘籍的故事，取经模式已经略举雏形，而佛教东来和译经事业的兴起，尤其是高僧大德西天取经的事迹，则更为取经故事的生长诸如了活力。至于取经母题在当代的变体则可以以武侠小说中黑白两道寻觅和争夺武林秘籍之类的故事为代表。总之，取经故事在中国叙事传统中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但其在当代的撒播和影响远远比不上西方的圣杯故事，对于作家文学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这当然与中国文化自信力的丧失有关，但也与中国作家对本土叙事传统的冷淡有关。
取经故事和圣杯故事在许多方面都不谋而合：
    1，秘籍和圣杯都是人们疯狂追求的目标，因此才成为推动故事开始和延续的动机。
    2，秘籍和圣杯都是权力、财富或知识的象征，掌握了秘籍和圣杯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3，对秘籍和圣杯怀有的不同目的，区分了正、邪两大阵营，圣杯因此成为故事冲突和戏剧性的焦点。
    4，秘籍和圣杯都是传说中先人传下来的圣物，它究竟是怎样的谁也不知道，正因为关于秘籍或圣杯的传说迷离恍惚，才被越传越神，才引来无数英雄竞折腰。
    5，秘籍或圣杯被最终找到之时也往往是它的毁灭之日，即是没有毁灭，也会遭到破坏，而只有支离破碎的碎片流传下来，如《西游记》中，一阵大风吹散了取来的经典。
    6，在秘籍或圣杯故事的现代变体中，往往有一个反讽性的结尾，一切真相大白之后，英雄（以及读者）认识到，圣杯其实并不存在，或者原本只是就是我们身边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东西，只是我们一直忽视了它的存在或价值，如《达芬奇秘密》的结局。
    秘籍和圣杯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象征能力和繁殖能力，追本溯源，可能与民俗和宗教有关，圣杯的宗教意味是毋庸置疑的，本来意义上的圣杯是天主教圣餐仪式上的圣物，圣杯中盛的是耶稣的血，喝下去就能跟主合为一体，从而得到拯救，但圣杯的仪式和宗教价值也许要追溯到古希腊的酒神节，酒神节上的酒也是让人通灵入神、迷狂喜乐的圣物。而中国故事之所以对秘籍津津乐道，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对于字纸的崇拜，书是圣贤书，凡是写在纸上的都是神圣的、权威的圣贤之言，中国的道士招神引鬼，用的不是圣杯和酒，而是写有文字的签或者符，至于中国人对于文字的崇拜乃至迷信，当然要追溯到史前时代巫史集团对象形文字的垄断和神化。
    总之，不管是圣杯还是秘籍，在其各自的文化中，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都是权力和合法性的源泉，因此，在叙事传统中，它们才成为权力和合法性的象征，一切伟大的象征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其历史铺垫。而这类故事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且不断花样翻新，则不过是因为从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对于权力的痴迷和恐惧就是人类心头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秘籍或圣杯的故事则为权力的逻辑和悖论提供了一个最通俗的演绎。
    从权力发生学和权力形态学的角度分析圣杯故事或秘籍故事的叙事逻辑，应该是叙事学中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附图：全球化时代的圣杯

品三

葵花宝典！

郭襄

九阴真经

戈兰

楼上两位都是武侠通，请教葵花宝典和九阴真经最后是何等下落？
我在想此类故事中圣杯或秘籍最终的下落，可以作为判断此类故事历史时期的指标之一。
上古的取经叙事中，取经者一般是取到了全本的真经，神圣的旨意被取经英雄原原本本地流传了下来。如汉代纬书里面的取经故事，如孔子西观书于周室，然后周礼尽在鲁矣。上古的人不仅相信黄金时代的存在，而且相信黄金时代可以借助圣书的谕示而在未来重现。这是取经的正剧。
中古的取经故事就不像上古的这样乐观了，取经者尽管看到了真经，但取回来的仅仅是真经的碎片或副本，如唐僧取经的故事。中国的人已经对黄金时代的说法发生了疑虑，黄金时代仅仅存在于遥远的过去或西方，而现世尽多只能是对它的拙劣模仿而已。这是取经的悲剧。
现代的取经故事则完全是一个黯淡的结局，真经其实只是一个莫须有的泡影，取景者最终没有取到真经，而是发现自己受骗了，或者取到了真经，但得到的却是灾难。因此现代取经故事的结尾往往是反讽性的。现代人已经完全放弃了黄金时代的梦幻。这是取经的喜剧。

戈兰

这个话题有点冷，看来我只有发扬一下帝禹的灌水精神了。


    诸如此类的圣杯-秘籍母题似乎很少见于真正的作家文学中，至少在中国现当代的知识分子写作中比较少见，倒是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革命文学中，我们能够发现对这一民间文学母题的广泛应用，比如，《林海雪原》前半部分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就是围绕着敌我双方以及土匪的不同山头对联络图的争夺展开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就是截选的小说中的这一个争夺联络图的片段，这足以说明这一母题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另一出著名的样板戏《红灯记》的故事则是围绕敌我双方争夺地下党密电码的斗争而展开的，地下党的密电码其实也就相当于土匪的联络图，也就是唐僧的真经或江湖的葵花宝典，都是权力和命运之所系。熟悉延安革命文学传统的学者应该能够找出其他的类似的例子。共产党的革命文学对于圣杯-秘籍母题如此津津乐道，甚至把按照这种模式讲述的故事树立为样板戏，当然是因为革命文学的主题就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利用这一情节类型叙述诸如此类的故事、承载诸如此类的思想正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革命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其实是为党服务），而源于民间文学的圣杯-秘籍母题正是适应于工农兵的欣赏水准和价值水准的。
    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知识分子的写作对这样的情节类型会敬而远之了，这是因为这种情节类型所反映的那种正与邪、善与恶、敌与我之间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正是知识分子所拒斥和试图消解的，而拒斥与这种划界活动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往往就被这种意识形态归于第三种人，或者干脆就被打入敌人的阵营。
    其实，在西方文化中，这种敌我阵营泾渭分明、你死我活的圣杯情节类型也主要是出现于通俗文学和艺术中，因为无论在中国和西方，通俗文化总是和主流意识形态（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眉来眼去、暗通声气的。比如说，此类情节类型就频繁地出现于好莱坞的大片之中。而一种文化能够不顾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性，这样斩钉截铁、一清二楚地把人类划分为敌/我、善/恶两个阵营，断然把其中的反方树立为自己的敌人，这除了反映了这种文化的霸道，也反映了这种文化的自信（或者恰恰相反，反映了这种文化的虚弱），在当今国际事务和宏大叙事中，除了美国这样的“正义轴心”以及朝鲜、伊朗、古巴这样的“邪恶轴心”敢于讲述这样的故事之外，像中国这种斡旋于两个轴心之间的国家是断断不敢这样叙事的。

蔷薇剑

刘宗迪 于 2005-12-25 17:02 写道：
西方的圣杯 中国的秘籍

    勇敢的骑士历尽千难万险寻找传说中的圣杯的故事应该算得上是西方叙事文学传统中最具生命力和繁殖力的故事母题了，由这一母题所衍生出来的故事数不胜数，且不说它在西方民间故事和经典?......

刘大侠当真胸中别才，眉下别眼，竟然能从畅销书中窥见故事母题。我觉得《达芬奇密码》是描写二元对立的两种力量，一是耶稣、教会和男神崇拜；一是抹大拿的玛利亚、原始宗教和神秘的女神崇拜。这两种力量在不同的时段成为信仰的主导。从女神崇拜和原始宗教占主导地位，到双方一直争夺阵地，相持不下；最后教会终于压制了女神崇拜，甚至有意识地逐渐“清除”原始宗教的痕迹，或者不着痕迹地把敌人的部分信仰特征融合到自己的宗教中来，比如太阳神，比如十字架。但是女神崇拜一直没有真正消弭，时时可见它的痕迹。在电影《大开眼界》中，汤姆·克鲁斯偷窥了一个与《达芬奇密码》极为相似的宗教场景，不过与《达》极力宣扬和耐心诠释不同，《大开眼界》的视野中，这个场景是邪恶的，是非常态的，是日常生活的强烈干扰项，甚至导致生活的断裂。二元势力的冲突、斗争，在中国的故事中就应该比比皆是了吧。

戈兰

     哈哈，胸中别才，眉下别眼，你差点就说俺心较比干多一窍，眼比二郎多一睛了，那岂不成了人间少有的妖怪 。
    关于《达芬奇密码》，你是从内容的方面分析的，我则是从形式的方面分析的，你关心的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敌人甚么来历作何勾当、朋友甚么来历作何勾当，而我则仅仅关心这正、反两方的恩恩怨怨、你死我活在故事中是被按照什么样的先验模式或者说套路（程式）捏合到一起的，至于谁好谁坏为甚好为甚坏，俺管不了那么多，而且，对于畅销小说来说，诸如女神崇拜或男权中心、原始崇拜或天主教会、太阳神或十字架、达芬奇或卢浮宫等等耀眼的招牌，往往只是作者为了吊读者的胃口顺手拿来炒作的现成的材料，作者对于这些因素的知识和价值判断也只是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一般知识水平和意识形态，《密码》一书的作者未必就相信他写的，就果真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就像金大侠不会相信他笔下的江湖果有其事一样。文化批判学者容或可以拿这些东西来没话找话、小题大做一番，但从叙事学的角度则置之不论可也。
    不过《达芬奇密码》和《大开眼戒》（还有《哈利波特》）等电影中的秘教或狂欢想象，倒确实耐人寻味，与此类似的还有吸血鬼、狼人之类的类型电影，这些电影反映的都是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想象（向往或恐惧）。《达芬奇密码》和《大开眼戒》之类关于女性崇拜的带有浓郁异类色情意味的叙事景观，显然来自西方的女巫想象，这种想象酿成了欧洲中世纪末期的猎巫运动（女巫迫害运动），由天主教一手发起的这种运动又与异教迫害运动联系在一起，那些妖魔化女巫的故事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魔王崇拜和巫魔夜会，而巫魔会上的性乱则是那些审判女巫的光棍教士们最津津有味地追问的话题，大概和现在扫黄打非的警察对被抓的性工作者们的工作细节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是出于同一种窥视癖吧，正是这种窥视癖使巫魔夜会的故事母题变得非常活色生香、脍炙人口，从而成为西方历史上一个跟压抑和解放、禁欲和放纵相关的恒久不衰的文化想象和叙事母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被实践的现实（大概主要存在于骄奢淫逸、放浪声色的贵族社会乃至宫廷中，而不是古风犹存、粗野野性的农村），就像《大开眼戒》的电影中所呈现的样子，这大概可以视为一个想象影响实践和历史的典型个案。
    上个世纪初，英国的一位深受弗雷泽影响的专门研究巫术文化的女学者默里曾写过一系列的论著，证明在西方中世纪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以女性崇拜、性放纵（旨在促进农作物增殖）和魔鬼崇拜（异教神）为特征的宗教传统，并且这种传统宗教在天主教普及之后受到教会的压制而转入地下从而成为秘教，而中世纪的猎巫运动就是天主教会对这种原始宗教的迫害的继续。她的观点曾经掀动一时，至今还被一些女性主义者以及一些亚文化团体（愤青）奉为圭臬，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默里完全误入歧途了，因为她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天主教会审判女巫的案卷档案，而那里面有的大多是教会法庭对于被告的刑讯逼供材料，那些材料几乎全部是天主教会关于女巫莫须有的想象，以及在这种想象下被冤屈和诬告的老妇人们的屈打成招，可以说，正是审判者和被告的合谋、权力和无权者的协作，才促成了女巫故事的成形，因此，默里的研究（民俗学研究）实际上成了教会权力以及这种权力所制造的历史幻象的代言人，岂不悲哉！但默里的研究却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因为西方社会关于巫术和异端的想象，在她的著述中得到最典型的体现。
    这种想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的精神生活，这从《指环王》、《达芬奇密码》、《哈利波特》、《黑客帝国》等电影和书的风靡一时就可见一斑，但是，这种主题只有在当代才尘嚣甚上、愈见风靡，则又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种想象的生产与现代大众传媒以及文化消费工业之间的关系，正是文化工业觉得这种异类主题能投现代人所好，这类母题才被大量复制和生产出来（这与武侠电影在东方的畅销是一个道理）。因此，绝不能就因此相信巫术和秘教已经取代了理性和科学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要是这样认为，就和上个世纪的默里女士一样上了大当。
    叶舒宪在《读书》上曾有一篇谈这个问题的文章，他应该是国内较早注意并始终关注大众文化和民间叙事之间关系的学者，叶先生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敏感使他总能得风气之先，这一点是吾辈中无人能比的。但我认为他那篇文章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很好地划分文化想象和文化现实之间的界限，搞不好也会上和默里在一百年之前上的一样的当。
    突然想起了李白捞月而溺死的故事，水中月尽管和天上月长得很像，而且天光水色确实也相映增辉，但水中月确实不等于天上月，如果错把水中月当成了天上月，就会犯故事中诗仙一样的错误，不幸的是，这个错误恰恰是人文学者最常犯的错误，有时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 本帖由 戈兰 于 2005-12-27 21:15 最后编辑 ]

蔷薇剑

    好险啊，对着水中月，我都伸出手弯下腰了，听到戈兰一声断喝，免了我堕水而死的厄运，也惊醒我的迷醉。其实，我倒是留恋自己的感性认知，比如我觉得，我认为，我感到，我想。这样更象我自己，而且李白着实死得浪漫至极。怪不得戈兰大侠从来不挑刘宗迪大侠的场子，原来是刘大侠的分身，或者是刘大侠三头六臂里边的某一条胳膊。此多面孔大侠虽号称温柔，实多智而近妖，实在可怕。
  “就像《大开眼界》的电影中所呈现的样子，这大概可以视为一个想象影响实践和历史的典型个案。”我十分赞同。想象与真实向来是互动的，相互影响。《东宫·西宫》中警察小史对于阿兰的同性恋世界的带有虐待意味的讯问，也是一种偷窥。对于这个未知世界的想象驱使他虐待阿兰，气氛逐渐暧昧，讯问导向了阿兰的世界，阿兰的世界是目的地，小史想望而又恐惧。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迷失。如果还是从文化层面考察，那么其中有些符号很抢眼，警察这个职业的象征意味、女性服装，这些分别标志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层裂；作为沟通手段的讯问，虐待等沟通两个世界，并且有“正反馈”的效果，从而真实与想象终于面对面。
  还有个小问题，这些现在看起来神异、另类、极端的场景放在时间的历程里，未必全然是想象。道教不是也有公然交合的仪式吗？不过问题是，为什么现在视为另类，而过去曾经可以为大众接受的、甚至风行？又有点扯回到文化上了。

[ 本帖由 蔷薇剑 于 2005-12-28 08:14 最后编辑 ]

雪村友梅

宗迪兄：
《西方的圣杯 中国的秘籍》读过。坛子里好久没有这样的好酒了。
这篇文字包容量非常大，气魄也大。
包容量和作者眼界相关，比如“字纸的崇拜”就是常见的，写到这里，意义一下就非同寻常。
说气魄，单刀直入抓住自己认定的主题，一如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好家伙！！！

完善它，会是一生有数的好文字。
友梅羡慕不已的说。

戈兰

谢谢梅兄鼓励，响应梅兄号召，继续进行灌水作业。

    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民间文化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于前者为后者提供叙事模式、故事母题，后者将这些土生土长、夹沙带泥的原材料洗刷、裁剪，然后煎炸爆炒一番，再加上一些能够刺激人们欲望的时尚文化的佐料，比如性、暴力、政治等等，最后经过现代传媒技术声光色五味俱全的华丽包装，如此这般，就有了一桌桌大众文化的感官盛宴。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关系就像乡下土灶和城中豪宴的关系，城中的豪宴尽管奢靡、豪华，但制作这种盛宴的菜肴和佐料都必然是从乡下的土地中土生土长的，是从乡下的土地运进城中集市然后才搬上酒席菜桌的。那些牛肉、羊肉、西红柿、茄子经过城中大师傅的妙手烹饪，或许会变得面目全非，已经吃不出原来的味道，就像刘姥姥吃不出贾府酒席上茄子的味道一样，但有一点，那些肉里的骨头却是炖不烂、烧不扒的，向食客泄露出这桌盛宴真正的乡土来历，大众叙事文本中的叙事模式或者情节结构应该就像这样的骨头。
    但大众文化并非被动地接受民间文化的影响，他也反过来对民间文学有所回馈。我所感兴趣的，还不在于民间故事讲述者和传承者对于大众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上，历史上一直存在书写传统对于口头传统的回馈，我所感兴趣的还主要在于大众文化对于民间文学影响的认识论方面。扪心自问，圣杯故事之引起我的注意，正是因为最近在看电影和读书中总是和这个圣杯的影子的不期而遇，也就是说，正是大众文化对于这个故事的模仿和复制引起了我对西方民间故事中那个金光闪闪的圣杯的关注，把我引回到圣杯故事的历史或历史上的圣杯故事，也就是说，至少对于我而言，历史上的圣杯其实是在当下的圣杯的光芒映照下才向我呈现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些电影和畅销书，历史上的圣杯也许根本就会默默无闻，就依然会隐没于历史的尘埃后面（至少对于我是这样），与之相应，没有西方圣杯故事的启发，我也不会对中国历史上的取经故事感兴趣，更不会试图把取经故事与前面的纬书中河图洛书神话和后来的武侠小说中的武林秘籍叙事联系起来，因此也许根本就不会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线索呈现出来，也就是说根本不会有取经故事的历史。这其实应了克罗齐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是，历史当然都走着自己的路，有着自己的逻辑，但是，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和叙述，毕竟总是从当下的经验出发的。当下经验不仅启迪和引导我们发现事物的历史存在和历史脉络，而且还让我们重新理解事物的意义和起源，历史的兴趣归根到底都要归结到对于起源的追寻，但是，正因为所有历史都是当下史，因此所有历史事物也都有其当下的起源，那个被追溯到黄金时代或者史前时代的起源，其实也是在当下，意思是说，人们对历史事物的起源的追寻是随着其立足的当下语境和立场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风景随着我们的立足点的变化而不断变换一样。在此意义上，起源或发生学的原点，与其说是在遥远的过去，还不如说在切近的现时，而在发生学意义上，被当成历史起点的所谓源头或原型，与其说是历史的出发点，还不如说历史的终结点，比如说，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或者母权时代不过是当下社会中人们理想中的未来社会（乌托邦）在过去的再现，历史的起点和终点就是这样在当下的意识中成为一个首尾相衔的圆圈。
    回到圣杯故事的话题，正是现代大众文化工业所制造的一系列圣杯景观对于我的刺激和启发让圣杯这一故事类型的存在和历史在我面前呈现出来，在这种启发的引导下，我们或许会在故纸堆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我们以前没有注意的类似的圣杯故事。我们可以说现代圣杯故事是对民间故事中的先在的圣杯故事的模仿和复制，民间故事中的圣杯是原版，而大众文化中的圣杯只是副本，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只是因为大众文化对于圣杯的复制，我们才发现民间文化的圣杯，因此不如说当下的大众文化中的圣杯才是原版，而历史上的民间故事中的圣杯倒是副本。这其实正是德里达的观点，他把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颠倒了过来，把现实和模仿的价值颠倒了过来。
    但是，说一切起源都在当下，说一切原版都是对副本的模仿，并不意味着就因此可以放弃对于历史和起源的追溯。凡百事物，皆有来历，尽管这个来历永远不可能是唯一的，就像长江黄河的源头不是唯一的一样，但随着人们对越来越多的源头的发现，事物的来龙去脉也就变得越来越有迹可寻了，而事物的结构和意义也就随之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辨了，这正如我们只有摸清黄河长江的源头和来历才能真正探查清楚整条江、河的流域范围一样。但在人文科学中，放弃对原型、源头乃至历史的追问的倾向似乎越来越强烈，在民俗学中就存在着这种倾向，这种做法的理由之一就是克罗齐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我认为放弃追问起源和原型的做法其实是基于对克罗齐此话的一知半解或者曲解，或者说是只抓住其意思的一半，把克罗齐的话当成了为自己缺乏历史穿透力和知解力的借口。放弃历史和起源的追问意味着株守形态学的研究，但是，正如形态不明就无法回到历史和源头，因为连摆在你面前的是什么都没有看清，又如何能知道到什么地方去追溯这个东西的历史和起源呢？同样，离开对历史和原型的兴趣也就无法清晰地勾勒出事物的形态，因为只是由于同一结构在历史上的不断被复制、模仿、改造、变形的过程，才最终让一个结构的线条和轮廓从混沌的历史背景和嘈杂的话语语境中凸现出来，进入当下的视野，同一性（形态，identity）必定是在时间和历史的进程中逐渐积累沉淀而成的，没有历史，何来身份？一切遥远的历史都以现在为出发点，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一切现在的边缘都消失在无边的历史之中。
    历史正是在过去与现在的遥相呼应之下才变得越来越深邃，事物在过去与现在的交相辉映之下才变得越来越清晰，人性在过去与现在的多声部交谈中才变得日益丰富，最后，未来，也正是在过去与现在的邂逅交叉之中才变得越来越开阔，展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可能性。

[ 本帖由 戈兰 于 2005-12-28 20:47 最后编辑 ]

戈兰

蔷薇剑 于 2005-12-28 01:00 写道：
好险啊，对着水中月，我都伸出手弯下腰了，听到戈兰一声断喝，免了我堕水而死的厄运，也惊醒我的迷醉。其实，我倒是留恋自己的感性认知，比如我觉得，我认为，我感到，我想。这样更象我自己，而且李白着实死得浪漫至 ......

    赫赫，蔷薇剑，你在水边玩月，俺的一块板砖，敲碎了水中的月亮，也惊醒了你的迷醉，死罪死罪。谁让俺是个鲁笨的人呢，不过，天地良心，俺那块砖头的目标真的不是你。
关于想象与现实，概念上谁都说得明白，但落实到实际，真是扯不清楚，如果我们能够跟着雪村友梅的雪爪重归盛唐，在那个风流蕴籍的时代，原本也没有必要非得再想象与现实之间划上一条清晰的楚河汉界不可，盛世的标志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现实中沉醉于他的想象之中。可是，谁让我们生逢离乱，身在末世，在这样一个讲究科学的时代，我们看来是不得不把现实和想象分开的。
    当然，想不想划分现实和想象，就生活实践而言，纯粹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比如，诗人、戏子大概就是不想把现实和想象分开的那样一种人。
    但对于学术实践而言，却不得不把它分个一清二楚，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可能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主要是个手艺活。不过，我想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向福尔摩斯学习，即对任何线索，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白纸黑字不言而喻，都必须经过小心的分析勘查，确定其时间、地点，找出疑犯在场或不在场的证据，其实，历史学家不就是干这等勾当的吗？只要明确了一个事情的时间、地点以及这个时间、地点在历史中的位置，我们大致就可以确定一个记载究竟是真的发生的事件还是只是说话人的想象。因此，编年学（时间）、地理学（地点）、传记（在场与否）就成了历史学的基本功，这方面，你是科班出身。
    你用电影为例提出问题，我则想用李商隐的诗歌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其一：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因此，栩栩然者究竟是庄生还是蝴蝶就分不清了，因此，整首诗都是恍惚迷离，无迹可求。“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尽管后来很多索隐派的福尔摩斯绞尽脑汁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但都只能不了了之。


    其二：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这首诗明明白白地到处了时间（昨夜，一个有星有风的夜晚），地点（画楼西畔桂堂东），作案的痕迹历历在目，福尔摩斯不难由此入手，顺藤摸瓜，把诗人的小辫揪出来。

黄景春

刘宗迪曰：诸如此类的圣杯-秘籍母题似乎很少见于真正的作家文学中，至少在中国现当代的知识分子写作中比较少见，倒是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革命文学中，我们能够发现对这一民间文学母题的广泛应用，比如，《林海雪原》前半部分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就是围绕着敌我双方以及土匪的不同山头对联络图的争夺展开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就是截选的小说中的这一个争夺联络图的片段，这足以说明这一母题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另一出著名的样板戏《红灯记》的故事则是围绕敌我双方争夺地下党密电码的斗争而展开的，地下党的密电码其实也就相当于土匪的联络图，也就是唐僧的真经或江湖的葵花宝典，都是权力和命运之所系。

在下以为，刘先生温柔地揭示了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下的神话母题，很有启发意义，值得深思。 但是，刘先生也有责任进一步解说为什么“圣杯-秘籍母题似乎很少见于真正的作家文学中，至少在中国现当代的知识分子写作中比较少见”？弗莱认为，神话是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叙述程式，或者说神话就是一种原型。作为一种叙述结构原则，神话原型不断被后世作家复制，反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一种文学传统。作家的传作看似个人行为，但又是“超个人”的，作家的潜意识中，有着传统的遗传基因，它随时跳跃到作家的创作活动中，作家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任何想摆脱传统文化影响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若弗莱翁言之不虚，则作家文学中的圣杯-秘籍母题也应该一再显现，为什么反而没有？

另，作为一种可以全面对比的表现母题符号，西方基督教之圣杯与中国皇权之宝剑，似乎也可以展开比较研究，这一双符号，一圣一俗，都在故事、小说中频现其身，甚可关注。

戈兰

圣杯和宝剑的对比很有意思，这活好玩，黄兄动手咯。
不过我想，宝剑在中国文化的地位正是在于它是有神性的东东。在另一个帖子里我曾经谈到这个话头。
我想弗莱把原型给绝对化了，也就是说，他过高低估计了原型的无意识力量和制约力量，他那个时候，好像正是弗洛伊德和荣格大行其道的年代。
那些植根于人类的基本制度因此能够世代相承的模式对于叙事的制约和引导力量是毋庸置疑的，但我想这种力量肯定不能和性欲、食欲这样的生理需求相比，这些欲望是人类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的，但原型既然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它就是可以被从文化上超越。一种传统，正是因为它是无意识的，才是不可超越的。要超越一种什么，先要意识到它，意识到它的力量和局限，而民间和大众创作之所以无法超越传统，正是因为它一直活在这种传统中因此对于这种传统是无意识因此是无法超越的，而知识分子的天命之一，就是通过对传统的认识和意识，超越传统和原型。当然他想超越是一回事，他是不是真的超越了又是另一回事。

蔷薇剑

戈兰 于 2005-12-28 13:53 写道：
人们对历史事物的起源的追寻是随着其立足的当下语境和立场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风景随着我们的立足点的变化而不断变换一样。

戈兰对于现实和模彷的论述真是精彩，“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佩服之至。
借宝地给电影版《达芬奇密码》作个广告：
2006年5月16日，全球四亿人翘首以待的《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公映。导演：BRAIN GRAZER 主演：TOM HANKS ；AUDERY TAUTOU；JEAN RENO。我今天下载了预告片，十分精彩。

戈兰

那儿有download，俺也先睹为快。
对那本书最不满的地方，是地下密室的那场秘教的仪式，仪式的主角居然是几个垂垂欲死的老朽。作者卖了好大的一个关子，到末了居然这样潦草收场，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且看电影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