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论文《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

cyc

施爱东论文《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

望望

施老师，不好意思，是您自己叫我提意见的，我曾经看过陈春生老师的一个笔谈，他这样说：
“在田野调查中，可以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包括话谱、碑刻、书信、帐簿、契约、民间唱本、宗教科仪书、日记、笔记等等，这些材料在一般的图书馆是无法获见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调查时可以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对这些口碑资料进行阐释，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是文献记载所未能表达的。置身于乡村基层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踏勘史迹，采访耆老，尽量摆脱文化优越感和异文化感，努力从乡民的情感和立场出发去理解所见所闻的种种事件和现象，常常会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这种意境是未曾做过类似工作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2页。
不知道施老师是怎样理解这段话的？

cyc

下面是吕微对施爱东论文的点评意见，可惜他没有按照要求用条目式。现在看来，也许是点评制度还是初创，大家不一定完全适应，所以大家就不拘一格吧，但是，宗旨是简单明了，要言不烦，能条目式尤好。
陈泳超




评爱东《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

吕微
　　
　　文章一旦书写完毕，文章就自由了，文章就不再只是供作者本人驱谴的奴仆，而是变成了任众多读者解释的自由的文本。好的文本的标准之一就是：即使读者不能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本文，也会对文本的内涵发生与作者本人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好的文本一定提供了比作者本人所圈定的更大的解释空间。就此而言，一个文本被批评得越多，越说明该文本内涵的意义越丰富。但是，我们一直怕批评得多了会得罪作者，其实，如果我们对“批评即解释”有所共识，那么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会欢迎文本批评。
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的正式参会论文已经刊登几天了，还未见有什么直接针对这些论文的评论文字，可能是因为“台下怎么说都行，上了台面可就得先掂量好了再说”，于是一片缄默。再说了，发言也得讲个先来后到、长幼有序，还是先听听别人怎么说吧！于是就更没人敢开风气之先了，前些日子论坛上的热烈场面一下子冷清了许多。
但是，虽说４月╳号各路青年侠客才聚首北京，因为如今有了网络，论坛应当说已经算是正式开坛，发言、讨论现在就可启动。
爱东《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是一篇好文章。提出“普查情结”的命题说明作者拥有敏锐地感觉和把握具有理论深度的现象、问题的能力。我以为，文章前后讲了两个问题。其一：搜集整理的目的——学术的、政治的和文学的；其二，搜集整理的方式——没有理论假设的田野作业（普查）和有理论假设的田野作业。这两个问题又是套在一起的。文章的结论是：目前的工作重心不应再是材料的搜集整理，而应放在研究上，即使需要田野作业，也应是服务于研究的田野作业，而不应仅仅是服务于搜集整理的田野作业（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搜集整理的确有不同的目的，或服务于学术研究。或服务于文艺创作、政治宣传，各有各的理，站在不同目的的立场，谁也说服不了谁，学术史上的几次争论最后都不了了之。爱东举了20年代的钟、黄、罗之争和50年代的刘、董、江之争，都是如此。虽说大跃进的服务于文艺创作的搜集整理实践一时淹没了理论上的争论，但也没有在理论上彻底否定服务于学术研究的搜集整理本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80年代以后，学者们异口同声地谴责服务于政治宣传的搜集整理，却也没有对服务于文艺创作的搜集整理关上大门。爱东引了一个绝对有趣的例子：当年最是强调搜集整理应服务于学术研究的刘魁立先生自己在90年代开始强调搜集整理的代表性（文学性）问题。真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旦由你主持政府、学者的合作行为——普查，你就得对自己参与的这项工作负责，而作为“国家学术”，它既不可能只是学者个人的学术行为，也不可能只有单纯的学术目的。
但爱东把搜集整理的学术目的和政治目的（包括文学目的）之间的对立看得有些绝对了。在文章中，爱东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以为是更深刻的：学术目的和政治、文学目的都是从五四歌谣运动生发出来的。只是孔子殁后，“儒分为八”，弟子们各执老师思想的一端而具体化、精细化，最后打得不可开交，其实在老师那里，对立的双方本来可以相安无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此，值得再次引述五四歌谣运动的那篇最经典的宣言：

本会汇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歌谣·发刊词》，《歌谣》第一号，1922年12月17日）

可见，在五四先贤那里，学术的和文艺的（诗）以及政治的（民族）的目的本是融为一体的，是一纸的正反两面，换句话说，政治、文艺的目的背后有学术的目的在支撑，而学术的目的背后也有政治、文艺的目的隐藏着。即使是日后以追求科学、全面、客观、真实为理想目标的、纯粹学术化的搜集整理工作，其隐蔽的政治背景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只是身在学术中人自己没有察觉罢了。在这点上，我不大同意爱东关于普查没有理论预设的看法（或者说只是我和爱东的表述不同）。以前的人类学家往往爱吹嘘自己进入田野之前不带任何理论假定，说他的工作只是忠实记录。其实，他所受过的学术训练早已把他变成了一个带上理论的有色眼镜的局外观察者，他认为什么事情是值得记的，什么事情是不值得记的，其实深受其知识素养的指引，人类学者对血缘、亲属关系以及经济、政治、宗教、文艺等等现象的分类处理难道不是由他的社会整体观、文化整体观等“宏大理论”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他的“理论上的无预设”所决定的）吗？
“英国的功能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为思考田野资料和组织民族志描述所用的理论，是被采用来服务于人类学的特殊描述和比较研究目的的欧洲式社会理论。”（《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40页）
这就是说，学者在走向田野之前心中不是没有理论，只是有什么样的理论：有的是抽象的、整体的“宏大”社会理论（如进化论、功能论），有的则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理论假设。爱东说的理论当然是指后者，前者爱东用“形而上要求”来标示。至于 “宏大社会理论”，那就绝对不是纯粹的学术理论了，在“宏大理论”背后向来隐藏着现代性和政治性的“形而上要求”。比如，普查的统一分类体系——歌谣、谚语、故事——本身就不是纯粹学术的“求全”式普遍分类系统，或者说在学术的“求全”式普遍分类系统背后遮蔽着现代政治诉求。试想，我们如何可能仅用三种简单的体裁标准就能够概括所有地方的和民族的形形色色的民间文学门类。而一旦我们将各种体裁的作品强行纳入这个分类体系当中，或者我们就干脆将不符合这个分类体系的作品弃之不顾，而且最终又把所有被纳入该体系的作品统一翻译成汉语出版，那么试问：普查的最终受益者将是谁呢？难道不是民族国家的现代政治和现代文学？一个多元一体的现代民族和现代国家不是最需要这样统一性、普遍性的文化——政治象征符号吗？因此，“求全”的“普查情结”绝非传统思维定势和西方田野作业纲领的影响所致，而是我们的当下政治对于普遍性和统一性的潜在要求的结果。三套《集成》是中国当代民间文学学者和政府合作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学术——政治实践，对于《集成》所蕴涵的深刻的学术和意识形态意义，我们至今还没有深入的思考。《集成》不仅仅是我们启动新一轮学术研究的客观材料，同时也是我们当代中国的民间文学学者反思性地考问自己的存在问题和身份问题的新的出发点。我们真是需要把《集成》当作一例个案来细读，也许，我们还真得做一点田野调查，采访那些当年的当事人，了解《集成》的知识都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为此，我们还不能轻易地“告别田野”。
2003,3,7

小人家

元無有 于 2003-3-8 21:51 写道：
不继续作「普查式的田野作业」，如何了解社群心灵变动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带着由过往田野作业所获得的文本，并以自己的知识系统建立理论架构，再回到田野检证。」是否是以强烈的主观意识，即以先入为主的认定，去检证所欲观察之客体？如此的理论建立，是否有可能反而成为民间文化之指导？

施兄的意思，其实主要是反对为田野而田野，为普查而普查，把田野里捞回来的东西论斤称，重量不重质，或因非学术的目的（比如郭沫若说的那些）进行的伪田野吧？这就是问田野要什么的问题吧？
但是总的感觉施兄还是有些书生意气，话一说起来就刹不住车了，说了问田野要什么，还要说怎么要。觉得破而不立，意犹未尽？带着已有文本、带着理论架构回到田野去检证，具体地说不就是回访吗？但都这样做，真有可行性吗？我实在看不出来。另外，立足于文本，然后回田野，这个时机怎么掌握？该把文本刨到什么程度才回田野去？刨出问题以后？刨文本刨出问题来是很容易的，刨到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时机到了？
不管怎么说，实际研究一展开，要到田里去还是得去，即使是施兄也不例外。
至于吕先生重提“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小的还是以为我们把“文艺的”先抛到一边比较好，田野应该就是学术的。有了学术的就有了文艺的，可以根本不考虑文艺的问题，免得徒生枝节，自寻烦恼。我对三套集成算不算田野很怀疑，实际上这个工程很难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就比如一个容积有限的大纸箱，不能放下所有的东西，那么往里面放什么？这样一来就不能不先考虑文艺的问题。不是说文艺优于学术，而是考虑学术需要的话结果可能是绝大部分都要保留，于是就很难有可操作性。总而言之，三套集成的形式决定了它在学术上的缺陷，还是不要看得太重的好。

cyc

吕老大自乱阵脚在前，无有兄又跟着瞒天过海，看来是我们开始拟想的点评条例过于理想化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各人的具体情况。无有兄既不愿以真名示人，此后这条规则也只好作废，大家随便署名好了，相信大家总是自律自重的。

施爱东

　　　我前两天去东莞上课，一回来就看到这许多斧正意见，心中高兴，苦于得一条条消化，先回答望望兄的问题。允我用一个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天，国王为了捉弄阿凡提，就问：“如果在你面前摆着两样东西，一边是真理，一边是金钱，你会挑什么？”阿凡提说：“我挑金钱。”国王就笑话他，说：“阿凡提真是个庸俗的人，如果是我，我肯定挑真理。”阿凡提回答说：“那当然，缺什么补什么，我现在缺的是钱，所以我最需要的是金钱。”
　　　陈春生是个史学家，对于史学界来说，田野作业可能成为一个学术增长点，但对于民间文学，可能不大一样。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3-3-10 19:59 最后编辑 ]

施爱东

吕微兄 于 2003-3-8 19:25 写道：“求全”的“普查情结”绝非传统思维定势和西方田野作业纲领的影响所致，而是我们的当下政治对于普遍性和统一性的潜在要求的结果。

很有见地，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一层。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3-3-10 21:24 最后编辑 ]

施爱东

关于学术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我赞同顾颉刚先生的无用之用的观点，应用超兄《顾颉刚与现代民间文艺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

　　　　顾颉刚创设了一种比较精致的理论——“间接应用”说：
　　　　“惟其他们有许多专心研究的人研究着一般人看为无用的学理，能够处处发见真事实，因此有人要应用时也就有了事实的基础而容易成功。所以科学的应用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只因它的用是间接的，它的本身没有用，所以为一般急功近利的人所不喜。他们看不见它的真价值，只觉得是些“无聊的考据”，但也因为它的本身没有用，不为现实的社会所拘束，所以它的范围可以愈放愈大，发见的真理也愈积愈多，要去寻应用的材料也日益便利，这就是无用之用。”
　　　　这里便将学术本质的求真与其应用的互动关系说得比较全面周到了，尤其它表面舍弃直接的应用，而实际正抬高学术内在的“真价值”。按顾氏的理论设计，社会日益复杂发展，若学术单纯为了致用，必定造成学术的浅薄与势利，从而难以长期为社会提供帮助，学术只有以求真为唯一目的，不求眼前的应用，也就可以摆脱现实的局限，脱离开对社会政治的依附地位而获独立的品格，反而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新鲜血液。所谓“无用之用”，当然是有其大用的了。

　　　无有兄提到的问题：“理论建立后要指向何处？所谓的「理论建立」是否成为统计学上的一种游戏？”我想一样地以顾先生的上述观点来作答。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对理论的追求和建设是无从知道它的将来的用途的，但我相信，一种理论的提出，如果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种现象的本质或规律，那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造，是人的聪明与智慧的表征，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它一经确立，也许就不再依赖于研究对象或实用者来确认它的价值。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3-3-10 21:51 最后编辑 ]

施爱东

元無有 于 2003-3-8 21:51 写道：不继续作「普查式的田野作业」，如何了解社群心灵变动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这是一个检验的抽样问题，窃以为，普查工作是对理论匮乏的一种无奈的、笨拙的补充。比如，如果有人问一个校长：你们学校大约有多少男生多少女生？如果校长是个明白人，他可能很快告诉你：一半男生一半女生（已有理论）。如果校长是个老实的木头，他可能马上集合全校师生，挨个点一遍（普查）。如果校长是个负责任的人，他可能做一下抽样调查（个案调查）。
　　　我们通常所说的研究个案，其实就是一次抽样，如果不同选点的多次抽样能大致证实同样的理论假设，我们就应该认为这一理论假设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普适性。这里涉及到一个小概率事件的问题，单个案例是无力的，从单个案例出发，我们可以提出假说，但无从证实假说，假说需要一定数量的抽样以证实，所以，才有了进一步田野的必要。同样，单个案例也无法推翻一个假说，因为它同样只是小概率事件。总之，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的观点是：科学的抽样完全可以从理论上取代“普查”，小概率事件的不验，不影响理论假设的成立。
　　　需要申明的是，我不认为这一抽样的验证过程是小人家妹妹所说的“回访”。回访是对原调查地的再次深入，我说的抽样是对相似背景的不同地区的调查。
　　　做调查并不太难，吃苦、不太蠢就行，但要提出假设很难，不建立在大量文本阅读和他者理论借鉴的基础上，是很难做到的。当然，能两者兼得者，是人中龙凤，一般性的规律不能用来框限这种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以小概率事件来作为讨论焦点。

施爱东

元無有 于 2003-3-8 21:51 写道：？「带着由过往田野作业所获得的文本，并以自己的知识系统建立理论架构，再回到田野检证。」是否是以强烈的主观意识，即以先入为主的认定，去检证所欲观察之客体？如此的理论建立，是否有可能反而成为民间文化之指导？

所以说，我不主张由自己来验证自己，以防主观倾向的影响，我主张理论的提出者与理论的实践者的分离。这也就是我认为，必须有一部分人“告别田野”的中心设想。这在我给《民俗研究》的《告别田野》中有详细说明。

施爱东

元無有 于 2003-3-8 21:51 写道：我的看法是：能作田野的去作田野，能作文本的去作文本，能建立理论的去建立理论，

这其实就是我最终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俩最终的意见是一样的。我的文章想要打破的就是，“田野作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对研究资料而不是研究自身的迷恋。而且，从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展史的阶段性诉求这一角度来考虑，我认为，理论建设才是最最重要的当务之急，没有理论支撑，我们这个学科也将很难作为一个学科而立足了。

施爱东

小人家 于 2003-3-8 23:23 写道：
施兄的意思，其实主要是反对为田野而田野，为普查而普查，把田野里捞回来的东西论斤称，重量不重质，或因非学术的目的（比如郭沫若说的那些）进行的伪田野吧？这就是问田野要什么的问题吧？

小人家妹妹误解我了，我这篇文章，并不针对“伪田野”，这个别人早说过了，用不着我重复。我想说的是，不存在形而上的科学的田野作业。
你说的什么程度、时机等等，并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我的文章只就观念形态来质疑以往的诸种有关田野作业的讨论和实践。其实理论假设并没有量的指标，不存在你说的问题，顾颉刚读一段话就能发现问题，我读一百本书也未必有用。检验理论也不存在时机问题，一个有普适性的规律，又不是流行歌曲，今天不赶紧唱，明天就过时了，有多少人的理论直到死也没被人接受啊？

小人家

施爱东 于 2003-3-10 23:55 写道：
小人家妹妹误解我了，我这篇文章，并不针对“伪田野”，这个别人早说过了，用不着我重复。我想说的是，不存在形而上的科学的田野作业。
你说的什么程度、时机等等，并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我的文章只就观念形态来 ......

还是不明白。
你说的形而上的田野，是指整个田野调查本身（也就是说，田野调查本身是动机、目的和手段）还是田野调查的技术问题？
我感觉你在努力地秤一个本身没有质量，但是又谁都觉得它存在的东西。你这样一拳拳打出去，打到什么有实感的东西了吗？

施爱东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因为你的理解与我想说的意思有些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引我的原文来讨论，这样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我记忆中我的文章中没有出现“形而上的田野”这个词，要不是你省事少打了几个字，就是误读了我的意思。
　　　至于说“田野调查的技术问题”，其实也不在我的讨论之列，我想讨论的是“要什么”，而不是讨论“怎么要”。我的观点是，“怎么要”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只要调查者不是太蠢，住到调查点去，总能得到可能要得到的东西，或者是正例，或者是反例。因为衡量调查质量的标准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以是否有用为准，而是否有用，只有在具体的理论要求上才能得以确认，这样，问题就又回到了你用什么理论来圈定你田野作业的具体要求的问题。
　　　其实我们下到田野，往往不是具体调查方法的欠缺，而是不知道该向田野索要什么，更或者说，不知道要了这些材料有什么用。最常见的课题方式就是，先确定一个选题，然后论证它的意义，觉得有田野的必要，然后就下去，搜集完了之后，整理整理，归个类，这里插两句评论，那里插两句议论，最后弄成一个调查报告。更高明一点的，回到家，再找点历史材料对照一下，按时间顺序一排列，弄出个什么变迁的调查，罗列一下现象，猜测一下这种变迁是受到什么社会思潮的影响，就算是论文了。
　　　哈哈。
　　　你说我的论文是没有对象的？不对，请看文中的大量引文。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3-3-11 17:23 最后编辑 ]

小人家

施爱东 于 2003-3-11 12:35 写道：
我记忆中我的文章中没有出现“形而上的田野”这个词，要不是你省事少打了几个字，就是误读了我的意思。

是我偷了一点懒。
我觉得没有误读啊！我不过把话说得比你实在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