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燕春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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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弹词研究的误区与盲点》

摘要：晚清肇始、绵延至今的弹词研究，将“案头”弹词小说与“书场”弹词讲唱分而治之，是几代学者的基本学术选择。努力重心也明显倾向于前者。本文在梳理百年弹词研究史的基础上，借鉴海外民俗学界相关研究思路，思考如何加强作为民间说唱文艺的书场弹词研究。以苏州评弹为个案，试图理解把握这一几百年来吴语地区主要民间娱乐形式的完整个性、以及对于基层民众生活的影响。探求“回到现场”作为研究方向的理论可行性，兼及“案头”与“书场”研究合流的可能性。
无论风靡于明清江南闺阁作家中的弹词小说，还是传唱于城乡码头、茶楼书场内的艺人弹词，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大致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后百年，从案头弹词的文本解读始，逐渐对书场艺术有所关注，渐次涉及弹词史、论、音乐、表演、艺人等各方面的介绍。但一开始就出现的案头、书场分割处理的思路，却基本贯彻不变。固然，从研究对象与操作方便考虑，将基本作为案头读物存在的“弹词小说”，与曲艺意义上的“弹词、南词”作一区分，从作品内容、写作目的、艺术风格、乃至作家文学与“非个人创作”文本的产生过程等方面讲，都不无必要。在相对“纯净”的研究对象面前，人文学者可以充分扬长避短。遗憾的是，欲探讨弹词小说“文体”意识及艺术风格的形成，一旦离开它出身渊源的书场模式的个性影响，却可能对这一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质造成致命丢失。至于书场演出与案头文本之间的关联，则是通过案头之作与弹唱脚本、及现场发挥之间的演进与变化来实现的。中国历史悠久的“说书”传统，固然对书面叙事文学的形成发展作用匪浅；而书写文化对于象弹词这样，本质是作为市井娱乐形式呈现、却又有着“虽是江湖、颇近衣冠”美誉的民间演出，亦时时会产生一定影响。在“二水分流”的研究路向中，上述设想显然很难实现。分离趋避的结果成了“避实就虚”，学者错过的可能是一个真正丰富多彩的“问题库”，从而丧失了将论题深入的出发点。
一，        长期结缘：案头弹词小说与女性主义视角
五四以后引发的俗文学研究热潮，弹词作为民间讲唱文学，得到多方垂青。李家瑞、赵景深、郑振铎、谭正璧、胡士莹、阿英等纷纷搜集、编目、论述。与此同时，也拉开了将案头弹词小说与书场演出弹词分而治之的研究传统序幕。其中郑、谭二氏，对女性弹词小说作者的考辨与文本个案的述评，基本建立了案头弹词研究的操作框架，成为后世学者致力的主要方向，以露“女性主义”先声。50、60年代在学术史上的一次重要反响，就是关于《再生缘》的陈、郭争论。80年代以后，受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以女性创作为主的案头弹词小说，又一次获得被学术界关注的“时代机缘”。有乐黛云、陈洪等学者加以新的阐发理解。晚近，除台湾胡晓真等，内地致力于此的有鲍震培。
无法否认，案头弹词创作在明清时期，的确与女性作者建立了极为醒目的特殊联系。作为中国古代女性除戏曲而外唯一选择的叙事文体，因此受到学界的一直一致关注，亦有合情合理合法之处。笔者对此的疑问则在于：“女性主义”完全可以成为研究弹词小说的入手点、但未必是唯一的权威切入。一种学术范式，无论它曾经多么富有生机和活力，一旦被夸大为某种“声势”、乃至“运动”，则其遮蔽性与话语霸权，必将引发盲从与僵化的弊端。这或许也正是，案头弹词小说与女性主义视角长期结缘以来，已经渐成“气候”的“隐患”。
二，        纸上谈“书”：弹唱脚本与演出实况
凭借着五四的影响、对俗文学高度评价的时代风气，学者们一方面对明清闺秀的案头创作，不肯割爱，一方面又十分偏爱民间说唱的底本，但落实为学术方法，往往是截然分开的两种套路。当擅长考据、清学功底稳健的学者们娴熟出经如典，对女性弹词作家的身世之谜一一拨云见日的时候，他们操作起民间的唱本、书场的实况，却显得迟疑而粗疏，颇有些“文不对题”的窘迫。的确，一旦把弹词唱本放在与诗文等 “经典”文类对立的“民间文学”或“通俗文学”的范畴，来讨论民间艺人近乎师徒相承、“说”“听”互动的类集体化创作，似乎和案头弹词创作、尤其明清闺阁女作家对这一文体的定位与期待，先天就具有了不兼容性。笔者以为，这也是近百年弹词研究的“二水分流”问题，一直未能获得理想解决方案的一个致命环节。
在分外寂寞的弹词演出研究中，阿英的努力不容忽视，可谓其中的高峰，且又几成绝响。写于1938年的《女弹词小史》，对晚清时期弹词曲艺的“民间存在状态”，进行了首次勾勒。《马如飞的珍珠塔及其它》是弹词演出史况正本清源的精彩个案。从文本与文体入手，也写过若干论文。虽然就理论建树而言，未免线条太粗，所勾勒脚本文体形貌，难逃面目模糊之嫌。从不同角度对书场弹词研究作出自己贡献的还有赵景深、叶德均、 陈汝衡等。
晚近书场弹词研究的零星进展、以苏州评弹为例：1980年，江、浙、沪两省一市成立苏州评弹研究会，出版了系列理论刊物《评弹艺术》。周良、吴宗锡等有专著。但基本停留在思想内容分析与演出流派简介，缺乏探索深度与理论创新。
三，        海外来“风”：口传诗学、表演理论的渗透
历史悠久的“中国说书”，借助近年来海外学界对“口传”文化、“表演理论”的持续兴趣，渐次在民俗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Vibeke Børdahl主编《the eternal storyteller—oral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收罗甚富。Bender博士论文《Zaisheng Yuan and Meng Lijun: Performance, Context, and Form of Two Tanci》，敏感触及到了文本阅读与演出现场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将要出版的新著 《Plum and Bamboo:  China's Suzhou Chant fable Tradition》又一次显现了同样的理论兴趣。Vibeke Børdahl主要研究扬州评话。但选择的研究线路，和Bener十分接近，亦是“泛文化研究”浩大思潮中携带着民俗个性的一朵浪花。Bender和Børdahl分别学习过苏州评弹和扬州评话的表演。
四，“回到现场”：关于“苏州评弹”的研究设想
民俗学者的学术兴趣与新颖理解，理应为百年弹词研究“二水分流”局面，带来一定冲击与影响。但诸如Bender研究中的理论设计，并非毫无缺陷。作为深受“口头诗学”和“表演中心”影响的西方民俗学者，他尤其注重苏州评弹“师徒相传”的授业方式，书场演出中“媒介手段”的变幻纷繁，现场气氛中听客如何被“加入”到表演中去，等更能贴近或迎合“口头”、“表演”理论套路的文化个性。对于中国民间曲艺文本形成过程中、历时几百年的复杂变迁与多方建构，在知识储备与背景了解上，显出不足；而西方人目光关注下古老的东方、尤其是幽媚雅致的苏州书场，在在引起他们惊奇乃至“猎艳”的心理。面向西方本土读者的写作目的，也多少加重了这一论述倾向。
《女弹词小史》中，关注“演出现场”的思路已隐隐出现，但如何综合历史传承、演出模式、现场效果、“听”“说”互动、市井口味、民间记忆等各种因素，探讨它们对于“即兴”的书场文本的形成意义，进而从“现场”再回到“文本”，则是阿英未能及时做到的，也是西方民俗学者未能充分完成的。以苏州评弹为例说明，乃由于笔者的目光所及与专业限制。
苏州评弹历史悠久，书场演出的黄金时期，又集中在20世纪20、30——50、60年代沪、宁、无、苏等地，在试图“回到现场”的过程中，引入“时间”一维，处理好历史演进这一环节，极为重要。历史学者“回到源头”的主观努力、“走进现场”的研究策论，是还原到历史的深处、还是沉湎于当下的“田野”，主要靠研究对象的个性具体决定。笔者以为，诸如湮没在历史深处的鸳蝴文人的贡献、评弹票友的声音、切入当下说书现场的“田野调查”，都应获得关注。
五，结语：
    一种美好的理论设计，距离将它顺畅地付诸实践、并产生客观的学术成果，尚且十分遥远。“回到现场”的操作方式，某种程度而言，更是说时容易办时难。就苏州评弹而言，已经搜集到的大量演出脚本，依然寂寂地躺在苏、沪研究室里。还需要在书场演出调查中投入相当精力和时间。如何以个案收集进而观照对象全体，会是处理起来令人十分棘手的环节。对非吴语地区的研究者而言，方言障碍必须首先克服。即令如此，专业学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贴近艺人与听客心理，对此感同身受，了解民众生活和思考的逻辑，也还是很大问题。至于“案头”与“书场”研究的“合流”，则当下学者能够面对的“书场”，又有别于大量案头弹词产生的明清，若强行将有时间落差的研究对象生硬叠合，亦难免有“覆盖”之虞。
虽然有着上述不利因素，笔者依然认为，将“案头”与“书场”之间的分野缩小、并着意突出此前较受冷落的“书场”研究、同时保持距离观照“女性主义”在此领域中的分外活跃，依然是可资参考、并要多方探求其具体操作的研究线路。尤其是象苏州评弹这样，就艺术个性而言，具备鲜明的吴越地域文化风貌。广义的“弹词”文化和民间演出，不仅风靡太湖流域、波及大江南北，从中“诞生”了古代中国女性近乎唯一的“叙事”方式。在青楼文化史上，更使得“书寓先生”，在晚清以降的上海，独获“风月领袖”令名。以一曲艺手段，飙升为色情行业的代名词。和源远流长的“评话”传统相较，苏州弹词的产生时间比较晚近，追溯历史源头，可以获得相对亲切的“现场感”。就民俗保全与人文价值而言，类同昆曲和古琴，随着一代“口味精准”的老年听客及一种悠闲宁谧的生活方式的渐行渐远，号称“中国最美的声音”的苏州评弹，同样面临着被尘封进历史博物馆的不良预后。也许，此时此刻，人文学者一点努力的身影，将多少延缓一下，这一幕落时刻的最终来临。

萧云从

诚如无有先生所言:
“回到现场”的实际操作却是困难重重。——唯其困难如斯，也才是有必要将问题提出，希望以此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并集合众人的努力，使这原本清冷而非荒芜的领域，生机早显。

”案头”文本的研究，只需注意弹词的创作论问题（有关弹词艺术的品评，到现在都还存在着不同的标准），即内容、风格、结构、布局、修辞、音乐变化等。一旦加入”场上”研究，则弹词表演论、观众心理学，包括”艺人－－听众”二元的引导因素、甚至是经济学上的市场经济、供需问题，都得考虑进去。
——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百变丛生的“问题库”，恰是可以施展拳脚的好场域。虽然“泛文化”研究所要求的“跨学科”训练，因为对学者学术根基要求严苛，较容易流为空疏大话，但试图综合历史、社会、思想、民俗、经济、学术等领域的方式方法的努力，倒并无大错。如今恶名流传，倒多半是具体操作者的没有出息，所掌握之工具不精不力，竟自坏了名头。西方一些学者，例如从事明清史研究的艾尔曼，于此就做得不错。

桃花庵主

无有君言道;
"如果说弹词表演论长期受到轻忽与漠视，而不曾有过系统的理论论述，有的只是各派别的特征论述、传承，那幺，面对已搜集到的大量演出脚本及素材，建立属于弹词的表演理论系统，是否才更是当务之急？"
——故是一针见血，辣笔诛心。然当此理论众声喧哗、实绩风雨飘摇之际，建立“我们”之“表演理论”，则何以能堪？在下十分彷徨于此。何况，一旦面对“民间”，这些好歹读了些诗书在腹的人，是否真能体贴到此种演出对于“他们”的意义？
“我们”离“他们”，究竟有多远？！
在下常是以为，如今某些史学线路之偏重“呈现”、轻言判断，或者曰“述大于论”、“述而不作”，谨言慎行而外，也是个没有“自信力”的表现。

洛阳城下客

虽然不太相信存在纯正的女性叙事（除非刻意表现的意识形态化的），但多少还是觉得，弹词是讨论“女性主义问题”的一个合适的、甚至不可多得的范本。这个“女性主义问题”不是指向女性主义的，而是如秦文所说，应该是个“问题库”。里面能装些什么，外行人不太清楚。仅仅以“民间叙事”、“娱乐”之类带过，也许稍嫌一般了点。
   “书场”缺失，固然遗憾，“案头”与“书场”的结合也应该能产生新的观点，但纯文本研究恐怕也还是必须的、可行的。如无有君所言，因为“困难重重”，则“回到现场”的可能性、真实性，难免受到质疑。
   学术史研究，容易造成“打击一大片”的印象。青年学子于此，稍不留神，即难免进退失据。

chaogejin

想阅读文章，需要密码。我正好得到“论坛”第一届会议的正式通知，上面有用笔填上的密码。可惜，还是报“密码错误”。那位告诉我何以能阅读已经上传过来的诸位的大作？？？？
看到我的用户名，知道内情的自然能够给我传个帖子。先谢过。

萧云从

洛阳先生见教得很是。
“学术史研究，容易造成“打击一大片”的印象。青年学子于此，稍不留神，即难免进退失据。”
——虽然年纪许大，才力自是浅薄。然而想起当年胡适先生讲过，读书人欲写作藏之名山、流传后世，必欲尽善尽美方肯昭示天下的行为于当世，已无此可能。根本不存在那样一个环境允许这样细腻的生产。（大意如此，详见《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王学典，孙延杰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年）。笔者斗胆献丑人前，诚惶诚恐有之，却不“悔其少作”。虽然评点方家著述，多有得罪之处，然而“真理越辨越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不正是洛阳先生所集之“论坛精华”、对陈泳超先生论文的含蓄表态吗？
“虽然不太相信存在纯正的女性叙事（除非刻意表现的意识形态化的），但多少还是觉得，弹词是讨论“女性主义问题”的一个合适的、甚至不可多得的范本”
——这也是笔者自己的想法。之所以树桩立靶，亦是个引起警醒的意思，担心风头健处、话语而霸权，难免遮蔽之陋。
“这个“女性主义问题”不是指向女性主义的，而是如秦文所说，应该是个“问题库”。里面能装些什么，外行人不太清楚。仅仅以“民间叙事”、“娱乐”之类带过，也许稍嫌一般了点。”
——提法或者“一般”，无有炫人耳目之视听效果。但笔者一直坚持，“呈现”“真相”（尽管此种表述亦未免显得理想主义）应该是第一位的，如果它的真相原本“一般”，则问题出在研究者选取对象时的眼光不够精准。而并非于自己的理论自娱中，一厢情愿地“失真”“拔高”。不过，具体到苏州评弹研究，应该归咎于笔者目前功力不足、唐突西子吧？！未能给她一个应有的身份与地位。本文的目的，亦在求正于方家，集众志而成城。
““书场”缺失，固然遗憾，“案头”与“书场”的结合也应该能产生新的观点，但纯文本研究恐怕也还是必须的、可行的。如无有君所言，因为“困难重重”，则“回到现场”的可能性、真实性，难免受到质疑。”
——在未有研究实绩出来之前，而妄谭“方法”，也正是笔者最为惶恐不安的。但“知难而行”的选择，或许就逼将出一个突破的机缘与切口。在西方学者可以面对几重语言障碍与文化隔膜而深入“现场”的时候，国内的研究现况，清冷若此，焉知不是“知难而退”的“明智”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