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来源:故乡 发布日期: 2002年2月23日
透视民俗、民间文化热 王雨吟
主持人:汪澜(本报记者)
参与者:陈勤建(华东师大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夏青根(《旅游天地》杂志副主编)
■主持人的话:
今年的春节,堪称是近年来最具民俗色彩的农历新年——中国结、花灯装点着大街小巷;剪纸、彩绘、蓝印花布成为商场和居室布置的时尚物件;唐装和缀有民族织艺图案的时装成为服饰新潮;而各地的旅游景点,更是弥漫着浓浓的民俗风情,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民间年俗、礼俗,原始古朴的民间手工技艺,令游客心醉神迷……这一切,无疑为日渐升温的民俗热、民间文化热又添了一把火。
大众对民俗、民间文化的普遍热情,确已构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一波民俗、民间文化热是如何产生的?它传递出怎样的文化信息,其背后透露出哪些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这里我们邀请到几位民俗学和文化、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此作一次较为深入的探讨。
民俗、民间文化热的兴起,源自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
主持人: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当下这股民俗、民间文化热想必也是如此。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其背后有怎样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夏青根:民俗、民间文化热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现象。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曾出现文学创作的“寻根热”,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的早期作品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民俗风情场景和画面。所不同的是,那时的民俗热主要热在文化圈、文人圈子里;而眼下这波民俗热,是热在民众之中,更多地带有民间自发的色彩,因而更值得关注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它的出现说明我们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加速了,原有的传统,原有的民俗、民间文化的特质更加凸显了。同时,物质的丰裕,也使人们有宽松的心情去欣赏传统的美。物质手段的提高,也往往能将传统美更鲜明地表达出来。
陈勤建:我以为当前这股民俗、民间文化热的发生,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立场、文化观念的转变,这是这一波民俗、民间文化热的一个重要的动因。过去大家比较关注上层文化系统,但从现代民俗学、文化学的角度看,精英文化常常是很表层的,不及民俗文化、民间文化那样具备基础性、本质性。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从文化上分析其实就是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觉醒。中国二十世纪初,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都很关注民间、民俗文化,当时各个学科的人都参与到民间、民俗文化的研究中来,讨论它的内涵和价值。这一举动表明了那一代人走向民间的文化立场。现在,中国的文化研究又一次转向民间、民俗方面,表明了大家在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构成究竟是什么?文化力量到底在哪里?这是对民族固有的文化系统的
深刻反思。
我们民族文化的DNA,存在于民俗、民间文化之中
主持人:虽然时下民俗、民间文化艺术受到大家的推崇,但它的现实处境好像并不令人乐观。在民间文化的保护、利用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和重视的问题,怎样才能改变这一状况?
夏青根:目前有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民间、民俗文化受到空前的礼遇,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它抱有好奇心,很想去亲身体验。繁华都市里的一些酒吧、茶馆等等很现代化的休闲场所,里面充满了陶艺、编织等很古旧的民间工艺品,追求原始之美。但另一方面,民间、民俗文化又经历着过度开发的危机,融入了很高的商业利益,这对原生态的民间、民俗文化有极大的破坏性。很多古村落要收费参观,价格高得离谱,进村以后到处要钱,在里面已经很难看到纯朴的、真正的民俗风情了。当然,民俗、民间文化也有与现代经济社会结合的需要,开发民间、民俗文化也有它的合理性。既要开发,又要防止过度开发,这是一个难题。
陈勤建:日本文化学家曾经介绍,他们在民俗、民间文化方面投入的资金,超过基因工程研究。很多日本一流的学者、科学家都参加到这方面的研究中。而我们似乎还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是宏观上的差距。从具体的情况看,还有几个应当认真对待的问题:
其一,民俗文化传统的功能与现代社会的功能要求有冲突。例如古建筑,从审美的角度看,它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但是从功能角度看,它的设备、布局等常常不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住着不舒服。面临这种冲突,经常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全盘保留,要么全部推倒。日本京都、法国巴黎等城市采取的是外部修旧如旧,内部进行不显眼的功能性改造的方法。而我们对自己的民间、民俗文化遗产如何保存,现在还没有成熟的系统的方案。
其二,对民俗、民间文化的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很多人用猎奇的眼光、消费的眼光看民间、民俗文化,不懂得它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生命,人的生命是由生物的DNA和文化的DNA两部分组成的,文化的DNA在哪里?主要存在于民俗、民间文化深层的心理结构中。用民俗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存在于民俗的“思考原型”中。这种思考原型,决定了人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审美观念、生存取向。我国的民俗学、民间文化研究还比较薄弱,甚至还有人以为这种研究不过是整理整理民间故事,不知道它的重要性。甚至至今仍有人抱着封建等级观念,把文学分为上中下几等,视民间文化、民间文学为下里巴人,这严重影响了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
其三,对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遗产存在着破坏有余、保护不足的问题,有很多盲区。如上海地区就有很多民间文化积淀,顾颉刚先生曾经在这里收集过口头流传的文学,编过一本《吴歌甲集》。我曾经与国外学者一起到松江考察,那里的老百姓还记得不少民间歌谣,完全可以出一本新的《吴歌集》。但我们现在的不少大型文化集成工程中,根本看不到这些项目。这方面应当立法,加强保护力度。
此外,在日益国际化的大环境下,充分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发展本国文化,这是个刻不容缓的课题。日本人开放的历史很长,他们重视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利用西方的文化成果,另一个是运用日本文化改造西方文化的成果,充分发挥日本的传统文化的活力。他们有一些观念值得我们注意。比如,他们认为,民族的风俗习惯可以转化到具体的物质生产中去。日本的电器灵、巧、小,日本的汽车比美国的小巧玲珑。这并非因为他们“小气”,而是因为日本有喜欢小玩意儿的传统。像WALKMAN(随身听)这类小电器,技术都是欧美的,日本人把它微型化了。这就是用传统的思考原型,对新的事物进行改造,把外来的东西化为自己东西的典型例子。这启示我们,在开发和利用民间文化资源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汲取其中智性的成分。
寻找民间、民俗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有机连接点
主持人:一个有意思的情形是,民俗和民间文化热的兴起,恰恰出现在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这是否可以看作民间对于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此对抗文化领域的全球化趋势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
夏青根:在当前学术文化界,确实存在着这么一种忧虑,担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民族文化会消失殆尽。我个人对此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WTO的基本原则中有一条:支持本国文化的个性化,支持各国文化的多样并存,支持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欧洲,不少国家对那些他们认为有损本国文化的商品,可以加收较高的关税,比如音像制品、电影等,文化方面并不是完全开放。某种意义上,中国加入WTO,恰恰给本土文化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使中华文化能够更加被世界所了解。像伊朗电影,他们采取小作坊式的制作,很有自己的风格。他们的人力、财力完全不能和好莱坞相比,但在世界电影界独具一格,确立了他们的地位。没有艺术国际化的新环境,这是不可想象的。
梁永安:我觉得我们应以健全的思维开发民间、民俗文化的资源,必须充分注意挖掘其中的普世性因素。这样才能使民间、民俗文化与现代世界文化有机地连接起来。在谈到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民间、民俗文化时,不能仅仅看到中国与外国的差异性,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沟通性。只有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才能正常地发现自身的民间、民俗文化特质,排除自我漫画化的心理。
主持人:在对民俗和民间文化的吸收、借鉴的过程中,应如何对待和处理民俗和民间文化的负面作用和影响?
陈勤建: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伴随着民俗和民间文化热,一些地区的封建迷信、神怪巫术活动有沉渣泛起之势。但处理这些问题切不可简单化,既要靠科学和理性来规范它,同时还要靠民间的自我调节力量来约束、限制它。
文学创作回归传统固然可喜,但要警惕凭空臆造的“民间性”
主持人:在当下文坛,出现了一种回归民族传统,注重挖掘和借鉴民间文化资源的创作倾向。最有代表性的是莫言的《檀香刑》,作者将这部作品称作他创作方法上的一次“大踏步的倒退”,即由过去借鉴“西方魔幻现实主义”转而向本民族民间艺术吸收营养。小说大量运用了民间戏曲的语言,对一些民俗场景和仪式(特别是古代酷刑)的描绘更是竭尽笔墨。这部小说的出现,被作为去年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但同时也引起较大的争议,争议的一个焦点便集中在如何汲取民间艺术养料,汲取怎样的养料上。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一文学现象?
陈勤建:文学中出现的对民间性的注重,是个复杂的现象。莫言写《檀香刑》,他说是从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创作的方法中撤退,是有意识地向民间的、民族的东西靠拢。这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魔幻现实主义实质上就是将远古的神话、幻想性很强的民间故事和现实生活的一种糅合,这是马尔克斯等作家一直强调的。马尔克斯很反感评论家们分析他的“现代性”,一再说他的创作就是“学外婆讲故事”。什么是“外婆讲故事”,就是民间的口头文学。我看《檀香刑》中还是借鉴了《百年孤独》的手法。其中写脑袋割下来以后滚到街上去,滚到房子里面去,就像《百年孤独》中写到的血的情景。不同的是《檀香刑》淡化了神话的色彩,注重民间说唱的形式。
梁永安: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坛曾出现过一波“寻根文学”浪潮。当时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民间、民俗文化,而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激情。特别是南美文学的“爆炸”,使中国作家感受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文化鼓舞,有一种确立自身的民族身分的价值追寻。但后来“寻根文学”中的民俗、民间文化要素并没有正常地发酵,反而在市场化的新环境下,从“寻根”滑落到“失根”的状态。我说的“失根”状态,主要指的是文艺创作面对世界时的自我边缘化策略。因为要追求国际认同,要把中国文学的自身价值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交换价值,于是就在挖掘本土的民俗、民间资源时,不断地淡化现代性因素,不断地突出我们“独有”的东西。这就带来了对民间、民俗资源的“变形记”,一些原始的、不开化的、残酷的、血腥的成分得到浓墨重彩的表现。
莫言在《红高粱》中就曾细致地描绘了剥人皮的场面。这似乎与民俗、民间文化没有真正的联系,其实反映的是作家生存经历的投影。莫言等这一代作家,经历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有很多悲剧,都体验过动乱年代的恐怖性。所以他们在象征性地表现自己的生存哲学的时候,下意识地寻找到民俗中令人战栗的历史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将他们的创作归纳为民俗小说,也不能完全从民俗、民间文化的角度去解读,而应该去发现作家的心理真实。可以说,这类作品并不追求细节的真实性,不过是作家心理结构过程的曲折表现。
陈勤建:文学创作向民间性回归,这固然是可喜的,但也要谨慎地、十分小心地维护民间、民俗文化中固有的深层内涵,警惕凭空臆造的“民间性”。人为的“民间性”会造成文学上的谎言连篇,这比现实中的谎言连篇更可怕。我们的作家中,有些人没有人类学的基础,没有深入的观察,有时就兴之所至地胡编,这是很荒诞的。
尽管有一些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目前文学中对民间、民俗文化的重视,还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趋势。中国文学发展中,民间、民俗文化因素的上升,每每预示着文学复兴的开始。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会合,在文化上将孕育出强大的生机。(王雨吟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