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范式与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

施爱东

民俗范式与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

韩云波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韩云波（1966－），男，山东济南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博
士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主要从事小说研究。电子邮箱：hybsyy@swnu.edu.c
n ;hanyb66@sohu.com
［摘要］　在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中，有丰富的民俗内容。武侠小说文体的早期发展，突出
展示为对民俗的崇尚，姑且可以称为“民俗时代”。武侠小说中的民俗趣味，表现为一种狂欢
诗意。还要注意的是，武侠小说中的民俗，并非原初民俗事象的记录，而有着文化化和理想化
的变异。探讨武侠小说研究的民俗范式，提示我们在整个通俗小说研究中，民俗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关键词］　民俗；范式；武侠小说；通俗小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的世俗性，它往往并不追求精英文化的终极价值，而关注
着民间下层的价值判断与日常生活。由于这样的特点，其类型化的题材和表现模式，使其价值
并不在于表现出某种实验性的先锋追求，而在于从传统民间文化或现代大众文化的角度，千百
次地重复展现着民间欣赏趣味中的时尚与传统，其历史演化构成了一部另一种意义上的民间文
化史，并在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互动与整合中发展，成为“整体文化”或“整体历史”的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在通俗小说的研究中，引入当代民俗学以及人类学（二者在不同的
历时层面上显示其不同的意义）整体研究的范式，揭示通俗小说的总体价值和综合价值，无疑
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通俗小说是类型小说，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主要类型，不同学者曾有过不同概括。或为社
会言情、武侠党会、侦探推理、历史演义、滑稽幽默六类［1］；或为言情、社会、侦探、武
侠四类［2］；或将20世纪不同时段分开来看，1949年前主体是鸳蝴派，包括言情、社会和黑
幕、武侠、侦探、历史、庸俗和色情小说，十七年文学包括三类，一是革命英雄传奇，二是山
药蛋派社会问题小说，三是反特和惊险、科幻、其他章回体和评书体小说，新时期有武侠、公
案、侦探、推理、科幻等典型通俗小说与社会、言情、讲史等雅俗混合小说［3］。面对这些
纷繁复杂的类型，本文不打算作一个大而无当的概论，拟选取这些类型中影响较为普遍、同时
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有而西方没有）的武侠小说入手，从民俗角度对其文体发展中的一
些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其研究范式的意义，并兼及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一些共同问题。

一、武侠小说的民俗资源

武侠小说中有丰富的民俗学内容，是以文献形式间接表现出来的民俗资料。
首先，是作为武侠小说题材构成和情节发展核心话题的“江湖”，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民俗
学内容。“江湖”的本义，实指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三江五湖”，到秦汉之际出现泛化倾向，
在《汉书》中基本定形为指称京城以外各地非官方秩序的社会学术语。宋元以后，游民大量增
加，“江湖”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到明清时期，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与朝廷处于高度对立的“
江湖”社会遂告形成，在这中间，白莲教和天地会分别既可以作为具有北方和南方地域色彩、
也具有秘密宗教和帮派会党两种不同组织形式的“江湖”的代表者。在经历长期演变之后，“
江湖”已具备了民俗学的意义。反映在武侠小说中，就是20世纪初以来，当这一文类正式开始
以“武侠小说”为旗帜而大举进入大众阅读之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当时具有广泛现实基础
的“江湖”。在20年代，一批武侠小说的首创者，他们率先将其作品命名为“江湖”，从武侠
小说的第一部“名著”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他又写了《江湖大侠传》、《江湖
小侠传》、《江湖异人传》、《江湖怪异传》，其他作者如赵焕亭、陈君志、陈扫花、何一峰
、黄南丁、姜容樵、雷珠生、漱六山房、泗水渔隐等，也都有众多以“江湖”命名的作品［4
］。
在武侠小说中，“江湖”不仅是武侠人物的活动场景，也是武侠心态的文化表现。民国以来
的许多武侠小说，虽然是作为幻想形态的“江湖”，其时代背景为历史，但同时也有相当的写
实成份。如郑证因就十分谙熟当时江湖社会的各种门道，精通江湖帮会的组织和规则，他作于
1941年的代表作《鹰爪王》，以捻军起义为时代背景，就是清末民初江湖世界的写照。在“江
湖”世界中，既有所谓“白道”即镖行等社会产业，也有以武术为爱好的独行侠，但其中大多
数却都可以包含在有组织的帮会里。书中的淮阳派和凤尾帮分别以淮上清风堡绿竹塘和浙南雁
荡山十二连环坞为据点（如果是邪派，则叫做“巢穴”），皆占地数十里，俨然一个自给自足
的小社会，其势力遍布天下，各地皆有分舵或弟子为之声援。无疑，这正是清末民初绿林遍地
、江湖横行的写照，郑证因的作品因此被誉为“纸上江湖”。他所代表的武侠小说风格，被称
为“帮会技击派”，是民国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之一。
民国武侠小说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直接以现实为题材，描写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江湖下层
社会民俗。以滑稽小说著称的耿小的，1933年作《五里雾》，后改写为《滑稽侠客》，就写到
豫、鄂两省交界一带的土匪民俗。戴愚庵于1945年在天津《369》杂志连载的《沽水游侠》，
和他的《沽上英雄谱》、《沽上混混秘史》一起，构成了关于天津“混星子”的掌故小说系列
，具有浓厚的地方民俗色彩。当然，这类以当下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在整个民国武侠小说中所
占份额还不太大，但却也显示了武侠小说文类对民俗学内容的包容力。其实，早在民国初，江
湖侠义生活就已引起过民俗学家的重视，张亮采在《中国风俗史》中，就胪列了义侠、游说、
结社、拳搏等与武侠小说题材内容有关的习俗［5］。但可惜的是，关于武侠小说的民俗学研
究，后来却少有人作进一步发掘。
民俗事件有时还直接构成了武侠小说的情节或结构线索，小说的意义也由此凸现出来。如复
仇、争霸、帮派的形成与消歇、带有神魔色彩的江湖怪异等，都必然地与“江湖”民俗联系起
来。姚民哀《江湖豪侠传》自序说：“我年九岁，即随先君子旅食离乡，往返于江、浙乡壤间
，时巢湖客民，出没于太湖流域，所至以聚赌、贩盐为事，声势甚强。尝出入于此辈秘窟中，
对于个中之特殊术语及风俗，是时已习见熟闻。”［6］姚民哀将帮会内容注入武侠小说，一
度给武侠小说带来了新的气息。曾是民国通俗小说重要作家同时又身兼研究者的范烟桥，在其
《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第五部分“武侠小说”中评价说：“经过了十多年，畸形繁荣的武侠小
说，也走下坡路了。就有人联想到秘密会党，这和武侠小说是有些渊源的，而且读者对于个中
内幕也感到兴趣。”姚民哀就正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他知道了一些‘青帮’、‘红帮’的‘
规矩’，和‘圈子’里的术语，写来象‘内行’，读者就信以为真，喜欢读他的‘帮会’小说
了。”［7］（第320页）而无论是新、旧武侠小说，虽然大侠可能是浪迹天涯的游子，但整个
江湖武林社会的背景，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帮会。武侠小说的主题，无论是以
娱乐刺激为宗或以写实揭秘为旨，无论是梁羽生那种严肃的历史或是金庸那种人性的展露，无
论是温瑞安的政治或是古龙的浪子，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是在帮会的兴亡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

二、武侠小说的“民俗时期”

关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发展，徐斯年认为经历了三个阶段：1912年至1922年为萌芽期，是
在五四新文学面前鸳蝴派的退却；1923年至1931年为繁荣期，是退却之后愉悦功能定位的结果
；1931年至1949年为成熟期［8］（第99页）。这是从文体成熟过程而言的，如果换一个角度
，从武侠小说表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不同内质入手，则可作另一种划分：1938年前为武侠小说
的“民俗化时期”，1938年至1949年为“社会化时期”。所谓“民俗化”，指武侠小说从题材
构成到描写旨趣，都与民俗事件或民俗意味相关。“社会会化”则指武侠小说的创作旨趣，向
着社会生活的象征缩影与人物心灵的内在冲突逼近。
20年代前后，武侠小说的创作，一部分仍然继承了晚清小说的社会责任感，“以文艺之力鼓
吹武侠，冀作精神教育之辅助”［9］的政治性和宣传性，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为
近二十年来英雄写照，文公直《碧血丹心大侠传》提倡民族“忠侠性”以挽救颓唐文艺，大致
都属于这一创作路向。但是，他们力图表现的“时代性”，却因五四新文学的更加“新派”而
失去市场，在整个现代武侠小说中一直未能成为主流。
但这一时期的主流，却是向着通俗小说的娱乐和世俗本位复归，并在其中体现出民俗化的旨
趣来，从平江不肖生到还珠楼主的多数小说都可以归入这个系列。正如《江湖奇侠传》第8回
作者假借读者问道：“于今的湖南，并不曾搬到外国去；何尝听人说过这些奇奇怪怪的事迹，
又何尝见过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物；不都是些凭空捏造的鬼话吗？”他解释说，他写的乃是“四
五十年前的湖南”，那么，他写平浏人争水陆码头的恶习惯、洞庭湖的大侠大盗、做木排生意
的排客的武艺和法术等等，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这些都是历史遗存的具有神秘色彩的民俗事
件，因此并非糊弄读者。《江湖奇侠传》成为二三十年代首屈一指的武侠畅销书，原因就在于
神秘描写的陌生感和民俗事件的亲近感结合到了一起。
民俗化的进一步表现，是对江湖掌故的津津乐道。从20年代的武术热到武侠热，都明显地贯
穿了这一点。1923年国技学会出版向恺然、陈铁生、唐豪、卢炜昌四位武术名家所著、姜侠魂
编辑的《国技大观》，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籁声的《武术汇宗》，都记载了很多武林中
的江湖掌故。《武术汇宗》还成为白羽和郑证因的创作武侠小说的民俗参考书。在武侠小说中
，甚至有以江湖民俗构成情节主线的，如前述姚民哀的创作。就是在以社会责任为旨趣的创作
中，作家们也不厌其烦地描写了江湖武林的民俗，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就谈到当
时江湖上公认的行规“过堂”和“驮黄包袱”：前者是一种先准备好了后事的不死不休的决斗
，其间又有种种讲究（第5回）；后者从江湖俗谚“黄包袱上了背，打死了不流泪”说起，是
武林中显示自己有本事的一种方式（第7回）。即使到了已经不以炫耀神秘民俗取得读者的40
年代，武侠小说对民俗的描写依旧重视，朱贞木创作《罗刹夫人》，“作品把故事背景放置于
苗疆之地，与李寿民写蜀山的用意一样，取的是景奇俗异” ［2］（第287页）。被称为“纸
上江湖”的郑证因，世居天津黑道横行的西沽，在他的武侠创作中，以七实三虚的手法，在描
写江湖帮派恩怨的同时，记载了大量的江湖民俗。
1932年开始创作的还珠楼主，一般论者主要强调了《蜀山剑侠传》“开小说界千古未有之奇
观”［10］（第121页）的想象魅力，其实，作者三上峨眉，四登青城，多与僧道交往，其小
说的选材过程，本就包含了深厚了地方和宗教的民俗基因。其思想体系三教混沌，人物体系创
造大量非佛非道的神魔，已经超越了《西游记》的神魔小说传统，和宗教世俗化之后的佛道混
一的民间宗教文化有着极大的内在一致性。而据学者研究，中国民间宗教文化并非有意识地融
合三教，而是当民众将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相牵扯，而又不断地创造着民间地方神，这样，宗
教自身的世俗化就成为其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因素，虽然佛、道二教仍有不同，如“在理念上，
佛教因果轮回的思想还是深入人心的；但在祭祀仪式方面，道教则占有较大优势”［11］（第
57页），而“百姓一般也不去分辨这究竟是佛教还是道教的活动”［11］（第52页）。如果是
有意识地融合佛道，那是一种自觉的文化精英的行为；如果无意识地不去分辨佛道，就是一种
民间宗教文化了，其伴随的宗教活动，就伴随着浓厚的民俗色彩。武侠小说是幻想小说，尤其
《蜀山剑侠传》是出世小说，写人间东西甚少，但其中的宗教理念有着浓厚的民间色彩，写种
种作法仪式则是宗教民俗仪式的抽象概括。
现代武侠小说的民俗化创作，选取的地域背景主要是南方，这也和传统的宗教民俗的南北分
野有着一定关联。如作为民众宗教仪式集中体现的庙会，在江南“得到强化的则是其娱神娱人
的大众消闲娱乐色彩” ［11］（第219页），华北庙会强化的则是其经济的实用功能。武侠小
说的民俗化，其功能主要是以特殊民俗的奇情异彩娱人，这就跟南方民俗与南方文学的特质更
相吻合，所以平江不肖生在上海选取了湖南，还珠楼主在天津选取了四川为中心的南方，郑证
因“纸上江湖”《鹰爪王》的主要场景也是在浙江，等等。而写侠情悲剧的王度庐，就把背景
放在了京华。这样，前者可谓之“民俗江湖”，后者则是“社会江湖”。
现代武侠小说的民俗化，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意义。20年代，以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为重镇，
兴起了一场民俗学运动，武侠小说的民俗化，虽无直接证据说明与民俗学运动的联系，但其受
到民俗学运动文化风气的感染，是极有可能的事。通过不肖生的成功范例，作家们发现民俗对
读者尤其是都市读者的巨大吸引力，武侠小说的民俗化乃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其后，武侠小说
的民俗因素被进一步抽象提升，虽然远非田野考古的原汁，但作为一个传统却得到了延续。

三、武侠小说的狂欢诗意

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提出了“狂欢节”的概念，他认为源于西欧广场文化的狂欢节文
化，“涌上广场或街头的民间广场狂欢节人群，决不是简单的人群。这是人民整体，但这是自
发的、以民间方式组织起来的整体，外在于并违背它所处于其中的整个现在的强制性社会经济
制度” ［12］（第294－295页），其意义在于“将意识形态从官方世界观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使得有可能按新方式去看世界；没有恐惧，没有虔诚，彻底批判地，同时也没有虚无主义，
而是积极的，因为它提示了世界的丰富的物质开端、形成和交替，新事物的不可战胜及其永远
的胜利，人民的不朽。要向哥特时代发起猛攻并形成新世界观的基础，这是强大的支持。”
［12］（第318－319页）研究者们认为，巴赫金的狂欢诗学最重要的精神是平等对话精神和更
替更新精神，其具体表现为节日狂欢、文学狂欢化、意识形态狂欢化三个层面［13］。
显然，狂欢诗学对于研究民间文化和具有民间色彩的文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徐岱曾以此阐
释金庸小说：“这样的风景当然不范囿于民间广场，它也能出现于语言文本，因为狂欢活动的
核心是一种狂欢意识。所以，小说家们便能在其虚构世界里单枪匹马地完成百姓大众在实际生
活里实现的壮丽景观。”金庸武侠小说里的“诙谐”就是一条“通往狂欢之路”［14］（第2
35－236页）。其实，在武侠小说文本的各个方面，都有广泛深刻的狂欢意识，表现了理性与
非理性、常规与反常规的对立，体现了一种颠覆、反叛与破坏、新生的精神。
狂欢精神在武侠小说的意识形态中有着极广泛的表现，比如疯狂残酷的杀戮，就表现了狂欢
精神中“纵欲的、粗放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11］（第116页）；争霸与平息
江湖浩劫的模式，表现了对现有秩序的颠覆与反叛；死亡的频繁发生与少侠到大侠的成长，则
是新旧交替精神的诗意隐喻；对江湖自由的追求与江湖门派格局的多元化并存，反映了平等对
话的精神；相当一部分武林盟主的枭雄性格和对朝廷的对立，表现了对官方世界观与官方符号
系统的嘲弄；等等。重要的是，这一切是以一种特异的叙事文体进行表现的，它具有极为强烈
的夸张性，包括时空的夸张和人物的夸张，并在夸张中表现出戏谑和隐喻的色彩，前者如还珠
楼主的“四九天劫”与古龙的“血鹦鹉”，后者如金庸的“韦小宝”与温瑞安的“神勇威武天
下无敌宇内第一寂寞高手海外无双活佛刀枪不入唯我独尊玉面郎君唐前辈宝牛巨侠”等，这形
成了和言情、社会、侦探小说都不相同的“文学的狂欢化”。
武侠小说文学狂欢化的来源并非传统的官方文学规范，而是融合了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民俗
传统，正如早期武侠小说多取材于江湖掌故与民间轶闻，新武侠小说也有意识地强化着一个“
说书人”的民间话语系统，金庸《射雕英雄传》和《鹿鼎记》都写到的这种城乡共有的民俗，
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广场文化，中国狂欢文化场所就是节日的庙会和日常的说书场，在这里由
民间艺人们创造了关于侠的最早的英雄传奇如《水浒》与《说唐》，也是郭靖和韦小宝们“侠
义”精神的来源。
在当代西方后现代文化研究中，学者们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前工业化时期残留于消费文化之
中的狂欢式的传统要素” ［15］（第32页）。中国武侠小说的理想和趣味，正与欧洲的“狂
欢节”文化那种对于“古典而正统的文化的反叛”相似，探索的是对“正统文化”的“异端表
现”和“开掘欲望”，斯达利布拉斯和怀特把这做“有序的失序”［16］。从这里出发，可以
窥见中国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在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关系上颠覆、破坏与应用、维护并存的互
动格局。武侠小说里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朝廷与江湖，其间关系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平江不肖
生着重表现民俗异彩，还珠楼主干脆写出世小说，白羽、王度庐都仅把朝廷当作一个背景来处
理，大约在40年代以前，武侠小说中的官民对峙并不突出。到40年代，官民关系浮出水面，郑
证因的武侠明哲保身绝不犯禁。50年代的香港，梁羽生、金庸笔下的江湖，都是朝廷的对立面
，但到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对朝廷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大势作为评判的主要标准。
80年代的温瑞安，在官与民的夹缝之中，侠就成了一种制衡机制，而不是要对社会格局作根本
颠覆与改变的反叛力量。赵世瑜指出，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具有调节器和安全阀的文化
整合功能［11］（第135页），武侠小说的狂欢，其实也有相似的文化机制。
最后，侠的历史存在，总的来说是一种少年壮志而老大凄凉的悲剧角色，小说中武侠也常有
落寞无奈与漂泊无依的孤独感，但是，通过狂欢化的叙事，武侠小说又营造了侠的另一种角色
，在尽兴地表现反叛“正统”的欲望、做大英雄大豪杰的欲望，而得到一种自我升华的喜剧感
与严肃责任的正剧感，这就正如古龙不仅要探讨“大人物”而且还要让英雄“欢乐”起来的那
样，侠不仅仅是“英雄无泪”，更是“欢乐英雄”，在一个民间的天地里，为“平凡的生活添
些作料加些色彩”，有段“可以令自己心跳的回忆” ［17］（《黄昏》）。

四、武侠小说的民俗变异

武侠小说中的民俗，只是一种具有狂欢化色彩的“纸上江湖”，并不等于田野考古的民俗调
查，也不等于社会史研究的“总体历史”。因此，武侠小说民俗的变异，也必须纳入我们考察
的视野。在经历了早期的“民俗时代”之后，尤其是50年代之后，随着一批具有西方文化背景
的作家如金庸、古龙、温瑞安等的加入，武侠小说及其江湖民俗具备了现代文化的色彩。这时
，江湖和武侠都进一步文化化、理想化了，原有的民俗内容呈现出新的表现特征。
其一，是原始民俗的减弱及其模式化。
新武侠小说中的江湖民俗，如对于帮会门派等民间组织的秘密信仰、仪式、习惯等的描写，
已从民国武侠小说的写实描绘，一变而为以想象为主的武林江湖。在江湖伦理上，新武侠小说
常常以一些习语俗谚来形成所谓“老江湖”的表层印象，如金庸的《笑傲江湖》中，江湖豪客
们对刘正风金盆洗手的议论，林震南自夸其经营镖局的江湖经验等，都是以这类方式呈现的。
在江湖的民间组织格局上，也从现实的帮会状况一改为理想中的武林江湖。如果说在明清以来
的帮会历史中，青帮开香堂《五支包头香歌》所唱的“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九流是一家”［
18］（第150页），构拟的是一个以红帮、青帮、白莲教为三大帮派支柱，儒、释、道为三大
主流意识，江湖各业为其辅翼的江湖格局。那么，在武侠小说中，则从1923年平江不肖生《江
湖奇侠传》旧武侠小说昆仑派、崆峒派的二元对立格局开始，到新武侠小说1957年金庸《射雕
英雄传》华山论剑的东西南北中五方格局、1959年卧龙生《飞燕惊龙》的武林九大门派和争霸
江湖模式而定型，由于上述三部作品都是作家奠定其“武林盟主”地位的定鼎之作，故很快就
促成了武侠小说想象江湖的形成，而这已经是与现实江湖已经有着不小的差别了。由此形成了
新武侠小说一股势力极强的文化化潮流。
此外，对“江湖”这一社会现象，武侠作家们也已在现实展现的基础上开始了理论上的探究
。在温瑞安的“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之三《惊艳一枪》里，就曾多次探讨过江湖帮派的盛衰
规律，我曾将其总结为三个层次：一是政治（庙堂）造江湖——官的江湖——帮派之江湖；二
是时势（人杰）造江湖——民的江湖——社会之江湖；三是道义（侠者）造江湖——侠的江湖
——仁人之江湖［18］（第213－219页）。在这里，经过作家和研究者将历史和想象的现实化
、文化化努力，“江湖”已经从原初形态上升到一个新的文化化了的层次。
其二，是对原初状态处于“俗”的层次的民俗现象的“雅”化转换。
在民国旧武侠小说中，江湖民俗除江湖帮派的组织习俗外，主要表现为江湖掌故和江湖切口
，如《鹰爪王》就大量运用了江湖的黑话，使读者宛如置身于江湖的扑朔迷离之中。但在新武
侠小说中，作品的叙述语言更进一步雅驯了，江湖切口对于表现武侠氛围的作用已经大为降低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具有文人色彩的雅化民俗，其中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文人气息的休
闲民俗，一类是具有神秘文化色彩的特殊民俗。在休闲民俗中，如琴棋书画、诗文茶酒、剑气
箫心等等，都可以作为民俗的描绘对象。金庸《笑傲江湖》老不死和祖千秋表现的茶酒民俗，
《天龙八部》里逍遥派的围棋民俗，温瑞安《杀楚》里的古代铸剑民俗，古龙不少作品里都提
到的日本忍术民俗，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些民俗描写，不仅是古代文人雅兴的传承，
也使作品具有某种文人清兴的书卷气，为通俗小说提供了一个通往“雅俗共赏”的雅化契机。
在特殊民俗中，远古即已传承下来的阴阳、太极、五行、八卦等术数方技之学，占有特殊的位
置，甚至构成了武侠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些关键点，如《笑傲江湖》里的风清扬教令狐冲、《射
雕英雄传》里的瑛姑教郭靖，都运用了这些特殊民俗的文化传承，等等，这类民俗的运用，使
武侠小说里作为个人力量延伸的“武学”，具有了超越凡庸的脱尘出俗之气，为武侠作家表现
其“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观念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途径。
综上所述，无论新、旧武侠小说，民俗内容都始终贯穿在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与环境氛围之
中。从民俗角度看，武侠小说可以说是以“江湖”为核心的特定社会领域民俗的以文学文献方
式所作出的间接展示；从文学角度看，可以说是具有“江湖”民俗色彩的特定内容，构成了武
侠小说的题材特征，也是武侠小说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重要魅力质素。

五、余论

综上所述，武侠小说中有丰富的民俗内容，并由此导致了其民间立场，以民俗范式考察武侠
小说，可以进一步揭示武侠文化的内蕴与运行轨迹，并窥见民间与官方两种话语机制的互动共
生。
如果进一步将视野扩展，则可以发现通俗小说的其他门类中亦有丰富的民俗内容，比如中国
现代社会小说，就对上海、北京、天津这三大现代通俗小说重镇以及苏州、杭州、扬州等地的
都市民俗的描写，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正如范伯群所指出：“通过这些新兴都市或文化古城的
形象史料，我们还能看到通俗文学对近现代欧风美雨东袭与固有传统习俗相杂交过程中民俗沿
革的细致的描绘。” ［1］（上卷，第330页）包天笑《上海春秋》、朱瘦菊（海上说梦人）
《歇浦潮》、张恨水《春明外史》、叶小凤《如此京华》、何海鸣《十丈京尘》、李燃犀《津
门艳迹》等一大批小说，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从民俗角度可以发现，整个通俗小说的立场都是民间的，所谓“俗”，一方面是民间普遍流
行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是对“雅”的逆反，这就使“俗”具有自成体系的性质。正如有论者说
：“通俗小说艺术欣赏群的扩大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成为一种社会大众群体在文化共性中寻
找亚文化属地的特殊手段。”［19］（第33页）那么，寻求通俗小说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文化内
蕴，民俗显然不失为一个良好的突破口。则研究武侠小说中的民俗范式，其意义已经远远不止
武侠小说本身了。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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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经山房书局，1928．
［10］叶洪生．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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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olkloric Paradigm for Chinese Swordsmen Novels in 20th  Century

HAN Yun-bo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HAN Yun-bo(1966-), male, Postdoct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
ersity, major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modern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ffluent content about folkway in swordsmen novels. The firs
t period is the folkloric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wordsmen novels in 20th c
entury. The meaning of folklore in swordsmen novels is the folklore carnivals. An
d the folklore in swordsmen novels is the changed but not the original folklore.
The folkloric paradigm is important in the field of popular fictions research.
Key words: folklore; paradigm; swordsmen novels; popular f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