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传说的双重变奏——青岛秦始皇传说的历史演变和文化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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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传军，男，1975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青岛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俗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歌谣风议与汉唐社会”等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汉唐风土记研究》等著作多部。在《民俗研究》《孔子研究》《西域研究》《光明日报》等发表研究论文40余篇，在中国古代歌谣研究、汉唐历史民俗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兼任山东省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俗学会会员。
　　【摘要】历史传说是民众对历史的记述和评价，是民众参与建构历史的一种载体，体现了民众对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忆和理解。地处青岛的琅琊台是秦始皇东巡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丰富的秦始皇传说。这些传说既有丰厚的历史依据，也有本地民众的再创造。青岛秦始皇传说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体现了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统一与背反。在传说中研究和探寻民众的历史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可以深化对传说的历史价值的认知。
　　【关键词】青岛；秦始皇传说；民众；历史观

1924年《歌谣周刊》编辑会议决议将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扩大到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从而使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进入了新阶段，自第65期起，每周辟一“传说”专栏，吸引了大批稿件的投送。这其中，就有《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系列研究，为故事研究树立了典范。孟姜女故事研究也奠定了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古史辨”派的理论基础，充分展现了传说与历史研究互证的学术空间。1929年《民俗周刊》第47期和第51期先后刊发了“传说专号”和“故事专号”，标志着传说和故事研究逐渐深入。此后，周作人、钟敬文、刘魁立、许钰、刘守华等著名学者，都对中国民间传说和故事研究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近年来，万建中、施爱东、陈泳超分别从传说故事中的禁忌主题、故事研究的学术史批评、传说动力学等角度，对民间传说和故事的研究范式予以更新。张士闪倡导田野调查与传说研究互证，借以“直接碰触已在民间存在久远、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一些知识和思想”，从民俗学田野研究的角度开拓了传说研究的新视域，极具启发意义。

传说主要是“关于特定的人、地、事、物的口头故事”，其中根据史实所构建的民间传说作为民众的口头历史，更是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既是民众对于相关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评价，也体现民众的情感价值和历史认同。青岛地区所流传的关于秦始皇东巡、徐福东渡和孟姜女故事的丰富文本，有着不同的历史文献基础和民间讲述版本，体现了当地民众对区域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与秦始皇东巡密切相关的徐福东渡传说更是作为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岛的传播源远流长。两千多年来，这一传说以故事、诗歌等方式在民间流传，极具区域特色。对青岛秦始皇传说故事的探究，有利于深化对传说和历史关系的深层次认知。本文尝试通过青岛地区秦始皇东巡和徐福东渡的传说，来探究历史在民众认知中的投射和映像。

一、秦始皇东巡琅琊的历史记载

琅琊台是我国的历史名胜区，位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境内。史载：“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琅邪台。”《括地志》云：“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邪台，越王勾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琅琊台历史积淀丰富，在秦朝以前就有越王勾践徙都琅琊以霸诸侯的事迹。《吴越春秋》载：“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遂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歃血盟。”琅琊台即勾践起台处。

琅琊台一台凸起，三面临海，是登高瞰海的绝佳所在，所以成为秦始皇东巡时多次登临之处。秦统一六国后，其疆域东至海，这里的海，其范围按照《史记正义》的说法是指渤海以南直至扬州、苏州、台州的东海，这意味着传统“中国”的有效统治疆域真正扩展到海洋。从秦始皇二十七年开始，嬴政开始巡行天下，二十八年开始东巡，“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二十九年，秦始皇第二次东巡琅琊。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之后，“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这就是秦始皇三上琅琊的主要历史。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琅琊石刻可以看作是秦始皇东巡的政治宣示：“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皇帝之明，临察四方……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秦始皇东巡的地区聚焦战国时期的燕、齐旧地，这表明其出巡的主要目的是威服六国贵族，巩固秦朝统治。这是因为燕、齐比韩、赵、魏灭亡得晚，距离秦都咸阳又远，两国旧贵族的力量也较大，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出巡镇抚的必要。所以秦始皇东巡一是为了宣示国家的大一统，昭示四海之内，都是皇帝的疆土；二是对六国贵族，特别是齐地的贵族展示秦朝的强大力量，警告他们要“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不要有作乱生战的想法；三是秦始皇意图通过尊崇齐地的礼仪风教来涵化齐地民众。《史记·封禅书》载：“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始皇所祀古代齐国的八神，根据《史记》的说法是：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至于为什么要祭祀琅琊，《史记》云：“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这些祭祀礼仪，都是齐国的传统礼制，秦始皇认同并亲自践行这套礼仪体系，显然意在实行以齐治齐、以齐化齐的文化方略，通过演习齐国的礼俗，实现与齐国民众的文化互动。还有学者指出，秦始皇接受了邹衍的“大九州”以及“大瀛海”理论，具有经略海洋意识，所以才会派遣徐福两次东渡进行航海活动。

当然，秦始皇东巡，正值其一统天下之后，既有君临四方、雄视天下的踌躇满志一面，也有将相景从、天下侧目的一面；既有封禅泰山，化成天下的仪式感，也有志得意满、游乐无度的奢侈感。总体来说，秦始皇通过东巡昭告国家的治权，体现了“千古一帝”的雄才大略，但其大兴其事、好大喜功的做法，也难免为其留下穷奢极欲的历史印象。《史记》中随即就有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求不死之药的记载，这不是偶然的。

《史记》中明文记载秦始皇派徐福和卢生入海求仙及不死之药：“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秦始皇三十二年，始皇又派遣卢生寻找羡门、高誓两位仙人，又派韩终、侯公、石生去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可谓无休无止，汲汲以求。结果自然是很讽刺的：“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最终求得的是亡秦的谶语。被派去到海外寻找仙药的侯生和卢生也在背后议论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始皇对此非常愤恚，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二、汉唐时期秦始皇东巡传说的主要版本和发展变化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始皇的书写，其资料来源，一个是靠世代担任太史令所累积的史料，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一个是靠自己田野调查所获取的“天下放失旧闻”。他的写作风格有很强的文学性，特别是在叙述秦始皇的事迹时，除了正面描写，还采用了很多传说故事，把他求仙访药的荒诞行径记载下来。这也许就是司马迁自己所讲的“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徐福东渡这样的神来之笔，为后世的说部、谈荟的演绎预留了足够的发挥空间。换句话说，《史记》对秦始皇东巡和徐福东渡的记叙，本身就含有传说和故事的成分。从徐福东渡，到孟姜女哭长城，都是这一历史逻辑和民间思维的一线相承。只不过，秦始皇如何从一位“千古一帝”变成一个愚蠢、暴虐的千古暴君的？这一隐藏于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中秦始皇历史形象的演变，确实值得关注。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概括了中国古代秦始皇传说的主要版本，大概为：缥缈的仙山传说——安期生吃的大枣子——徐福求仙一去不还——万喜良“一人能抵万民亡”——孟姜女寻夫拍干一条河——小乌鸦替孟姜女引路——哭崩的长城下面白骨纵横——秦始皇替允婚的孟姜女办三件事——孟姜女殉夫自沉鸭绿江。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专列“孟姜女型故事”，大致写孟姜女之夫婚后服劳役去修筑长城，惨死于城下。孟姜女寻夫送寒衣，至长城下得噩耗哀痛无比，竟将长城哭倒。作者认为秦始皇传说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两汉至魏晋时期的情节附益阶段和隋唐五代时期的定型阶段。特别是隋唐时期，该故事被改编为《孟姜女变文》，得以广泛传播。

总的来说，秦始皇传说和孟姜女故事的关键历史基础是秦始皇东巡琅琊的史实。我们可以按照古代文献的记载，梳理一下这个故事的演变过程，以便与青岛本土相关的传说版本比较和印证。

《史记·封禅书》记载，自战国以来，蓬莱、方丈、瀛洲为渤海中的三神山，山上有仙人和不死之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福上书云海上有三神山，并请求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药，始皇于是派徐福东渡。《列仙传》记载，琅邪有安期生，卖药于东海边，被认为是千岁仙人。秦始皇东游与之相见，赏赐数万。这虽属于小说家语，但却首次建构了秦始皇——琅琊——仙人的关键链接。

《太平广记》又载有唐开元中有士人求仙方，到东海孤岛遇到徐福的故事，这说明徐福东渡求仙药的传说在唐代依然十分流行。唐代《琱玉集》引《同贤记》记载的杞良修长城、孟仲姿寻夫哭长城的故事，是孟姜女故事在唐朝比较完善的版本。其中，杞良因误入仲姿家窥见其沐浴因而喜结良缘的情节，与青岛相关的传说颇有相似之处。这篇故事，将男主人公描写成服役的征夫，而且同秦始皇修长城联系起来，也有女主人公哭崩长城、滴血认夫等情节，与后世口传的孟姜女故事十分接近，奠定了孟姜女故事的基本原型。孟姜女传说在唐以后，又增添了许多戏剧化的情节，比如在孟姜女滴血认亲的环节之后，还有一个秦始皇欲纳孟姜女为妻的情节，这虽然是后起的情节，但却比较流行，在青岛孟姜女故事中也有类似发现。

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的孟姜女故事类型，属于编码为888c的“贞妻为丈夫复仇”类型，其标准情节为：

　　I.〔失去丈夫〕那位美丽的妻子的丈夫要么（a）由于暴君妄图霸占她而遭杀害，要么被（b）放逐到荒凉地区替暴君做苦役（筑长城等等）。
　　II.〔寻找丈夫的尸骨〕她（a）寻找他或（b）听到关于他的死。（c）她的痛哭引起长城部分倒塌，一些服役者向她提供有关她丈夫尸体的情况。当她到达据说是她丈夫死去的场地时，她无法辨认他的尸骨。但她终于认出来了，通过（d）发现她的血滴在他的骷髅上时，就停留在上面不再流走了（e）发现了半个硬币等等，另一半保留在她身边。她终于认出丈夫的尸体。（参见881A*)。
　　III.〔复仇〕(a)她告诉暴君说要是他答应埋葬她丈夫的遗体，她就嫁给他。（b）当暴君正在挖坟地时，她将他杀了。（c）她要那暴君为她丈夫举行一个大规模的葬礼，跪拜他的尸体。（d）然后她自尽了。

对照以上不同版本的传说和现代学者对孟姜女故事类型的概括，可以看出，秦始皇和孟姜女故事的形成和互相关联，的确存在一个层累的过程。这个传说的定型，基本可以判定在唐代。这个传说的历史基础，是秦始皇东巡琅琊的史实。

三、青岛民间传说中的秦始皇形象解读

琅琊台是青岛乃至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礼仪标签”，是秦朝历史的重要见证。秦始皇三上琅琊台，琅琊台又是徐福东渡的启航处。徐福东渡的传说在青岛有很多个不同的民间故事文本，而孟姜女作为齐人，她的故事在青岛也流传甚广。可以说，作为青岛本土传说的秦始皇传说和孟姜女故事，既有历史传承的脉络，也有在地化的特殊情节。青岛民众通过对这些传说和故事的演绎，参与了对秦始皇历史形象的塑造。

张崇纲主编的《崂山民间故事全集》中，共有13则传说和故事与秦始皇和孟姜女有关，即《徐福岛的传说》《日本国的来历》《秦始皇看“天书”》《秦始皇三上琅琊台（分三篇）》《徐福一骗秦始皇》《徐福二骗秦始皇》《徐福和林生》《徐福取来长生果》《仙胎鱼》《孟姜女和万喜良的故事》《孟姜女的故事》等。相关故事情节可以参见原书，兹不赘述。此外，青岛西海岸新区也流传着不同版本的徐福东渡传说，计有《老湾子哭坟》《沐官岛的传说》《徐福治病》《仙山神药》《徐母劝子》《徐福上书》《徐福其人》《秦始皇与徐福》《徐福造船》《东渡日本》等。上述传说在青岛崂山区和西海岸新区都有不同版本和异文，都是当地历史和山水风物结合的产物。青岛的秦始皇传说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有鲜明的区域特色。琅琊台是秦始皇东巡的重要历史遗存，这里和崂山区登瀛村也是传说中徐福东渡的出发地，因此围绕这一核心事件的传说文本特别丰富。如，围绕着“徐福东渡”的人物故事、地名故事讲述了徐福东渡造船、准备工作的大量情节。再如，围绕着秦始皇和琅琊台的关系，也演绎出很多故事，比如“秦始皇三上琅琊台”，就将秦始皇如何修造琅琊台，如何起意派人入海寻不死之药，如何求取不到倍感失望、还过沙丘而死的故事有逻辑地串联起来。另外，秦始皇掘孔子墓的故事则十分耐人寻味，体现了青岛民众对中国历史进程中儒、法关系的认知。各种传说还将秦始皇对仙药、美食、美女的贪恋描写得绘声绘色，将其贪虐、好色进行了独特的发挥。这些故事，都是对秦始皇传说的极大丰富，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第二，青岛秦始皇传说、徐福东渡传说和孟姜女故事，既有鲜明的民间创造，也有隐含的历史基础。“日本国的来历”中所讲的“来回就得五百五十天，要用五百五十条大船，选派五百五十个童男童女，装上尽够五百五十个人、五百五十天食用的粮草和淡水，才能找到那东洋大海中的神仙岛”这样的数字重叠和复式强调的句式，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学叙事特色。“仙胎鱼”的传说，更是与崂山特产结合在一起，把秦始皇的贪念和孟姜女的孝道作为矛盾焦点，创造性也很强。把花生这一胶东近代以来才移植而来的农产品与秦始皇的仙药结合起来，既有民众对花生（长生果）这一农产品的喜爱，又寓含着对秦始皇所求不死仙药实属子虚乌有的反讽。这些都是青岛民众和民间故事的创造性所在。但上述故事和传说的根本情节并未超出《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另外，如《徐福和林生》中的林生也许就是《史记》中卢生人名的音转。“秦始皇看‘天书’”故事虽然虚构性很强，但卢生出海得到“亡秦者胡”的谶语，也与《史记》的记载高度一致。

如果说有关秦始皇和徐福的传说还大多有史书依据，存在着“大历史”叙事的真实性约束，那么青岛民间的孟姜女故事，自由发挥的余地更多，孟姜女哭崩长城遇到刘邦的情节，也不见于其他类似的故事。“仙胎鱼”的故事则纯属在地化的讲述。不过，青岛“孟姜女和万喜良”故事中，万喜良看到孟姜女洗浴而定婚的情节，在古籍中仅见于唐代《琱玉集》所引《同贤记》。另外，秦始皇强纳孟姜女的情节，大多出现于辽东山海关地区，在青岛孟姜女故事中同样存在，也令人瞩目。民间故事在传承中的文化沿袭和区域传播的脉络于此依稀可见。

第三，上述青岛流传的秦始皇一徐福一孟姜女传说和故事的讲述人，多数为普通民众，如崂山区大麦岛的戴义忠、崂山区登瀛村的王宪永、城阳区河套村的徐正奎等人，这体现了传说和故事的民间文学属性。但也有特殊的讲述人，如宋宗科就是一位阅历丰富、见识渊博的故事讲述人。《崂山民间故事全集》对宋宗科的简介为：宋宗科(1902一1989)，山东费县人；小时候上过私塾，13岁进药铺学中医，业余时间学过渔鼓和山东快书；20岁以后出家当道士，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还俗；在青岛开办“全盛堂”药房，1958年公私合营后担任药材店经理，直至退休。宋宗科一生阅历广，见识多，腹笥深厚又善于讲谈。他所讲的故事曾被编为《宋宗科故事集》。本文引述的13个秦始皇和徐福东渡的故事中，就有5个为宋宗科讲述。因此，宋宗科可以看作是故事讲述者中的精英。他识文断字，是沟通正史叙述与民众历史建构的关键人物。

四、民众历史建构的情感和价值趋向

赵世瑜认为：“传说即指传述者自己并未亲历、而仅为耳闻的故事，以此与口述史相区别……同时它又与口述史资料有其共性，即同为口头叙事(oral narrative),因此可与文献相对应……历史上的传说……往往被包括在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之中，而与‘正史’相对应……总的说来，传说时而可与文献相对应，时而可与正史相对应，是由于在人们的观念中，其共性是它们传递的往往是不确定的、可疑的，甚至是虚假的历史信息。”民间传说可以说是民众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一种讲述和再塑造，也就是民众心中的历史。

任何一种传说都有一个核心，围绕这个核心逐渐形成了传说的基本内容。这个核心就是民众的想象和真实情感所在。由于有了这种核心，传说的特定结构模式才得以稳定下来。问题是，传说的情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随着民众想象和情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作为传说，既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确切的因素为基础，有一定“真实性”，同时，又含有民众对历史的认知和阐释。可以说，民间传说是“大历史”在民间的投射和反映，同时，也是民众对“大历史”的一种解构，是民众建构出的“小历史”。

司马迁在《史记》中，客观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和加强中央集权的伟业，奠定了正史中秦始皇的基本形象。而在民众的历史叙事中，秦始皇的形象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塑造成为暴虐、奢靡、好色、荒诞的帝王形象。大历史和小历史在此显现出正反“背离”的特征，这又如何解释呢？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建时期的“过秦”思想，是历史上批判秦朝的第一个高潮，奠定了秦始皇行急政、暴政的传统历史认知。比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批判秦始皇“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秦朝因其暴政而速亡。《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受学于董仲舒，思想上有崇儒排法的趋向，同时，《史记》是司马迁的“舒愤”“发愤”之作，有着鲜明的反权威、恤弱小的倾向，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在《史记》中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分别有暴虐、失信和迷信的一面。项羽、荆轲、李广这些政治上的失败者、失意者，则被塑造成悲壮英雄。这种格调，也为后世秦始皇传说、故事的演绎奠定了一定情感基础。至于何以到了唐朝，在民间文学中秦始皇一孟姜女故事得以定型，顾颉刚先生讲的原因十分深刻：

唐代的时势怎样呢？那时的武功是号为极盛的，太宗、高宗、玄宗三朝，东伐高丽、新罗，西征吐蕃、突厥，又在边境置十节度使，带了重兵，垦种荒田，防御外蕃。兵士终年劬劳于外，他们的悲伤，看杜甫的《兵车行》《新婚别》诸诗均可见。他们离家之后，他们的妻子所度的岁月，自然更是难受。她们魂梦中系恋着的，或是在“玉门关”，或是在“辽阳”，或是在“渔阳”，或是在“黄龙”，或是在“马邑、龙堆”，反正都是在这延亘数千里的长城一带。长城这件东西，从种族和国家看来固然是一个重镇，但闺中少妇的怨毒所归，她们看着便与妖孽无殊。谁人是逞了自己的野心而造长城的？大家知道是秦始皇。谁人是为了丈夫惨死的悲哀而哭倒城的？大家知道是杞梁之妻。这两件故事由联想而併合，就成为“杞梁妻哭倒秦始皇的长城”……她们大家有一口哭倒长城的怨气，大家想借着杞梁之妻的故事来消自己的块垒，所以杞梁之妻就成为一个“丈夫远征不归的悲哀”的结晶体！

民间故事和传说中通常具有鲜明的反权威现象：各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中，帝王将相或是暴虐、或是愚昧、或是贪婪，往往作为被讽刺的对象；地主、富商也常常以嘲讽对象出现；孤儿、穷人、长工、佃户，经常被塑造成拥有诚信、朴素、勇敢等美德的代表。这当然有中国历史文化和乡土社会形塑的各种基础，但民众叙事中的情感态度、道德伦理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青岛地方民间传说中对秦始皇残暴、贪虐、好色的批判，就是这种情感态度的发挥。

正史是精英构建的传说，主导着人们对于民族和国家发展史的主流认知。在正史的叙事之中，既有确切可考的年代、人物、事实和制度因素，也有史家个人风格和彰善瘅恶的情感取向发挥，而传说是民众构建的历史，它们代表着民众对区域乃至国家历史的认知。民间的历史传说以正史叙事为最基本和最稳定的框架，正史叙事决定了民间历史传说的整体样貌。同时，民众也在对历史的世代讲述中，结合特定的区域风物、生活知识、人生感悟和情感态度，对历史进行再讲述，再演绎，再解读，再咀嚼，最终形成了以民众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故事化历史样貌，即民间传说。民间传说根植于历史，涵化于生活，从中可见民众当下的生活样态和文化感知；也可见那些在民间存在久远、至今仍在塑造和影响民众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历史知识和传统。同时，民间传说不仅仅是地方知识，不仅仅属于民间，它们还与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相关。每一个历史传说都隐含着民众解读历史的密码，偶然听到、讲到一两个传说，人们会忽然对国家大历史中的某一段落、某个环节、某项制度有了心领神会或更深体悟。青岛秦始皇的传说就是这样，它既承载了汉唐以后中国民众对秦始皇作为暴君的集体批判，也从侧面肯定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史伟业，甚至在新的时代，还能折射出秦始皇经略海洋的历史映像。深入分析正史中的秦始皇历史形象与传说和故事中秦始皇形象的民间建构，才能深刻理解小历史和大历史相关或背反的历史奥秘。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6期
https://mp.weixin.qq.com/s/fYgREv9959MG7xRww90p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