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钟敬文先生：《八见钟老》

东君

  　　　　　　　　　                         　　　　 八 见 钟 老



　　　　　　　　　　　　　　　　　　　　　　　　袁学骏　《文艺报》2002年1月

　　　　　　　　　　　　　　　　　　　　　　　　        

　　2002年1月11日，是一个黑色星期五。我内心一直十分崇敬的钟敬文先生昨日去世的消息在各报登出，令人悲痛，令人大憾。一颗国学大师的心脏停止跳动，意味着中国和世界民俗学、民间文艺界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此时，2001年3月20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民研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从上世纪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钟老，拄杖走到会场上时的热烈掌声，犹在耳畔回响；1999年6月在北师大小红楼拜谒这位世纪老人时的情景，犹在眼前浮动；1992年2月在北师大听他讲说耿村故事和中国故事分类时的音容笑貌，犹在心中铭记。我清点自己的记忆，从1985年以来先后八次见到了钟老。虽然不一定有机会攀谈、请教，但那都是十分珍贵的。
    记得1985年5月，全国民间传说研讨会议在北京国谊宾馆举行。钟老那时还是中国民研会主席，郭沫若去世后一直是他挂帅民研的。他在这次会上，尚不拄拐杖，听别人发言很认真。别人有时交头接耳，或出去方便一下，他却一直坐得稳如泰山，不苟言笑，有时像在思考着什么。记得他用广东口音讲了话。大意是，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间文艺搜集、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神话的研究成绩巨大，民间传说的研究也多有创新，大大丰富了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的宝库。又说了民间口碑与历史记载的关系，讲了搜集整理工作的科学性、严肃性。还十分欣慰地说，这次会上来了不少年轻的同志、多是第一线的新人，说明我们的民研队伍后继有人。我当时还不足四十岁，听了十分高兴。在82岁老人的眼里，我自然是年轻后生了。那时，我才在中国民研会主办的《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民间文学与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被《评论选刊》转载），会前又写出了《地方风物传说审美初探》（后在广西《社会科学家》创刊号发表），可以说势头正劲。听钟老一番鼓励，觉得我应当一生都搞民研，不能半途而废。十七年来，虽然我在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两栖，在编辑和写作之间两栖，但他这番鼓励一直未能忘却，学习和探讨一直未敢停止。这年初见钟老，我最大的收获便是有了一点坚持不懈的精神。尽管中国文艺界不太重视民间文艺，更不看重民研活动，但我总觉得这很有意义，有些活儿干起来也得心应手。钟老不就是这样的吗？他十六岁时便又写诗，又去采集民间歌谣，后来许多创作被民研挤掉了。钟老最后这本《婪尾集》，是他一生中的第32部书。从1991年出版的《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一书中看到，他的著作大部分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小部分才是散文、诗歌的。
　　1988年10月，在北京隆重举行的中国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表彰大会上，钟老作为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总主编、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北师大博导，自然是要坐上主席台的。从台下望着钟老，我们心里说：你是我们的大旗，祝你永远不倒！
　　1991年5月，河北省文联在我们石家庄市的藁城召开了“中国耿村民间故事家群及作品和民俗事象国际学术会议”，贾芝、乌丙安和日本、德国的专家学者都来了，而钟老没有来，大家甚是遗憾。1992年2月，有人转告我，说是日本爱媛大学加藤千代教授来到北师大，从钟先生那里打来电话，说你如果当天能赶到北京就去张紫晨先生家中，第二天到就找钟先生。那是个上午，我赶忙收拾一下就去火车站买票，下午上车，傍晚才赶到北京，等来到张先生那里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我上楼时暗中想道：钟老和日本客人肯定在。一进门，钟老果然在！他和加藤坐在正中，张先生等坐在两侧。桌上是丰盛的珍馐，色香味俱佳。我不由地先喊了一声“钟老”。九十高龄的钟老和加藤要站起来，我连忙拦住。张先生则吩咐儿子加菜，我说不必了，但还是又上了一道新菜。钟老问，这就是河北的袁学骏吗？张先生和加藤都说是，我又站起来说是石家庄的，搞耿村故事普查的。钟老便恍然地笑着说：“噢，你寄给我的《耿村民间故事集》，一本一本都很厚的，我都收到了，很好。这个耿村故事村是个奇迹，你可辛苦了。”我说在基层工作，那算不了什么。加藤趁机就接话了：“哼，你在耿村会议上不肯给我资料，买也不卖，真不够朋友。可是，钟老是支持我的，他都把他的给我了，你封锁不了的。”这一下，我窘迫起来，大家却朗朗大笑，我也尴尬地笑了。这位日本女教授是个中国通，汉语说得不错，曾经在这里留学三年，是钟老得意的外国弟子之一。那些耿村卷本，会前上级有令，只许他们洋人看，不赠不卖，说是有规定的。今天如何解释呢？这时，加藤又说，去年的会议，你们河北为何不邀请钟老？我一听又脸红了。邀请中外专家是省里的事，我是一直住在耿村和藁城具体筹备出书和客人参观事宜的。本来我认为钟老一定会到的，但说是他太年迈了，国宝级人物，要出点事谁担得起？于是未敢邀请。还是钟老理解我，他举起了酒杯，弥勒佛似地笑着，说：“来，敬你一杯。”我赶忙又站起来说敬钟老、敬加藤先生、张先生，然后一饮而尽，表示了我的歉意。钟老又很有兴致地说：“你们几年前就说耿村有个故事家群体，起初我不相信。一再说，我就觉得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有文章，便让人前去考察。要不，可能就把一个文化大矿埋没了。”我听了激动起来，说：“原来是这样，太感谢你了！当然河北也有人说耿村是放卫星，是‘文革’中的小靳庄。我在耿村带人普查是承受着很大压力的。”张先生便说：“你们大本的故事一出，就镇住了。1989年一场政治风波之后，我们去匈牙利出席第九届国际口承文学年会，各国专家都另眼看待我们。贾芝先生把耿村录像一放，把耿村三大本一亮，从大会主席到与会者都立即转变了态度。这个村子是为国争了光的。”钟老便说：“我一直想去耿村，总没有去成……”我便赶忙说，你认为合适时我就来请你去。他说好，先代我向耿村故事篓子们问好。我点点头，觉得十分欣慰。于是想具体谈一谈耿村挖掘、研究的感受，但钟老又转移了话题：“是你搞了个故事分类提纲吧？我看过了，很好的。”我一听，更有点受宠若惊了。那个油印的中国故事类型试析题纲，是我在耿村故事编纂过程中酝酿的。1990年8月去南戴河出席河北省民间文艺理论会议前整理成稿，并拿到会上散发的。可惜只有一个承德人说这种分类挺费劲的。于是会后寄给钟老、贾老、张先生、北大的段宝林先生、上海民协的姜彬主席等。辽大的乌先生是鼓励的，因为他1990年到河北来讲课，帮助筹备了耿村大会。湖北刘守华先生也是鼓励的，指点我专搞耿村的，按AT法对照一遍，定有学术价值。现在，中国的民研泰斗钟老说话了，这大年岁了还记得去年收到的一个小册子，仅这一点就很让我佩服了。他老人家接着说：“对故事作品进行分类，这是个国际上的一个大课题，西方有印欧故事型式，叫AT分类法，我在二十年代与别人搞过翻译。但它不太适合中国故事。二三十年代，我零散地分出中国故事的45个类型（52式），后来忙于教书，搞别的，没能继续下去。这是个大工程，一个人的资料、精力有限。你分出了280多个类型，比我多得多。你年轻，时间也宽裕，要继续研究。只学外国的是不够的，日本是关敬吾搞自己本国的成功了。咱们也要有一套自己的……”张先生也说：“你的提纲我也看了，是以耿村故事为主要材料分类的，是个大胆的尝试，我还让学生们看过。”加藤则提高了声音说：“美国丁乃通的中国故事AT分类不科学，不适合于中国，也不太适合于日本，不如德国艾伯哈特的好。”我说，我没有见过艾氏的。她就说，钟老家就有，他不肯借给我，因为还没有翻译出来。我便请钟老快些组织翻译，早些出版。1999年，此书终于出版了中文版本。
　　1996年12月21日晚，在北京五洲大酒店又见到了钟老。那是第六届全国文代会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晚上，钟老出席了民研代表们的会议，还讲了话。我正好带着照相机，为他照了相。记得他说，全国民间文学集成要抓得紧些，步子快些，还是要讲语言的科学性，各省要选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东西。
　　1999年6月至10月，我四次去北京走访钟老，见到了三次。第一次是6月上旬，带去了《耿村民间文化大观》的目录，请他为该书题写书名并题几句词。天气很热，北师大小红楼的专家宿舍热如蒸笼，见钟老正在为研究生讲课，精气神是很好的。我说明来意，他便接过该书的目录，一页一页地翻着看，询问该书多少字多少页。我回答说大约450万字。他又问出成几册，我说三大本。没想到，这位世纪老人马上说：“一本150万字啊！”我们听了非常吃惊，他的思维竟然如此敏捷，还像十几年前一样。第二次去时，他的儿子钟华先生，说他做了小手术，因此未能见到。第三次去时，钟老已经把封面题字和题词写好了。他的毛笔很不好，蘸墨也不太黑，但手还不太抖，写出的字很有功夫，十分耐看。当时我们就说，这真不像一个耄耋老人的字。钟老的这幅题词是：“这部资料丰富的地域民间文化巨著的刊行，无疑将使国内外学者瞩目！”落款是九七叟钟敬文。我提议与钟老合个影，出版社的编辑也赞成，便拍了一张他看目录的。我说有耿村一本书就好了。钟老便伸手从身旁的书垛上一抽，抽出来的竟是1988年编印的耿村第二集，然后与我们一起翻看。他对他的资料，看似书山一般，却心中很有数的。他还嘱咐我要把书出好，我说一定要出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国耿村民间文化大观》终于在国庆节前正式出版了，钟老的题词和他的照片效果还是很好的。国庆节后，我们又去为他送样书，他看了看，便说这是中国民间文艺史上的一部大书，我们有了少数民族的《格萨尔王传》、《玛纳斯》，也有一个汉族村的大部书。说时很是高兴的样子。不久的10月22日上午，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地举行了该书首发式，钟老行动不便，却表示了对该书公开出版的祝贺。
　　2001年3月20日，这天正是他的生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钟老在开幕前来到了会场，虽然有学生扶着他，但他表现出了百岁老人的硬朗和欢欣。大家发自内心的掌声骤然响起，一直响到他老人家稳坐在主席台上。会议一结束，我们便找钟老合了影。午饭时，他和代表们一起用餐，多少人轮流着向老人家敬酒。他总是端着杯，似乎也喝了一点，脸红润而光亮。闭幕时，贾芝来了，他却没有再来。7月中旬，在承德召开的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会议上，钟老五十年代的学生乌丙安先生每当说起钟老，他都是极为尊敬的。我问他，今年钟老生日你来了没有，他说当然要来，19日上午来了轮不上见面，他们一些老朋友走后才该着我们七十岁的学生。我便说明年我一定要来。到了12月中旬第七次全国文代会上，我和河北郑一民、湖南的龙海清及山西、广东、广西的同志们说，明年咱们应该为钟老庆贺百岁诞辰，大家都说很应该的，他是我们的老祖宗。谁知，钟老驾鹤而去了，3月20日成了我们最后见到他的日子，很后悔文代会上没能去看看他，听听他对我今年出版的《民间文艺论集》中的中国故事分类提纲有何见教。
　　钟老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百岁之师”，临终前还带着一批博士生，一直在为他们讲课、谈文章。他是中国民俗学之父、民间文艺学泰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民学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我在一个会议上，无法脱身，不能去向钟老遗体告别，便打电话向钟华先生“请了假”。写下这篇零散的回忆，聊作纪念，让世人知道我眼中的一位学术伟人是这样的。另有小诗几篇，再做发表。

　　　　　　　　　　　　　　　　　　　　　　　　　　　2002.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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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君

　　　　　　　　　　　　　　　　　　　　　　　　　　　我的老师钟敬文先生


　　　　　　　　　　　　　　　　　　　　　　　　　　　　　　刘异云 光明日报2002-4-24


　　4月22日，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老寿星钟敬文先生已去世百日了。抗日战争前，我在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读书，钟先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讲课有独特的风格，很受同学欢迎。这半个多世纪，我们的来往断断续续地没有断过，有些事情很值得回忆。

　　第一件是介绍一首校歌，歌词是：

　　这儿是十字街头的学堂，
　　我们来受新的教养，
　　劳动的操习，
　　科学的研求，
　　还有那艺术的鉴赏。
　　这一切活动，
　　要造成我们身心的健康。
　　去！去！去！
　　快深入群众中间，
　　使他们身心愉快，生活改善。
　　民族前途，永庆安全！

　　这是上一个世纪30年代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创建时，钟敬文先生为学校写的校歌。一看就明白，作者是什么思想，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将是什么样的青年。

　　这首校歌从今天的眼光看，还是很有先进性、创造性和政治性的。我们学校规模很小、历史很短，变化很快，学潮不断。校长也不断更换，从较有名气的主张新民主自由的学者、教育家如孟宪承、尚仲衣、胡寄南等不断换人，到我们那几年，又换上了当时国民党省党部委员，总之，民主自由空气日衰，思想统治不断强化。

　　抗战前夕，浙江杭州的抗日救亡思潮日趋蓬勃，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也很凶狠。当时我们组织了一个“共学社”，出了一个墙报，组织进步同学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研究时事，讨论抗日救亡的问题，并暗中动员进步同学投奔延安参加抗战等，受到校当局的监视和压制，也受到同学中的一个国民党军统蓝衣社的外围组织叫“复兴社”的监视和打击。我们“共学社”的处境困难，很想得到有声望的老师支持。我去找过钟敬文先生，他当时很忙，还在浙大等校兼课，又不在学校住，对学校情况不大了解。我把学校和同学的情况向他简要介绍，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几句，大意是青年人有抗日救亡的思想和行为是大好事，自由思想才能追求到真理，不过要注意环境，不要锋芒太露了，这些话都是很珍贵的。不久我去了延安，就和钟先生没有了联系了。

　　1957年春，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中间休息时，碰到了敬文先生，他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当时休息室里人很多，挤来挤去，没有时间多谈。他对毛主席说的“双百”方针，非常高兴、非常赞成，对人民日报的邓拓受到批评，有些看法，他说，很想听听邓拓的意见。看来他的精神活跃，态度明朗，很敢表态。我知道他，他从来不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他很关心政治、关怀大局。不久，听说他也被打成右派，去劳动改造，就又失去了联系。

　　粉碎“四人帮”后，我去北京开会时拜访过他一两次。他住在北师大小红楼，房子又旧又小，有点荒凉。一进门我有些吃惊，楼梯靠墙的一边，一层层满堆着书，能踩脚的地方很窄。面对如此著名的学府，如此著名的学者，如此清苦的生活条件，顿时使我很不安，甚至有一种愧疚感。他已习以为常，显得怡然自得，我们坐在他狭小书房的旧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谈话。当时我的工作岗位处在辽宁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第一线，到北京开会有很多话要说，情绪也高昂而自信，那次相见是我说的多，他插话也不少，我们谈得很融洽，很高兴。

　　1984年春节，敬文先生给我寄来了一首《饯岁词》，在一张小宣纸上用毛笔写的：

　　万骥腾骧态势雄，繁忙不觉岁星终。
　　垢讦净濯民魂健，丰产频传国力充。
　　胜友如云凭义结，同胞隔海自心通。
　　豪情莫怪随年长，双拓文明要老翁。

　　看得出来，钟先生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国势发展是很拥护、很高兴和信心百倍的，他对国家、人民、学校和青年人对他的希望，了解很深，对于完成自己的责任也很有信心，而且很自豪。我看了这诗也很受鼓舞，立刻回了他一首：《迎一九八四年——步钟敬文老师〈饯岁词〉》：

　　勃勃生机又一年，狂澜已挽力无边。
　　物质精神齐奋进，党心民意更相连。
　　形势应推今日好，前程可断胜当前。
　　天既有情人不老，豪情白发共频添。

　　我自知诗意不足，政治味道浓，感情还是不错的。记得敬文先生没有说过我的诗是不是诗，倒是说过我的诗很有气势。我的有些老领导、老师先后辞世时我都要写一首短诗为他们送行。写时很沉痛，往往热泪盈眶，但我都是哀诗壮写、从不哭哭啼啼，因为这比较符合他们的经历和品格。这次钟敬文先生骑鹤云游去了，可他的思想和精神都没有死，都活得很有生命力，所以我不想另外写悼诗了，还是用我的这一首代替悼诗，为他送行，以壮行色吧！


[ 本帖由 东君 于 2003-3-14 23:19 最后编辑 ]

东君

　　
[ 本帖由 东君 于 2003-3-14 23:04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