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钟敬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安德明

3月20日，许许多多的有心人，都会记得这个日子。
这一天，是钟敬文先生的寿诞。
今年的3月20日，是先生一百周年的诞辰，而按照中国传统的算法，先生应该是一百零一岁了。
时间过得真快！到今天，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而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今年1月10日，中国民俗学会和北师大中文系联合举办了钟先生逝世一周年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不揣浅陋，也做了一个发言，谈了自己是先生的一点认识。现在，把它的大致内容贴在这里，以表达对先生的纪念，希望诸位学友不吝赐教。

                                      “诗人钟敬文”[/size]
在钟先生的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的地方。他以自己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任务，思考和整理他的学术思想，把他的精神发扬发扬光大，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项。
作为先生的学生，我想许多朋友都会对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刻的理解。我在十多年追随先生的过程中，也在为人、为学许多方面获益良多。从2000年8月底开始，我开始了写作先生传记工作，让我得以对先生的一生有了更加集中、更加细致、系统和全面的了解，感触也尤其地多。今天，限于时间的关系，只集中谈自己想到的一个问题，对与不对，还请大家批评。
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诗人钟敬文”的问题。先生在世时曾不止一次地说，在我去世的时候，我的墓碑上应该写上“诗人钟敬文”几个字。在许多人看来，而且从实际来说，先生最为突出的贡献，主要是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领域，可是他为什么要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而且把它当作对自己最主要的概括呢？
结合先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我是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待的：
第一，他是要以此来表明自己与诗歌乃至文学密切相伴的一生，强调自己在诗文创作领域的角色特征。第二，在他那里，“诗人”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的标志，它更是指一种生存的模式、一种人生的境界。而这后一层的含义，大概是先生以“诗人”来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用意。
从第一点来说，先生从三十年代以来，尽管主要把经历放在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建设方面，可是他的诗文写作也一直没有间断。散文的写作虽然是时断时续的，可是他一直在坚持，而且由于多年的探索，越到后来，文风越老醇深挚、施展自如。诗歌，更是他一生的挚友。有人统计，先生一生所创造的旧体诗歌就有八百多首。一方面是勤写诗，用诗来言志；另一方面，他对古人诗歌的热爱也是自始至终的。多年以来，他时时刻刻在吟诵着他所仰慕的那些古人的诗作，像陆放翁、王渔洋、龚定庵等人的诗集，便常常放在床头、案头等随手可及的地方。即使是抗战期间，在他挟笔从戎、战地行脚的三四年中，他的行囊里所带的唯一一部书籍，也是《陆放翁全集》。而以后的日子里，每逢外出，不管是出差还是住院，书籍必然是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他所热爱的诗集，则是这些书籍中的主角。
先生曾这样说：“……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我与诗——〈脚印〉自序》，1943年）在他的心目中，诗是自己情感的家园、精神的故土，他怎能与之分离？即使偶尔稍有远离，燃烧的乡愁也会迫使那情感、那精神，回归到它的故乡来！
由于对诗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在坚持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间，他在用自己熟悉的旧体诗体裁写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尝试、探索着其他诗歌形式的写作，像词、新诗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当他与林林等人一道，发起了写作“汉俳”——一种中国式的俳句——的活动，而且创造了一组风格隽永、独特的汉俳作品。
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也使得写诗对先生来说，成了心灵的一种自然咏唱——自然得就像心脏的搏动一样，而不是一种劳心费神的工作。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够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同时，还能够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创作出大量诗坛佳作的主要原因。
先生曾经说过：诗，这位平生的密友，给了我什么呢？它“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样理会自然和赏鉴自然。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梦想——她是我的逻辑，我的哲学，她是我实用的社会学和论理学。她使我在艰难的生活经历中能够翘然自立而举步向前。”
这样，对先生而言，诗人实际上具有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内涵。诗渗透在了他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成了他人生的导师，让他的心灵和生命都得到了充实和升华。而“诗人”，指的不仅仅是“写诗的人”，而更是指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内质的人。与它密切关联的，是一种人生理念和人生实践，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操，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奋斗精神，一种伟大的人品，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宽广博大的胸怀。这些因素，用先生的座右铭来概括，也就是“正直、勤奋、淡泊”。这是真正的诗人素质的内核，也是决定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有生命力的诗篇的根本。
从早期到后来，无论是参加哪一种活动，从事哪一种工作，对于国家命运、民族利益的关怀一直是先生人生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五四时期参加爱国运动、抗战时期挟笔从戎、反右时期慷慨直言——我们现在看到他反右时期的一些言论，的确是非常痛快淋漓，那种鞭辟入里的批判，让我们会感到惊讶，觉得钟先生那样一个温文敦厚的儒者，居然也会有那样非常尖锐的时刻！在学术研究上，他一直以民族民间文化的“发采扬辉”为己任，并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学问自身的体系，实际上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操影响的结果。
“据说古代希腊军队出征的时候，诗人常常走在前头。这是诗人职能最好的象征。”在先生那里，真正的诗人，必须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一种为了实现某个崇高的目标而执着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他是这样要求着“诗人”，同时也用自己一生追求真理、不屈奋斗的实际行动，对这种要求进行了实践，尽管曾经遇到了无数的挫折，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却始终无怨无悔。即使是在“年登大耋”之时，还是那样地“勇冠三军”。（程千帆语）
下面的两个例子，也许可以让我们对他的这种精神有一些具体的感受。
其一，在座的许多老师和同学大概都听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当了裤子，也要做学问！”这种话，乍一听比较幽默，仔细一想，中间不知包涵了多少的艰辛，又包涵了多少的决心。
其二，有一年国家教委要评优秀教师，北师大把先生作为候选人推荐了上去。先生平时对这些事情根本就不会关心，可是那一年，我却听他说起过好几次，他说：不知道能不能评上，这个奖金据说很多。但紧接着说的是：拿了奖金我们就可以开民俗学会的代表大会了——当时正好学会比较拮据。
先生曾谦虚地说：我的资质只是中上的水平，如果有所成就的话，大概主要是跟勤奋有关系吧。前半句话当然是谦虚了，其实从我们看来，先生的资质，单从他的博学强记来说，我们这些人就很少有能够望其项背的。但是后半句话却是事实。勤奋，是贯穿先生一生的素质，他手勤、脚勤、脑勤。比如，在广州的期间，当鲁迅来羊城时，尽管他并不认识鲁迅，却去找访鲁迅。费了很大的周折找到鲁迅、面谈以后，当晚又写一篇《记找鲁迅先生》的散文。这样的勤，也是我们一般人无法比拟的。
在为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集》所写“校后附记”中，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有颉刚聪明的，颇不乏其人，但有颉刚的成就的，总觉得太少了。你问问缘故么？缘故就在努力和谦逊与否而判断！”其实，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先生常常用“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挂心”来自勉，也勉励学生。他所谓的大事，就是自己所从事的以探讨民族文化的意义、性质为主要目标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是培养学术后备人才的教学，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而开展的各种活动……为了这种大事，无论遇到多么艰难的阻挠，他都会知难而进。小事，既是指那种为了利禄功名而追逐的蝇营狗苟，也包括个人物质生活上的各种要求。对这“小事”中的前一类，他从来就不屑一顾；而对其中的后一类，他所表现出的淡漠，也常常会让一般人感到吃惊：有的时候，对于本来属于他个人但由于有关机构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没有发给他的一些经费或物质奖励，他知道后也从不去追问！当有人不解地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时，他的回答是：“这些东西，有了它也不见得会过得有多好，没有它也饿不死！”在一首关于孔子的诗中，他又用一种艺术的形式，表明了自己在“大事”和“小事”问题上的态度：“知其不可尚为之，此事旁人笑尔痴。我说先生真智勇，掂斤论两是庸儿。”
由于心灵保持着宁静与纯粹，先生时刻保持了一种豁达宽容的情怀。一生之中，他不知遭受过多少的暗箭与明枪，经历过多少的艰辛，特别是在反右扩大化和文革时期。如同他自己的诗所说的“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可是对这些他很少去抱怨。每次提起这些事，他总是淡淡地说：“这些事（反右扩大化和文革）既然已经过去了，而且已经有了正式的结论，就不用再耿耿于怀地说它了。再说，从根本上说，人家（领导者）犯的那些错误，也是为了大事，那我们受这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的看法，也许会有人不同意，但这样的气度，却只有那具有博大宽容精神的心灵才能够拥有！
心灵的宁静、精神的纯粹，让先生超越了现实当中的许多困扰。这大概也正是我们这些弟子每次到先生那里去，在他那狭小的、甚至会让人感到憋闷的书房里，时时能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时时能感受到一种被伟大的心灵所引导而飞升的快乐和幸福的原因所在吧！
诗人的性情、心灵的宁静和纯粹，也使得先生始终是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对待着生活，因而他的生活中常常充满着各种情趣，而不只是书斋里的苦修。他热爱自然，并擅长用敏锐而体察入微的心去捕捉和感受自然中的每一丝变化，每一处的美丽。这种情趣，常常还会感染他周围的许多人，使他们一道来分享那种心灵的愉悦，分享那种可贵的人间真情：
每一年的春天，他常常会对来访的学生说：“走，我带你去看校园里刚开的玉兰！”
每一年元旦前夕，他都会买来一批水仙，分赠给教研室的同事和研究生。
1998年的春天，他用刚刚得到一笔稿费租车、购门票，组织全教研室的师生到陶然亭公园春游。民间文学教研室的全体师生，在盎然的春天里，体验了聚会的乐趣，也再度体验了来自钟老——这位良师益友的关爱。以后连续几年，这种全室春游的活动一直都在进行。
“诗人钟敬文”！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来爱诗、写诗，又用诗来装点、升华了他的生命，他的人生。

杨青

心灵深处的怀念
杨利慧

钟敬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而我依然恍惚觉得先生还活着，依然活在我们中间。家里的书架和冰箱上贴满了我们夫妇和先生的各种合影，每天在客厅里来来往往，都会看到先生熟悉的身影，看到先生善良、温和、宽厚的微笑；每次抱着我们那刚刚“呀呀”学语的女儿在照片前驻足，都会指点着告诉她：“这是太爷爷，这是爸爸，这是妈妈……”
可是，每当我遇到学术上的问题需要讨教、写完文章后需要指教交流、遇到人生中的各种困扰需要倾诉与开导的时候，我才强烈地、真切地意识到如今那一片巨大的真空：先生不在了，先生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先生去了，我的求学生涯中少了一位良师，我的个人生活中少了一位亲人。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曾经说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以为先生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先生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走上民间文化的学术研究之路的，从此毕生以民族民间文化的“发采扬辉”做为历史赋予自己的神圣职责。正是这种超越了个人私利的高贵理想，使得他能够轻视一切尘世间的蝇营狗苟，不为厚禄高官所诱惑，不为世易时移而动摇，虽清贫于斯，困顿于斯，但无怨无悔，奋勇向前。先生曾经教育我：对待学问要“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还亲笔写了一副小笺给我，告诉我“要具备坚忍不拔的志节，才能顺利地度过人生与学艺的海洋”。每次见到先生，无论是在他狭小的书斋里，还是在他打着吊针的病房里，他都会在简单的寒暄之后，马上把话题转移到学问上来：我最近又写了什么文章，你觉得怎么样；最近出了什么好书好文章，你应该找来看看；哪位著名的学者到北京来了，应该“借机拔拔毛”，请他（她）来师大做个讲座，听听近来学界有什么新动态；应该组织个什么会议，就近来国内民俗学界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方向，引起讨论；应该开个研讨班，探讨些问题、培养些人才……
每次与先生的会面和交谈，都会使我如沐春风，耳目一新，感觉到一种超越了个人“小我”、向着一片清朗绝俗、纯粹安详、不断进取的境界攀升的愉悦和快乐。记得在读先生的博士生时，有一次看到一位地方学者写了一篇关于先生的文章，明是在褒赞钟老，实际上却是在借机吹捧自己，许多是不实之辞。我那时20多岁，少不更事，而且年轻气盛，看了十分生气，卷起报纸就去找先生，把这种做法大大批驳了一番。我预料先生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不想先生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说：“这种事，别去理它。”我不解先生为什么对这种不义之事这么姑息。先生解释说：“我告诉你，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如果你都去认真计较，那就别想干正事了。”如今，随着我的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我越来越能够理解先生当年的那分感慨，而且越来越觉得先生的伟大：身为社会中人，要想一直超越世俗生活的困顿和人际关系的困扰，始终保持宁静清朗、不断向上的心态，谈何容易？！先生一生的际遇之坎坷，远过于寻常人，而他取得的成功也远高出于寻常人，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他这种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博大胸襟和为此锲而不舍、顽强执着的精神吧。
我在先生身边求学问道11年，其间有大量和先生密切接触的机会，我得以从中直接观察、学习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处事之道，获益良多。
我是1991年夏考入北师大攻读民间文艺学的博士学位的，导师原本是张紫晨教授。张先生次年不幸因病去世，我被转入钟先生门下继续读书。我的毕业论文原打算写女性信仰方面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题目。正巧钟先生一直想做一篇研究女娲神话的《女娲考》，而且他已为此准备了多年资料，可始终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撰写。于是，先生就将这个题目推荐给了我。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就接受下来。从此，“女娲”以及神话研究成为了先生和我的共同爱好。先生慷慨地把他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料卡片借给我看，有时侯他在亲笔抄录的卡片上还特意夹上字条，提醒我阅读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他看到了什么新资料，也马上交我复印阅读。先生对我开玩笑说：“小杨，先生是你的资料员啊。”有时侯我写论文正焦头烂额时，忽闻楼下有人传呼，跑下去一看，是先生拄着拐杖来看我了，于是师生二人一起，一边在校园里散步，一边探讨我的写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先生的建议总是高屋建瓴，能使我茅塞顿开；先生的鼓励总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使我能在艰苦的日子里感到温暖，并获取不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博士论文的草稿完成时，已经是四月末了。先生并不因为自己年高体弱而推卸做导师的职责（按说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恰恰相反，他丝毫不肯放松对我的要求。在“五一”节休假的几天里，我就在先生的书房中，一字一句地把论文念给先生听。记得那几天正下着雨，淅淅沥沥的雨声伴着我的念诵声，在狭小的书房里显得格外单调。然而先生听得很认真，遇到他觉得错误或者需要斟酌的地方，他就会马上打断我说：“等一等，这里有个问题……”于是我就停住、询问、讨论、补充、修改。有一次，在讨论女娲的神格属性的时候，我和先生的意见产生了分歧。我认为女娲神格的基点和中心是她的始母神的神格，先生有些不以为然。先生要我改改自己的意见。我死钻牛角尖，执拗地坚持己见。先生说：“那你回去再想想，补充一些材料来证明你说的有道理。”我随后又找了许多材料，对那一章做了补充。这次先生听了，笑着说：“唔，你讲的有道理。”
先生想写的《女娲考》，原本打算从原始文化史的角度，通过女娲在神话中的各种活动，去论证这位女神及其神话所由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他期望我的博士论文能完成他的这种构想。但我因为自己的学术功力不逮，加上对于文化史的方法有些看法，所以没有按照先生的意思去做，而是使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女娲信仰的领地。我想先生心里可能多少有些失望，但他并没有勉强我照他的思路和设想发展。后来先生在为我的博士论文做的序言中，还夸我敢于坚持己见，“洁身自爱”，“不因人热”。我很惭愧，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先生交给的任务，反而得到先生的过奖；同时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这样宽厚包容的导师。
记得一位名人说过：历史是不计较细节的。我不知道历史学家对此是否赞同，我以为此话有些偏颇：历史不是由许多细节所筑成，伟大不也体现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面么？每当我想起先生的时候，总会想起和他有关的许多细节，心中总是满溢着亲情和温暖。从先生与我交往的许多点点滴滴的小事中，我感受到一个血肉丰满的钟敬文：一个善良正派的人，一个亲切随和的人，一个细腻丰富的人。
我自1994年夏博士毕业后，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导师依然是钟先生。我那时常为家事烦心，闷闷不乐。先生探知我的情况后，常劝我要宽心，还写诗安慰我说：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
在尔两难诚所苦
然谁一世免挑愁

先生门下的青年学生大约都知道先生的一个特殊要求：学习要集中精力，最好不要谈朋友，以免牵扯精力。这话当然有它的道理，但听去似乎有些不近人情。我和后来成为我爱人的安德明博士都是先生的弟子，不敢违抗师训。我们很老实，直到我博士毕业后才正式谈恋爱。记得我毕业后的一天，我陪先生散步，看先生高兴，就忐忑不安、支支吾吾地对先生坦白道：“我有朋友了。”先生似乎并不觉得太突然，自然地问：“是谁呀？”我说：“您猜，您认识的。”先生马上说：“是不是小安？”我大为诧异先生如何能一语中的。先生有些得意地说：“我早想过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后来一天我去先生家里，先生顺手递给我一个信封，说：“这里有篇文章，你拿回去看看。”我一看，是一篇题为《怎样使爱情地久天长》的文章。我非常感动。1995年末我们结婚的时候，先生还做了我们的主婚人。婚礼上他讲了很长的话，语重心长地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家庭生活艺术的道理，例如夫妻双方要着眼于大方面的一致，不要计较些微琐事；要彼此宽容，才能有稳定和睦的家庭生活。这番来自生活的经验之谈后来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在师大工作的时间不算长，住房却换了几回。第一次从学生宿舍搬到博士后公寓（当时叫“鸳鸯楼”）时，先生已经是91岁的高龄了，还亲自爬上三楼来给我“贺新居”。说来好笑：先生要德明陪他一起去，还特意准备了茶叶，要德明拿着，并让德明说是自己的贺礼，他的意思是要德明在我和母亲面前表现表现。结果德明来后主动坦白道：“这是先生要我拿来的。”先生又好笑又好气地说：“哎呀，你这个人太老实了。”后来德明博士毕业，我们从师大校园搬到校外的静淑苑，先生还为我们做了一副对联：

民俗学方兴 进业欣看双博士
京华居不易 栖身幸得两间房

2000年夏天，我们夫妇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要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民俗学系访学进修一年。当时先生已经98岁了，正在西山八大处的工人疗养院疗养。先生早和我们打过招呼，要为我们和也将去美国访学的博士生巴莫·曲布嫫饯行。先生和我开玩笑说：“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们回来。”这话让我们感到分外沉重。记得那一天非常炎热，先生在八大处的药膳房订了一桌酒席。菜肴许多是我从没吃过的：鹿排、牛髓汤、裹着黑蚂蚁的炸蟹排……。告辞的时候，我不敢转身去看那在女儿和助手的搀扶下缓缓前行的老人的身影，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眶。
2001年夏，我们正收拾行装准备回国，突然得到先生重病住院的消息，心急如焚，生怕不能够见先生最后一面。8月底，我们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看望先生。先生的状况让我们大感欣慰：他精神很好，思维一如既往地敏捷，记忆一如既往地清晰。先生询问我们留学的感受和收获，并嘱我抽空为他编辑文集《婪尾集》。我们乐观地以为：先生多次生病住院，但每一次都能逃离危险，恢复健康，这一次也一定能化险为夷的。不想这一次，先生的病越来越重。去年1月9日，我们又一次去友谊医院看望先生，德明还带着他刚刚完成的《钟敬文传》。先生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看见我们，他很高兴。问德明：“哦，书写好了？有多少字？你辛苦了，谢谢你。”他看见我，解释说：“现在大的局面还好，比较稳定，小的问题还不少”。我知道他在说他的病，于是安慰他说：“大的局面好就行了，小的问题咱们一个个治。”先生又让我们把刚刚出版的《婪尾集》的样书拿给他看，说这本书“大体还象样”，问我出版社的同志反应如何。我答“他们很高兴”。先生要我代他谢谢责编同志。
他的女儿小宜老师告诉我们：《婪尾集》的样书昨天刚送来，先生看过，马上就要叫人送给启功先生去鉴赏——他说启先生一定最明白他取名“婪尾集”的意思，这第一本书，应该送给他。我再一次为两位老学者的相知之谊而感动。
我坐在床边，握住先生的手。他的手有些发凉，而且有些浮肿，和他平时温软的手大不一样。
中午，我们把带去的鸡汤喂给他喝，他只喝了几口就不喝了。我们带去的饺子，他一个也没动。
后来巴莫来了。我们眷恋地守在床边不忍离去，看着先生痛苦地睡着了。
直到下午3点多，我们夫妇才离开医院，当时护士正给先生吸痰。我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叮嘱先生的助手康丽：如果发生什么事，马上给我们打电话。
半夜2点多，电话突然响了。康丽告诉我们：先生于10日凌晨0时1分去世了。
我们睁着眼睛，再也无法入睡。德明在想什么，我不得而知。我的脑海里时而一片空白，时而回想起与先生交往的许多往事，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
先生去世后，曾经有位记者问我：钟先生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自己当时哽哽咽咽地回答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安静下来之后，我常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有幸在20岁出头、事业和人生刚刚开始、思想和世界观、人生观尚未成型的时候，遇到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从此得先生谆谆教诲，耳提面命，我的学问和人生观都打上了深深的“钟氏烙印”。在治学的领域上，我最初是接受了先生的建议、并在先生的大力扶持下，开始研究女娲神话的，由此走上了神话学的教学和研究之路；在治学的方法上，我竭力遵循先生教诲的“一切从材料出发，用材料来说话”的实证方法，虽然后来也逐渐接受了一些其他的理论和方法，但实证的精神始终不敢丢弃；在文章的风格上，努力做到严谨、平实、清楚，不说过分的话。在做人方面，先生多年来勉励学生们要“正直、勤奋、淡泊”的话，已成为我的座右铭；先生那种“生命不息，奋进不止”的人格精神，已成为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巨大力量；先生对待事业的那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劲头，也将成为我终身学习的榜样……虽然先生的勤奋、敏锐、坚忍、执著，以及胸怀祖国和民族事业的博大胸襟，都常常令我自愧弗如，不能望其项背，不过，有先生的伟大榜样在前，学生又怎敢妄自菲薄，偷懒不前？！自当奋力鼓棹前进，如先生所训导的那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先生一生都在为了所钟爱的事业不知疲倦地工作，如今，他回到了大自然母亲的怀抱，大概可以好好休息了吧？
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原载《群言》2003年第3期，香港《大公报》2003年1月23日）

东君

　　先生一直是我十分崇敬学者，大一时就想毕业后要考北师大，以能够亲自聆听先生的教诲，谁知02年我还未毕业时，先生就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消息传来，我忍不住几次襟然泪下：因为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会成为我终生都无法实现的愿望啊！
　　………… …………
　　言有尽而情无法终，呜呼哀哉！曷其有极！　呜呼哀哉！曷其有极！
[ 本帖由 东君 于 2003-3-19 23:58 最后编辑 ]

Sylvie

国学网上的国学大师专栏：钟敬文
http://www.guoxue.com/deathfamous/zjw/zhongjw01.htm

机器猫

虽然他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