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仲达：有一种书用道义书写 ——读林贤治《午夜的幽光》

于仲达

    中国不缺少学者，缺少思想者；中国不缺少作家，但是缺少有道义感的作家 。在我看来，林贤治先生就是一位极具道义感的学者型作家。林先生来自于底层，生命中烙有鲜明的底层知识者的痕迹。这几乎成了他为文的基点。
　　　　
　　　　
　　林贤治先生在其早期著作《人间鲁迅》里，将鲁迅一下子从主流意识形态和枯燥的经院学者那里拉出来，定位在“人间”二字上，这在鲁迅研究史上，颇具意义。朋友陈壁生说的好，在目前，败坏鲁迅的，更多是一批以鲁迅捍卫者自居的学者、准官僚。鲁迅以他的全部生命践履了他早年提出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吁。鲁迅的生命，是战斗的生命，而与书斋里的学者毫不相干。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言说鲁迅解读鲁迅的，大多数就是鲁迅当年所不屑甚至憎恶的学者文人、正人君子。并不是学者文人正人君子就研究不好鲁迅，而是他们往往不是真正的研究鲁迅。他们蛰伏在书斋之中，通过各种各样浅白可笑或玄乎其玄的手法，把鲁迅纳入各种各样的理论框架。他们从来没有把生命燃烧在鲁迅作品之中，把鲁迅当作一种生命存在，而是把鲁迅对象化之后纳入各种框架进行学术肢解，再用一篇篇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八股论文封存起来，拿出来换取头衔、职称。的确，鲁迅不属于权力集团，更不属于腐化的学者和文人阶层，而属于革根阶层。林先生写过诗，他的文学生命来源于大地，大地构成了他的精神背景。他进入文坛之后，敏锐地洞察到了文人的僵化和堕落，竭力将文学从廊庙和象牙塔里突围出来，凸现人生的辛劳、挣扎、抵抗、忍耐和坚持，拒绝瞒和骗，直面人的生存困境，关注弱势群体和底层人的不幸，他关注的文学，是富于生活实感的文学，是郁勃的文学、突围的文学、力的文学。他在编选文集《我是农民的儿子》的前言中写道，真诚和疼痛是他选文自立的标准。受鲁迅先生影响，林贤治文字中没有文人习惯的优越和闲适态度，更没有“风雅”和“幽默”。林贤治在编选《人文随笔》时选择了散文与随笔体裁，而谢绝了论文体裁，这也意味着，他选择了批判精神而非专业精神，选择了民间立场而非学院立场。他选的文章大抵带有着对社会的关怀，关注人的生存、人的精神、人的命运，也就是人从物质状况到精神状况的方方面面。他所看重的一点是，作者必须怀有对人类生存的关爱之心。从上述几篇文章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亲历者内心的强烈躁动、忧虑、纷乱，对社会正义和人类幸福的希冀。由此，正可见林贤治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自我期许：他不愿是知识界中人，而愿是精神界中人；他不做专业的知识分子，而要做不专业的知识分子。
　　
　　
　　《午夜的幽光》一书里，林贤治沿袭了以往的犀利和敏锐，他没有停留在知识这个元概念上，而是捕获了由此衍生出的那个概念群：知识人、知识分子、知识阶级、知识主义……思想的对象于是具体而鲜活起来，知识分子所捍卫的普世价值，贯穿了全书。鲁迅性格中鲜明的“反抗”精神特征以及与苦难民众的血肉联系，仍然贯穿着他的全部文字。林贤治推崇的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关怀社会和公共事业，倾向于把政治和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具有道义感，认为社会有改造和必要性，紧贴着苦难大地。这类知识分子对于权威和传统敢于质疑、否定与批判，而且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具有勇于实践和承担的立场，这正体现了中国知识界缺少的知识分子精神。中国的知识人乐于进入宫廷，充当顾问，也即古人说的“王者师”。林贤治在考察众多优秀知识分子时，批判了如下一类知识分子。他们屈服于环境诱惑，摒弃个人道德，局限于专业角度考虑问题，专注僵死的问题，拘泥迂腐，脱离生活，繁琐研究，喜欢标榜“价值中立”，实际上与权力保持暧昧关系，表面上按照意愿做事，其实根据角色所规范限制行动，甚至将奴性内化为本能。林贤治所青睐的知识分子有左拉、薇依、萨特、加缪、福柯、伯尔、威塞尔、格拉斯、凯尔泰斯、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阿多诺、萨义德、奈保尔、奥威尔、鲁迅、李慎之等，无疑都具有某种类似的特点，即反强权，反体制，反潮流，以及平民主义的立场。借用他自己的话，他是“耻于做知识学的炼金术士，而争当大众社会的燃灯人和拓荒人”。用林贤治先生的话来说，他们缺乏中国知识的温顺，折中，机变——来源于儒家文化和本土政治经验的东西；为了真理和正义，往往喜欢走极端。那种挑战反抗，争天抗俗的精神，确实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匮乏。他们宛如一道光束，投向黑暗的深处，使周围的人类现形。这是一道幽光，因苍白而显得强烈。
　　　　
　　　　
　　　　林贤治的书中经常提及“奴隶”二字，自觉为奴者反而摆脱了奴性。国内大量研究鲁迅的著作里，多枯燥和冬烘气，与真实鲜活的鲁迅相差太远。鲁迅性格中鲜明的“反抗”精神特征以及与底层民众的联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抹杀了。一些学院学者打着研究鲁迅和超越鲁迅的幌子，用各种理论涂抹和否定鲁迅，极其恶毒。即便我所尊敬的一批喜欢鲁迅的年轻学人，他们存在着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就是缺乏对鲁迅全面切实的认识，重要一点，就是失去了与苦难大地的联系，学问做得越来越雅致，凌空蹈虚，造成精神分裂，导致虚无和惶惑，或皈依基督，或投入儒家怀抱。当下一些学人，如刘小枫、潘知常、路文彬、陈永苗等，动辄以基督文化资源来规范鲁迅，是我所不能认同的。这类学者无视其中的文化语境，背对我们的生存困境，拒绝承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学术为自娱，制造某种虚幻的精神屏障，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暴露出苍白的一面。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位法国女性知识分子薇依，尽管薇依 “手、脚、脸是黑的,脚上还有牛屎”，但是她也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大声喊出了自己的观点。薇依的上帝不是基督徒的上帝、万能的上帝，在她的心中，上帝从来不是一个实体，只是一种精神，一种关怀和拯救弱者的精神。　她是中产阶级出身，但她对此毫不留恋。她渴望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从而设法疗治他们的苦难。这种了解绝非是慰问、采风这样简单。她把每个月的绝大部分薪水拿出来给资助贫困工人，给他们买书籍、文具，组织学习小组，自己则贫困到冬天生炉子的钱都没有。她亲自加入冶金厂做体力活，每小时完成400～600个零件，累到下班后无法提笔，但她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找到解救困顿的良方。她极端鄙视在书斋或咖啡馆轻松为工人开出药方的知识分子。《第二性》的作者波芙娃曾对薇依表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为工人的生存找到某种意义。”薇依听后轻蔑的表示“您肯定从未挨过饿。”在精神、物质的双重困顿下，薇依信仰了上帝，但是她拒绝加入教会，因为宗教裁判所的历史让她反感。同时，她心中的上帝是软弱的，“上帝允许我在他以外的地方存在。”“唯有远离上帝，才能接近上帝，上帝所能给予的信心、力量和勇气，唯在永远的期待之中。”她从来不愿与那些膜拜上帝的信徒为伍，不曾感到有信教的必要，认为无需选择某一种教义，不曾做过祷告，也不受洗。她认为，只有远离上帝，才能接近上帝，上帝所能给予的信心、力量和勇气，惟在永远的期待之中。与时下国内某些开口“基督”闭口“救赎”的基督徒不一样，薇依始终被不幸者的痛苦、恐惧、隐忍、死亡以及形形色色困苦的人所纠缠。薇依说，“不管人们达到何种程度，都不得去做任何超越自己身不由己被卷入的事情，即使向着善的方向也罢” 也就是说，一切应发自真心。而薇依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这句话。国内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言说基督”的氛围，表明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终极问题的重要性。在一个善于作秀的文化界，但愿这种言说不会成为一种表演。我们反抗的是罪恶，是专制，但我们敌人却是一切的谎言，是一切的不公正，是人性的丧失，是一切襟祻自由独立精神的说教和口号。这些东西不仅存在于我们敌人身上，也存在于我们的朋友身上，更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民主外衣下是专制，光明的世界里是罪恶，自由的旗帜下是奴役，这就是我们自己。民主斗士义正言辞的口号下掩盖的是谎言，自由斗争的勇气来自于无耻的造谣，推动民主和实行专制用的是一样的工具，讨伐罪恶时采取的行动是罪恶的重演。无论何时，人类应该经常考虑对自己灵魂的拯救问题。在无神的文化语境里，我们太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人类为了抚慰痛苦，却将心灵交给上帝，但上帝在哪呢？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宗教感的国家，上帝只存在于我们的想像中。也许，宗教的作用是唤醒自己身上的神性。 怎样从儒-道（佛禅）互补的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转换为基于原罪认知的救赎、忏悔和担当意识，并为民主制度的建构确立心理基础。这是许多学者所要思考的。引进基督文化资源，重点在医治我们的精神痼疾，这需要一个漫长过程。皈依基督重在引进原罪，在反省自己的罪恶后，仍然要抗恶。林贤治先生通过对薇依的梳理，显然是不动声色地批评了国内某类知识分子。
　　　　
　　　　
　而且我还从林贤治先生的叙述中，触摸到了一个个大写的知识分子：痛恨权力控制的奥威尔、怀有流亡之痛的萨义德、抨击第三世界专制腐败的奈保尔、为宽容而斗争的房龙、为尊严和自由而写作的格拉斯、反对极权统治与思想控制的来沃什，以个体脆弱的经历对抗历史强暴的凯尔泰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走得实在太远了。
　　　　
　　　　
　　　　
　　　　《午夜的幽光》林贤治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