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袱”的艺术辩证法（1）

淇园之竹

                                         薛宝琨
  
一、现象和本质

　　任何精湛的艺术都不是掠取生活的表面现象，任何感人的形象也不是只传达人们一
时短暂的某种浮泛情绪，而是深入生活的底蕴，揭示潜藏在艺术形象内部的生活潜流。
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表现无限丰富的社会内容，创造深刻隽永的艺术典型，犹如一
枚味道醇厚的橄榄一样，把生活的丰富性寓于单纯的艺术形象之中。相声作为一种艺术
，当然也应该在这方面着力。但是，如其它喜剧艺术形式一样，相声又是一种通俗的群
众文艺。笑产生自矛盾，而喜剧矛盾又往往以司空见惯的事物、引以为常的习俗为基础
。可以说，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再没有比喜剧艺术更强调其通俗性、群众性的特点的了
。因为，笑的过程实际是观众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认识演员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的过
程；当形象违反了生活常规时，才产生出幽默或讽刺的“包袱”来。譬如，一个五、六
岁的孩子穿上了大人的衣着，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妇打扮得花枝招展，他们所以可笑，乃
是由于违反了群众熟悉的生活常规。因而，“包袱”的效果，乃是由于艺术形象中的各
种矛盾与群众所熟悉的生活常规不能协调而产生的。

　　然前，这并不是说相声只应反映生活表面现象。不是的，虚假、肤浅的表象必须排
斥在一切艺术大门之外。随着人们审美标准的不断提高，笑将是高尚情操和健康情感的
一种表现。因此，在“包袱”的创造中，就存在一个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
，如何使包袱既从现象上着眼，又向本质处开掘；既播卞通俗性的种子，又结出深刻性
的果实；既使包袱可笑，又能发人深思。这在选取题材时，就需要抛弃很多和生活本质
毫无关系的肤浅现象，而选取和生活本质紧密相关的典型事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
形象的摄取，又需要通论的筛选。所谓典型即是把概括性和形象性融为一体，在形象里
浓缩着发人深省的生活真谛，在概括时包容着丰满的生活血肉。

　　打倒“四人帮”以来，一些深受群众欢迎的相声，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如在《特殊生活》开始的垫话里，有一个打开收音机，几个波段都在播送“样板戏”
的包袱。这个现象是群众熟知的，却又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内容。它概括了“四人帮”横
行时期，我国人民的枯燥无味的文化生活。收音机成了整个文艺舞台的缩影。这段文字
中还有一个“改革”唱腔，增加评乐队伴奏的“包袱”。那样的旋律，那样的气氛，那
样众多繁琐的伴奏乐器，我们也是熟悉的。但它又是深刻的。它告诉我们，“四人帮”
之流是怎样在一夜之间扼杀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优秀戏曲艺术的！《如此照相》中把林彪
、“四人帮”鼓吹的当代迷信，熔铸在照相的生活片断中表现，也是现象反映本质的成
功范例。那种充斥于生活中的“语录对话”，本身就是对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嘲弄和贬斥
，它不仅激起我们更加仇恨这些历史罪人，也促使我们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这就是“
包袱”的深刻性之所在。

　　畅快的笑声应引起人们严肃的思考。相声作为喜剧艺术，应开掘生活的底蕴，溶进
生活的真谛。应该看到，它揭露矛盾的方法和效果，甚至是其它艺术形式所不可比拟的
。


二、明快和含蓄

　　喜剧具有明快的艺术风格，笑是淋漓尽致的抒情。从笑的过程分析，在笑声迸发的
刹那，不容许有任何晦涩和模糊，不容许有任何间隔和障碍，它必须如电流一样，把矛
盾迅速摆列出来，让一切清楚可见并直刺观众的神经，然后以打闪纫针的工夫抖响包袱
。所以，表面看来，笑，似乎是和含蓄相排斥的，在相声中似乎不存在诗意，所有的包
袱都应一览无余。其实不然，作为艺术，无论是哪种形式，都应该有诗的含蓄，都应该
在有限的容量里表现无限的内容。都应该允许而且诱发读者或观众的艺术联想和艺术想
象。笑是淋漓酣畅的，但笑又是集体的抒情方式。 作者和演员播下的笑料种子，只有在
群众中生根发芽才能迸发为雷鸣般的笑声。也就是说，尽管在笑声迸发的刹那间是迅雷
不及掩耳的，然而，在笑声迸发之前却需要一个艺术酝酿的过程。包袱的含蓄性。正集
中于笑声之前——包袱的酝酿过程和笑声之后——对包袱的品味过程。

　　包袱的酝酿过程，实际是相声再现生活的过程。如果说，“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
，是如何挖掘生活的问题，那么“明快和含蓄”的辩证法，则是如何反映生活的问题。
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里引用费尔巴哈的话说；“俏皮的写作方法还在于：它预计到
读者也有智慧，它不把一切都说出来，而让读者自己去说出这样一些关系、条件和界限
，……只有在这些关系、条件和界限都具备时说出来的那句话，才是真实的和有意义的
。”作为相声艺术手段的包袱即是如此。一旦被作者或演员把握了生活的本质以后，他
并不是把这一切都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而是用包袱这个艺术手段把它们交织融汇在一
起，或以轻松喜剧的侧面映衬、显现严肃悲剧的主题；或者，在轻松喜剧的包袱里渗透
着深沉、隽永的含义。如《特殊生活》中所包含的控诉性内容，《如此照相》中所蕴蓄
的愤怒感情等即是如此。有关含蓄的包袱，更是不乏其例的。如何迟同志的《买猴儿》
，因猴儿的恶作剧而致使当采购员的“我”全家遭殃的情节中，有一个“猴儿倒是胖啦
。我爱人瘦得成猴儿啦”的包袱。生动地描写了“马大哈”给工作带来的危害，它并没
有把范围、过程、细节—一描绘出来，而只以鲜明对比的方法把结果告诉观众，让人们
去品味、想象其中的含意。在《醉酒》中描写醉汉的不同类型，也是极其简洁的。一个
在自行车、三轮车、汽车驶过时都不躲避，而只在消防车前乖乖地躲闪开来的细节，就
活托出酒徒借酒撒疯的精神状态；它不需要过多的陪衬，却给人以想象的广阔天地。而
两个醉汉要爬手电筒光柱的行动，更是既夸张又含蓄的，它以相反相成的手法，以其自
持不醉来描状其真醉，确是凝炼的妙笔。在我国艺术辩证法的宝库中，有以正面表现反
面，以单纯表现丰富等种种方法。它们都能使明快和含蓄的辩证关系统一起来，或者，
它们本身就是明快与含蓄的辩证法。《下棋》以摹拟电影《追捕》中的音乐声，来展示
某些人们庸俗、浅薄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情趣，其人物的性格，感情的起伏全在音乐旋律
的一快一慢、一张一弛之中展现，可算是寓单纯于丰富之中的一个典型。这与传统《下
棋》的小段儿，把棋子“车”卡在嗓眼儿里，在求医的过程中，还要求用“马”踩出来
的夸张手法，是相映成趣的。它们都在锤炼性格上下工夫，而把情节的夸张和性格的真
实统一起来，即使在荒诞的情节中，也能使我们觉得人物是似曾相见的。

　　从艺术结构分析，相声和一般文学样式是不尽相同的。其它文学样式如叙述性较强
的文体，多具有启、承、转、合——即矛盾的发生、发展、高潮、解决几个阶段，而相
声则往往把后两者，即高潮和解决结合在一起。在高潮中结束，既要掀起笑的浪峰，在
包袱中突现、生发主题和人物性格；又要给观众思索和回味的余地，在包袱中暗示或提
出作者所关注的问题。因此，相声的“底”是极其重要的。它在结构方式上，和具有浓
重抒情特点的诗歌相似。往往是一箭双雕，把明快和含蓄有机地结合起来。传统相声中
的“底”写得好的俯拾皆是。如《化蜡扦》中“老喜丧”的结尾，简直是一首含义浓郁
的诗。它把旧社会的世态炎凉，把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理，把作者难以言表而又要使观众
不言自明的妙境，极其透辟又极其含蓄地展示了出来。如《属牛》中知府的那一句“下
月太太生日，太太比我小一岁”的结底，也是一枚味道醇厚的橄榄，它把知府的贪婪和
虚伪、狡猾和卑劣，入木三分地揭示出来；却又不在明处留下一丝血迹。如《携琴访友
》中最后弹棉花的底，也是既意蕴丰富又明快酣畅的；知音者的伤心是谁也意想不到的
，它从反面嘲笑了弹琴者既拙劣又自傲，既矜持又庸俗的丰富性格。最近以来，一些新
相声，如《如此照相》的结底虽然还未必尽善尽美，但也有可取之处。当“高瞻远瞩”
、“放眼世界”等种种语录操的动作被否定，原来是“我”想看看对面包子铺还有没有
包子时，矛盾则由高直下，一落千丈，极其真实却又极其辛辣地鞭挞了当代迷信在人民
群众心目中的实际地位。抖落包袱——让观众体味其深意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演员和观
众默契合作的过程。它是建立在对自己揭示的真实生活充满自信和对群众的艺术修养、
政治水平完全信赖的基础上的。


三、细腻和深刻

　　 艺术的魅力，往往在于把思想的深刻性寓于形象的具体性中表现。因此，细节对于
一切艺术形式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的难度甚而超过对情节的设计。一行富有生活情趣
的诗句，往往成为全诗画龙点睛的“诗眼”。一个生趣盎然的角色，往往是披露作者某
种隐思的手段。而一幅面卷、一首歌曲的传神之笔．也往往在点苔、勾草或某一、两个
音符中体现。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正确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不是忽略细节的重要性，而是把它列为起码条件。可以说：没有细节就不是艺术。

　　情节在相声里的地位比较次要，它不象其它叙述性文体那样，把情节作为矛盾冲突
的具体发展，所谓“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相声里的情节是为组织包袱服务的，它往
在虚拟、跳跃、若断若续、似有似无。如在《帽子工厂》里，为了揭露江青一伙随意给
人扣帽子，甲、乙两人现身说法，时而是这样一种出身，时而是那样一个职务，情节完
全是虚拟假定的，人们简直无法复述它的故事梗概。但那些细节，如“煤球是白的”等
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些情节只是组织包袱的手段，而细节才是矛盾实质
的具体体现。

　　侯宝林表演的《关公战秦琼》里，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学各种声音）‘瞧
座儿，里边请’，‘当天的戏单子’，‘薄荷冰糖烟卷儿瓜子，水果糖饽饽点心’，‘
头儿，前边儿坐嗨’；（学女人喊声）‘二婶儿，我在这儿哪！’……”仅仅数十字，
由于把握了各色人等的细节语言，就把旧社会剧场里乌烟瘴气的环境烘托了出来。至于
剧场门前：“两毛一位，两毛一位”，“真刀真枪玩命啦”的广告，更是那个畸形变态
社会的写照。而“老子抗战八年，到哪儿也不花钱的”典型语言，则概括了国民党所谓
“抗战”的实质。唯其细腻，因而深刻。因为艺术总是以少胜多、以小见大、以偏概全
的。细节的魁力就在于把丰富性寓于单纯性的描写之中。

　　细节行动往往是人物内心世界的生动注脚。《化蜡扦》里描写一个破落的大户人家
，老头儿死了、老太太无人赡养，于是，三个儿子都以各种理由想把母亲挤走。及至女
儿帮助母亲想了个“妙方”——把她陪嫁的蜡扦化为锡饼，冒充金银装阔气带回来时，
三个儿子和媳妇们的态度陡然而变。我们看老太太回来时的一段描写：

　　“……儿媳妇一瞧，嗬，这老婆儿开通啊！打腰里一掏钱哗楞哗楞直掉现洋，三十
子儿雇的车，两毛甭找啦！这……这拉车的才要搀老太太，儿媳妇赶紧过来啦：‘我搀
我搀，奶奶您哪儿去啦？我正要接您去呢！我搀您哪！’搀！搀可是搀，这手抱着孩子
，那只手往老太太腰那儿摸去。……”

　　儿媳妇的行动既是惊讶、怀疑，也是试探、进攻，是表面谦和内心狡诈的混合，比
多少评论、叙述都要生动。似后的全部矛盾，都集中在对这锡饼戏剧性的探索里。这是
细节也是情节，是由细节生发出来的生动的情节。在中国的戏曲、曲艺里，有不少是由
小道具开掘出来生动的戏剧性内容的。《借髢髢》中的髢髢，《拾玉镯》、《碧玉簪》
中的王镯、簪子，都成为冲突的焦点、人物关系的纽带、社会矛盾的象征。《化蜡扦》
里的锡饼子，也是打开人物灵魂的一把钥匙。及至三个儿子加敬佛祖，突然“孝顺”起
来时，人们不免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嘲笑那在金钱面前的虚伪和丑态，并等待着最终
喜剧性的结局。果然，老太太寿终正寝了，儿子以“老喜丧”为由觊觎着老太太的腰带
，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待到后事办完，债务如山，准备以老太太的遗产偿还失去的一
切时，他们突然发现那不是金子，也不是银子，而是一咬一个牙印儿的锡饼子。愚弄人
者受到了生活的愚弄。这时，他们才遏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失声哭起来。请看这个“包
袱”的结底：

　　“街坊们纳闷呀！
　　“这家什么毛病啊！妈妈咽气没哭，入殓没哭，摔丧盆没哭，怎么完了事哭起来没
有完啦！过去劝劝。
　　“过来一劝。
　　“哟，要了命啦，您别劝，活不了啦，妈妈死了死了吧，这怎么活呀？
　　“不是老喜丧吗？
　　“老喜丧，这帐没法还哪！”

　　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包袱”就是揭露矛盾的剖刀，而细节是展示矛盾内涵的，
它如同大动脉旁边的毛细管，如同构成肌体的细胞；细节越形象，性格越生动；细节越
具体，矛盾越深刻。从包袱的装、系、解过程分析，细节始终是作者刻意追求的。开始
，作者要故意掩盖它，继而，作者要有意避开它，直到最后，当抖落包袱时，作者又要
靠它来获取艺术效果。试回忆一下，《夜行记》里那连袖子也着了的灯笼，《昨天》里
那到“失物招领处”领取丢失多年的洋车的老头儿，我们便会发现观众所期待和作者所
酿造的，往往都是画龙点睛、生发主题的细节。不能离开细腻而追求深刻，正象不能离
开形象性而追求思想性一样。一切深刻的思想内容都应该是具体可触的。文学不是哲学
，笑的艺术更是生活的艺术，而不是课堂上的抽象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