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有感

心悦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和中国史学——读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有感
小何


如果我们能从故纸堆中抬头，把目光投向现实，走进一家书店，那么，明眼人或许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国人所著的史书往往让人“敬而远之”，或者是“畏而远之”，西方人的一些历史著作却总会有较好的销量——《全球通史》与《万历十五年》即是例证。面对此情此景，国内史界在慨叹“门前冷落鞍马稀”之余，在悲哀“史学饥饿”和“史学困惑”之际，是否要想想该有所改变了。在读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之后，笔者尤其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因为这本书不唯是一部经典史学著作，而且也正是一本在西方流行一时的畅销书，虽然它的畅销甚至也出乎著作者的意料之外。

　　书作者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著名史学家。《蒙塔尤》于一九七五年于巴黎出版，其全称却是《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透过这个标题，读者已可了解其研究之一斑。勒华拉杜里对蒙塔尤这个小村庄的研究是根据主教雅克·富民埃——后来任教皇伯努瓦十二世——任帕米埃主教时的审判记录而进行的。这个审判从1318年到1325年，共进行了370天，计578次审讯，总共涉及案件98个，有114人受到起诉或者追究，其中48人为妇女。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在这些被追究者中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如农民、工匠、小贩等。第二，审讯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可以反映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而且可以反映居民们的精神世界。但是，面对同样一份记录，并非每一个研究者都能挖掘其中蕴涵着丰富内容。在被发现的一个世纪以来，曾有不少学者了解这份记录并利用它做了某些方面的研究，如德国的多林格尔，研究法国的教派与罗马教皇的冲突以及宗教异端；法国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如夏尔·莫里尼埃、杜埃和维达尔等。然而，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没有一部可以象《蒙塔尤》一样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这当然应归功于勒华拉杜里这位年鉴派第三代新史学家的学识和才能，特别由于他运用的方法得当。
　　

　　
一、 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入史

　　梁启超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的二十四史实际上是帝王的家谱而已。且不论在这批评中包含多少激进的成分，传统史学在帝王将相、世家英雄的神话圈里兜兜转转是毫无疑问的。新史学正是要粉碎这个神话——仿佛中世纪的思索者努力拨开笼罩在其头顶的重重铅幕，欲要窥探这个世界的真面目，它不再倾心于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更关注普普通通的人及其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

　　蒙塔尤是一个小小山村，交通闭塞，远离政治中心，远离王权，注定不能发生惊天动地的事件。勒华拉杜里曾经这样说：“这个村子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却没有历史，只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从建立村子直到当代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故事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历史匆匆而过，总是把它的桂冠戴在极少数的几个前行者的头顶，却往往遗忘了在其身后还有无数涌动的人群——正是他们，无数不起眼的个体汇成一股巨流，真正推动着历史向前，向前。勒华拉杜里并没有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激昂的话，但其努力的方向无疑是大多数的民众。他把蒙塔尤当作法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来解剖，他说：

　　“蒙塔尤是一滩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资料，对于历史来说，这滴水珠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微生物在这滴水珠中游动。”

　　此时此刻，谁能说一滴水珠不是一个小小世界呢？谁又能否定这滴水珠折射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呢？相比照之下，国内史学界固然经常有动听的口号来吹捧民众，吹捧千千万万的农民，可是除却错误年代的一厢情愿，谁又曾见一部理性的《中国农民史》呢？没有。我们的史学家多少还是耽溺于伟人的阴影之中，抱残守缺，拉着传统，他们可以给弱势的大众以知识分子出于道义的同情，却从未尝试着去理解他们，亲近他们，描述他们。毕竟，两者隔得太远了，数千年造成的沟堑怎么能在几十年内轻易填平呢？

　　可是，《蒙塔尤》摒弃所谓正统的史料，摒弃俯视轻蔑和偏执，通过村民自己的资料来研究他们自己，还历史一个真面，他做到了，他也成功了。我们呢？还要徘徊，还要犹豫不决吗？
　　

二、 小处着手的微观史

　　历史是宏观的，失却了完整的全面的把握，历史便成了撕裂的碎片，不可辨识，混乱一团。历史又是微观的，如果没有感性的具体的东西，只有抽象出来的几条史理，那么历史便不再是历史，而沦为了哲学，宛若凋尽了枝叶的枯树，单调而不生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即曾指出：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以及其他东西……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象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它仍必须以生产这个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的第一部分，描述了当地的农牧业和作为居民社会、宗教、文化、家庭生活基本单位的居所。第二部分是全书之重点，作者分析了当地居民的观念、生活习惯、文化价值观、道德判断和社会行为等。所有这一切，全是围绕着法国历史上一个人口只有200-250人的小山村短短30余年的岁月展开的。而这种逻辑安排，是否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呢，答案是肯定的。

　　勒华拉杜里通过对蒙塔尤贴近生活、具体细致的微观描述，生动活泼地揭示了历史真实的一面。加强了我们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检验或纠正了我们旧有的历史认识，同时也深化了我们的历史理论。他在书中描述的“情妇为情夫捉虱子，女仆为主人捉虱子，女儿为母亲捉虱子”多少改变了我们从中学时代便已熟悉了的那个黑暗野蛮、空洞沉闷的中世纪，那个“熊与狼的时代”，那个“鹰与乌鸦相搏的时代”。不仅如此，十四世纪初法国南部山村的农民生活和心态也跃然纸上，这对了解当时这一地带的农村生活及至其他地区的乡村都是颇有价值的。

　　可以这么说，《蒙塔尤》畅销之最大原因就在于它的微观研究，在所有“琐碎”的描述背后，凸现着的正是历史的生动和可爱，这无疑能够招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致。国内史界的危机或许可以从中得到更大的启示。当我们手擎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却恰恰忽视了微观的物质的研究的 时候，是否正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走向真理的背面——谬误呢！
　　
　　
三、 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研究

　　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是年鉴学派第三代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年鉴派自1929年形成以来，经过第一代布洛克和费弗尔到第二代布罗代尔达到顶峰。从其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开始，便试图创立一种研究人们心理、心态的历史学方法，以便对历史上的集体心理进行探讨。到70、80年代，年鉴派及其代表的 新史学潮流，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西方不少国家都已占据史坛的主导地位，成为史学的主流。布罗代尔声望如此之大，以至人们往往一提及年鉴学派及新史学，便会想起这便是长时段、结构分析、包罗万象的总体史。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固然有助于揭示历史长远发展深层的结构和动因，但忽视短时段的结果必然使历史上丰富的事件和人物的活动无从反映。这 便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加上适合中长期的结构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往往使历史著作充满了乏味的图表和曲线，引不起读者兴趣。其“总体史”不仅很难做到，而且同样也有缺乏事件和人物因而不能引人入胜的缺憾。

　　所以，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勒华拉杜里扬弃了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他选择了蒙塔尤这个小山村仅仅30余年的历史，对其中的人物进行心态分析。他运用审判记录这份宝贵资料，不是为了研究审判制度本身，也不是为了弄清异教思想，而是要研究当时当地农民的心态。他要通过这些被审判的异教徒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心态史的研究开拓了历史研究的又一 宽阔领域。而这个领域，或许比起我们以往研究的东西更为广泛，也更为接近历史真相。打个比方说，我们以往的史学，主要关注大海中波澜起伏的表层，而心态史学，则是要通过这个表层，潜入海底，看更本质的海底世界。

　　而这一点，恰恰是国史学界缺乏的。我们的历史学家更习惯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这种惰性同时也扼杀了更广阔的历史天地。要挣脱这种惰性，不仅仅是历史学的问题，它还涉及到许多相关学科的建设，诸如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以及加强各学科间的交流。

　　所幸，我们看到了国内史界的努力。《蒙塔尤》由商务印书馆于1997年翻译出版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已经有人在呼吁要眼睛朝下看，要看到占中国极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要开辟更为生动、更为广袤的历史天地。这是希望，而交流、西方史潮的引入， 能刺激国内学术界，让长久凝滞的空气流动起来，只是，我们要做的还有太多太多，现在，才刚刚学步。

　　勒华拉杜里没有提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没有提到联系的，整体的观点，但在其《蒙塔尤》法文版的扉页上曾引用印度《奥义书》中所说：

　　“孩子，通过一团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泥’是真实的；孩子，通过一块铜可以了解所有铜器，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铜’是真实的；同样，通过一个指甲刀可以了解所有铁器，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而人们所称的‘铁’才是真实的，这便是我对你说的……”

　　这是否可以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另一种诠释呢。
　　勒华拉杜里把这段话写在了书的扉页上，那么，我们的历史学家呢？走在历史之路上，他们又应该把什么扛在其肩上，勇敢地走向前呢？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主要参考书目：
1． 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2年版
3．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