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迪：烛龙考

刘宗迪

烛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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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


［摘要］《山海经》的《大荒经》和《海外经》两篇中关于夔龙、应龙、烛龙、相柳的记载，并非谬悠荒诞的神话，而是对于原始历法中龙星纪时制度的真实写照。夔龙、应龙、烛龙、相柳分别是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的龙星，四者在《大荒经》和《海外经》图式中分居东、南、西、北四方，正好对应于龙星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方位。这一记载，为证明《山海经》与上古天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山海经》其书的史料价值提供了一条有力的线索，同时也为理解龙崇拜及其神话与龙星纪时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关键词］ 烛龙；《山海经》；天文学；神话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７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７２１４?穴２００５?雪０６－００１２－０９  
一、《山海经》中的“烛龙”
烛龙在古代典籍中有颇具神异色彩的一个记载：烛龙之为物，人面蛇身，身长千里，睁开眼就为白昼，闭上眼则为夜晚，吹气为冬天，呼气为夏天，能呼风唤雨。因此，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
关于烛龙的记载，始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云：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烛龙。

《海外北经》云：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烛龙与烛阴显系一物，郭璞注“烛阴”云：“烛龙也，是烛九阴，因名云。”在早期典籍中，除《山海经》外，烛龙神话又见于《楚辞》、《淮南子》和纬书：

日安不到，烛龙何照？ （《楚辞·天问》）
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淮南子·地形训》）
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消息，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中。（郭璞注《大荒北经》烛龙引《诗含神雾》①）
《万形经》曰：太阳顺四方之气。古圣曰：烛龙行东时肃清，行西时??，行南时大?，行北时严杀。（《易纬乾坤凿度·卷上》）

诸说大同小异，显系本自《海外经》和《大荒经》。
纵观历来对烛龙之解释，关于烛龙之原型，大致有如下数说。
其一，烛龙即太阳说。此说最古，上引《易纬乾坤凿度》即开其先河。清人俞正燮发明其说，其《癸巳存稿·烛龙》条备引古书烛龙之文，认为“烛龙即日之名”。并称烛龙之说出自盖天说宇宙观。
其二，烛龙即火烛说。姜亮夫《楚辞通故·烛龙》所据材料全抄自俞氏，但其说却大相径庭，他认为“烛龙”即“祝融”之音转，烛龙传说即“祝融传说之分化”，又谓：“古人束草木为烛，修然而长，以光为热，远谢日力，而形则有似于龙。龙者，古之神物，名曰神，曰烛龙。”（姜亮夫，２００２：１９３）。
其三，烛龙为开辟神。袁珂《山海经校注》把烛龙与开天辟地的盘古等同起来，并说：“说者谓此神当即是原始的开辟神，征于任昉《述异记》：‘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信然。盘古盖后来传说之开辟神也。”（袁珂，１９９３：２７８）。
以上诸说实皆一面之词，俱不可从。
第一，烛龙“视为昼，瞑为夜”（《海外北经》），有似于日，然《天问》谓：“日安不到，烛龙何照？”《淮南子·地形训》谓：“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诗含神雾》云：“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消息，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中。”明谓烛龙所在为日照所不及的幽暗之域，则烛龙非太阳明矣，故“太阳说”不可从。
第二，“烛龙”与“祝融”固然声韵相近，但典籍中所载祝融之事和上引所载烛龙诸事全不相涉，而以“烛龙”之名缘乎“束草木为烛”之形，则纯属想当然之词，且烛龙之神异又于草木之火烛何涉？故姜氏“火烛说”亦不可从。
第三，盘古为开辟神，《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云：“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开天辟地，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生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称天地原本浑沌，是由盘古开辟为天和地的。清马骕《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云：“元气濛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则谓世间万物为盘古死后身体所化，任昉《述异记》云：“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为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纪》的作者徐整为三国人，任昉为南北朝时梁人，此前的先秦及秦汉文献如《楚辞·天问》、《淮南子·原道训》等在述及世界创生时，皆未提及盘古，可见盘古创世的神话出现较晚。且据徐整称引“吴楚间说”，并云“南海有盘古氏墓”、“桂林有盘古氏庙”，可见盘古神话当是魏晋间由南方民族传入。盘古之主要事迹为开辟天地和化生万物，然诸书述烛龙，却全然与开辟和创世无涉。《海外北经》所谓“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息为风”云云，也与创世无关。《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所谓“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显系以意捏合盘古与烛龙，袁氏“烛龙为开辟神说”，正为此说所误。①
先秦两汉之书言烛龙，皆本自《山海经》，故稽考烛龙神话的来历，需从《山海经》入手。纵观《山海经》关于烛龙的叙述，其要点有三：
第一，烛龙的方位。《大荒北经》明言烛龙居于“西北海之外”的章尾山，则烛龙场景居于《大荒经》版图之西北隅，《海外北经》叙事首起西北隅而终于东北隅，②烛阴列此经之首，则其于《海外经》版图，亦必处西北隅。
第二，烛龙之形象。《大荒北经》谓其“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海外北经》谓其“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则其为物，身形绵长，人面蛇身，且为红色。
第三，烛龙之神异。《大荒北经》谓“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海外北经》谓其“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其视瞑关乎昼夜时辰，其呼吸关乎冬夏季节，其气息关乎风雨气象，则烛龙之神异全在其与时序的关系，此正古人关注烛龙的要义所在。烛龙与时序之间的关系既为古人所盛称，则考究烛龙神话的来龙去脉就应由此着眼。
那么，这种身形蜿蜒如蛇、体长千里、烛然如火、呼吸吐呐关乎时序并且以“龙”为名的神异之物，所象征的究竟是何种自然现象呢？只要对于华夏上古大火纪时的习俗有所了解，就不难由此联想到天上的龙，即逶迤于天际的苍龙星象。
二、“烛龙”与龙星
笔者在《华夏上古龙崇拜的起源》（刘宗迪，２００４：３１－３８）一文中曾经指出，上古时代，华夏先民曾长期流传着一种龙星纪时的原始历法，即根据苍龙星象的出没周期和方位判断季节和农时。当时龙星的出没周期和方位正与一年中的农时周期相始终：春天春耕将起，龙星在黄昏时开始从东方升起；夏天作物生长时，璀璨的龙星在黄昏时高悬于南方夜空；秋天庄稼收获时，龙星在黄昏时开始向西方地面坠落；冬天万物蛰伏时，龙星也深深地蛰入北方地下而看不见了。龙星星象和农时周期之间的这种天衣无缝的关联，为先民判断农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故古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根据龙星的出没见伏周期判断农时，治历明时，趋吉避凶。历法制度奠定了人类时间和空间观的基础。龙星纪时制度对于上古华夏世界时间观和空间观的奠基作用，深刻地塑造了上古华夏世界的行事、习俗、仪式、知识和叙事。华夏世界的龙崇拜即源于这种龙星纪时制度，龙的原型就是天上的龙星。华夏神话中触目可见人首龙身的形象，如伏羲、女娲、共工、炎帝神农、黄帝轩辕等，就是龙星纪时制度在上古叙事中留下的清晰烙印。烛龙以龙为名，且作龙形，那么，它是否也与龙星纪时制度有关呢？
上文我们把《海外经》和《大荒经》对烛龙的描述归纳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皆可依据龙星纪时制度得到恰切的解释。
第一，烛龙处西北，旨在标时令。众所周知，《山海经》中的《海外经》和《大荒经》两篇是述图之作，即缘图以为文，笔者证明①，其所据古图并非如人们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单纯的地图，而是旨在写照一年四时物候岁时的时序图，其实就是原始的图画形式的“月令”。图的东、南、西、北四方实对应于春、夏、秋、冬四时。在这幅时序图画中，烛龙居于“西北隅”，既表示其所出的方位，又对应于八九月之交、秋冬之际的时节。
秋、冬之交正是苍龙纪时周期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龙星周天，春升而秋降，每到秋冬之际的黄昏时分，苍龙开始下潜，古人因此把苍龙下潜之始作为判断秋天结束、冬天开始的时令依据。《夏小正》九月“内火……主夫出火”，传云：“内火者，大火。大火者，心也。主夫也者，主以时纵火也。”内者，纳也，指大火沉潜入地，此时秋收已毕，就可以纵火烧田了。之所以此时才可以烧荒，不仅是因为此时场功已毕，五谷归仓，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免破坏生态。纵火必于昆虫蛰伏之后，《礼记·王制》云：“昆虫未蛰，不以火田。”《淮南子·主术训》：“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季秋九月即为昆虫蛰伏之时，《夏小正》九月在“内火……主夫出火”文后接着说，“九月……蛰”。《月令》云：“季秋之月，蛰虫咸俯在内，皆墐其户。”而《左传·哀公十二年》则径谓“火伏尔后蛰者毕”。可见，大火的隐伏不见直接被作为昆虫蛰伏的标志。
火伏而蛰毕，蛰毕而火田，因此，大火隐伏不见，就成为上古火耕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时序标志。《海外经》和《大荒经》所据古历法月令图，把烛龙描绘在对应于秋冬之交的西北隅，正是为了用烛龙的星象作为秋冬之交的标志。
第二，烛龙人面蛇身而赤，身长千里，此正古人心目中的龙星之形。苍龙之象，包括角、氐、亢、房、心、尾一系列星宿，组成一条蔚为壮观的星带，蜿蜒绵延于天际，古人既名之为龙，又以蛇这种爬虫的星象拟其形，可谓善于观象状物。身长千里，夸张之辞也，其实苍龙群星横亘于太空，其尺度以光年计，又何止千里而已。烛龙色红，绘色之语也，大火星正为红色星，现代天文学的观察也证明，心宿的光谱确实偏红（夏坚白，１９５０：１３９）。西安交通大学出土西汉墓二十八星宿壁画中，诸宿皆作白色，独大火作红色，可见以大火为红色是古人普遍的观念。但星光的色泽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而闪烁不定，且放眼望去，满天星光大致皆作白色，其色泽的区别极微，故非认真观察是难以觉察的。遥想古人以大火星为红色，与其说是源于大火星光荧然而红的色泽，不如说是因以大火星为用火之候而对其形象的想象。人的想象甚至感觉往往受其观念的制约，古人以大火的见伏作为火耕的时令标志，故不仅以火命名此星，进而至于以火的形象想象、感觉此星。于是，在人们的观念中，此星的颜色遂熏染上了红火的色彩。古人对龙星列宿的关注源于对大火的关注，以龙星的出入作为出火、纳火之标志。因此，其对大火色彩的想象也推而及于龙星列宿，龙星列宿也“近朱者赤”，整体呈现为一条红色巨龙，故此龙被命名为“烛龙”或者“烛阴”，“烛”者，火也，所谓“烛龙”，火龙之谓也。后来五行说流行，因春天和东方于五行体系中属苍，故作为春天星象的龙星也摇身一变而为苍龙，实则追本溯源，红色才是其本色。此外，苍龙之本名“烛龙”而为红色，也暗示出，不仅大火一宿，而且龙星列宿、苍龙整体，都依次被作为火耕时令的标志，故所谓“火”，既指单独的心宿，也可以作为苍龙列宿的通称。
第三，烛龙之神异。烛龙之呼吸开闭关乎天气晦明、时节风雨，可谓神奇。然而，一旦明白了烛龙就是苍龙，为古人据以观象授时之星象，则烛龙的诸般神奇也就不难理解了。《大荒北经》所谓“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海外北经》所谓其“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正体现了龙星纪时时代的先民对于一年四时的风雨晦明等气象现象与龙星运行之间关系的认识。
此龙既非活物，故“不食不寝不息”，自然也无目不能视，无口不能呼吸，盖经文“视”通“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云：“视，假借为示……《汉书》多以视为示，古通用字。”《尚书·洛诰》：“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诗经·小雅·鹿鸣》：“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郑玄笺云：“视，古示字也。”烛龙之“视”，指龙星昭回于天，皎皎可见，《周易·乾卦》所谓“见龙在田”、“飞龙在天”是也。反之，烛龙之“瞑”则指龙星潜隐不见，《周易·乾卦》所谓“潜龙勿用”也。烛龙“瞑乃晦”、“视乃明”，古人观察龙星，非为别昼夜朝夕，而为别岁序早晚，“晦”、“明”既可特指一日之昼夜，亦可泛指天气之晦明。因龙星潜隐之时正值昼短夜长、万物冥藏的冬天，而龙星高悬之时则值阳光盛长、万物发明的夏天，故“其暝乃晦，其视乃明”，或谓依据龙星的伏见而别寒暑晦明之时节。
烛龙“风雨是谒”、“吹为冬，呼为夏”，则道出了龙星周天运行与四时风雨气象的关系。气象与季节相关，正是四时风雨的变化导致了四时光景的变换，古人因有候风制度，通过观察季候风的流转变化以判断季节和农时，《大荒经》中的四方风和四方神就是这一制度的反映。①　星象既然关乎季节，因此，也必然可以据以预测气象，《诗经·小雅·渐渐之石》云：“月离于毕，俾滂沱兮。”《尚书·洪范》云：“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国语·周语》云：“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皆是古人以星象预测天气之例。古人观龙星而知时节，自然亦可据以知风雨气象，上引《周语》就是古人根据龙星列宿预见季节气象的明证。此外，《左传·桓公五年》云：“龙见而雩”，即当黄昏龙星升起的时候，时当春夏之交，举行求雨之祭。可见，古人视龙星为雨季来临之象征，《大荒北经》称烛龙“风雨是谒”，此之谓也。《海外北经》云烛龙“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既谓之“不饮不食不息”，则烛龙不能呼吸明矣，然则所谓“吹为冬，呼为夏……息为风”，非谓烛龙真能呼风唤雨，不过是意味着龙星之伏见与四时风雨的变化相呼应，疾风劲吹则为严冬，熏风和煦则为盛夏。
综上所述，可见《海外经》和《大荒经》关于“烛龙”方位、形象和神异的记载，无不可以根据龙星纪时的制度一一落到实处，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断定，“烛龙”的原型就是龙星。
三、“烛龙”名义之来历
如前所述，大火之得名，因其为古人出火纳火之依据，龙星之得名，因其为昆虫惊蛰的标志（刘宗迪，２００４：３１－３８）。大火和龙星之名皆缘乎其授时作用，同样，龙星之被称为“烛龙”，也当求诸其时令意义。
“烛”字的本义最初可能就是指大火或龙星，“烛”繁体作“燭”，从火从蜀，会意兼形声。“蜀”本义指蚕，《说文解字》云：“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蠋。’”段注：“葵，《尔雅》释文引作桑，《诗》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似作‘桑’为长。”据《经典释文》及段注，《说文》“葵中虫”应作“桑中虫”，王先谦亦谓“葵”盖“桑”之误字（王先谦，１９９７：５３４），其说是。《说文》引《诗》出自《豳风·东山》，毛传云：“蜎蜎，蠋貌；蠋，桑虫也。”“桑中虫”、“桑虫”即蚕。①《说文》“蜀”字下引《诗》“蜎蜎者蠋”，则《诗》“蠋”本作“蜀”，王先谦云“蜀”当为正字（王先谦，１９９７：５３４）。则所谓“蜀”，本义即谓蚕。“燭”字谓龙星，其字从“火”，自是示其为火耕节令之标志，星见则出火，星伏则纳火；其字从“蜀”，蜀字谓蚕，则示以星之升起为蚕事之候。如上所述，龙星之东升为仲春和惊蛰的标志，仲春蛰虫咸动，蚕虫亦蠢蠢欲动，女工将起，《夏小正》云：“三月……摄桑。妾、子始蚕。”《月令》云：“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植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三月采桑喂蚕，此前二月则育蚕种。《周礼·夏官》：“马质……禁原蚕者。”郑玄注引古《蚕书》云：“蚕为龙精。月值大火，则浴其种。”月值大火，谓望日的满月舍大火之宿，亦即月中黄昏时大火与满月同时升起于东方，时值仲春二月，正是浴蚕种的时节。古《蚕书》“蚕为龙精”云云，足证古人以龙星为蚕事的标志。龙星既为先民了解桑蚕时令的标志，据蚕事而命名之，故其字从“蜀”。“燭”字从“火”以示火耕，从“蜀”以示蚕织，一语而双关，正是男耕女织的生动写照，先民造字之妙，即此可见一斑。
实则，上引《豳风·东山》诗“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句之所谓“蠋”，正应解做星名，毛传解为蚕，是望文生义。兹引《东山》诗全篇如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诗为征夫思乡之歌，一、二两章述征夫夜行之苦况，三章遥想家中新妇独守空室之凄楚，四章则回忆新婚燕尔之乐事。首章云：“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二章云：“町畽鹿场，熠耀宵行。”既云衔枚、露宿、宵行，并有鬼火明灭，则显然是在晚上，既为夜间，安从得见微细之蚕虫及其蜎蜎蜷曲之态？前人之所以径以“蠋”为蚕虫，盖见下文有“桑野”二字，然“桑野”既可特指桑树林，也可泛指东方之野乃至郊野，《淮南子·地形训》云：“东方曰棘林，曰桑野。”《河图·括地象》也说桑野即谓东方，《东山》诗之“桑野”亦然。明乎《东山》诗之为夜征者之歌，桑野之指东方，则知所谓“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者，实谓蜀星升起在东方，“蜎蜎”指星象连蜷蜿蜒之形态，正是龙星之形象写照，“烝”，毛传无解，前人或释为“寘”，或释为“众”，或释为“久”，或释为“在”，或读为发语辞，都是瞎猜。《说文解字》：“烝，火气上升也。从火，丞声。”《左传·宣公十六年》：“原襄公相礼，殽烝。”杜预注：“烝，升也，升殽于俎。”则“烝”本义为上升，然则，所谓“烝在桑野”，谓蜀星刚刚从东方升起也。
龙星之谓“蜀”或“燭”的文献线索，除《东山》诗之外，他书中亦有迹可求：
《管子·水地》云：“龙生于水，被无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此能大能小、上天入地、凌云潜渊的神龙只能是星象之龙，其谓龙能化为“蚕蠋”，即体现了龙星与蚕蠋之间的联系。此其一。
《尔雅·释天》云：“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四气和谓之玉燭。”《尸子·仁意》云：“燭于玉燭，饮于醴泉，畅于永风。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四时和正光照，此之谓玉燭。”《艺文类聚》卷九十八引魏人何晏《瑞颂》云：“通政辰修，玉燭告祥，和风播烈，景星扬光。”玉燭关乎四时和畅，且与星辰、和风相提并论，暗示“燭”为星名。“燭”星的周天运行关乎四时之循环，故《尔雅》云：“四气合谓之玉燭。”“玉”，星光璀璨之意。此其二。
《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等早期天文学著作皆不见龙星称“蜀”或“燭”的记载，其有案可稽者，则为《明史·天文志》，其书引明崇祯年间徐光启所修历书二十八宿星表中大火宿有星名“蜀”。徐光启精于天学，其星表必有所本，此“蜀”虽非指大火宿整体而言，而仅为其中一星，却足以暗示大火宿曾以“蜀”为名。部分之名引申而为全体之名，或者全体之名退化为部分之名，即所谓“提喻”，正是语言演化中的常例，正如大火既为心宿之名，又不妨用以泛称苍龙诸宿之全体。此其三。
综上所述，可知龙星原本又名为“蜀”或“燭”，而其得名缘于其为先民火耕、蚕桑之时令标志，可见此名之古。蜀为古人习见之虫，而龙则为虫之抽象和神化，且非指某种具体的虫类，据此推断，此星之被名为“蜀”或“燭”，或还在其星被称为龙星之前。其星既名为“蜀”或“燭”，又名为“龙”，故又可合称为“烛龙”，“烛龙”一名的来历，不过如此。
四、“应龙”、“夔龙”、“相柳”与龙星
龙回于天，巡行四方，标志了不同的时节，《海外经》和《大荒经》以四方对应四时，旨在写照岁序时令。其中既然有对于秋冬之交龙星星象的写照，那么，其中是否也有对其他季节和方位龙星的写照呢？答案是肯定的，南方的应龙、东方的夔龙和北方的相柳，就分别象征春天、夏天和冬天的苍龙星象。
１．“夔”与春天的龙星
《海内东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眼则雷?演。”①此龙身人头之神，与烛龙的形象同一机杼。《大荒东经》篇末有雷兽，其文紧承“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之文下：“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郭璞注：“雷兽即雷神也，人面龙身，鼓其腹者。”夔作牛形，雷神作龙形，其形象可谓大相径庭，然而两者有数点相通：雷神处东方雷泽，而夔处东方大海，其所处方位和环境相似，一也；雷神能致雷，雷为风雨之先声，而夔声如雷，出入水必风雨，一名雷神，一名雷兽，名义相通，二也；雷神致雷需鼓（击）其腹，而黄帝以夔之皮为鼓，三也，可知郭璞以雷兽即雷神之说绝非附会。至于夔之形，古有数说，或云其如牛，或云其如鼓，此两说当皆本自《大荒经》一文而取其一端。又有夔状如龙之说，《说文解字》云：“夔，神魖也。如龙，一足，从夂，象有角、手、人面之形。”《文选·东京赋》云：“残夔魖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薛综注：“夔，木石之怪，如龙有角，鳞甲光如日月，见则其邑大旱。”其说必有所本。商周器物上常见一足有角之龙形，说者谓即夔龙。夔之形或作牛，或作鼓，或作龙，当为传闻异词所致，要以作龙形最为流行。《海内东经》郭璞注引《河图》云：“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则雷神神话当与伏羲有关，而伏羲人首龙身，固为龙身之神，此亦可谓雷神或夔为龙形之证。
将《山海经》关于夔和雷神的描述与春天之龙星星象相对比，不难发现两者之渊源。
首先，夔和雷神处东方，而龙星春见东方。
其次，龙星由角、氐、亢、房、心、尾列宿组成，春天角宿先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龙身诸宿才络绎升起，角宿初见，是春天来临的标志，故龙星之角尤引人注目。《说文解字》谓夔“有角”，《文选·东京赋》薛综注谓夔“如龙有角”，皆足以证明角为夔形象的关键环节。至于《大荒东经》云雷兽“苍身而无角”，虽云无角，却亦足见对其角的关注，“无角”或为“有角”之讹。
第三，雷神、夔或“鼓其腹则雷”，或“其声如雷”，皆具呼风唤雨之神异，尤足以显示其与春天龙星的渊源。
《说文解字》称龙“春分而登天”，苍龙升起东方为仲春之候，《月令》云：“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吕氏春秋·开春论》云：“开春始雷则蛰虫动矣。”《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则雷行。”仲春之节谓之惊蛰，正谓蛰虫闻雷而动。《月令》又云：“仲秋之月……日夜分，雷始收声。蛰虫坏户，杀气浸盛。”《淮南子·天文训》亦云：“秋分雷戒，蛰虫北乡。”可见在龙星之升降正与雷声之起迄相终始，以龙星的出没标志雷电的周期，宜矣，故龙星又被称为雷神或者雷兽。《海外经》和《大荒经》之四方对应四时，东方为春，雷神处《海内东经》，雷兽夔处《大荒东经》，旨在记时候，意谓当春天龙星初升东方之时，春雷始震，时值惊蛰。
雷声的起迄与虫类的惊蛰周期相吻合，雷发则春气升，故蛰虫蠢动，雷息则秋气煞，故诸虫蛰伏。古人将春天初升的龙星描绘为龙（虫）形，且名之为雷神，融龙星登天、雷乃发声、蛰虫始动三种节候现象于一体，可谓善于观象状物矣。
《海内东经》称雷神“鼓其腹”，《大荒东经》称黄帝以雷兽之皮为“鼓”，盖因在古人想象中，雷声即天之鼓声，《抱朴子》曰：“雷，天之鼓也。”《河图·帝通纪》曰：“雷，天地之鼓。”（《太平御览》卷十三引）人闻鼓声而血气振作，万物闻雷声而生机勃发，大地因此欣欣向荣，故称雷声为“天地之鼓”，亦可谓善于形容矣。
有此三点，再加之“夔”固有作人首龙身之形者，足证这处于东方的夔龙或雷神即春天的龙星。
２．“应龙”与夏天的龙星
大荒世界南方的应龙，当为夏季龙星之象。《大荒经》云：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大荒东经》。按：值得注意的是，紧承此文，接着就是上引关于东海雷兽夔的记载。）
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大荒北经》）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大荒北经》）

《大荒东经》称“应龙处南极”，《大荒北经》称“应龙……去南方处之”，可见“应龙”为南方之龙，《大荒东经》郭璞注云：“应龙，龙有翼者也。”其说或本《广雅》“有翼曰应龙”之说。则所谓南方“应龙”，当即《周易》“六龙”中的“飞龙在天”之龙，即盛夏高悬于南方之龙星，应龙“有翼”，喻夏龙飞动翱翔、高悬南天之势也。
《大荒经》关于应龙的神异性的记载，称“应龙畜水”、应龙所处的南方“多雨”，则显系对夏天气象特点的真实记载。龙星高悬于南天，正值雨水丰沛的盛夏，故在古人的观念中，“飞龙在天”的应龙就成了雨水的象征。应龙既为雨水之象征，亢旱不雨，则不妨作应龙之形象以致雨，故《大荒东经》云：“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郭璞注：“今之土龙本此。”所见甚是。殷墟卜辞中已有“乍（作）土龙”的记载，如下述卜辞所示：

其作龙于凡田，又雨，吉。（《甲骨文合集》，１０，２９９９０）
十人又五，□□龙□田，又雨。（《甲骨文合集》，９，２７０２１）

显然是指作土龙求雨之事。先秦两汉典籍中，屡见作土龙求雨的记载。《吕氏春秋·有始览》云：“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龙致雨。”《淮南子》中更是数数言之：

云母来水，土龙致雨。（《淮南子·地形训》）
若为土龙以求雨……土龙待之而得食。（《淮南子·说山训》）
譬若旱岁之土龙，疾疫之刍狗，是时为帝者也。（《淮南子·说林训》）
涔则具擢对，旱则修土龙。（《淮南子·说林训》）

此外，《杨子法言》、《论衡》等汉人著述中亦俱载其事，足见龙能致雨的俗信在汉代之深入人心。《续汉书·礼仪志》载：“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府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闭诸阳，衣皂，兴土龙，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以变如故事。”土龙致雨载于官方祀典，可谓郑重其事，非一般淫祀可比。董仲舒《春秋繁露》有《求雨》篇，论土龙求雨之制度甚详而备，乃是尽人皆知的，此不备引。近世民俗于二月二日的“龙抬头节”，以草木灰从井泉边连绵撒至家中盛水之处，或以灰做蜿蜒之龙形，谓之“引龙回”，当系上古作土龙祈雨之遗风。
先秦典籍中，求雨之仪又称“雩”，《礼记·祭法》云：“雩禜，祭水旱也。”《周礼·春官宗伯》云：“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由上引《续汉书·礼仪志》的记载，知作土龙即雩礼之一节。因为龙星初升标志着霖雨季节的来临，故古人例于龙星升天之时举行雩祭，为夏天作物的生长祈求甘霖。《左传·桓公五年》谓“龙见而雩”，杜预注：“龙见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建巳之月为孟夏四月，此月黄昏，龙星全体已离开地面而飞升于天，且已从东方绵延而及于南方，《大荒北经》所谓应龙“去南方处之”，郭注所谓应龙有翼，谓此。
《大荒北经》又述黄帝蚩尤之战云：“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了解了古人土龙致雨之俗，明乎应龙的原型不过是夏天之龙星，则知黄帝战蚩尤神话不过是对祈雨巫术的写照而已。①
３．“相柳”与冬天的龙星
春夏秋冬四时循环而成岁，龙星周天升降而纪四时，《山海经》中既然对于春、夏、秋三季的龙星都有记载，看来也不应独缺冬天的龙星。冬天龙星潜藏而不可见，但一种众所关注的星象隐没不见，也未始不可以作为一种时令标志，正像《夏小正》、《月令》把玄鸟、征雁的出现与消失都作为物候标志一样。
《山海经》北方有相繇或相柳，当即象征冬天的龙星。《大荒北经》云：

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

《海外北经》作相柳：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相柳与冬天之龙星的关系，可由如下几方面分析：
第一，相柳人首蛇身，蛇身亦即龙身，与夔龙、应龙、烛龙诸龙一样，均作龙形。
第二，《大荒北经》谓：“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海外北经》谓：“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所谓“食于九土”或“九山”似指相柳隐入群山之中；所谓“所歍所尼，即为源泽”和“所抵厥为泽溪”则指相柳潜于水泽，“潜龙勿用”之象也。《后汉书·张衡传》引张衡《应间》云：“夫玄龙，迎夏则陵云而奋鳞，乐时也；涉冬则淈泥而潜蟠，避害也。”张衡所谓“玄龙”即龙星。玄龙之“淈泥而潜蟠”亦即相柳之“所歍所尼，即为源泽”，可证相柳即玄龙，亦即龙星。
第三，“禹杀相柳”，相柳命丧黄泉，意味着在冬天销声匿迹，若死若亡。
第四，相柳为共工之臣，此说尤能证明相柳系冬天龙星。
共工的形象作龙形。《神异经·西北荒经》云：“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贪恶愚顽，名曰共工。”《归藏·启筮》云：“人面蛇身朱发。”（《路史·后纪二》）罗萍注引）共工人首蛇身（亦即龙身），暗示共工与龙星的联系。
著名的共工触不周山神话正是龙星纪时的反映。这一故事最早见于《楚辞·天问》，较完整的记载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其文云：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如上所述，龙星巡行四方，却只有三方可见：春天，龙星暮见东方；夏天，龙星暮见南方；秋天，龙星暮见西方；冬天，龙星隐于北方而不可见。这在人们看来，仿佛龙星周天运行的圆周在北方留下了一个缺口，阙而不周。因这一缺口始于西北方，亦即秋冬之交，故西北方被称为“不周”，而秋冬之交的来风就称为“不周风”（《淮南子·天文训》），所谓“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在《大荒经》版图中，不周山正处在“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的西北方。明乎此，则所谓“共工触不周之山”，不过是说，秋冬之交，龙星（共工）徙至西北方，开始隐入西北方的群山之后。触，意味着以角相抵，而龙星首宿为角宿，角宿最先没入西北群山，正呈现为龙星以角与山相抵触的景象，口说流传，就讹传为“共工触不周之山”了。龙星潜入西北群山之后，整个冬天都没入北方隐而不见，这反映在神话里，就是《淮南子·原道训》所谓“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遂潜于渊”，即《易》所谓“潜龙勿用”。总之，共工的原型，不过是秋冬之交的龙星。
明乎共工为秋冬之交的龙星，则知相柳为冬天的龙星，在历日上，冬天潜隐之龙星在秋末冬初始潜之龙星后，故谓之共工之臣。
由此四点，可以推断相柳即冬天的龙星。

综上所述，可见不同季节的龙星星象皆在《山海经》中留下清晰可辨的印记，夔龙为春天之升龙，应龙为夏天之飞龙，烛龙为秋天之降龙，相柳为冬天之潜龙。《山海经》对于苍龙星象在每个季节和方位的星象形态和授时功用皆有生动的写照，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原始的龙星纪时习俗，为华夏上古天文学和历法岁时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条足供参证的史料，也为证明《山海经》与上古天文历法的关系提供了又一条有力的证据。
其实，《山海经》与龙星纪时的关系，不仅限于上述的四方之龙而已。《海外经》中有四方神，即东方句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禺强，它们其实就是《月令》的四时神，分居《海外经》古图的东、南、西、北四方，表示春、夏、秋、冬四季，形象地体现了《海外经》图式的时间性结构。四神皆有专属之坐骑，其坐骑非龙即蛇，引人注目：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海外东经》）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南经》）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西经》）
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海外北经》）

明乎上古时间观与龙星之间的关系，则知古人以龙为四时之神的坐骑，绝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而正是为了借此体现季节流转与龙星升降之间的关系，正是先民时间观念的自然流露。龙星昭回于天，标志了时序的推移、季节的轮回，就如同四时之神驾驭飞龙巡回于四方，逍遥于四海，因此，在古人的想象中，把四时之神的形象拟想为乘飞龙而御天，可谓顺理成章。《庄子·逍遥游》云：“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或即本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四时之神中，春神句芒、夏神祝融和秋神蓐收所乘皆为两龙，单单北方之神标新立异，不乘龙而乘蛇。遥想造像者之意，或者正是想借此形象之差异表示冬天龙星之潜藏，也体现了“龙入地则为蛇，蛇升天则成龙”的俗信。而春、夏、秋三时之神，各乘两龙，共为六龙，这或许就是《易传》“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之语的由头。


[ 本帖由 刘宗迪 于 2006-3-24 20:52 最后编辑 ]

chyq-323

匆匆阅过，感觉疑问依然颇多。
1、烛龙“视为昼，瞑为夜”没有说明；
2、烛龙与混沌开辟、太阳的关系似乎还是有些联系的；如“视为昼，瞑为夜”似乎可以取代太阳。而烛龙为神物，表明与混沌开辟有些联系。

继续关注中......

chyq-323

还有一点疑问就是：将东方七宿当作龙之象，乃中国特有黄道划分。如何理解世界上其他地区类似的关于龙与太阳（或昼夜、季节）相关的神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