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学家程憬

xicheng-liu

神话学家程憬
1920年在杭州一师时的程憬。

刘宗迪

谢谢刘先生提供照片。
程憬的名字几乎被淡忘了。
现代学术史上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失踪者。
而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之一，就是透过遗忘的距离，重新寻回这些失踪者的曾经存在的踪迹吧。

[ 本帖由 刘宗迪 于 2006-4-3 13:43 最后编辑 ]

紫紫

请教两位刘老师
程憬先生的研究？

xicheng-liu

程憬生于1903年，逝世于50年（？）。其神话研究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他的研究介绍不多。大概仅有马昌仪的《程憬和他的中国神话研究》一篇，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北京）1994年夏季号。

紫紫

多谢刘老师

戈兰

从blog偷来的刘先生介绍程憬的文章。

往事如烟



40年前，我认识了汪曾祺先生。我在大学读书时，曾翻译过苏联学者的几篇理论文章，投给《民间文学》杂志，就是经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汪曾祺的手给发表的。从北大毕业后，踏进王府大街乙46号当时的中国文联大楼，与他在一个单位工作。那时他虽然还没有后来在文坛上的成就和名声，但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曾经师从沈从文先生，在写作上深得沈先生的真传和称赞，青年时代就发表和出版过《邂逅集》等文学作品。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市文联，一面编《说说唱唱》，一面写作，文采独具，才华超群，在北京文坛上是大家公认的才子。在单位里，我们朝夕相处了一年多，我一直把他尊为写作上的老师。

大约是在1957年的上半年，他收到了已故神话学家程憬（程仰之）先生的遗孀沙应若女士从南京寄给他的一部程憬的遗稿《中国古代神话》，请他帮忙出版。程憬于4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中央大学教书，不幸于50年代英年夭折。他粗略地翻阅过书稿以后，给当时主持丛书编辑工作的陶建基先生写了一封信。陶先生又转给了主持研究工作的路工先生。我来单位报到后，路工先生就将程憬的稿子和汪曾祺先生的信一起交给我来处理。我看过稿子后将其送给文学理论家毛星同志，请他代为审阅，他接受了；后又请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这本著作写了序言。汪曾祺用毛笔书写的推荐信，就一直由我保存着。全文是这样的：



建基同志：

这是前中大教授程憬（此人你或当认识）遗著《中国古代神话》原稿及校样——此稿似曾交群联出版社，已付排印，不知曾出书否，由他的夫人沙应若寄来给我的。我与沙应若初不认识，她来信说是顾颉刚叫她寄来的。

我拆开看过，只看了个模样，未看正文。你翻翻看看，这一类的书我们出不出？若可以，似可找公木、顾颉刚校阅一下。

程夫人沙应若在南京第八中学。

关于这部稿件的情形，可问问顾颉刚先生。

曾祺（1957年？月）



我接手这部书稿时，正值反右斗争的后期，汪曾祺虽在反右中侥幸躲了过去，却在第二年的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经过再一轮的批判后，给发送到了农村，从单位了除了名。所以他并没有看到程憬遗稿的处理结果，也没有可能亲笔复信回答沙应若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拜托。接下来便是反右倾、文艺界小整风、下放农村搞四清运动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从农村回来没多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在“文革”初期就受到冲击，被揪出来、被隔离，这部由铅排校样和毛笔手稿混合组成的文稿，从此就不知下落了。我被多次被抄家，自认为稍有问题可能会带来灾祸的笔记本和文稿，也都偷偷地在厕所的马桶里付之一炬。接着交出了在和平里的宿舍，带着老婆孩子全家下了干校。剩下的东西都寄存在一位朋友家里和爱人单位文学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室里。1996年我的老伴马昌仪听顾颉刚先生的大女儿顾潮说，程憬先生这部书稿和顾先生的序言都保存在她那里，便借来看，但遗憾的是书稿只剩下了半部，其余的半部不见了。最近我在整理新时期初期作家们给我的一些书简和“文革”前留下来的资料，竟然在我的劫后旧稿旧物中找出了汪曾祺这封被尘封了整整40年的信件，不禁悲从中来，使我回想起过去了很久的许多往事来。

在我所供职的单位里，特别令我敬重的，就是这位文质彬彬的作家兼编辑汪曾祺，那时年仅37岁，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伏案秉笔，不是改稿编刊，就是写东西。平时他都是用毛笔写作和改稿，一行行行书小楷，清秀而透着灵气。但是他写完一张张的稿纸，总是抟成一卷，扔进身边的纸篓和麻袋里，于是废稿堆成了一个个小山。但是我很纳闷，对在写作上的这种刻苦磨练很不理解，只是到了后来才悟出，曾祺先生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文学的大家，才华固然十分重要，与当年孜孜不倦的苦苦锤炼与追求也是分不开的。

那时，他在编刊之余，常写作些民间文学论文和故事，那是份内的工作，如他曾写过关于鲁迅先生的民间文学观的文章，他还曾用曾芪的笔名改写过一些民间故事。他也写作散文随笔一类的文章，正是这些散文随笔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灾难。他平时谈吐幽默，在那个不平凡的夏天，用“抽烟看云”和“铜绿气”一类的诙谐俏皮语汇讽刺单位里那个共产党员，因而受到批判，在1958年春天，被补成右派，遣送到张家口一个果园去劳动改造。这个不知掩饰自己锋芒的书生，从此被赶出了文艺队伍。但他的才情和形象，却从来没有从我的感觉中消失。

1962年突然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他在劳动中写的短篇小说《羊舍一夕》。我心中甚喜，预感到这个才华出众的作家重新回到文坛的日子也许不远了。但是我的想法是过于天真了。传来的消息说，虽经老舍先生的极力保举，当时原单位的领导人，却仍然拒绝接受汪曾祺回原单位工作。后来，他到了北京京剧团，开始了他的剧作生涯。即使在那样的年代，我们一帮年轻人都对那位胸怀狭窄的领导人表示不满。20年后，我曾在一篇论述汪曾祺作品的专文中，对汪曾祺这篇小说作过论述，指出其在他全部创作历程中的转折意义。不敢说做到了知人论世，却抒发了作为一个老相识和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认识和情感。这次在四川笔会上，汪老又对我说起那篇作品，他说，发表在那个时代，仍然受到当时“左”的文艺教条的影响，笔墨也没有放得开。

戈兰

同学之子回忆程憬。

119室的三个怪物
日期：2006-02-27 作者：吴令华 来源：文汇报



   清华国学院第一届学生入学时的宿舍好像是按录取名次安排的。于是，刘盼遂（第一名）、吴其昌（第二名）、程憬三人就同居于一院的119室。入学初，刘盼遂根底厚，精通小学，善校古书；家父吴其昌从无锡国专来，治宋代哲学；程憬那时似乎正热衷于社会主义思潮，父亲调侃他：“据吾用科学方法统计的结果，他在五分钟的谈话内，总得有三声是马克思，四声是沙斐。”这样三位才高八斗又景仰各异的年轻人住在一起，119室就热闹了。父亲在《同学录》里写道：“这是我们公认的，清华园一院一一九号三个怪物：他（按：程憬）是个马列学者的怪物，我是个程朱学者的怪物，还有个刘老老（按：刘盼遂），是个许郑学者的怪物。郑司农、朱侍讲、马教授，不知在一一九号宣了几次战；合纵连横，焦头烂额，多么热闹呀！”不过，这种生动活泼的生活没持续多久。一年后，程憬去了南方，后来刘盼遂也离校赴教授之任，“战神就鼓着双翅飞入那‘嗒焉丧偶’的门了。”

    提到刘盼遂（1896－1966），我心中总漾起一缕缕酸楚，久久挥之不去。留在清华研究院同学录上的照片，严肃方正，可亲可敬；从父亲为他写的“小传”（一篇很庄重的文字）看，也是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盼遂以字行，其名铭志，其氏刘。河南息县人。余之所敬畏而兄事者也。余脱略于人事，多所忤，君必婉言以讽诱；或自颓慢不省人事，君必庄色以督策。与君同室二年，余得有所严事疏放略检者，君与我老友侯君之力也。君之学俨然乾嘉盛时诸经师，不宜在道咸以后者，不惟其昌所自却为不敢及，同学之中亦未敢有或之先也。……君虽专精小学，然渊博有非常人可及者，校古书擘理入微，能似顾千里，所谓于无字处谛宷者。校一篇竟，必以示余。或抚掌大笑，或龂龂辩不休，日必如是，故二人一日相违，则索如也。……内行淳备，事亲尤称孝敬……世之知君者学而已，而君岂独以学胜者。”

    刘盼遂是同学中的“老大”：从学力看，是第一届的状元；从年龄看，也比父亲那些“小青年”要大上七八岁；从经历看，入学前就任过山东女子师范、曲阜师范、河南光州中学等校的教授；从学术成果看，在1927年已发表了《说文汉语疏》、《世说新语校笺》、《后汉书校笺》、《尔雅草木虫鱼释例补》、《春秋名字解诂补正》等著作。所以父亲（恐怕其他同学亦如是）对他是“敬畏而兄事”之。他和父亲同居一室，在为人处世上，他对父亲多有规劝。父亲当时年轻气盛，狂放不羁，有这样的厚朴博学的兄长相伴，的确受益良多。在学问上，两人互相切磋。父亲本好哲理、历算、金石之学，独于音韵视为畏途。刘盼遂“谆谆招绥，若教徒之播其教者”，以致后来父亲也涉足于声韵学研究。刘盼遂清华毕业后，在各高校（河南大学、清华、燕京、辅仁、北师大等）执教，培育出一批又一批英才；学术上贡献亦极丰富，他的《论衡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世说新语集解》、《天问校笺》等都是十分有影响的著作。解放后，由辅仁大学转入北师大任教。他小心翼翼努力适应新社会。据学生回忆：刘盼遂被誉为“活字典”，他一直出语谨慎，有一次讲课的开场白就是：“我给你们讲先秦散文，主要帮助大家疏通文字，考证事物，帮助大家理解作品；用马列主义去分析、研究，就请你们自己去做。我水平低做不好……”谁知在那疯狂年代里，一代名师竟惨死在一群无知狂暴的孩子手中！他好像是那个年代最早死于非命的教授！

    当年正痴迷于社会主义学说的程憬（字仰之，1903－？），一年后去了南京，父亲路过南京还曾去看他，两人痛快地游览了一通。他说要去厦大，但似不甚情愿。后来他从厦门给父亲来信说：“挂单在厦门某大寺中，和和尚一同看《大藏经》。”再以后他到安徽大学做教务长兼文学院长。1930年苏雪林初到安徽大学执教，凑不够授课钟点，程憬便将自己的“文化史”转给了苏。苏后来到武汉大学与先父同事，还对父亲提起，有感谢之意。抗战时期及以后，程任中央大学教授。他研究先秦及上古史，有《商民族的经济生活之推测》、《夷方与徐方》、《中国的原始社会》、《古神话中的水神》等著作。这里也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时郭沫若正写《十批判书》中的《吕氏春秋及秦代政治》，偶读到程憬《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颇不以为然，认为：“程文歌颂嬴政，有意阿世，意见与余正反……”于是郭文狠狠批判了秦始皇的专制政治，指出秦始皇是“一位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实行万世一系的人”；至于其成功，“一多半是时代的凑成”。洋洋洒洒，痛快淋漓。不料30年后竟被毛泽东批为“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

    三个怪物中的另一位吴其昌（1904－1944），是我的父亲。年最幼，寿最短。父亲幼失怙恃，体质羸弱，治学极勤。在清华，他从梁启超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也随王国维治甲骨金文及古史学。毕业后，他随梁启超到天津，在梁身边工作，并经梁推荐在南开大学任教。梁启超去世后回清华历史系执教。“九·一八事变”起，父亲悲愤欲绝，为抗日奔走呼号，率全家南下绝食。旋被聘为武汉大学教授，后兼历史系主任。他主要的著作有：《殷墟书契解诂》、《金文历朔疏证》、《金文氏族疏证》、《金文世族谱》、《金文名象疏证·兵器篇》、《中国田制史》、《历代边政研究》等等。他曾发宏愿要为金文造疏数种，除历朔、氏族外，还要写“方国疏证”、“名象疏证”、“习语疏证”、“职官疏证”、“礼制疏证”，并附地图、字典、韵表。这个庞大完美的计划，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碎了。抗战时我们全家随武大内迁，图书寂寞，资料匮乏，物价飞涨，生活困顿，父亲又忙于宣传抗日及授课和处理系内事务，而讲演笔耕不辍，终于积劳成疾，咯血不止，竟于1944年病逝，年未满40岁。英华早谢，令一代学人扼腕太息！

紫紫

辛苦了
真可惜 另一半丢了 不过前一半不知在哪里可以看到

戈兰

另一半应该没有丢失，并且相信不久就会再现江湖。

紫紫

重现江湖的那一天别忘告诉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