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的婚姻及其新婚蜜月时的心态

水流云在

胡适之的婚姻及其新婚蜜月时的心态  
  
  
作者：尤小立
文章来源：民国档案



　　[摘要] 关于胡适的婚姻及其新婚蜜月时心态的讨论，不惟是一桩孤立的事，它实际涉及到今人如何从具体语境出发，对古人作“了解之同情”的问题。将胡适的婚姻想象成一种传统与现代的不和谐，并根据部分史料得出新婚的胡适内心必不快乐的结论，显然是今人以今之标准揣度古人所致，不合乎历史。事实上，从性格和所秉持的原则以及对新婚的低期望值看，新婚蜜月时胡适的心态与一般的新郎并无不同。而这次内容部分更新的旧式婚礼，倒与胡适一向倡导的“点滴改良”相契合。

　　一

　　“胡适之的小脚太太”，曾经被作为中华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流传一时。时至今日，论者谈到这段婚姻，也要么与鲁迅比较，为后者冲破传统羁绊，寻求自由爱情的勇气所钦佩，为胡适的“爱面子”而感慨；要么拿浪漫才子徐志摩为模特，叹胡适之的“胆小”。

　　事实上，胡适的婚姻观以及对中国旧时代妇女地位的看法，也容易让人们的推测、惋惜和同情获得有力的佐证。从现存的胡适资料中，我们大约只能从他早期的日记和文章里看到少数为中国旧时代妇女的地位及旧式婚姻辩护的文字。这少数文字中，又以他的英文文章《中国之婚俗》最有系统也最具代表性。在此文中，胡适自称是“不想为这个制度辩护或洗刷它的罪名。我只想指出这个制度合理的地方，藉此能让读者对这个制度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实际上，他谈到包办婚姻中的早婚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时，其辩护状却是相当地急切。早订婚的好处，依胡文之见，有两点不可忽视，即一是“可以保证青年男女的终身伴侣”，使青年不必为婚姻而焦虑；二是“可以给年轻人以一种责任感。”而父母之命之类，其优越之处，则分列为四。看得出来，在胡适眼中，父母“爱他们的孩子希望他们幸福的愿望”成了判断孩子婚姻结果的最重要的标志。而“父母之命促使一个女人的尊严、节操和谦逊”成为维护自由与权利的象征。从社会意义上言，“中国婚姻制度的合理性也正是建立在婚姻不只是小俩口儿的事，也是整个家庭的事。”至于爱情，胡适指出：

　　“爱对方不但是责任，也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他们的性情、品味和人生哲学也许不同，但他们认识到他们若不磨掉各自的棱角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

　　他们必须妥协。引用一个此地受过教育的中国女子的一句话：‘大家都相当将就对方。’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绝非不健康的真实爱情就渐渐的成长了。”[1]

　　作为“新派”代表人物的胡适这样歌颂“先结婚，后恋爱”的模式，诚如周质平教授分析的那样，多是“执笔报国”，“为宗国讳”的心理在作祟。不过，这篇发表于1914年的文章，离胡适正式结婚的1917年底尚有近四年的时间，而胡适与江冬秀在婚前更是一面难求，根本谈不上“切身体验”，但这文末的一段爱情透视，却预示了他未来的婚姻。

　　二

　　关于1917年胡适回国，1917年底正式成婚时的心态。人们常引的材料是胡适给钱玄同和胡近仁的信。在致钱的信（1918年1月12日）中，胡适表达的显然是一副沉浸于幸福之中的感觉[2]。然而，四个多月后，在致胡近仁的信里，胡适却也有了另一番解说。胡适写道：“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事。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3] 。钱玄同和胡近仁，一位是同事兼友人，一位是儿时的朋友兼胡母与胡适通信的联络人，孰远孰近，自不必说。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的结论便是，前一信中胡适所谓的幸福状，多是为了博其母的“欢心”装出来的，其内心实在是苦不堪言，惟以朵朵欢颜掩人耳目而已。以后，胡适日记中所记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询其婚事，胡适所答自己不毁婚约，“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一句[4]更是强化了这种凄苦的印象。

　　然而，类似的印象或推论，多数可能还是今人以今之见揣度古人之心所造成的。特别是从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看，作为西化派代表的胡适一生大多数时候都在其文章或作品中，抨击中国传统的旧道德，为妇女解放以及婚姻自由而呼号。他翻译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鼓吹易卜生主义，演说《美国的妇人》，借绍介之机，重申男女个性自由，精神独立；妇女参政、妇女教育，以及“自立心”之重要。他还发表文章谈“贞操问题”，称“绝对的反对褒扬贞操的法律”，并提倡一种对贞操问题的理性认识。在他唯一的一部剧本《终身大事》的最后，胡适借剧中人之口，还喊出了“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这样一位妇女解放与个性自由的倡导者却维持着旧式的婚姻，其行状被后人想象成“不大妙”，也仿佛顺理成章。于是进一步地引申和悬想便是胡适的异国恋情和哪怕是朦胧的单相思，乃至胡适与曹诚英的婚外情都是事出有因，甚至是反抗封建传统的写照。可是，揆诸胡适的一生，与结发妻子江冬秀的婚姻虽有波折，却基本是稳定的。江冬秀务实的作风，让任何的浪漫想象都变得过分悬空。

　　唐德刚先生在分析胡适这一代知识分子时，说他们“是我国三千年婚姻史上，可以选择三种不同婚姻制度，和三种不同底婚后生活方式的唯一的一辈”。而这一辈人和这三种婚姻制度（指旧式婚姻、西式婚姻和不中不西的“新式婚姻”）也只有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转移时代”（即转型期）才可能同时出现的[5]。胡适这一辈人由于其思想上的中西兼顾，传统与现代并存，于言论和实际行动间往往是不同步的。加之婚姻本身之所谓幸福，也未见得真有规律可循，现实中的新式婚姻未必一定长久，包办婚姻也不见得全不美满，其难以归纳或横竖相较也许是婚姻社会学的难题之一，在胡适这一代人恐怕更是如此。

　　从上面提及的胡适日记中关于高梦旦询婚一事的来龙去脉，或许可以窥见彼时社会风尚之一斑。据胡适记载，当时高梦旦“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条件。”[6]高梦旦这里所指的老辈人，当然也包括张元济、杜亚泉这样的商务印书馆中坚。他们虽稍觉陈旧，所以力邀胡适主持编译所，以便改弦更张，励志图新，但其在学界与文化界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况且老辈人中，像高梦旦一直是胡适极为尊重的人格伟大者。老辈人如此，在此事上，新潮者也未必全非。李大钊不也是娶了一位比自己大得多的姐姐吗。有意味的是，无论是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等在上海，还是十几年后蔡元培等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的“进德会”，都只是把“不嫖、不赌、不娶妾”作为初级标准[7]，像已成或将成事实的旧式婚姻全不在禁止之列不说，相反，也还值得祝贺。胡适结婚时，北大同事就集体下礼单，送贺礼一份，计有银杯一对，银著两双，桌毡一条，手帕四条。签名者包括蔡元培、陈独秀、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派”[8]。由此看来，仅从理论上去推论，或以今之婚姻幸福观去衡量，都未必合乎历史的真实和历史人物当时当地的心情，至于简单地套用类如“进步者必先进，落伍者必后退”的“规律”更可能是颠倒黑白了。

　　三

　　新婚蜜月时的胡适在给钱玄同的信里其实并没有虚造幸福的假相。尽管面对包办婚姻胡适曾经不满，留美时也曾经与韦莲司小姐过从甚密，但至少从胡适一方看，大部分时候，他都还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在青年胡适未必没有动情时，韦莲司小姐也曾激情似火，但韦莲司小姐更像是他“知识上的伴侣”，胡适留美七年里，他们间的默契也主要是知识上的。虽然胡适留学日记里所记的关于夫妻不必成为知识上的伴侣的解说，常被看作是内心自我补偿的结果。他在致韦莲司的信里，也失望地表示过，他未来的妻子是不可能成为他知识上伴侣[9] 。但从另一个方面言，胡适似也一直是认可他的包办婚姻的。他不仅与韦莲司达成了默契，把两人的关系定位于朋友之层面上，而且也正是在《藏晖室札记》“择偶之道”（1914年11月22日）中胡适说：“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此吾之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

　　在婚礼之前，胡适的心情与将做新郎的人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内中不乏担心和听天由命，甚至逃避。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也不过是他用实验主义的话语来自我鼓励，说要进行一次“生活的实验”。在婚礼举行前的一个月，他给韦莲司的信中写道：“我不能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企盼着我们的婚礼。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的实验——生活的实验！”“夜以继日地为自己感兴趣的事努力工作真是一大快乐！我实在非常不情愿在此时为了婚礼而中断我的工作！”[10]没有期待，只为生活，怀揣这样的心态回家成婚，正合乎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的反定理。

　　从性格上说，胡适是一个理智大于情感，理性多于浪漫的人。可是这次新婚却让尝试新诗的胡夫子一气写下了五首诗。在致钱玄同的信里所附的是第一首：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如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

　　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三十夜’的中天明

　　月！”[11]

　　从诗中我们不难体会出凄苦，但这凄苦是久别相聚后的心情。胡适对江家的确有内疚之语，“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只剩得荒草新坟，斜阳凄楚！”（《新婚杂诗》之二，见《新青年》4卷4号，下同）对江冬秀也不例外：“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这十年来，/看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态炎凉！/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新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新婚杂诗》之三）

　　胡适致钱玄同信中，称“《新婚诗》还没有做完，便又要做《新婚别》了”也未必是矫情的说法，他的“新婚别”一半在抒情，一半也是在叙事。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

　　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霄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

　　格外清圆，格外亲切。

　　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情怀，

　　别离滋味，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新婚杂诗》之五）

　　照传统的习俗，新婚的胡适当然也不可能闲着，他要走亲访友，拜见长辈。然而他忙里偷闲，“居然还做一篇《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预备送与《东方杂志》，赚几个钱来请喜酒！”[12]胡适的一生与其说是浪漫派，不如说是工作或研究狂更合适。不过，新婚时还有心思写论文，没有良好的心态是不可能成就的。

　　其实，这种喜悦、幸福大于凄苦的心境在他致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信中，也有显露。结婚一个多月后，胡适写信给韦莲司时再没了即将做新郎时的担心、犹疑，信中充溢着的几乎全是幸福和喜悦。胡适写道：

　　“我结婚已经7个多星期了，还没向你报告这件事！我高兴的告诉你我妻子和我都相当愉快，而且相信往后能相处得很好。”[13]

　　胡适的说法，可能有夸张和客套的成分。但这个并无过高期待的婚礼，确也有让信奉点滴改革的胡适感觉欣喜的地方。胡适说服了他母亲，没有选择“良辰吉日”而改为生日办喜事，这是他改革旧式婚礼的一点；另一点就是他在给韦莲司信中所述及的，没有拜天地，只是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于祖宗的牌位前行了三鞠躬礼。据回忆，胡适的“文明婚礼”，轰动了乡里。“新郎身穿西装，外套礼服，新娘不尊旧俗，穿黑色绸缎衣服，……。先由宾客致贺辞，后由新郎致答谢辞，满屋悬挂贺联，伴以留声机播放的音乐。大门与院门分别贴了胡适自撰的两副对联，其一是“三十夜大月亮，念（又有写作‘廿’）七岁老新郎”；其二是“远游六万里，旧约十三年”[14]。胡适虽是洋博士，但在其家乡绩溪那样的闭塞之地，能成就新式婚礼已经难能可贵了。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到江冬秀。她作为旧式女子，能接受新式婚礼，也不能完全归结成 “嫁鸡随鸡”的心理。她本人的开通之处，应是主要动因。从胡适晚年谈话中，说到江冬秀“不迷信，不看相，不算命，不祭祖先。她的不迷信在一般留学生之上”[15]，也可见出江冬秀这方面的优长处。

　　如果要深究的话，胡适一向标举的 “乐观主义”，也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就胡适一生言，他的确也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善于以“苦”为乐，那么，婚前以“苦”为乐的心理准备不可能是没有的，正因为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加之全无过多的期待，结婚又毕竟为人生乐事之一，而江冬秀也未尝不可爱，胡适当然也会有蜜月期的幸福和喜悦之情了。新婚刚满月，胡适即填得一词，致江冬秀，词曰：“前度月来时，你我初相遇。/相对说相思，私祝长相聚。/今夜月重来，照我荒洲渡。中夜睡醒时，独觅船家语。”[16]婚后，也正是从乐观主义出发，胡适对他的婚姻以及另一半并没有太多的要求，他要求的大约只是衣食无忧而已。他与曹诚英短暂的同居生活，虽颇值得胡适怀恋，却很难说是他家庭不和谐与不幸福的标志。那些纯粹一见钟情，两厢情愿，海誓出盟，后又分居离异的现象，我们于现实中已经见得太多了。谁又能怀疑他们以前的爱情是根本不存在的？胡适偶尔的情出于礼，也只能作如是观才对。

　　至若胡适婚后四十多年的生活是否幸福，大约只能由胡适与江冬秀来评说了。但作为后来人，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夫妻之间大多数时候是相安无事，夫唱妇随，相敬如宾的。唐德刚先生所说的，胡适“那‘较好的一半’是死心踏地的‘相夫教子’，为他而生存，为他而服务；使他在学问上、事业上，横冲直撞，而无后顾之忧！我就不相信胡适之先生一辈子伟大的成就，与他这个幸福的、无后顾之忧的家庭生活，毫无关系！”[17]虽言语上稍显夸张，却也不无道理。实际上，婚姻家庭生活无论中外古今，大多平淡无奇，所谓的幸福，其衡量标准也只能是多种多样和因人而异的，纯粹用现代人理想中的“爱情”来一网打尽，未必合适。对今人如此，对胡适那一辈人可能更是如此了。

　　注释：

　　[1] 以上所引译文均见周质平：《超越不了“国界”的“是非”》，收入其《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详见《胡适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62页。

　　[3]《胡适全集》第23卷，第203页。

　　[4][6]均见1921年8月30日日记，收入《胡适全集》第29卷，第436页。

　　[5] 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页。

　　[7]见《北大进德会旨趣书》，原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19日，收入萧夏林编：《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7页。

　　[8]参见白吉庵：《胡适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9][10]见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55，136-137页。

　　[11] 见《胡适全集》第23卷，第161页。此诗最后一句在《新青年》4卷4号上正式发表时改作“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12]见《胡适全集》第23卷，第162页。

　　[13]见《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138页。

　　[14]见冯致远：《胡适的家庭及其轶闻琐事》，收入《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39页。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胡适自撰新婚对联还有第三副：“谢他好月照好日，讨个新人过新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99页。

　　[15]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9月版，第208页。

　　[16] 1918年1月29日致江冬秀的信，收入《胡适全集》第23卷，第163页。

　　[17]参见《胡适杂忆》，第244页。

　
  
  


  

南都白水

极品男人胡适之
□陈佳勇
http://cn.qikan.com/gbqikan/view_article.asp?titleid=hjsd20051005&lanmu=［视窗］可惜文章不全

南都白水

怕老婆就是民主
menxue1983 发表于 2006-5-2 8:43:00
      这是胡适北京大学当校长时针对学生发表过的一番怕老婆的“宏观”：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故事特多，放将来必能民主。胡适还号召男人们要像旧时代女子那样，信守他所谓的”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待，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呵呵！二十一世纪标准的新好男人，男人中的绝版。应该号召极品男人们向老前辈学习三从四德，梦雪代表天下的女人向胡适老人敬礼，如果中国从此多了胡适式的极品男人，一定是老人家的功劳，也绝对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天下的男人们，中国的民主进程决定在你们的手里啦·你们的丰功伟绩将永留青史.

http://menxue1983.blogerhome.com/152721.shtml

心悦

胡适与章太炎章士钊  

  
  
作者：茆家升
文章来源：水木
  

    1915年胡适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 是年8月26日夜, 作一文(英文) 论＂如何可使吾国文字易于教授″。(见＂胡适传记三种″, 安徽教育出版社72页) 这大概是胡适萌发新文化运动最早的记载。翌年2月2日始, 与梅光迪任鸿隽等留美同学通信, 讨论＂文学改良″。可惜除了陈衡哲之外，几乎是一片反对声。胡适并不动摇，而是一再写信与他们商讨, 竭力说服他们。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也在讨论中逐渐完善。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深了, 直至终身。胡适是十分敬重这分友情的, 正如他回国前一首小诗里所说的：＂------佳句共欣赏，论难见忠厚。今当远别去, 此乐难再有。″他们待胡适确是十分友好, 正如赵元任所说的：＂自从老胡来, 此地暖如汤。″这些都说明了, 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 虽然是一场惊天动地, 改革几千年旧习, 使古老中国开始迈向现代化第一步的大事, 开始时却是以一种平和的讨论式的改良方式进行的。所以尽管这场改革的主帅之一陈独秀,和一些激进者, 往往出词激烈, 而胡适却始终以宽容心情, 对待一切反对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应该以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

    当然，他的宽容态度, 并不表示他对自己倡导的文学改良主张, 态度不坚决, 或在强大的反对者面前表示妥协和折衷。

    应该说新文化运动是赶上了好时期。一是清朝垮了, 皇帝没了, 再没有什么口含天宪一言九鼎或文革中所谓一句顶一万句的人了, 才可以群言烽起。二是军阀混战, 军阀们只顾抢地盘杀人越货, 一时顾不上听知识分子的叽叽喳渣。如胡适所说的, 他们什么都不懂别管他们。这就多少有了点自由讨论的空间。也才有倡导者和反对者大体平等讨论问题的平台。比如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 又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 可以写文章做报告反对新文化运动, 也曾支持刘百昭杨荫榆们*过女师大的学生运动。但毕竟不能以教育总长身分下令不准胡适陈独秀们发言发文章。同样的道理, 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蔡元培先生, 也当过教育总长，他也不能利用权力这么做。当然, 他在当北京大学校长时, 实行兼收并蓄的政策, 力排众议, 顶住反对胡适的逆流，坚持任用胡适为北大教授, 对推进新文化运动, 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功不可没 。

    新文化运动中, 改革派这一边当时确实汇聚了众多文化精英, 胡适陈独秀蔡元培之外, 还有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张慰慈陶孟和等,以及傅斯年罗家论毛子水俞平伯等青年才俊。他们之中除了周作人以后附逆成了汉奸之外，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功臣。他们作出的杰出贡献, 都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但是, 反对的力量却是更为庞杂, 谨就复古派而言, 就有章太炎章士钊林琴南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大批著名文人, 许多人都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 大师级的人物。有些人还是懿德嘉行品格优秀的人, 有些人是门生众多追随者众的宗师。如何破除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阻挠, 就成了革新派最大的难题。既不能退缩调和折衷, 又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抹杀他们的学术成就。这方面胡适与章太炎章士钊关系的处理, 颇有代表性，值得一说：

    先说说章太炎炳麟先生, 先生1869年生。比胡适大22岁。当胡适还是留美学子时, 太炎先生已是名重一时的汉学大师了。鲁迅周作人刘师培等许多北大教授都是他的学生。而且他不仅学术成就巨大, 还是著名的反袁与力主抗日的英雄, 当面斥责过袁世凯，9.18事件和＂满州国″事件中, 皆四处奔走呼号，力主抗日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深受国人敬仰。可是他偏偏反对新文化运动, 且态度坚决出言不逊。不仅公开奚落过钱玄同, 而且对胡适也＂不假词色″。本来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序言里, 曾特别表示对章太炎的敬意。可是太炎先生并不领情。并在民国十年十一月寄信章士钊指斥胡治墨学＂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胡适曾与章士钊一起, 拜访过太炎先生, 有过争论。是冬, 胡适应申报馆之约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云：＂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 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 仍旧不能救活古文学的必死之症。″胡适的天才判断, 终于使古文学到了章太炎的时代, 及身而绝了。太炎先生以后＂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 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太炎先生之后, 国学再无大师, 黄侃之流只学得皮毛(钱锺书陈寅恪是另一类大师，他们虽有时也用文言文, 但都沐浴过欧风美雨, 属′再造文明｀这一档, 他俩也是大陆批胡时少数未发言者)。新文化运动也终于破除了太炎先生为代表的国学大师的坚冰, 继续艰难地向前滚动着。

    说罢太炎先生再说说章士钊行严先生，行严先生比胡适年长十岁，可以说一生都是风云人物了, 从北洋政府的秘书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 一直到解放后毛泽东的座上客, 文革期间望九高龄了,还肩负特别使命, 客居香港, 最后客死他乡，有了说不完的话题。 现在他的女儿和女儿的女儿都成了名人，也都在谈家事谈往事, 弄得后来人难辩是非。都放开不管吧, 只说说他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说他那时是保守派复古派, 应该不是乱扣帽子, 因为他自己也是承认了的。而且这也算不上是什么坏事, 对一件新事物有不同观点是很平常的事, 反对错了也不要紧, 有时还会从另一面促使新事物的发展, 白话文运动正是这样推广开来的。

    不过在说章士钊与胡适的关系之前, 要说一说聚讼纷纭胡适见废帝溥仪一事, 这事与章士钊也有些关系。胡适见溥仪，这件平常的事, 沸沸扬扬说了几十年。直到溥仪特赦后, 毛泽东见到他, 说了句＂我们曾经是你的子民″,才了结了这笔帐。具体过程谈的人已经很多, 不再赘述了。值得一说的是章士钊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胡适第一次见溥仪是1922年5月30日, 为使大众了解事实, 胡适写了<<宣统与胡适>>一文, 发表在当年7月23日出版的<<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上, 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文章中说溥仪有反省, 说他们做了很多错事, 到那时了, 还要糜费民国钱财，心里很不安，想独立生活等等。胡适说溥仪一位十七岁少年, 处境是寂寞可怜的, 想找一个也算得上少年的人来谈谈, 是人情上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子里帝王思想未刷干净, 闹出什么胡适要为帝王师, 要求免跪拜什么无根据的话。

    什么为帝王师之说, 就是章士钊说的。章士钊还于1923年8月21日及22日, 在上海<<新闻报>>撰刊<<评新文化运动>>指陈：＂今日之青年以适之为天帝, 以绩溪为上京-----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之章法, 于<<尝试集>>中求诗学之源流-----以鄙俗妄为之举, 窃高文美艺之名。″真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这还未了, 章士钊还使友人以此文致胡适, 促其作答。胡适以＂不值一驳″置之。吴稚晖讥章士钊＂那篇文章, 尽是村学究语, 自然不值一驳。做那种文章, 简直是失了逻辑学者的体面″。风波暂告停息。

    胡适与章士钊还有一次正面交锋, 颇有情趣, 不妨一说：   

    说的是1925年某日一席间，章士钊与胡适同桌。有好事者为他俩合影, 并说双方皆为各自阵营的主将, 何不＂各投所好″题诗。胡适写了一首七言诗：＂＇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自珍) 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亲不相鄙。″章士钊也做了一首白话诗, 表明了对白话诗的态度：＂你姓胡来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 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老章投了降。″

    确是充满了风趣的好诗。并非是艺术造诣有多高, 而是真情的直白。胡诗好在＂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句借来的诗。白话文的推广是关系到全民族的大事,需要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特别是像章士钊这样高官和儒学大家的支持, 何况章士钊早年也写过白话文。用心良苦溢于言表。章诗好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眼见新文化运动滚滚向前, 心有不甘又不便言说, 什么老章投了降, 只是一时搪塞，还忘不了污蔑白话诗为歪词。读者要真的相信老章投了降, 那就太天真了, 太看轻了推广新文化运动的艰难了, 也看轻了复古派的顽固了。果然, 是年(1925年)4月14日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后,5月7日, 章即禁止学生集会纪念国耻。以致住宅被学生捣毁，章辞职下台。章下台后恢复<<甲寅>>杂志,改为周刊出版。明确表示＂文章须求雅驯, 白话恕不刊布″。胡适即著文云＂老章又反叛了″。可见斗争的复杂性。

    二章和胡适一样, 都是复杂的政坛文坛风云人物, 人言言殊，不是我们民间小子能轻率点评的, 我不过就推广白话文一事略说一二而已。

    说起由推广白话诗白话文而引发的一场新文化运动, 我总会想起1915年8月26日夜胡适在留学美国时, 关于文字改革的滥觞之念。初衷只不过要把语言文字表达清楚而已。他大概未想到, 他这一念之发, 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浪，结果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 所谓＂名满天下, 谤也随之″。直到今天, 还有人骂他是知识分子的败类。可惜骂他的人, 居然用的也是白话文, 真有点匪夷所思。

    我又想起儿时听说的一个故事, 说的是一个食古不化的冬哄先生, 一天奉老婆之命上街买柴。他看到一担担挑柴的从眼前过, 连声呼曰：＂负薪者止！负薪者止！″可没一个卖柴的人停下来。后来老婆赶来了, 只喊了一句：＂卖柴的停下来！″事情就办成了。这个冬哄老婆用的就是白话文, 和胡适先生倡导的是一致的。

    问题就摆在这里了, 为什么推广白话文的不是那个冬哄的老婆, 而是胡适！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你认为古文学文言文怎么怎么不好, 是僵死的桎梏；白话文白话诗是多么多么好,是充满活力的利器。说空话不行, 要拿出证据来！几千年的文明史都是用文言记录下来的, 一代一代出过多少名师硕儒！有过多少丰硕的成果！在世界上有过多大的影响！就在民国初年时也是群星璀灿的！你白话文有过什么成果？出过什么大师？就凭你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 再加上和你一样喝过一点洋墨水的年轻人, 就想否定几千年的文明史吗？你们读过多少经史子集？看得懂文言吗？懂一点诗词歌赋吗？你有多少本领亮出来吧！这样一来, 那个只会喊＂卖柴的停下来″的冬哄老婆就不行了, 尽管她那句话很有道理也合潮流, 但说服不了人还是不行！这时就得胡适这样的人出来说话了。因为他十二岁之前就读完了四书五经, 也是学富五车的,也能做一手规范漂亮的文言文,领悟力表达力也是一流的。总的考量不低于当时任何一个儒学大师, 更重要的是, 他还有大师们所没有的西学知识和思维方式和实验方法, 还有他那颗坚定又宽容的心和极富亲和力的人格魅力，这就使这场关系到全民族的运动, 一开始就那么有声有色, 并迅速在神州大地掀起了大波澜。

    章太炎章士钊都是堪称国学大师级的人物, 那么胡适在国学上究竟有多少根底, 能和他们较量呢？这我可说不上来, 不过有人能说的清。 据网上唐德刚先生的＂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一文介绍：＂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架槃槃大材：是一位九项全能的专家学者。″这九个项目是：一,哲学思想, 二, 政治思想, 三, 历史观点, 四, 文学思想, 五，哲学史观点, 六, 文学史观点，七, 考据学, 八. 红学的艺术性, 九，红学的人民性。其实这是国内批胡时的＂菜单″。实际上还该加上胡适对佛教禅宗的研究. 那几乎是＂十项全能″了。

    唐德刚先生又把这些成就分为三类九等，那些属于＂学报性的原始贡献″,那些属于＂启蒙性的文化挂钩″。这些我们就不懂了。但唐德刚告诉我们，胡适对每一项学问，都拿出了＂持绣花针″功夫，每一专项的研究成果，都在本专业二三流专家以上水平。也许每一行都有第一流的＂劲敌″，但胡的＂识″往往过之。见多方能识广，他们在融会贯通方面，无法和胡适相提并论的。而且胡的贡献并不在＂整理国故″，而在＂再造文明″。仅就推广白话文一事而言，如果不带偏见的话，今日使用白话文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受惠者。

    从胡适与二章的关系中，我们学到些什么呢？我想首先还是胡适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简单点说, 就是一切都要＂拿出证据来！″破几千年积聚的桎梏，开一代新风, 那可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那是要真本领大学问的。胡适先生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推广, 可说是殚精竭虑, 甚至擂台打遍了, 但＂其争也君子″, 用的都是和平的方法, 是＂温恭敬慎的态度，知仁忠和的德操″。后两句话是毛子水先生说的, 子水先生还说了：＂有一些骂詈胡先生的人, 我不说他们尽是不光明正大的小人, 但我可以说, 他们多半是没有好的′中国文化｀的人。信口妄言, 是他们的长处；无知妄作, 是他们的长处。″我想毛子水先生所言, 不是专对台湾那一边的吧！

    胡适也非完人，也是可以批评的。但批胡适是不易的, 你要批评他什么，首先总得把要批评的事弄清楚，不要信口妄言, 也不要妄作解人, 更不能强词夺理, 说每件事,还是得奉行那句老话：＂拿证据来！″不要逞一时口笔之利，不顾常识, 结果贻笑大方。从上世纪五 十年代直到今天, 我们见到的例子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