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村一千零一夜》出版发行

施爱东

《耿村一千零一夜》出版发行

(2006-04-06 10:07:42)

本报讯(边利伟)由石家庄市文联和藁城市文联联合编纂的《耿村一千零一夜》一书，近日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耿村一千零一夜》共6部，约200万字。书中收入耿村村民110余人讲述的神话、传说、故事作品1100余篇，其中既有传统的民间口头故事，又有世纪之初产生的当代人物的笑话和新幻想故事。

耿村是中国故事第一村，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推荐单位之一，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1987年，耿村在经过大规模普查后，挖掘出大量故事、歌谣、谚语等作品，曾公开出版了故事家专集《花灯疑案》、《兰桥断》、《秀姑》、《卧牛山恩仇》、《靳正新故事百篇》以及《耿村民间文化大观》等书籍。1991年5月，耿村举办耿村国际学术会议，就耿村民间故事讲述家群体现象以及有关作品进行了理论探讨。从2002年开始，石家庄市文联和藁城市文体局连续三次对耿村进行以民间故事为主的民间文化普查，获得民间故事作品2400余篇，270余万字，确定大中型民间故事家55人，统计公开讲述者(歌谣演唱者)220余人。这些都为这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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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耿村的一千零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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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春天，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项目启动，此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的子工程。河北省上报的第一批传承人中，有一位是藁城市耿村村民———大故事家靳景祥。

　　耿村地处冀中平原，该村风俗是讲故事，且代代传承，被省文联誉为“河北平原一枝花”。改革开放后，耿村因“中国故事第一村”之名走向世界。今年78岁的靳景祥是众故事家中的佼佼者，他会讲500多个故事。


　　2006年春天，省文联将出版搜集所得编为《耿村的一千零一夜》（六卷）。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份证。

　　我国是非物质遗产非常丰富的国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民族民间的文化正在消失。

　　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民间文化抢救活动已经开始。据悉，民间文化抢救部门已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化项目

　　的申报资料。上半年将公布首批国家级文化遗产项目。

　　我们近期推出了“探访文化遗产”系列报道，不仅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更想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文化传人的生存故事，引发读者对“文化与生存”的一点点思考。

　　■这村是个“无底洞”

　　耿村村委会与各地村委会不同之处在于正房是“故事厅”，两侧是村委会办公室。“故事厅”中的图片及图说向人们展示了耿村故事如何从炕头、街头、地头到案头的历史。

　　1984年始，文化部、国家民委和民研会联合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三套，要求各地文联搜集、整理、编纂民间故事、歌谣、谚语，旨在抢救十年“文革”中被砸烂“封资修”。袁学俊受命为石家庄地区集成办主任。集成办呼应编纂任务的口号是“县县讲集成，乡乡搞普查，村村找故事（歌谣），人人做贡献”。

　　1986年冬，耿村青年靳春利到藁城县集成办通报他们村人人会讲故事。对此袁学俊第一个反应是“他在放卫星”（浮夸），第二个反应是，怀疑耿村是“文革”中的“小靳庄”（搜集者替农民编造），因耿村60%姓靳。是真是假，袁学俊决定“腾出时间去一趟”。

　　1987年正月初十，袁学俊首进耿村。村支书靳正新在家中召集了王玉田、王仁礼、张才才、张才长等十几个故事篓子，请袁学俊“当判官”。一人一个故事，直讲到晌午。那日印象与感受，袁学俊记忆最深的是烟味，屋里浓烈呛人的烟味。他在浓烟与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之间画上了等号。当时耿村有281户、1100人。据靳正新介绍“穷讲善念的有200多人”。十里八乡称耿村“笑话村”、“穷讲善念村”。冀中人习惯把讲故事说成讲笑话。

　　袁学俊基本判定：“这是一座民间文化的富矿。”返回石家庄途中，袁学俊已下决心“到耿村开矿”。他强调：“即使没有三套集成的任务，我也会来。”

　　5月中旬，袁学俊带15名普查组成员进驻耿村。他们自带铺盖卷，手提录音机，走村串户，访老问古。普查组纪律：杜绝加工，不准添油加醋，忠实记录，慎重整理，保持原汁原味原生态。即中国民协副主席贾芝所言：“要活鱼活水，不要制造鱼干。”另要附记讲述者讲述时的情绪、表情、手势、音调、地理环境、听众环境。

　　第一次普查，普查组召开动员会，号召大家献宝。袁学俊根据正月初十经验想象着人们献宝的踊跃。然而，他没嗅到浓烈的烟味。事实是男人不讲、女人不说。袁学俊经暗访得知，“文革”中挨过整的故事家因怕再“散布流毒”二入地狱而缄口。靳景祥即是。普查组进他家，他死不开口，推说“年纪大了，脑筋不好使了，全忘了”。遇见普查组，他绕道走。1987年5月上旬，靳景祥添了孙女，庆“十二天”那日，普查员王建国携几尺花布前来贺喜。靳景祥见此，一改往日冷淡，他亲自下厨做菜，与王建国把盏，给王建国敬酒时说：“你们就是过去的八路，看得起我们老百姓，我今儿个就给你讲个逗乐的吧。”靳景祥从此一讲不可收。迄今，普查组给他录了500多个故事。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6-5-20 21:24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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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多受民风束缚，乡亲及她们个人都认为女人家抛头露面有失门风、丢人。有个别妇女愿意配合普查组，但因丈夫反对而作罢。有普查员进女故事家中录音时，她羞涩躲避：“哄孩子的，哪能当个正事讲。”


　　困境中，美国《文化人类学基础》作者的话给了袁学俊启示：“要一心一意地日夜和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另一启示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者杨成志。杨去大凉山考察时，用布匹、白糖、针线打通了彝人之路。袁学俊调整后的工作思路是沿用共产党法宝———“走群众路线”、“与村民形成鱼水关系”。强调“讲录双方要有感情交流”。此后，故事家的红白喜事，普查组皆凑份子。故事家的大病小灾，普查组扶危济困。另采用物质刺激引导村民开口———给讲述费，发脸盆、毛巾、炊具等日用品。

　　渐渐，村民对普查组由冷变热，由远及近，由金口难开变笑口常开。一位故事家说：“故事装在肚里，讲出来不饿，不讲也不饱，还是讲出来好。”鱼水关系使故事家不仅配合录音，还参与讲述比赛。《秀姑》即是妇女讲演比赛的集成。

　　到6月上旬，普查组搜集了80多人讲述的600多篇故事、歌谣，计80多万字。这个数字，袁学俊不满意：“差得远呢。”7月上旬，中国故事学会首届年会在承德召开，靳景祥等人绘声绘色的讲述打破了学术界“现在不可能有较大的故事讲述群体”的论断，否定了“民间故事正走向消亡”之说。8月中旬，袁学俊带普查组二赴耿村。讲故事村民超过100人。1988年春节第3次普查，人数、故事皆突破了以往记录。第4次普查，袁学俊发誓：“麦收前来个百日大普查，将所有故事一网‘录’尽。”

　　今天，忆想当年，袁学俊自嘲：“真是异想天开。”他形容耿村故事“像韭菜割了又长，像芦苇遍地扎根。真正是野火烧不尽。觉得好像挖干净了，不知什么时候又冒出一个破纪录的。”袁学俊常与故事家这样对话，“你不是说讲干净了吗？”答：“这个是小时候听来的，现在想起来了。”

　　2002年腊月二十，袁学俊来耿村普查时，逢大故事家徐大汉过世。此事提醒袁学俊给60岁以上的故事家录像。2003年第11次普查，一批漏网故事、创新故事入网。袁学俊感觉耿村“越来越像个无底洞”。无底洞诱惑袁学俊“搭上后半辈子看看水到底有多深”。如果说普查初始，袁学俊是带着上级任务参与其中，后来则是受使命驱使。三套集成编纂结束后，袁学俊仍带普查组驻村。袁学俊普查的热情来自他幼年的故事启蒙。晋城老家姥姥姥爷讲的故事《杨家将》、《包公》、《孙清元传说》等等，影响了他以文为业及对民间文化的痴情。普查这一契机显然对接、激活了他儿时记忆。

　　18年，令袁学俊欣慰的是，终于唤起了耿村的文化自觉，如今他们能自觉对普查组展示文化库存。18年，袁学俊出版了《耿村民间文学论稿》、《民间文艺论集》、《耿村故事生态研究》。人称袁学俊“耿学家”。耿学家的使命越来越清晰———“耿村文化能耗掉一个人或一批人的生命。”他愿穷一生捕捉耿村故事的老根新芽。

　　18年，普查组驻村累计时间一年余，抽样调查100多人。确定67人为大中型故事家，其中已故者12人，健在者55人。年纪最大者86岁，最小者23岁。确定5家为故事家庭。靳正新因作品最多（807个故事）而荣获“全国十大民间故事家”称号。普查组现整理出各类故事4630篇，5000余万字。《耿村的一千零一夜》即是从中精选出的11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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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礼失求诸野”。多年来，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是，因“礼”失致使道德滑坡，也许我们能在《耿村的一千零一夜》中找回丢失的“礼”。

　　■能把死人说活的靳景祥

　　普查组制定一流故事家的标准是：一、记忆力好，故事引人入胜，口齿清楚；二、有代表性作品；三、有固定听众。


　　在耿村众多故事家中，靳景祥除符合上述条件外，还有“用词文雅、有讲述技巧、会抖包袱、台风好、创作能力强、会揣摩听众心理、综合素质高”。靳景祥讲述的故事被普查组鉴定为“情节完整、曲折生动、形象鲜明、行云流水、引人入胜”。乡亲们的说法是“能把死人说活”。袁学俊的评价是“符合了好故事的标准新、奇、特。”

　　1月22日，记者来到靳景祥家。他家堂屋正中悬挂普查组颁发的大故事家的镜框。靳正新、张才才家亦然。记者请靳景祥“说一段”。他问讲什么？记者答：“随您。”他沉思片刻，说：“就讲个对诗的故事吧。”故事大意是，四个妯娌在晒酱时比赛对诗，公公误以为她们好玩懒做，遂告官府，四妯娌在判官面前对诗辩解，最终以智取胜。记者问靳景祥为何选择这个故事？靳答：“你是个女的，你是个文化人。”

　　靳景祥14岁跟随大伯靳英瑞学过西河大鼓，据说靳英瑞师傅曾给李莲英说过书。“文革”前，靳景祥讲故事大受欢迎，他这样描述：“听主排队预备了‘平档’(酬劳如玉米棒子、小米等)等我开讲。”“文革”终结了靳景祥粉墨生涯，他遂改学厨艺。按他的话说，从“上舞台变为下厨房”。说书根底、厨艺生涯、见多识广是靳景祥成为杰出传承人的底座。靳景祥承认，在晋城饭店、二建公司当厨师时，“南来北往的什么人都有，什么稀罕事都有。”靳景祥讲故事带有较深的说书痕迹。如他惯用“开刀问斩”、“欺男霸女”、“判官断案”、“年方二八”、“妇道人家”等旧小说旧戏曲中常用的词汇。

　　靳景祥善说大故事。大小故事划分标准是，以1个小时上下为界。代表作是《花灯疑案》、《错中错》、《藁城宫面的由来》。靳景祥自豪：“脑筋好使，背故事快。”他曾3个月背会了《乾隆传》，记者问其长度，识字有限的靳景祥不知怎么计算。他道：“一晚上说一段，能说上半年，就这么长。”善编故事也是靳景祥独门绝活，按他的话说：“随便给我一个开头一个结尾，中间故事我能编得圆圆满满。”他编的《你别跑了》即是在听说中央一号文件后编的故事。故事以四句诗开头“一号文件真英明，处处为咱老百姓。种地发给补助款，亲自交到咱手中”。故事说的是一个梁姓妇女一见收税的就跑，这次见到执行一号文件的人又跑，以为又是来收税的……

　　关于说书、讲故事的技巧，靳景祥有自己的理论：“听书听赞”，“说女好说，说男不好说，说丑好说，说俊不好说”，“咬字不真，好像钝剑伤人”……

　　■故事家不讲别人嚼过的馍

　　相传耿村建于明初，因朱元璋义父耿再辰葬此而得名。康熙年间，耿村地处三省通衢要道，村南一条车马大道通往山东、山西、河北。耿村还是个贸易集散地。不知不觉中，耿村成了故事驿站。外乡人将所见所闻带进去，耿村人将外出经商、当兵、游历信息收进来。做贸易、讲故事，半农半商的耿村代代传承两大古风。耿村的繁盛气象让耿村人自傲———“一京二卫三耿村”。耿村故事多以农村生活为背景，以君臣、英雄、书生、农民为主角。歌颂忠臣清官孝子，提倡仁义礼智信，尊崇重义轻利，赞美勤劳勇敢。按主题分类，大致为历史人物传说、神话故事、仙道和宗教人物传说、拟人化的动植物故事、生活故事（婚爱，断案，教考，智巧）、新故事（1911年后）。普查组统计后发现，耿村故事分类后，即是比较完整的中国历代野史。所谓“耿村故事甲天下，口碑历史冠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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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村故事家分为家传型、嗜好型、文人型、育人型、哄儿教女型。讲述风格分为聊天讲古式，如靳正新、张才才。评书式风格如靳景祥。家传型如侯果果，其父侯占魁是大故事家。据侯果果说，她父亲弥留之际不闭眼，专等她回家。当她赶到时，父亲给她讲了一个从前没讲完的故事后才咽气。


　　耿村故事基本在故事家余暇和生产中传播。传播心理主为娱乐、次为教育，目的性不强。在没电视的年代，夏天，村民聚在路灯下讲笑话。故事多为破案、婚恋、孝道。小学教师王仁礼偶尔主持故事会，逢他主持，寓教于乐的目的性便比较明显。他针对孩子讲惩恶扬善、尊老爱幼、扶弱济贫、诚信守法、英雄崇拜的故事。当别人讲少儿不宜的故事时，他立即制止。

　　王仁礼下地干活时，人们为听他讲《呼家将》，燕翅排开，帮他拢地，边干边听，两全其美。耿村的婚丧嫁娶，王仁礼、靳景祥、张才才、徐丑货必参与其中。结婚，村民邀请他们讲故事凑热闹，守灵，请他们讲故事打发寂寞。

　　司机徐全振会讲300多个故事。他的工作性质让他自然而然地做着内传外播故事的使者。几次，他的车坏在路上，他央求人“帮他一把”的报答是“给人讲一段”。

　　张才长在路边开了个修车铺，被村民称之为“故事窝”。人们扎堆听他讲故事。张才长还善编故事。如夜里听人骂偷自行车的人，翌日他就编出《娘俩装疯》。讲听相长也是耿村特色。袁学俊几次在故事家中遇见这样的场景，张才才还没吃晚饭呢，听众已蹲守院中等待了。有个现象，袁学俊感觉“挺有意思”。经常是，这边厢电视开着，那边厢故事讲着，互不干扰。

　　还有个现象令袁学俊喜忧参半。故事家不讲别人嚼过的馍。即自家的精神地盘不愿外人进，外人也不屑于进。“讲人家的故事没意思。”他们说。已故故事家王玉田的代表作《赵母三谏君》、《三代人比美》，王仁礼的《秦始皇赶集》现今无人会讲。袁学俊喜的是故事家独树一帜，忧的是死了一个人，亡了一门艺。

　　耿村文化的吸纳力、包容性、适应性和对外来文化的反弹力多反映在新故事中。新故事讲述者多为中青年，特点是“变其俗，革其礼”。创新意识强，新作品涌现快。形成承古接今的民间文学再生态。如他们在《狐仙故事》中添加了许多现代元素。袁学俊称之为：古韵新风。

　　18年间，市文联陆续为故事家出版了专辑《靳正新故事百篇》、《花灯疑案》（靳景祥）、《兰桥断》（张才才、侯果果）、《卧牛山恩仇》（王玉田、王仁礼）及《耿村民间故事集》（5部）。

　　1989年6月，第九届国际口承文学会议在匈牙利召开。中国民协副主席贾芝向与会者放映了耿村录像，打开了中国民间文学通往世界的大门。1991年5月，民俗国际研讨会在藁城召开。为此，政府拨款为耿村修了“故事厅”。自此耿村拥有“中国故事第一村”、“世界第一”的美誉。1994年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行13人考察耿村，捐赠了摄像机与电脑。1997年秋，美国故事协会国际执行主席率67人旅游团访问耿村，捐助耿村小学8500美元。2002年秋天，美国女娲故事代表团（34人）前来耿村交流。

　　■俺们村都是老实人

　　耿村现有村民1250人，312户。记者问村长，民俗对民风有何影响？村长答：“俺们村都是老实人。串门子的、跳墙头的少。”村民承认，建国后，村里就没有过刑事案件。村里人普遍孝顺。知书者达理，不知书者也达理。如故事中的科学知识启示靳姓村民，五服之内不通婚。耿村学生与其他村相比，亦都是老实孩子。耿村学校的特色也是讲故事。学校将思想品德课程与故事会联姻，以此提升孩子的叙事能力、思想境界和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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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袁学俊背负着三大任务———搜集、编书、筹钱。就筹钱而言，袁学俊有个心结，他欲将“穷讲善念村”变“富讲善念村”，将故事家的“穷讲”变“富讲”。

　　原来，故事家生活普遍困窘，基本靠儿女供养。78岁的靳景祥，其生活部分支出来自他曾卖花椒大料的积蓄。靳正新家的日子，从他对记者提出的要求及他家摆设中推断，也不太好过。他吞吞吐吐地说:“不能白讲。”他家堂屋显眼处有首他抄录的诗，内容比较灰暗———“人生之路何坎坷，世事更比浮云薄，雪里送炭君子少，唯利是图小人多……”


　　申遗成功的十二木卡姆，国家对艺术及艺人实施的措施是抢救艺术，保护艺人，给予艺人生活补助、医疗补贴。相比而言，对“中国第一故事村”仅有抢救而无保护。1987年至今已有10位故事家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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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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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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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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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俊(左)听村民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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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骏专辑
  
“中国故事第一村”耿村发掘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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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史出版社《民间文艺论集》袁学骏著， 2001年6月第一版

　　河北省藁城市耿村的“民间故事村”现象已经通过各种媒体上诸于世，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作为耿村民间文学大普查工作的负责人，回忆起那段不平常的岁月，心情总是激动的。

　　事情是从1986年夏天开始的。耿村青年靳春利去当时的藁城县文联报告：“我们村讲笑话的人很多，是一个笑话村。”当时，县文联副主席剧谱一听就觉得非同小可。找一个故事篓子尚且不易，若有一个故事村那还了得！于是他就让人下耿村去看了看，听了一些人的故事，觉得靳春利报矿属实，便口头报告了当时任石家庄地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主任的我。我也及时向省里做了口头汇报，但省里认为事情要慎重，不要乱放卫星，闹出些笑话来。1986年12月下旬，河北省第三届文代会召开，我当选为省民协（原民研会）副主席，会上便与郑一民同志商量了耿村问题。1987年2月（正月初十），我便带上几个人，代表省、地民协和集成办去耿村进行了考察。在大故事篓子靳正新（靳春利之父）家中。20多位衣着朴素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考察组讲述了一批傻子学俏、巧女、教书先生等方面的故事、笑话，又谈了这村的历史和讲唱风气。我感到，这的确是一座民间的文学的富矿，有一个人数众多、讲唱活动经常的口头文化群体。于是，如实逐级上报。4月上旬，中国民协靳玮同志前来考察。5月上旬，中国民协书记兼《民间文学》杂志主编张文、李凌燕前来考察，对耿村现象给予了肯定，提出要下大力进行深入挖掘，弄清讲述（唱）人和作品的底数。

　　1987年的5月15日，我在地委、县委领导的支持下，从藁城、行唐、深泽、辛集、赵县、元氏等县市抽调了十几个骨干，开始了第一次地县联合的耿村民间文学大普查。天上的太阳已经很毒，大家不怕天热，走街串巷，挨门挨户进行故事、歌谣、谚语搜集。有的村民一说就讲，但也有不少人不肯讲（唱），工作难度很大。我们住下的是未竣工的无窗新房，白天苍蝇嗡嗡飞，晚上蚊子轮着咬，草铺里还有跳蚤。大家形容说：这地方上有飞机，下有大炮。群众们还不理解国家搜集笑话有什么用，认为这是闲着无事瞎胡闹。但是，我们还是从讲唱骨干那里做起，用二十天时间，搜集到故事、歌谣500多首，还有一批谚语，歇后语；统计到能给我们讲唱者60多人，确定为大中型故事家（歌手）者18人。6月4日撤离时，大家和村支书一起在村碑前照了一张像，说这可能是历史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印到了耿村第一个集子和十几年后的《耿村民间文化大观》上了。

　　1987年7月上旬，中国故事学会首届年会在承德召开。我带着耿村大故事家靳景祥、辛集市大故事家纪文道来到会上。主持人让我发言，重点介绍耿村。我大约用了一百分钟叙述耿村民间文化现象和普查挖掘经过，认为北方农村群体性讲述活动的存在可能的，也是客观的。一石激起千层浪。会上讨论十分热烈，相互争论十分激烈。最后总结时，上海姜彬先生对耿村故事家群体现象做了充分肯定。郑一民同志还要求大学抽时间到河北耿村来亲自看看。

　　同年8月已是农民挂锄钩的季节，我又组织了第二次耿村普查。然后将已经获得的作品和故事家小传等编选为《耿村民间故事集》第一集。此书一出，我执笔的《民族文化的奇观——耿村民间故事村》一文一发，又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一部沉甸甸的厚书是最有力的证明，“故事村”的称呼终于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传开了。

　　1988年1月下旬到2月上旬，我又组织了第三次普查，到1991年6月初，先后共进行了八次地县联合的大型普查挖掘活动。共动用普查骨干40多人次，累计280多天，实际驻村工作日为2880多天。获得各种文字资料4900多篇，490多万字，其中主要是故事类作品，还有一批民风民俗资料。先后编印内部集成卷本五部。公开出版了《耿村故事百家》、《耿村民间文化大观》等专集、总集。我个人还写出了《耿村民间文学论稿》一书，于1989年9月公开出版。
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是中国民间文化事业，特别是三套集成工作的大幸，这一点比外国强。

　　1988年2月，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月份。河北省委副秘书长侯磊电话上告诉我们，说耿村现象已上报中央书记处，接着他便来考察，找我和县、乡、村干部座谈。3月13日上午，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李文珊亲自来到耿村考察，对抓好“故事村”工作做了指示。并当众宣布要在4月18日开个现场会，宣传耿村这个口头文化典型。

　　更令人难忘的是4月5日，国际著名文化专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金荣华教授在中国民协副主席贾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社长杨亮才、中国民协组联部副主任金茂年的陪同下来到了耿村。金荣华先生听了该村靳景祥、靳正新、王玉田、王仁礼、徐大汉、孙胜台、张 才才、梁银兰等23个人的故事和民歌后，即席讲道：“……一个村子能够成为故事村，不要说河北少，在全世界也很少！在一个村子里有那么多的故事家，我想这大概是全世界第一吧！别再说是全省第一，这是件可以在世界上值得骄傲的事！”并且当场为耿村题词：“胸怀耿村，放眼世界。”贾、杨等也题了词。晚上，贾老和金先生住在藁城县招待所，我们也随去了几个，又座谈到故事语言、故事家风格等问题，觉得收获很大。

　　4月18—26日，耿村讨论会（现场会）在藁城召开。贾芝、刘锡诚、刘魁立、张紫晨、许钰、张文、杨亮才、贺嘉和河北大学、河北师大、省文联的专家、教授70多人出席了会议。大家通过听我的汇报，下村听故事，对耿村文化现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对耿村普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90年10月，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原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率领导浙江、江苏、山西、陕西、北京的专家学者参观了耿村。贾老第三次随行到来，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至今，耿村的张才才、侯果果、孙胜台等人还常提念起贾老和金茂年来。他这次来，说到1989年9月在匈牙利国际民间叙事协会第九届年会上介绍耿村的情景，使耿村人感到十分光荣，证明口头文学也可以为国争光，那就好好讲吧。

　　1991年5月11—17日，中国耿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藁城（石家庄）召开，来自德国、日本和中国名省市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成为耿村和藁城人民的难忘的盛大节日。我在开幕式上全面系统地汇报了耿村现象和五年多来八次普查的经过，又宣读了《关于“民间故事村”的内涵》一文。大家参观了耿村和赵州桥，又去太行山区行唐县杏庵村听了当地的故事。会后，由我和宋孟寅、郑一民共同编辑出版了《中国耿村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在大会期间，那惊天动地的藁城战鼓，那精美的小节目，那乡音浓重但又令人捧腹的故事，至今还在我们的脑海中。

　　1992年7月上旬，我随李文珊同志为团长的河北文学艺术界代表团访问日本。日本昔话学会会长、国学院大学教授野村纯一和立命馆大学教授福田晃等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大阪附近枚方市关西外国语学院召开的日本昔话学会年会上，我宣读了《中国赵州桥传说的艺术价值》。在京都立命馆大学的讲坛上，我讲述了中国的耿村‘民间故事村”现象。在东京市东洋大学进行的学术讨论中，我回答了日、韩、台学者提出的许多问题。主要是耿村问题。会后，日本爱媛大学教授加藤千代女士又多次访问耿村，美、法、加、台湾、香港的专家和记者多次前来考察。1997年11月，美国一个67人的观光团在耿村活动两天，提出捐助耿村小学。第二年9月，小学落成，美国史密斯先生一行前来剪彩。1999年10月22日，455万字的《耿村民间文化大观》（上中下三卷本）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到会讲了话。同年10月24日，另一个美国代表团一行24人访问耿村，提出资助大故事家靳正新的孙女到大学毕业。

　　耿村已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回想当年发掘它的文化现象的过程，是感到值得骄傲和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