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归“魁阁”书系

nanwan

费孝通一周年祭——阐释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6年4月12日

费孝通：学术青春再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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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先生离开我们，转眼已经有一年了，学术文化界的文字怀念也渐渐趋于沉寂。不过，在学术上，费孝通破的题，开的路，并不因大师的逝去而无人闻问。在当代的社会背景下，费孝通的学术遗产如何实现“二次开发”？费孝通这一代前辈的学术精神在当代整体浮躁的风气下，能否帮助我们保持一丝清醒？

　　在播种希望的春天里，首次译为中文的费孝通旧著《中国绅士》，为我们打开了费孝通历史社会学这一扇窗户，对于当前新农村建设也不无启发。四五年前，费孝通的三名博士生在“魁阁”精神的感召下，毅然“重走魁阁路”，对前辈的研究展开“再研究”，他们的成果既是继往，也是在新时代学术条件下的开来。这两组文章是我们对费先生学术青春的追忆，也是期盼其学术精神长青的努力。

　　社科文献出版社“魁阁”系列链接

　　《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梁永佳著，26.00元

　　《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褚建芳著，35.00元

　　《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张宏明著，23.00元

　　《云南三村》，费孝通、张之毅著，35.00元

　
　　上图：《重归“魁阁”》潘乃谷、王铭铭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26.00元

　　右图：2000年8月潘乃谷、王铭铭教授在魁阁

  

魁阁：一段鲜红的记忆

■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作者）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6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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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到1945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有十几个人先后来到呈贡的一间叫做“魁阁”的工作站。他们当中，年长的不过三十出头，很多人还只是大学生，其中有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胡庆钧、瞿同祖、谷苞、王康，都是些“干事业不要命的”角色。他们在工作站站长费孝通先生的带领下，完成了《禄村农田》、
《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基本文献。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雏形”的“魁阁”工作站。

　　在那个岁月里，国土沦陷，物资奇缺，书籍很少，资金匮乏。但就是这批年轻人，挤在这又脏又窄的破庙里，为中国的富强而忘我工作，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学者团体。虽然生活条件恶劣，有人甚至英年早逝，但是没人放弃，没人叫苦，大家共同经营出一种合作和友爱的风气，创造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史上传说般的“魁阁时代”。

　　魁阁的工作方法继承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席明纳”（seminar）。大家分散去做实地调查，再聚起来讨论。有时讨论的气氛炽烈，一争大半天。从当事人的文字看，争论中产生了不少矛盾，但大家合作得非常好，把学术分歧视为君子之争，争来争去都是从对方那里取长补短。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境界和治学态度，迥然不同于今天党同伐异的学风。也正因如此，所有当事人都十分怀念这段经历：田汝康说自己浑然不觉当时苦，许烺光说在魁阁“很知足很幸福”，陶云逵说“我实在喜欢魁阁的讨论会”，费先生更说“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无奈时局多变，这个有声有色的学术团队随内战的爆发而解散，随社会学的取缔而消失。

　　费先生一直对魁阁念念不忘，多次向他在北大的助手和同事谈到“魁阁”精神，希望能够以“魁阁”精神来建设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前几年，费先生指派潘乃谷教授和王铭铭教授指导学生重访当年魁阁成员研究过的几个地方，进行再研究。课题组又邀请几位了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史的专家一起开了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重归“魁阁”》就是这些成果的结集。

　　这是一本献给费先生的书，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窥见“魁阁时代”的学术风范和学术成就，看到魁阁之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艰辛历程，了解魁阁成员研究过的地方所经历的沧桑变幻。但它不是一本简单的纪念文集，它引发的是对学者做人与做学问的思考。就物质条件而言，魁阁的学者恐怕比不上今天任何一个职业学者，但魁阁却造就了优秀的成果和良好的气氛。而适逢物质丰富、学术繁荣的今天，恐怕任何一位诚实的学者都会承认，我们的成绩难与当时匹敌，我们的学风更无法望前人之项背。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氛围中，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中，不仅“魁阁”精神淹没无闻，魁阁式的团队难得一见，就连“再研究”都被不少“有识之士”鄙视为拾人牙慧的简单重复。随着原始人的发现和后现代的胜利，魁阁的成就要么被讥讽为科学的孩提时代，要么被贬低为学术的权力关系，“继承与反思”已经成了问题。似乎“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就必须另起炉灶，制造“规律深藏于黑夜”的假象，只等“上帝让牛顿横空出世”（God said let Newton be）。我们生活在一个“牛顿”迭出的时代，“牛顿”们却不屑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听说很多博导不导，很多教授不教，于是疑心《重归“魁阁”》似乎并非主流，有点费力不讨好。但学问并非奢侈品，非得要温饱之后才能去做。天上扔炸弹的时候还坐冷板凳的人不可能做不出好学问。如今天上没炸弹，地上没牛棚，但魁阁给我们的仍然远比自吹自擂的“牛顿”们高明。或许，今日学人面临的考验并不比炸弹牛棚容易对付。

　　魁阁让人联想到法国《社会学年鉴》的莫斯时代。一战毁掉了几乎所有涂尔干的得意门生。当莫斯重建这个团队的时候，他放弃了自己的兴趣，顷尽全力为团体服务。从后人的言论中可以看到，莫斯堪称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埃文斯－普理查德这样评价他，“不仅写作社会团结和集体情感，还用自己的生活加以诠释……如果该书（莫斯的《礼物》）的主旨之一，甚至它的基本主张，在于一个人属于别人而不是自己的话，那么莫斯实践了这种主张，他让自己的抱负服从于共同的利益”。

　　“行远者储粮，谋大者育才”，费先生在《文化论》译序中用这工整的文字道出学人的“高”与“明”。费先生一再说，自己是魁阁的“总助手”。他为自己的同辈和晚辈刻钢笔版，油印稿件；把自己微薄的积蓄拿出来给大家做研究经费；带学生去调查，帮学生改文稿。1943年，费先生到美国去，把魁阁同事的成果编译成英文（即Earthbound China和China Enters Machine Age两本书）。研究民国知识界的学者谢泳这样评价：“对于当时只有三十出头的费孝通来说，没有很高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是做不到的，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魁阁成员。”年鉴派和魁阁，一个战后学术机构，一个战时民间团体，它们的相似之处让人不禁感慨做学问和做人竟如此相通。

　　《重归“魁阁”》的编者之一潘乃谷教授告诉我，“魁阁”是打了引号的，就是说“魁阁”并非一时一地，而是一种精神，出这本书，就是为了那精神。我仔细品味，那精神是什么，我不敢说懂，但是我知道，在一个人的成长中，老师的培养和鼓励意味着什么，老师的学识和付出意味着什么？或许学者可以有自由的兴趣，但学术断不是个人的事。个人的抱负，个人的学术生命，如果不放在团队中，不放在学科的处境中，不放在民族的命运中，那么个人的学术生命也不会长久。“魁阁”留给我们的，或许就包括了这个内容。

   



默默中有一份坚持

■杨桂凤（“魁阁”系列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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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阁”系列中，《地域的等级》、《人神之间》、《土地象征》三本书的研究课题是对老一辈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许烺光、田汝康所做田野调查的“再研究”，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它可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一个接续，为理论之间展开对话提供可能，使学术研究不致成为各说各话的孤芳自赏。这三本学术原创图书被
认为是“有社会价值，但没有市场价值”，遭遇了多个出版社的冷遇和拒绝（其中不乏以“出版学术著作为己任”的大学出版社）。几经辗转，这套丛书终于得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套丛书的组织策划问题以及各种杂务、烦事，主要由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潘乃谷教授负责。潘老师一直密切关注着学界的动态，积极培育年轻人，给年轻人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身体力行地推行着费先生的思想，甘愿为人梯，提携后辈。对编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她都认真听取，积极配合。为了丛书的出版，她投入了多少心血，没有人知道。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真负责、不计报酬，这使我想起了费孝通先生曾自称“魁阁的总助手”。

　　从事“再研究”的《地域的等级》、《人神之间》、《土地象征》三本书，贯穿着“魁阁”精神。自课题酝酿之初，它们就与“魁阁”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浸润着“魁阁”精神。从论题的提出，到试调查，再到论文框架的形成，直到最后的写作，这期间，费先生不顾事务的繁忙，都亲自给予了指导，指导老师王铭铭教授也深入到田野地点与三位博士生进行讨论，帮助他们厘清研究思路。在费先生及指导老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魁阁”时代的遗风，感受到“师何以为师”。这三本书的选题报告，是在费先生一直十分热衷并希望推广的“席明纳”（seminar，读书会）中提出来的，广泛采纳了师友们有益的意见、建议，反复修改而成。如“魁阁”时代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在“席明纳”中反复锤炼走出来一样，这三本书是个人创造性与集体讨论启发相结合的结晶，相信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地域的等级》、《人神之间》、《土地象征》三本书的作者在与编辑互动中表现出的严谨治学精神，给我触动很大。在书稿编辑阶段，三位作者一直积极配合，全程参与。《人神之间》一书由于调查的是傣族的村寨，少数民族语言问题很突出，作者褚建芳对文中大量的傣族语言进行了细致的解释。由于书稿篇幅很大，照顾不周，他忽略了一些用语不统一的问题。经过编辑指出问题所在后，他主动要求把书稿看两遍，举一反三，对书稿进行了更细致的加工。《土地象征》的作者张宏明在编辑退稿修改后，自己亲自把书稿送到出版社，面对面与编辑进行现场讨论。编辑提出书中引用资料的计算错误，他虚心采纳，并按照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做了注释，避免读者产生歧义。他们对书稿的认真修改，与时下因为评学术职称而急急忙忙出书的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费孝通先生在创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时，就种下了在他心中保持着“鲜红记忆”的“魁阁”精神，希望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对学界产生一些影响。“魁阁”系列的出版，也许不能改变什么，它只是表明我们还没有放弃理想，在默默中有一份坚持。




先人的学术资源
——兼谈《中国绅士》译文中的问题
■马勇（本报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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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绅士》，费孝通著，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20.00元

　　中国农村的衰败是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和都市化而发生的，至今已有差不多两百年的历史。而近年来，这一话
题愈益受到关注，讨论很多。

　　解决城乡二元分裂或农村衰败的问题，有待于工业反哺农业，有待于缩小乃至最后消灭不合理的工农业及城乡之间的剪刀差。不过，从更深层的原因看，可能还有待于制度设计的调整与重建，有待于农村社会阶层与结构的重新组合。最近得读费孝通的《中国绅士》，笔者的这种信念愈趋坚定。

　　据译者介绍，费孝通的这本书是根据已发表的《皇权与绅权》、《乡土重建》两部书中的一些文章，于1949年前后用英文口述给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学者雷德斐尔德的夫人，然后由雷夫人独自整理，于1953年在美国出版，以后又不断再版，成为西方一些大学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参考书，费正清等都曾推荐和引证过。《中国绅士》中的资料与重要观念或许如原编者所说，来源于费孝通已出版的两部著作，不过通观这三本书，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中国绅士》中的许多内容并不见于《皇权与绅权》及《乡土重建》。《中国绅士》是一个崭新的学术体系，它的主旨就是系统研究在中国社会内部一直存在着的绅士阶层的来源、功能，及其与政权及乡土中国的关系。

　　按照费孝通的研究，绅士或乡绅是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有钱，有识，有闲，有善心。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的方式进入政界、军界或学术界，及至晚年退休，很自然地叶落归根，离开忙碌一生的都市，返回故里，安度晚年。同时，做一乡的道德楷模、知识先进，尽心尽力为故乡做善事，为邻里排纠纷，搭建政府与基层社会沟通、互动的桥梁，是政府保一方平安的重要依靠对象，也是乡村民众崇拜的对象。由于乡绅的存在，当地的道德水准、教育水准一般比较高；受他们的影响，乡村更源源不断地向城市供应着新的学术人物、政界领袖以及一切优秀分子。

　　笔者来自偏僻落后的乡村，忝列学界二十余年，个人的生活经验可以佐证费孝通的研究与描述不虚。乡绅对当地发展特别是人才成长、社会进步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的彻底流失。自工业化开始以来，中国乡村精英通过招工、就学、参军、经商，特别是目前更庞大的所谓“农民工”等各种方式离开了乡村，流向城市，为城市，为工业，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无量数的人才资源。然而，在城乡二元对立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种流动是单向的，现在不要说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进入城市的人不愿回流到农村，不要说大城市中的居民在退休之后不愿再回去，即便那些乡镇干部、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哪一个不是争先恐后地向城镇、向大中城市流动？即便是那些稍有办法的“农民工”，又有几个愿意离开城市返回农村？这种单向的人才流失已经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的复兴与发展，即便采取大学生下乡挂职的措施，恐怕也不能改变这种单向流动的态势。

　　这种单向人才流动的结果，是城市越来越庞大，农村越来越萧条。所以，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帮助城市人口中的乡村精英返回故土，至少可以使那些在都市生活中已显得多余与无奈的精英阶层能够顺利地回流到故土，这样既能叶落归根，又能为故土的发展贡献余热，造福一方，形成城乡二元社会良性互动。一旦这些城市精英返回故里，形成农村社会新的对农村可以有所贡献的阶层，不仅有助于广大乡村的建设，而且势必有助于化解城市管理、城市发展的困境。果如此，就不仅仅是工业反哺农业，而是城市反哺乡村。一个全新的乡村社会必然能够建立起来。

　　阻止城市精英特别是那些退休公务员、知识分子返回故里的最大困难在于制度安排，现行的土地制度使那些即便想回到故乡的人也不可能。因此，正如费孝通在相关研究中所提示的那样，要想那些城市退休人员回到故乡发挥余热，那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中的土地问题。

　　费孝通《中国绅士》的研究为我们新农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思路。不过，值得说明的是，费孝通本人始终并不认为中国社会应该重建绅士或乡绅阶层。在他看来，期待新乡绅的出现并不是他的原意，这可能与他那个时代的乡绅大范围地裂变为“劣绅”有关。

　　文本的表达与理解肯定会存在着差异，尽管费孝通一再强调他的本意并不是期待新乡绅，但自从他的看法发表以来，几乎所有关注此事的有心读者都先后得出同一的结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应该感谢《中国绅士》的翻译和出版，它使我们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

　　从求全责备的立场看，这个译本似乎也有不少问题有待改进。书中介绍，译者为费孝通的学生，并说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不断地翻阅”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乡土重建》，且对英文译本中的“中国典故的出处”都尽可能回复原文（译者序，第3页）。然而遗憾的是，这个说法似乎不能成立。译文中多次出现“孔子主义”（第19、28页），翻检费孝通的相关中文著作，似乎还没有见到过这种表述方式。由于没有见到英文原文，窃以为或许为Confucian或Confucianism回译，译成通用的“儒家”、“儒学”甚至“儒教”可能更好些。至于“中国典故”的回译，像书中多次出现的“《春秋记事》”（第26、28页），根据笔者的有限阅读，在中国儒学史上似乎还没有见到这本名为《春秋记事》的书。根据上下文义，似乎指的是董仲舒、公孙弘二人都曾研究过的《春秋公羊传》。这是汉代的“显学”，如果译者稍微翻阅《史记》、《汉书》中董仲舒、公孙弘的相关记载，这类问题就不会出现。

　　另外，译文中有些地方的表述也不是很清楚。例如《中国绅士》第3页有一段话：

　　在封建制度崩溃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王位变为强者、权力追逐者的斩获对象。在封建制度下，政治权力是分配给君主的亲属和家族的，任何非生长于贵族家庭的人，就是一个平民。他没有机会做君主、接触到君王甚至看到君王的神圣用品。正如一个女人不能变成一个男人一样，一个平民也不能变成皇室人员。但是当封建制度终结之后，任何人都能够成为皇帝。因此政治权力成为斗争的一个目标。这是吴晗写的关于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事：司马迁生活于汉王朝（公元前255-前207年），在观察汉朝的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他写信给朋友说：“这是我有所了解的。”自从那个时代起，为了政治权力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在人们的眼中，政治权力已变为一件值得争取的珍贵东西，是大人物的一种事业。

　　初看之后，根本弄不明白著者或译者的意思。其实这段话就在费孝通中文著作《皇权与绅权》的开篇：

　　封建解体之后，政治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帝王本无种”。封建的政权是依血统来分配和传袭的。不生在贵族之门的庶人，轮不到这些“宝座”，看不到这些“神器”。没有人能在出生之前挑选他的血统，也没有人在出生之后能改变他的血统，所以不在其位的，也不会去觊觎此位。正如生而为女的不会想变为男的一般。可是封建解体之后，人人得而为皇帝了，换一句话说，政权成了个可以争取的对象了。在秦末的时候，封建初废，“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是既新鲜而又生动，所以太史公在《史记》里借了项羽之口，还要写下这一笔有声有色的口号。这口号是划时代的。从项羽这样一说，争夺政权的事也就没有停止过。政权在一般人眼中似乎成了宝贝。做大买卖的就干这个。（《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467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

　　两相比较，就不难看出译文中的问题。

　　据悉，三联书店将于近期出版赵旭东翻译的费著《中国绅士》。——编者




[ 本帖由 nanwan 于 2006-5-29 19:32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