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编辑吴效群情况介绍

吴效群

吴效群：男，1966年5月生，山东省济宁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主要著作：《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现为河南大学副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
前  言

一

    “北京城盛衰以妙峰山香火为转移，香火盛则国运盛，香火衰则国运亦衰，人心世道亦堕落矣。” 妙峰山在北京城西北70里，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始自明末，清中期以后，妙峰山香火逐渐旺盛，晚清时夺得了京城内外其他各处的香火，成为民众信仰的中心，获得了“金顶”的称号。清代中期以后，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许多北京民众组成各种香会组织前去朝顶进香，拜谒、献贡于他们精神世界的主宰碧霞元君，并为前来进香的各地香客提供义务服务。庙会期间，京城内外一片节日气氛，到处贴满香会朝顶进香的会帖，路上来往的多是进香的香客和胸前挂着“戴福还家”绒花、手拄桃木拐棍回香的香客，粥茶棚鳞次栉比，行香会、武会鼓乐喧天、彩旗招展……在长期的朝顶进香活动中，香会组织并发展出了规范严格、意蕴深刻的行香走会文化。妙峰山春季庙会成为清后期至民国初年京津一带规模最为盛大、影响最为广泛的社会宗教活动。
    妙峰山何以成为北京民众宗教信仰的中心？香会组织有哪些特点？他们在妙峰山上都做些什么？历经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今天这一传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二

      对妙峰山民俗文化的科学研究始自上个世纪的1925年，那年春季庙会期间，基于对新文化建设的热情、对妙峰山进香活动的兴趣，北京大学国学门的顾颉刚、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庄严一行五人登上了妙峰山，开始了他们后来对中国民俗学发展影响深远的民俗调查。他们的调查报告先是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发表在《京报副刊》上，后又结集为《妙峰山》一书印行，在社会上及学术界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顾颉刚等人的调查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但他们却对看到的景象大为震惊，顾颉刚感慨道“我们智识阶级的人实在太暮气了，我们的精神和体质实在太衰老了，如再不吸收多量的强壮的血液，我们民族的前途更不知要衰颓的成什么样子了！强壮的血液在哪里？这并不难找，强壮的民族的文化是一种，自己民族中的下级社会的文化保存着一点人类的新鲜气象的是一种。” 妙峰山调查使顾颉刚等人亲身感受到民间文化中所存在的“新鲜气象”，他们惊异于民众的创造能力和活泼健康的精神，兴奋地认为找到了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资源。顾颉刚等人的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走进民众，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认识他们的生活，标志了中国知识分子从阐释圣人之道的“旧学”向追求实证知识的科学的转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一条不同以往的学术探讨之路，民俗学真正在中国扎下了根基。
    但是，顾颉刚等人所做的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次田野调查，民俗学的学科意识并不高，调查方法也不尽合理，有着明显的为新文化建设服务的实用主义倾向。总之，缺乏对妙峰山庙会及香会组织民俗学本体的关注和探讨。
    我之所以在近80年以后，重做北京香（花）会组织及妙峰山庙会的调查研究，一是继往开来，把这一具有重大影响的题目打造得更为精致和全面，弥补顾颉刚等老前辈的缺憾；二是通过重观研究，展现近百年来中国民众精神世界的变化。
    通过对北京花（香）会组织及当代妙峰山庙会长期的调查和对于历史材料的整理，我指出了碧霞元君信仰生殖女神崇拜的性质，分析了人类春季生殖崇拜活动的共同性；探讨了碧霞元君信仰在北京生成的过程，对于北京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探讨了妙峰山夺得其他各处香火，成为信仰中心的过程和原因。总结了北京香会组织的生成、分类、内部结构、与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关系、依据的哲学原理、文武各会之间的关系及它们所具有的重要象征意义、所追求的目标；指出香会组织的活动规则是在模仿中华封建帝国的政治制度模式。认为象征是香会组织妙峰山行香走会活动的主要表现方式，相应地它也应成为我们观察研究妙峰山庙会的重要角度。
    以上内容并非作者探讨的重点，它们是为理性把握妙峰山庙会和北京香会组织行香走会活动做作铺垫的。
    春天，在妙峰山这座远离统治者视野的民众信仰圣地，成千上万的香客前来向他们精神世界的主宰碧霞元君朝拜祈愿。妙峰山路途遥远，山道崎岖，进香之旅十分困难。基于行善积德的传统观念，北京的香会组织大量出现。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以老娘娘当差者自居，承担起为香客进香服务的任务。香会组织模仿封建帝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建立行香走会的制度，保证庙会在一定的秩序下进行，为广大的进香民众服务。
    与封建帝国的政治体制一样，香会分为文会和武会两种。文会又包括茶棚、行香会两种，茶棚免费为香客提供食宿，行香会向茶棚施舍、免费为香客提供进香途中的各种服务；十三档“武会”娱神娱人，按照象征的原则配合表演。各香会相互配合，协调合作，共同创造并维护庙会活动在大家认为合法的秩序下进行。广大的北京民众就这样通过成立香会组织服务于妙峰山进香活动的方式，向精神世界的主宰碧霞元君进贡、向碧霞元君表现忠心、向碧霞元君祈福。
    庙会秩序的维护是以香会间的冲突较量为表现形式的。香会组织模仿封建帝国政治制度创造的走会制度，既是他们合作的基础，也是他们互相挑剔、打击的依据。这一切都缘于庙会活动缺乏统一的领导，行香走会的秩序是通过众香会的博弈创建和维护的，遵奉着“合情合理”的原则。这种情况促成了香会组织在追求神圣意义的同时还追逐着世俗的目的。在妙峰山上，香会组织以“会规”为依据，“抢洋斗胜，耗财买脸”，较量富有、慷慨、热心公益、助人为乐，较量智慧，比赛技艺，以竞争“社会声望”。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相对疏离，社会化程度极低的中国民间社会，民间社会的“政治活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社会声望”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在行香走会活动中获胜的民间权威得到的是日常生活中协调、控制部分民间社会资源的权力。在缺乏有机联系的北京民间社会，妙峰山庙会是唯一能将全社会联系在一起的集体性活动，它提供给下层民众一个政治较量的机会。
    庙会期间，妙峰山成为迥异于日常生活的“社会戏剧”（society drama）剧场。香会组织基于信仰的奉献牺牲、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对于秩序的强调和富有文化意味的阐释、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激情、香客们虔诚的举止……这一切使人们的情绪在生命激情洋溢的春季节日里互相感染，共同创造并进入communitas 的虚幻境界，人们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琐碎和狭隘，建立起一座民间社会的“紫禁城”。在充满不平等社会现实的北京，民众以文化象征的方式建立的“紫禁城”是阶级对立和文化压迫在民间文化中的必然表现。民众在其中表达了平等、互助、友爱的社会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阶级间的冲突和对立。
    妙峰山春季庙会既有与西方中世纪狂欢节相同的一面，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精髓在于指出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春季狂欢活动中，人们用最粗鄙、性感、肉感同时也最富有生命活力的手段和方式，冲击有着绝对、僵化特征或可能的形而上教条和规则，社会的紧张因此得以舒缓，僵化的教条因而得以反省或改变。妙峰山春季庙会虽然也有一些颠覆日常生活秩序的荒诞活动，但总体上却贯穿着对于中华封建帝国秩序理念的赞美、追求和强调。另外，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表明，西方中世纪狂欢节已摆脱了与宗教巫术的关系，但是妙峰山春季庙会却整个地在碧霞元君信仰的框架内进行，与宗教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复杂关系。虽则与巴赫金笔下的西方狂欢节有着诸多的不同，但是我们看到，妙峰山春季庙会与西方中世纪狂欢节一样是作为社会结构的“反结构”存在的，发挥着与西方狂欢节一样的社会功能。妙峰山春季庙会活动足以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形成有价值的理论对话！
    晚清，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社会陷入全面危机。为了获取民心，统治者一改往日的态度，公开支持并封赏民众的妙峰山行香走会活动。受封的香会被称为皇会，可以使用皇家专有的仪仗。更为重要的是，皇会天然地高出其他香会一等，拥有其他香会没有的特权，可以担当香会间纠纷的最后仲裁者。皇权的干预打破了香会固有的规范，改变了原有的价值追求，荣受皇封成为这一时期北京香会组织追逐的最高目标。皇朝的垂青，煽动起民众狂热的走会热情，北京的行香走会活动达到历史的最兴盛时期。在传统社会的非常时期，经常发生社会结构的最高层与最底层结合的情况，原因在于当常规形态下的行政运作无法充分保证君权专制的延续时，非常规的补充形态就会被启动。最高统治者往往直接利用那些能够切实了解社会状况，有着极广泛社会关系、处事能力强、行动上又少有牵挂和顾忌、具有流氓品性的人直接为他服务。
    香会组织从追求“社会声望”到“邀取皇宠”价值追求的改变，也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和“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共有一个源头，共享一种价值，它们之间可以方便地转化。
    1937年妙峰山大规模的行香走会活动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停止。这一停就是半个多世纪！1990年，社会主义新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和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些热心人士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了妙峰山行香走会的传统。对于政府来说，支持这种过去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传统，是因为调整了观念，认识到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凡有利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事情都应该鼓励和支持。妙峰山庙会可以打造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对于花会界人士来说，他们最初恢复妙峰山庙会纯粹是因为社会环境宽松，传统力量驱使。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北京花会（解放后破除迷信，香会更名为花会，范畴也缩小，主要指武会）的行香走会活动很快再一次改变了价值追求，变为公开的经济利益的追逐。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是那些改变观念以盈利为目的的花会，因为迎合了社会对于民族传统艺术形式的需要，才使花会艺术得以生存。妙峰山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过去的传统才为今人有所领略。
    总结北京民众百余年行香走会活动价值追求的变化，我们看到，这项“分文不取，毫厘不要”以“为老娘娘当差”追求社会声望为最初诉求的民间文化活动，之所以在晚清和当代社会背景下，两次迅速地改变诉求，原因即在于“社会声望”是一内涵丰富的价值追求，其中已包含“小传统”对于“大传统”的靠拢、攀附以及追逐经济利益等多重意义。所以，当社会的变化触及到它时，它总是迅速地调整改变自己，积极响应社会的变化。从北京香（花）会百年来行香走会活动价值追求的改变，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看到的是中国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成长历程。

三

      围绕着这本书我工作了九年，其中辛苦难以向外人道也！但是，通过这样炼狱般的一个过程，我从一个盲目的学术青年成长为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坚定的学术信念和学术追求的民俗学专业工作者。回顾走过的道路，妙峰山好像我命中注定要攀登朝拜的圣山，只有到了那儿并完成了相应的责任我才能获得今天的成熟和自觉。
    我想起了那则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问活佛”型故事，主人公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总是得到别人的帮助，而他也在回报别人、帮助别人解决困难的过程中实现了理想。我明白了“广结善缘”和“达人达己”是这个世界最高的智慧！扪心自问，我惭愧得很，师友们对我的帮助和期望很大，我回报他们的则太少。在这里，让我把一路上帮助过我的老师和朋友们的恩情记录于此，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并以此作为鞭策，经常反省自己，是否正在全心全意地为社会服务。
    感谢硕士导师张振犁教授的培养、推荐和时任中文系主任的河南大学校长关爱和教授的支持，我得以负笈北上，攻读博士学位。张老师为人宽厚，学识渊博，跟他读书三年，我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更重要的是，张老师严谨、细致的学术工作作风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老师对于我的成长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希望我这份精心打造的作业能够符合他的学术要求。
    感谢博士导师钟敬文教授。作为一个渴求知识的青年，能够遇到钟老这样学术、人品一流的大师是我终生的荣幸。从钟老身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流的学术必须以一流的道德品质做基础，大师之“大”首先是人生境界之“大”。钟老始终关心支持我的妙峰山研究，他在世时曾就论文中的一些观点专门与我进行过深谈，我论文中的重要看法都得到了他老人家的指教。钟老以百岁高龄驾鹤西归，无法看到他关心的这本书的出版了。我将拙著奉献给他，感谢他的教育和培养！
    感谢刘锡诚研究员、马昌仪研究员。我与刘老师很早相识，他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和成长，妙峰山这个题目就是他帮我确定下来的。这以后，我的妙峰山研究似乎沾连上了刘老师，有了困难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他，听取他的意见。我的调查关系都是由他帮助联系、进行安排的。毕业后，他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鼓励支持我继续进行研究，并在许多方面给予过我重要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刘老师的帮助和支持，我是无法与妙峰山结缘，更无法完成调查和研究工作的。
    感谢学兄高丙中教授。或许是出自同门又年龄相差不大的缘故，我与高师兄一直保持着学术上的交往。博士论文选题时，恰逢高师兄成功申报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项目——“改革开放与民族文化重构”，当我在选题方面犹豫不决时，高师兄也建议我以妙峰山为题，并建议我以顾颉刚先生的调查为基础做妙峰山的重观研究。高师兄具体帮我确立了研究的框架，将我的选题列入他的项目中，还赠予我调查研究的资金。这以后，他经常过问并帮我分析调查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感谢同学韩国留学生郑然鹤博士。当我确定选题后，深知这次调查机会难得，十分希望能做一个文字、录音、照相、录像全方位的记录，老郑热情表示愿意帮助我。这以后，每有调查老郑便成为我的义务摄影师，免费为我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录像。另一韩国同学金镐杰博士也为我义务拍摄了一些照片和录像，同样向他表示尊敬和感谢！
    感谢隋少甫先生。自从1996年下半年认识后，我们就逐渐地从一般的采访关系发展为后来亲人般的关系。应该说，本书立论的主要材料首先来自于隋少甫先生，主要的观点也是受他的启发而形成的，没有隋先生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的产生。隋先生有着丰富的香会知识和妙峰山行香走会经验，在这个方面他是我的另一位导师。拙著2005年9月初完稿， 不几天便传来了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我将拙著奉献给他，纪念我们俩愉快的合作和真挚的友谊！
    感谢时任妙峰山乡乡长的董潮海、旅游办公室的艾彦玲、副乡长杜金旺、张海龙等同志，他们是我妙峰山调查的合作者和资助者，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调查。
    感谢后任妙峰山景区管理处的王立宇书记、高珊宣传干事，离开北京的这几年我对于妙峰山情况的了解主要得之于他们，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没少麻烦他们。他们的帮助和热情一直鼓舞着我写好这本书。
    感谢我的其他调查对象陈旺、费文通、赵云鹏、杨德明、黄荣贵、白德山、王景绪、石绪才、吉连仲等北京花会界人士，我打扰他们很多，但却没有给他们什么回报。
    感谢刘魁立研究员、贺学君研究员、安德明博士、杨利慧教授、周福岩博士、钟少华研究员、赵世瑜教授、叶涛教授、吕微研究员，他们一直关心支持我的工作和研究，从他们那儿我感受到了友谊的温暖。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生李华伟、河南大学民俗学研究生唐霞为我查阅核实了一些引文，河南大学陈鹏飞博士为我刻写了书中的古文字，河南大学民俗学研究生范宇、周磊、庞倩华为我通校了一遍稿子，向他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含辛茹苦的母亲，多年来她默默地为我承担着生活的风雨；感谢我相依相伴、同甘共苦的妻子和儿子。亲人们的关爱是我生命的源泉和动力，祝他们健康平安！
    我将此书奉献给父亲的在天之灵！父亲离开我已经十二年了，我对他的思念从没有间断过。拥有时并不觉得特别珍贵，可一旦失去了父爱，却让我品味够了生活的艰难和辛酸。现在，我想要告诉父亲的是，我已经成长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亲爱的爸爸请放心！

注释：

陈金文

效群兄，总算在坛上见到你了！

mike121

      感谢硕士导师张振犁教授的培养……
    感谢博士导师钟敬文教授……
    感谢刘锡诚研究员、马昌仪研究员……

这前言写得更类似后记呀。  :shy:

吴效群

mike121君不认为应该把别人的贡献放在头里吗？后记说了后记要说的话，还望您指正！

口水如茶

吴效群 于 2006-6-15 15:40 写道：
mike121君不认为应该把别人的贡献放在头里吗？后记说了后记要说的话，还望您指正！

吴老师说得有道理，只不过是没按常理出牌。

jjydong

其实，按国际惯例，感谢辞本来就是写在书前的。
愿早日拜读到大作。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