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西村真志叶《作为日常概念的体裁——体裁概念的共同理解及其运作》（改稿）

戈兰

看看老百姓是如何通过关于圣人的“拉家”走近和爱戴圣人的。
以下内容转自“萧萧南浦的废纸篓”。

两种表述：文本与口传
2006-05-13 17:24:15 萧萧南浦@-GHYl /article/-GHYl-uaLChB.html 复制 评论

今天偶尔看到一条资料，好笑得很。恰好也是文本传统和口述传统的两种表达，兹录于下：

《论语》有句：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民间戏文中，改造如下：
　　　夫子说：“你说啥?”
　　　曾皙在那弹琵笆；
　　　弹得琵笆仍仍响：
　　　“夫子在上听我讲，
　　　我跟他们不一样。”
　　　夫子说：“那怕啥!
　　　各人能说各人的话。”
　　　曾皙说：
　　　“当今日，三月天，
　　　新做起的大布衫；
　　　大的大，小的小，
　　　同上南坑去洗澡；
　　　洗罢澡，乘风凉；
　　　回家唱个山坡羊。”
　　　夫子闻听心欢喜：
　　　“我的徒弟就数你!”

陈金文

戈兰 于 2006-7-1 22:50 写道：
看看老百姓是如何通过关于圣人的“拉家”走近和爱戴圣人的。
以下内容转自“萧萧南浦的废纸篓”。

两种表述：文本与口传
2006-05-13 17:24:15 萧萧南浦@-GHYl /article/-GHYl-uaLChB.html 复制 评论

今天偶 ......

呵呵，师兄，你得夫子之真传也！

木兰

西村，很喜欢你做的细腻分析。
忽然想到不知你注意到 Dan Ben-Amos 的那篇Analytical Categories and Ethnic Genres没有，就在你注一所引的书中，pp.215-242。他的文章就是讨论分析性范畴（Analytical Categories， 比如西方的myth）, 与本土文类或本土体裁 （Ethnic Genre， 像你说的 “拉家”） 的关系。我们的民俗学其实几乎每一种概念、理论出发点都不是从本土的、从中国文化的分类出发的， 更别提从底层的、民间的分类体系出发了。像你这种从分析性范畴出发，又通过田野实践来廓清中国本土概念的内涵、外延、使用语境，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两种概念之间有很大的张力，可以因此对两者都有更深的认识。中国及所有非西方的本土概念尤其有价值，因为它们往往可以在现在的西方话语霸权外提供一种有益的可能性。
[ 本帖由 木兰 于 2006-7-5 09:27 最后编辑 ]

吕微

与西村见面时,我已告诉了西村我对以下这段话的意见(见文章第14页):

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许多这样的局面，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根本想不到其它可能性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大概就是拉家概念赖以正常运作的基础。借用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的话来说，燕家台人之所以能够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运用模糊的拉家概念来顺利完成命名的过程，纯粹是因为这种命名过程是一种“习惯”。拉家概念之所以能够在人类“无限的命名指涉能力”的可能性和认识的局限性之间的反作用中指涉相对一致的语言行为，仍是因为这种指涉行为是一种“习惯”。虽然不可视的拉家概念与可观察的拉家行为之间指涉关系，有可能是“不可预设”的，也可能是“毫无根据”的，甚至可能是“非理性”的，但“它就在那里——与我们的生活同样”。

我以为,为什么同样的"拉家"的概念内涵在不同的人那里具有不同概念外延,却又不妨碍人们在使用中指涉同一经验对象,不是一个可以用一句"习惯"和"非理性"就一笔带过的问题.当然索绪尔对此会说,这不是他的共时性语言学范围内的事情,刘魁立先生也会说,这是外科手术的事, 不关我内科诊断的份.但清楚的区分不等于含糊的的定性,也许说的不对,只是希望引起关注和讨论.

木兰

     我想模糊性正是一个特点， 而不是需要修正到精确的、有待处理的“问题”，尤其不是弱点。我支持西村的如下论述：
   “我们应该认识到，日常概念的内涵在不同的语境下通过每次的命名实践而得以生成，因此日常概念在命名的现场始终是模糊的，而模糊的日常概念之所以成立，正因为它是模糊的。即使我们仿效修正主义社会学努力对模糊的日常概念下严格的定义，这种做法只能让研究者看到某些假说或理想类型，未必能够更明确地反映语言现实。"（P.15.）

   寻求精确化，寻找一个可以用某种排他的话语永远界定的本质，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一个偏执。中国的很多基本概念都是相当模糊的， 比如道，比如阴阳。但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其具有了不断的生成性，具有了灵活性。中国的很多概念好像总是在不断的生长 (are always becoming)。中国人更看重从认识论方面把握问题， 而不是给出本体论的界定。这并不是个需要伤心的 "弱点"。

  这确实不是一个共时性的问题。 西村的文章证明了拉家的概念与当地的时间、空间和日常实践密切相关。拉家正是在不断变动的实践中得以清楚界定和把握的。
:shy:
[ 本帖由 木兰 于 2006-7-6 04:52 最后编辑 ]

西村真志叶

  这两天忙着搬家，昨天晚上才认真拜读了各位老师的帖子与提交论文，觉得很是感激，受益匪浅。民间文化青年论坛还是个很好的拉家场地，就围绕着最近的学习心得，我也要来拉家一段。

  这次提交给武汉会议的文章，是我博士论文第三章的主要内容。它的前身便是我的硕士论文。最近发在《民间文化论坛》上面的文章记录了我从硕士论文（传统体裁学）到博士论文（体裁研究）的转型过程。虽然我在博士论文中讨论的是一个叫做“拉家”的地方体裁，但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传统体裁学添加一个个案，而是通过个案去反思传统体裁学并摸索体裁研究的可能性。
  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阿莫西的论文集给了我很大帮助。就像木兰老师所说的，研究者主体的“分析性范畴”和被研究者主体的知识分类体系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而传统体裁学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二者之间的脱节。我准备在博士论文的结论中，根据正文部分的分析结果，去思考有关体裁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这两种体裁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二者能否、应不应该取得和解等）。由于调研工作还在进行之中，目前还不敢说些什么，但相信最后得出的结论与本-阿莫西应该有所不同。

  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借鉴或参照了众多国外理论。本-阿莫西的算一个，但让我最受益的还是维特根斯坦。宜家老师把对国外理论的借鉴视为一种对话过程，这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以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理论都由若干的主张和逻辑归纳而构成，它本身是没有什么普遍意义的。尽管如此，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可以与之进行对话，从中获取“意义”。如索绪尔到了吕老师的手中，可以成为用之讨论学理问题的思想资源；我碰见了维特根斯坦以后，可以请他帮我一起思考一个无人晓知的地方体裁。
  不过，我们也需要避免走到另一个极端，与国外理论的对话显然不是推进国内研究的唯一推动力。不管维特根斯坦是哪国人，我都会借鉴他的理论，因为我需要的，与其说是西方和东方的对话，而是我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对话。我们对同一个问题感兴趣，围绕着同一个兴趣点，不断地进行对话、协商，弄不好有可能吵架、诀别。当然，任何一种理论知识都有特定的背景，我们已经用不着引用福柯的考古学来说明这一点。要想跟另一个研究者主体沟通，我们理所当然地需要理解他的背景。在这一点上，理论对话与日常交谈好像没有根本的差别。
  我同意宜家老师的观点，主体间性也罢，本土学者对国外理论的借鉴也罢，这些应该都是对话、是拉家。而过去，我们往往只让一方说话（研究者主体、国外理论），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在燕家台人看来，一个人说话就叫“个人磨叨”，不叫拉家。拉家必须是友好的、公开的、“你说我说”的平等交流。研究者主体都很愿意与民间拉家，被研究者主体也不会拒绝我们，而我们往往不善于拉家，在没有好好理解对方的情况下，替他们说话，只说给自己人听。
  吕老师这次提交给武汉会议的论文提醒了我，复数人之间进行的拉家，实际上也牵涉到了一个翻译问题。但我不妨先说说宜家老师的另一个有趣观点：“文本的意义如何获得主体的自我陈述呢？这也要实践者的努力。”宜家老师说这句话，当然也有她自己的知识背景，大概暗示着精神分析或文本解读的意义。而我之所以觉得这句话有趣，主要是因为它让我“回归”到了“意义”上面。
  说起“意义”，还是代表20世纪思想界的观念之一，这无疑是胡塞尔和索绪尔的贡献，现在只说后者。众所周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将“说话主体的意识”视为唯一有效的出发点，阐明了我们只能认识到“有意义”的单位（符号）这一点。索绪尔把这种得自“说话主体的意识”的表意性差异系统命名为“共时态”，使之成为语言学的首要研究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索绪尔抽出langue，用之建构差异系统，甚至断言“意义”就是这个系统的产物，他仍然把“说话主体”的经验作为前提。由此可以说，索绪尔所谓“说话主体”还不是真正的“说话主体”，其实是听别人说话、希望了解别人说话的“意义”的“听话主体”，在这一点上，它与胡塞尔的“超越论自我”基本上是相同的。
  事实上，当我们感知、理解别人的发话内容或某种符号时，一般都不会去关注它的形式，还是从中努力读出其单一的“意义”。哪怕“意义”是不确定的，是因语境的不同而不同的，而我们作为“听话主体”都会从中寻找一种超越符号形式的“意义”，更不会一开始就关注里面的多义性。借用达里达的话来说，当我们主张自己只能认识“符号”并坚信在所有现象背后都有一种“意义”存在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被“当下的形而上学”所困住了。当然，达里达、克里斯特瓦等后结构主义者再怎么批评索绪尔，他们所采用的还是“听话主体”的立场，但“当下的形而上学”之说也提醒我们不应该简单放弃有关“意义”的探讨。
  那么，“意义”究竟是什么？这还是个没有定论的问题，从总体上看，至今形成了如下四种观点：
  1、“意义=所指对象说”（意义是语言所指的现实对象）
  2、“意义=观念说”（意义是个别的心理表象或一般概念）
  3、“意义=行为说”（意义是引起发话的刺激•状态与听话者因发话而引起的行为）
  4、“意义=用法说”（意义是语言中的使用）
  很显然的一点是，这些观点并没有回答“意义”是什么，只是用其它的词汇取代“意义”而已。也就是说，这些定义等于说“意义就是意义”，只能说明“什么东西才能成为意义”。
  由于我们难以捕捉“意义”，为了建立作为科学的语言学，美国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布鲁木费尔，将其排斥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之外，这还是很恰当的措施。而有意思的是，他却无意中对“意义”做了非常好的解释，他说：“不管是什么，只要我们发现某些不起眼的东西与更重要的东西有关系，那么，我们都会说前者有意义。亦即，它表示后者——更重要的事物——的意义。因此我们常说，语言发话本身是不值得一提的，而正因为它有意义才是重要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个穷小子进山迷路，好容易见到了模糊的灯光，他认为“灯光”是“房屋”的符号。此时，“灯光”意味着“房屋”，这是他认为“房屋”比“灯光”更“重要”的结果。同样，有人对我说“你费这么多功夫说这件事没有任何意义”，那么，此人真正要说的是我的发言（“这件事”）并没有与更重要的效果或目的联系在一起。
  简单地说，“意义”是一个事物与主体认为比它更重要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其关键不在于“重要的东西”指是什么（亦即不管它是所指，还是观念，还是行为）。而我们将什么视为“重要”，这自然取决于个人的主观价值观念、它所属共同体的主观性（时代社会文化）等。作为“听话主体”，人类都在追求“意义”，都渴望了解“意义”。沿着这种观点看，那么，我们当然有权利从文本中读出自以为重要的“意义”，同样也可以努力读出对民间而言重要的“意义”，这主要是两种不同的努力方向(且不论哪一种努力方向更符合目前的学术要求)，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吕微老师和刘晓春老师，从我的体裁研究与性别中读出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贡献”，进而赋予了“意义”，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原来并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希望排斥假设，用“描述”来取代“说明”，或者说，只是希望对亲眼见到的东西进行实实在在的观察和记录罢了（说不定，以“向生活者请教”为宗旨的日本民俗学影响了我）。而吕、刘两位老师“赞扬”我的工作“细致”、对“地方话语”非常重视、在主体间性的平等对话方面有“理论价值”。这仍是对他们而言的“意义”，结果让我占了很大便宜。

  现在应该回答吕老师的问题了。不过，我还是先说一下吕老师的论文对我而言的“意义”。我向来声言吕老师是我的“偶像”，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胡子长得很好看，更是因为他在我眼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拉家能手。这一段时间里，索绪尔大概是吕老师最好的拉家对象。而与吕老师正在拉家的“这个”索绪尔，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索绪尔，这是值得注意的。
  就像前面所说的，按照一般的理解，索绪尔把“说话主体的意识”作为唯一有效视角，使得这个主体眼前的一切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所谓“说话主体”实际上也是“听话主体”，是“读取意义的主体”，他只能认识到有“意义”的单位或者有关“意义”的差异。所谓“共时态”便是通过“说话主体的意识”而被把握的表意性差异系统。换言之，语言的差异系统不是事先的、客观的存在，而是通过“听话主体的意识”之间的对话——亦即通过“主观”的方法或现象学循环而构成的。由于索绪尔赋予“听话主体的意识”以特权，他自然把符号学纳入到语言学中，并在前者中对后者进行了定位（因为“说话主体”只能意识到有“意义”的符号）。假如我们对索绪尔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这一层面，那么，他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结构主义者。而事实不然，他还抓住了从“听话主体的意识”中不断逃跑的语言变化•运动，使之成为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对象。这便是生成•解体共时态的“历时态”。历时态可以说是无法还原于共时态符号系统的各种事件在此生成和解体的场所，主体的意识不会达到这一层面。与共时态同样，历时态也是一种有关差异的系统，也不是一个实体，不同的就是共时态是固定的、根据均质性差异而成的对立系统，而历时态则是一种不均质的动态“游戏”。索绪尔所谓“事件”指的就是这种“动态差异”的生成或消失，认为它是由无目的或无定向的“正在运动着的力量”所引起的。亦即，这些无意识的多种力量，在主体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正在解构或改变语言•符号系统。
  从中可以看出，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与符号学的深层，存在着一种新的主体概念（分裂的主体）与新的时间概念（作为差异化的时间）。当我们解读索绪尔文本的这种可能性时，便会发现他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是个比较接近于弗洛伊德的思想家。吕微老师正在拉家的“那个”索绪尔，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结构主义的鼻祖，而是作为思想家的“这个”索绪尔。吕老师的伟大在于，他作为一个主体正在与索绪尔进行着平等对话。一方面，他欣赏索绪尔，非常认真地向他学习；另一方面，又对此产生怀疑，产生怀疑后不是无情抛弃他，而向他提出问题，与之进一步地协商。我以为，这才是真正平等的理论对话，是燕家台人所谓的拉家。
  事实上，只要吕老师完全接受索绪尔，仅从“听话主体”的立场出发去思考问题，那么，他不得不想象出一个没有他者的语言共同体与均值的主体之间的理想化交流。而吕老师在我的文章中注意到了“为什么同样的\"拉家\"的概念内涵在不同的人那里具有不同概念外延,却又不妨碍人们在使用中指涉同一经验对象”这一点，并觉得这个发现“令人甚有兴味”。这本身就说明吕老师不是索绪尔的崇拜者，而是一个能够与索绪尔之间平等对话的研究者主体。
  按照我的理解，吕老师敏锐地注意到了索绪尔理论所患有的问题，即：“主体”作为一种认识论标准（或视角）被放在叫做lungue的认识对象之外，因此，他不能成为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对象。而且，语言的动态机制作为一种顺时展开的历时态被放在共时态外部，因此研究者用之说明“当下”的语言现象，还是有所困难。在这种认识之下，有些现代语言学家正在索绪尔的基础上摸索一种可操作性更强的研究方法。当然，我们有必要理解的是，共时与历时的划分不过是理论上的认识对象，而不是作为实体被赋予我们的现实对象（就像雅科布森所批评的，现实中当然不存在什么静态的共时态）。索绪尔所努力创建的毕竟是作为科学的语言学，这种缺陷还是难免的。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借鉴索绪尔理论的目的不在于此，可以有另外一种追求。吕老师有关“翻译”的讨论，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追求。

  吕老师与索绪尔之间的精采拉家，忽然让我联想到了马克思的“交通”。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思想》中所说的“交通”，除了人或物资的“交通”，还包括“交换”、“交易”、“交流”、“生产关系”等，涉及到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马克思通过“交通”一词，怀疑乃至否认了任何固定系统的存在，认为共同体是“交通”的派生物，是一种动态的关系，是“中心”的不断转移或“中心”本身所具有的偶然性。从这种观点看，发话者可用来发送信息的某种符号（或系统）不是事先存在的，而是通过他们之间的动态“交通”，事后得以生成的。当柄谷行人提到马克思的“交通”概念时，说道：“结构主义语言学，只有抛弃交流=交换的问题才能够成立。”而我却以为，研究者有关“交通”的问题意识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直到结构主义者对形式化的努力走到了终点以后才出现的。虽然索绪尔对共同体的系统进行了形式化，使之成为langue的共时态，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些共同体系统之间的“交通”所具有的力量，还特意用英文把它命名为“intercourse”（这当时还是德语Verkehr“交通”的英文对应词）。索绪尔认为，“乡土的力量”和“交通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对一个特定地理空间内部的语言或其它符号系统产生反作用，它们有可能会瓦解一个共同体，或者整合复数的共同体，也就是说，他把特定空间内部的语言或符号系统看作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张力之间得以生成、变化的东西。
  有人说，索绪尔理论的潜力更多的存在于历时态的概念上面。我不知道此人说的对不对，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吕老师围绕着“翻译”，对索绪尔的这种潜在能力进行了有益探讨，这便是我从吕老师的论文中获得的最大的“意义”。

  另外，我也觉得这篇文章发表得很及时。最近在我周围，“主体间性”、“研究者主体与被研究者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还是比较热门的话题。而我总觉得，有的人好像以为只要研究者主体在论文中采用被研究者主体的话语，即可实现二者的“平等对话”。我们或许有必要再次提醒自己，主体间性以主体的存在作为前提，或者说，研究者主体必须具备着一种不能让给被研究者的“自我”，反之亦然。就从研究者主体的角度来说，他们需要通过“我是研究者”这句话来宣布两点：一、别人再怎么提出质疑，“我”不会顺从别人的判断；二、假如这句话是错误的，那么“我”要放弃我所做的所有判断。这就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价值。假如研究者主体没有不可让给被研究者主体的话语，那么，再怎么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差异，他作为“我”或“研究者主体”显然是无法生存下去的。研究者主体在缺乏自我意识的情况下引用被研究者主体的话语，那只不过是一种模仿，他不但对此无法负责，也无法珍惜自己的言行，更无法展现自我的价值。换句话来说，只有在主体间性以前就存在作为研究者主体的“我”，被研究者主体才会应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我”也才能回答属于“我”的问题，否则二者就是“拉家不起来”。吕老师有关“绝对主体”的论述，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至少它让我重新意识到了一点，即：关注地方体裁本身还算不上是实现了主体间的平等对话，我现在通过拉家而努力走近燕家台人与他们的生活逻辑，这只不过意味着我才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前面，我简述了现代语言学的认识论基础（从“听话主体”的立场出发，把这个主体对“意义”的理解作为前提，进而建构了研究对象）。这是一种非常稳固的认识论立场，我们无法证明它的正确与否，而只能选择是否采用这种立场。事实上，对语言理论本身，我们只能批评它的内部整合程度如何。尽管如此，每一个语言学家对语言有着不同的现实感，语言学中的所有认识论立场又把各自的某种语言观作为前提，因此，仅就语言观来说，我们还是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接受。在我看来，吕老师之所以对我的那一段论述不满，不仅是因为我的表述有问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吕老师对语言有着不同于我的现实感。
  我还是回到体裁上面说明这一点。过去，我们思考体裁问题，无意中采用了两种语言观：一、认为先有一种实体，它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二、认为语言的“意义”是说话主体的某种心理过程或意图。而体裁难道只是给某种对象起的名字或者这些名字的集合，或者是某种心理状态的印迹？这种朴素的符号论没有能够说服我。我通过体裁希望看到的是语言现象的多样性，于是求救于维特根斯坦，把体裁视为一种作为语言和语言活动整体而存在的语言游戏，是整个生活样式的构成部分。
  跟着维特根斯坦，我把体裁研究的基础从研究者主体的个人主观转移到了社会，并在思考体裁何谓以前，努力去观察它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或不可以）被使用、它在我们生活样式中承担着什么角色、有怎样的有用性等问题。也就是说，我通过体裁研究要阐明的，不是民间如何切分语言现象、他们最单纯的单位是什么（这种问题大概只有物理学、心理学等经验科学才能解决），而是民间如何概括事物并对此客体化、又如何对此进行命名、并用之经营着正常的日常生活。我还是举一个例子。比如我现在把一只手表叫做“这个手表”并说几句有关它的什么事情，这时，我并不会意识到这只手表其实可以分解为各种零件，而且这个事实也不影响我的叙述内容。因为我只是想对眼前的东西说几句而已，为此才把它叫做“这只手表”。我通过硕士论文的写作已经认识到了一点，即：只要把体裁视为一种纯粹的分析性概念，即便做了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我们最后还是难以把握体裁。其实，日常概念或者自然语言在本质上是暧昧模糊的，而人类就是运用这样的语言或概念来说话的，它和科学与否、合理与否、进步与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模糊的日常概念或自然语言之所以可能，有一个原因便在于人类的语言本来蕴含着一种“对象化/命名”的逻辑操作。
  我所采用的就是这样的语言观，是维特根斯坦不同于索绪尔的立场，如果说索绪尔的立场是“听话主体”的立场，那么维特根斯坦的立场便可以说是“教育主体”的立场。假如我们从后者的角度，用陌生人的视角去关注人们正在训练·习得语言游戏的现场，或者努力让非共同体成员教会某种游戏规则，那么我们自然会意识到，语言交流本来是“毫无根据”的，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原理上保证语言交流的成立和存续。而令人惊讶的、也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就是语言游戏在没有任何原理的情况下成立的事实。先有这种事实，我们才有可能从中引导出规则、符号的观念。有些人可能还会说：“这是不是某种特定的心理因素起了作用呢？”我在论文中坚决排斥了这种朴素的神秘主义，认为所指和能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但它需要一定的逻辑操作，进而把地方体裁看作是一种以当地文化逻辑“语法”作为基础的“制度”，在这一层面，诸如体裁的名称、它所唤起的意象、反映等是融为一体的。
  如果我们采用的是结构主义的语言观（把语言理解为符号），那么，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还是很难理解的。仅从“听话主体”的角度看，只要知道“拉家”的所指，人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概念；如果某人说“我们拉家”，那他不过是用这个概念来描述某种现象而已；只有他“是否拉家”的事实才会与这句话发生联系。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假如得自“听话主体”的上述命题是对的，那么“那棵树与这棵树没有垃家”这句话应该算是正确的描述，还是有“意义”的。反之，如果有人说“这些石头正在拉家”，那么它应该算是一个错误的句子，是没有“意义”的。而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句子在讨论真假以前，直接就是没有“意义”的。这意味着“拉家”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概念，我们仅从符号的侧面是难以把握的。
  当燕家台人说“他们在拉家”的时候，他们有关拉家的意象、对参与者状态的认识、态度、话题、身体动作等都是分不开的，拉家是一种行为，燕家台人能够自如运用“拉家”概念也意味着他们可以自如进行拉家。燕家台人在一个叫做燕家台的语境中，通过反复的实践，逐渐学会拉家蕴含在其中的情感、感觉、认识、态度、动作等，还逐渐体验·习得与拉家有关的各种场面、角色、表现，借此丰富自己所能够体验的情感、认识、态度，进而获知拉家是什么，亦即获得拉家概念。这不是可以适用在任何人身上的普遍概念，而是只有在燕家台人身上才有效的地方体裁概念，是燕家台人生活在其中的拉家。我是这样看待拉家乃至体裁的，以为体裁不仅仅是某种语言类型的名称，而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游戏。通过这种游戏的反复实践与体验，某一特定共同体积累更多的体验，这实际上也是他们认识各种语言形式的过程，是一个人成为该共同体成员的过程。如果用拉家一词重复一遍的话，燕家台人作为燕家台人而感知拉家，作为燕家台人而生活在其中。
  我当初用那一段论述来想表达的，实际上是语言交流的“无根据性”，是我在维特根斯坦的口号“别思考，就去看”之下正在思考的问题。我之所以用“习惯”一词，首先是因为我不想再从听话-说话主体的意识出发思考体裁，只想描述一个语用习惯的（社会性的）多样性；其次是因为我想借此强调一点，即：语言游戏之所以可以顺利进行，不是因为它有明确的规则或界限（我当然不是说语言游戏没有规则，它是边制造规则边进行的），只要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层面去观察体裁，那么，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因为这样的分界线根本就不存在。
  最后要交待的问题是，燕家台人对拉家概念的共同理解中，为什么存在一种不同的倾向？换句话来说，我为什么能够从燕家台人有关拉家概念的理解中可以找到不同的倾向呢？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吕老师主要是从主体间性的上下文中提出这个疑问的。吕老师想了解的不是日常概念的本质特征（“模糊暧昧”），而是“即便如此，在共同体内部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倾向”，其关键在于“即便如此”这一点。为了回答吕老师的问题，我可以对燕家台人进行一次外科手术，从语境中找出若干原因。不过，这些具体而琐碎的原因，我们以后可以在私下里拉家，现在只说最有“意义”的一点。就如吕老师所说的，主体可以是个人、可以是共同体，从此意义上而言，不同属性的燕家台人对拉家概念有着不同理解，这实际上意味着燕家台人的内部存在不同的主体，他们之间进行着对话。而这些不同主体间的沟通之所以不会出现障碍，我以为这可能是因为“对象化/命名”的逻辑操作一方面是只有在特定共同体内部才能成立的制度，另一方面却又是一种“边玩边造规则”的语言游戏，而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符号或系统（或许它更接近于“交通”）。当然，关于这一点，我的思考还是不够成熟的，为了满足吕老师对语言的现实感，需要继续酝酿酝酿。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吕老师让我再思考一段时间，我最晚在完成博士论文时会得出一个答案的。

  其实，我有关拉家的调研工作正在进行，很多事情还说不清。而且，我几乎每天都会产生新的想法，它们要求我不断地推翻自己原来的观点，现在还真不知道最后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之所以拿出这么不成熟的东西参加这次武汉会议，纯粹是为了广泛听取别人的批评和建议。我向来很喜欢被人批评，甚至有一位师兄由此叫我“受虐狂”。而除了温柔的刘宗迪老师，大家平时好像都不忍心批评这位国际友人。所以，这次能够听到各位老师的意见，我是非常高兴的。只不过，正如刘老师的温柔提示，我“说的没有写的好”，所以先把上文贴出来，作为对吕微、刘晓春、木兰、宜家四位老师的初步反馈，以免会上吓得说不出几句，让各位老师感到失望。

[ 本帖由 西村真志叶 于 2006-7-6 20:37 最后编辑 ]

施爱东

西村真志叶 于 2006-7-6 16:49 写道：
这种非拉家能够在与拉家之间构成相应关系的最大距离、或者说是可能被命名为拉家的非拉家的无限集合，在原则上构成了燕家台人所谓拉家的概念外延。

西村mm，你这里的“外延”一词是不是用错了？
这句话我看不明白。
你本来是不是想表达向外延伸的意思？但“外延”是个逻辑学的专有名词，并不表示“向外延伸”的意思。

施爱东

西村真志叶 于 2006-7-6 16:49 写道：
因此，这种存在于拉家概念的边缘处而用拉家却无法命名的体裁，我们毫无必要将其视为研究者主体必须排斥的逻辑矛盾，而可以把它理解为语言现实的多样性在柔韧性较大的社会文化空间中的体现。

其实，用“小概率事件”来解释，也挺好。

施爱东

论文太长了，读得好辛苦啊。
当然，写的人就更辛苦了。

戈兰

西村真志叶 于 2006-7-6 16:49 写道：
我向来很喜欢被人批评，甚至有一位师兄由此叫我“受虐狂”。而除了温柔的刘宗迪老师，大家平时好像都不忍心批评这位国际友人。所以，这次能够听到各位老师的意见，我是非常高兴的。

我决定去西山里面躲两天，因为害怕遭到西村粉丝们的报复。
好些天前，西村给我发来她的文章，可怜兮兮地跟我说：刘老师，行行好，他们都一味地表扬我，我受不了啦，求求你，批评批评我吧。
本人素来心肠软，不忍心一个国际友人被中国的捧杀功夫断送性命，因此，就狠狠心，咬咬牙，给西村挑了九九八十一条毛病，把西村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
把她从崩溃边缘拉回来，我自己却几近崩溃的边缘，原因之一，从鸡蛋里面挑骨头比从骨头里面挑鸡蛋还难，原因之二，尤其这还是一大堆鸡蛋（好长的文章）。害得我至今打嗝不小心还会带出蛋白质的味道来。
九九八十一条批评其实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希望西村不要把读她的文章的人累死。
她拿出了日本女子绣花的功夫来中国做田野研究，把那文章写得无微不至、密不透风。
无微不至、密不透风是工笔细描的功夫，但东方审美的更高境界是虚实相生、疏而不漏。
当然，在九九八十一骂之后，没有忘记曲终奏雅，又着实把西村赞美的一番，那番颂歌跟上面几位的意思差不多，就不重复了。

我对西村的密不透风的批评，不仅仅是美学或者风格学上意义的，因为我认为这涉及对于人文科学本质地理解，西村的调查和描写无微不至，无所不到，无所不用其极，这当然是她的功夫，她的许多调查和分析，颠覆了学科的一些固有观念和偏见，推进了我们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理解，但是，我认为，有许多方面，比如涉及人的共同行为模式，她的调查是多此一举的，因为这些方面，任何一个有着健全理智的人，扪心自问，反躬自省，也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比如说，你经过调查发现村里的人们秋忙时节看电视的时间少于冬闲的时节，甚至给出量化的统计，这一点，换一个像我这样偷懒的，不用下乡，闭着眼也想得出来呀。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很大意义上是反省的学问，其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理解能力（参见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只是随着自然科学霸权的建立，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和归纳方法才成为判定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标准，人文社会科学才操起了调查研究的科学主义利器，其动机之一，就是为了赶科学的时髦。
但是，人文社会科学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摆脱其主观性和自省性的，重要的是要时时刻刻对于自己的主观性和有限性保持足够的警醒。在一些缺乏求知能力、自我反省能力和学术良知的学术从业者那里，实证和归纳适足以成为其自欺欺人、兜售私货的幌子。
西村的研究是出色的，但我以为西村的出色不仅仅在于其表面所显示给大家看的成果，不仅仅在于其调查研究的功夫，而在于她的广泛的阅读范围和沉潜的学术修养。
但我仍认为，西村过于细密的田野调查和描述，与她对于科学性的痴迷和对于民俗学的人文科学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有关。而繁重的文章，对于人们接受她的成果，是一个损害。
以西村的修养，从过于繁重的田野研究中省出几分力气，会有更多有意义的作为。
完了，搬弄了这许多西村的不是，西村的粉丝肯定饶不了我，我撤！
[ 本帖由 戈兰 于 2006-7-7 22:43 最后编辑 ]

shi

戈兰 于 2006-7-7 20:41 写道：
从鸡蛋里面挑骨头比从骨头里面挑鸡蛋还难

哈哈。
比喻很有创意。才子一出口，就知有没有。
我也是接到西村的口谕，要我给她挑毛病，挑了半天也没挑到什么毛病，只好找了个拗口的句子，随便问一问，敷衍了事。

我一直怀疑戈兰兄是不是大学期间一直在补考，对“科学”有如许深仇大恨。
挑挑西村的毛病也就罢了，干嘛话锋一转，把这些毛病的根源都转到“科学”上了？
与其说西村文章中那些绕口令似的表述是中了科学的“毒”，还不如说是中了哲学的“毒”。正是哲学的思辨与严整，使她的文章无懈可击。
当然，正如戈领导说的，西村的文章也无“趣”可言，读她的文章，远不如读戈兰兄的文章那么如沐春风。

西村的文章不好读，这一点，正与老大的文章类似。
但两个人的不好读，又各有各的不好读。
老大太绕，西村过细。


[ 本帖由 shi 于 2006-7-7 21:27 最后编辑 ]

戈兰

shi 于 2006-7-7 21:21 写道：
哈哈。
比喻很有创意。才子一出口，就知有没有。
我也是接到西村的口谕，要我给她挑毛病，挑了半天也没挑到什么毛病，只好找了个拗口的句子，随便问一问，敷衍了事。

我一直怀疑戈兰兄是不是大学期间一直在补考 ......

爱东差矣，至少在大学三年级之前，本人可一直是一个好学生，上课认真听讲，考试小心应付，那些给俺们教普通物理的老师可都是当时的学部委员，货真价实的院士，都是现在那些院士的祖师爷。
正因为跟科学亲密接触过了，才知道科学的弱点，知道科学的命门所在。
再者，上面的帖子也没有把怨气撒在科学的身上，科学对于人类的进步和福祉还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只有疯子才会对科学怀有深仇大恨。
我怀恨的是对于科学的迷信和滥用，以及科学对于人类知识和理解力的宰制。
科学可以干很多事情，但并不是每一种事情都必须用科学来干，这些事情，没有科学也可以干的很好，比如民俗学。

这里是西村的地盘，因此还是回到西村的文章，西村文章细致的调查和细密的描述，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科学性，这种印象一下子就给她引来了一大堆粉丝，因为她的工作看起来确实是无懈可击的，确实，在科学性的范畴内，按照科学的标准而言，它确实是无懈可击的。
问题是，她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做了这么出色的工作，对我们的知识增长做了多少新的贡献呢？
西村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从对日常语境的分析和梳理出发界定作为一种日常话语题材的“拉家”，我看完文章，得到的大致印象是，西村告诉我们，燕家台村民所谓“拉家”其实就和我们常常说的“聊天”差不多，“拉家”不过是当地方言对“聊天”的独特命名而已。既然拉家和聊天差不多，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聊天，我们都知道聊天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只要扪心自问，就大概可以对“拉家”或者“聊天”下一个界定，西村文章中论述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在自省的基础上得到回答，比如说：一般在什么时候聊天（拉家）？一般和什么人聊天（拉家）？聊天和打电话、说笑话、骂人、吵架、讲故事、听广播等等有什么区别和关系？聊天是两、三个人聊还是一个人自言自语？在活忙的时候能不能聊天？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答案，在西村那里是基于细致周详的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的，换了一个偷懒的人，完全可以在自省的基础上得出和她一样准确的答案。（以前在讨论爱东的故事试验时，我也说过大概同样的话。）
就是在此意义上，我才说，人文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自省的科学，设身处地的同情和想象能力是它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因为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而研究者自己就是人，研究者完全可以通过解剖自己而了解别人。（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人文科学仅仅靠自省、同情和想象就行了，对于和我们很不同的人，对于我们无法想象的生活和文化，离不开田野作业，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强调田野作业因此成为一门最像科学的学问的原因所在，但人类学其实也离不开自省，在它的每一步推理的基础上，都离不开学者基于其对共同人性的认识的基础上的想象）。
或许有人会反驳我说：“我当然知道人文科学可以自省，我也可以像你一样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想入非非，但那样的自省式的研究难免主观性和个人偏见，而我希望自己的研究更具客观性，因此我宁愿放弃自省而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实证。”
问题是，既然你预先就对于研究对象有了先见，你能保证你的调查、归纳和实证是客观的吗？你能保证你在选择研究对象、设计调查路径、获取调查数据、整理调查结果以及最后的分析、论述的过程中完全是客观的而没有你的主观性作怪吗？
具体到西村的研究，我完全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西村对于燕台村“拉家”的描述和论述，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了她原本具有的对于“聊天”的先行理解呢？我完全可以怀疑，她看似纯粹客观的关于燕台村“拉家”的描述其实是她自己固有的关于“聊天”的知识的主观自白。
西村在调查时，大量的数据是她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提问得到的，而这种提问本身就是一种引导和暗示了，因此就是一种“逼供”了。但我们很少能够从她的文章看出这种提问的过程，因此我们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引导研究对象并得到自己需要的答案的，因此整个文章给了我们一个“客观性”的印象。
说了这么多，我要申明，我没有否认西村研究的价值的意思，相反，我认为，在民俗学现行范式的限度内，西村是做得最好的，在中国民俗学界，西村的研究是无法模仿，无法重复的，在我们现行的学术范式下，西村几乎达到了极致，没有谁具有她这样的耐心、细心和理论分析能力，没有谁能够贡献出这样完美的实证性研究个案。
我不认为西村像老大说的那样，预示着民俗学新的学术范式的显现，相反我认为西村预示着现行学术范式的完成，因为她做的太完美，所以把这个范式的限度也一并暴露了出来了，这个范式的限度就是实证主义和归纳主义的限度。她走到了这个范式所能达到的最远的边界，因此让我们看到了包围着、支撑着这个范式的那些模糊的、含混的边界条件。
尽管我上面表达了对于西村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的质疑，但那仅仅是借西村的例子说事，我只是想借西村的例子说明，人文学术客观性和可靠性的保证，主要并不在于研究方法的实证性，而在于学者的学术良知和知解能力，而这一点，西村无疑是可以信任的，因此她的研究的可靠性也是值得信任的，即使她的结果里蕴含了她的自省和“偏见”。
还有，我并不认为西村为我们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而西村的目的也并不是要提供这样的地方性知识，比如关于民间话语体裁的地方性知识，毕竟西村关于“拉家”的论述并没有在我们关于“聊天”的知识之外增加多少新奇的东西。西村的兴趣不在此，她的野心要比这个大得多，她的目标不在地方性知识而在主流知识，她旨在通过燕家台研究，质疑和颠覆知识界习以为常的知识惯习和分类体系，燕家台只是她用来敲动知识霸权的一个支点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村的研究又确实预示着新范式的出现。

[ 本帖由 戈兰 于 2006-7-8 01:05 最后编辑 ]

木兰

    戈兰兄的评论让我想到我自己目前的一个很大的困惑。那就是如何呈现在田野里获得的所谓地方性知识。是把它们抽离为干巴再干巴的科学话语还是想方设法融进去更多的水分：那些偶然的、情绪性的、人为的东西，那些不能忘却的笑脸和声音。说实在的，那些水分才是我的最爱，那是田野给我最大的收获。田野工作的偶然性与突发性有很多时候不是民俗学家可以自己控制的，但却是它的魅力所在。以科学的名义，这些东西曾经被扔进了废纸篓, 驱逐进了人类学、民俗学家们创作的“边缘文体”， 比如小说 （甚至是匿名的）， 比如日记等等看上去花花絮絮的东西。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把田野中那些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看成和你一样的、个体的人，还是看成等待抽象到一定程度的，等待符号化的所谓民众的化身。在主体这样的毫无歧义的、精确化的层次上讨论日常生活，生活的美与韵味还能留下多少？
西村说
    "当燕家台人说“他们在拉家”的时候，他们有关拉家的意象、对参与者状态的认识、态度、话题、身体动作等都是分不开的，拉家是一种行为，燕家台人能够自如运用“拉家”概念也意味着他们可以自如进行拉家。燕家台人在一个叫做燕家台的语境中，通过反复的实践，逐渐学会拉家蕴含在其中的情感、感觉、认识、态度、动作等，还逐渐体验•习得与拉家有关的各种场面、角色、表现，借此丰富自己所能够体验的情感、认识、态度，进而获知拉家是什么，亦即获得拉家概念。"

   但我们如何能真正表达这种日常过程呢？格尔兹所说的深描是否还有效？描绘加分析是不是比分析加说明能把握住更多的生活的质地感？如果说民俗学多少还被看作是人文学科， 而不是社会科学（人类学就是其一），如果说民俗学多少还和文学沾亲带故，共处于人文学科的大伞之下，我们是不是能从它那里学得更多？

西村真志叶

  谢谢施师兄的批评和建议，还是你了解我这个“受虐狂”的习性，真高兴。也谢谢戈兰老师冒着生命危险再次“雅骂”我，我谨代表日本人民向您的义举表示敬意。

  按照我的理解，施师兄的第一个批评，不是说，我不该用逻辑学的专用名词（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连“概念”一词都不能用，而且逻辑学本来是一门研究思考的“形式”妥当与否的学问，不可能不用）；当然也不是说，我不可以用其它学科的术语（我很欣赏你“故事熵”的创意）；而是说，我“用词不当”。当时，我是按照近代逻辑学的传统来理解“概念外延”的，指的是“与概念相对应的个体群”。这样理解可能太过时了，我会给它加一个注释的，谢谢施师兄的提醒。
  说到“用词不当”，这还是值得思考的一点。体裁毕竟是研究者的发明，而我把民间的知识分类体系叫做体裁，这也许本来就是“用词不当”。而且，我现在所做的，实际上跟阿德鲁诺的否定辩证法没什么两样，是“用概念去开拓没有概念化的东西，与此同时避免把尚未概念化的东西与概念等同起来”。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需要继续琢磨。

    施师兄的眼光还是很独到，我觉得“小事件概率”是个非常好的建议，很有启发。只不过，我怕又让戈兰老师不高兴，暂时不采用了（别怪我，怪戈兰老师）。对我来说，施师兄提到的几点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最后一点。虽然施师兄手下留情，说话没有像戈兰老师那么温柔，但我还是听到了你的心里话：“写这么长的东西，别人怎么跟你交流？别人根本不看你的文章，即使看了，弄得你我都很累，没有余力再说什么。”确实是这样。细致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已经很深刻地认识到了。说好听一点，这“影响别人的接受”；说白一点，这“让人不能够也不愿意接受”。就这次提交论文来说，为了得出里面的观点，有些调查和分析确实是不需要的，不需要就是劳而无功，是废话了。我应该向戈兰老师学习，珍惜有限的生命而尽量偷懒，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关于提问过程，我会再加说明的）。
  我昨晚跟一个日本朋友拉家，此人还批评我说，我写论文的方法应该叫做“长文持久战法”和“请您先读完所有相关论著以后再发言法”：前者指“尽量把文章写得冗长，让读者疲惫不堪、注意力散漫，以便趁机说服对方”，后者则指“在‘知识即力量’的口号之下，拿傲慢的博学来吓唬人，尤其让门外汉和初学者只好沉默。”看来，戈兰老师还不是最温柔的（因为我嫌你们骂得不够狠，就特意引用上文作为补充）。

  我不知道我绕口令似的表述，是因为中了科学的“毒”，还是因为中了哲学的“毒”，但我对哲学确实有着一种难以解开的情结。我很喜欢哲学给我带来的“兴奋”。“兴奋”不是因为哲学能让我明白什么，而是因为哲学能让我发现眼前的东西其实充满着谜。不知吕老师有没有同感，喜欢用哲学猜谜的人，在解谜的过程中一般都会碰上另一个谜，所以总是没完没了，最后陷入到“孟巴斯纽带”之中。这是乐趣，也是折磨。实际上，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其实那里根本就没有谜，要是你以为有谜，那纯粹是误会”，也难说。
  想一想，施师兄的“理科情结”，可以让文章变得异常清晰；戈兰老师的“古典情结”，又可以让文章变得“如沐春风”；而我和吕老师的“哲学情结”，却让文章变得“不好读”……吕老师，看来我们真的是吃亏了。以前听别人说吕老师的论文“不好读”，总觉得奇怪，因为我一点都不觉得它不好读。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这是因为我看惯了自己不好读的文章。当然，我现在也明白了另外一点，戈兰老师原来说我“说的没有写的好”，其实我写的也不怎么样，咳。

  叹了一次口气，最后剩下的只有感激。施师兄和戈兰老师不但费时间把这么不好读的长文读完，读完后还提出这么好的意见，真的让我感激不尽。谢谢施师兄让我看到了今后要克服的很多问题，有你这样的师兄真好，我会继续努力的。也谢谢戈兰老师这么精确地解读了我的“野心”，我会尽量不辜负您的期望，并避免让自己和现行研究范式同归于尽的。  还有，请戈兰老师在躲进西山以前通知我一声，我为您当个护从，顺便带您去看看燕家台的牛郎织女。答辩的季节过去了，我这次得好好报答一下我的救命恩人了。

[ 本帖由 西村真志叶 于 2006-7-8 08:06 最后编辑 ]

西村真志叶

木兰 于 2006-7-8 05:52 写道：
戈兰兄的评论让我想到我自己目前的一个很大的困惑。

  
  虽然木兰老师是针对戈兰老师而说的，而据说这里是“西村的地盘”，我还是冒昧说几句。
  做了长期的田野调查以后，我们难免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拿我来说，我与燕家台打交道已有两年之久，那里有叫我“小闺女”的干爹干妈、疼爱我的姑父姑妈、还有很多很多好朋友。在我心目中，燕家台从简单意义上的研究对象或实验室，逐渐变为我努力接近的对象本身，至今成为名副其实的“我的村子”。我每次到那里都会说“我回来了”，他们见到我以后也会说“你回来了”。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是我写完论文以后再也不回来，我对他们也感到一种负罪感，老觉得自己是为了论文而利用他们的朴实、欺骗他们的真诚。所以，我从情感上，还是能够领会到木兰老师的困惑的。

  前一段时间，我有幸参与了《日本民俗学译丛》的翻译工作，忽然想起里面有两篇论文刚好说到了学术伦理的问题，就顺便贴在这里（这本书还没有出版，我也没有认真推敲文字，仅供参考）。但愿它们可以帮助木兰老师消解一些现在的困惑。至于剩下的困惑，我相信戈兰老师会帮您解决的。


[ 本帖由 西村真志叶 于 2006-7-8 08:18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