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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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梅山
编者按
“诗言志”是我辈之圭臬。“有诗为证”则点明了诗歌的另一种功能，即“志”的功能——这个“志”，我们属意的不是“抱负”、“胸臆”，而是“史志”、“铭誌”，“为证”的功能。我们提出这个话题，意在以诗谈“话”，谈一些有诗为证的“话”；以“话”引诗，引一些有“话”可说的诗。而所谓“梅山”，本是指湖南中部湘沅二水和洞庭湖与五岭山脉之间的雪峰山区。这片山地，面积并不大，才6万多平方公里，20多个县级行政区的范围；人口也不算太多，2000多万的样子。但它却和中国历史上的农耕稻作、青铜时代、炎黄文化、楚辞骚赋、湖湘学派以及九黎、三苗、荆楚和尧、舜、楚庄、苏从、屈原、贾谊、苏甘、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陈天华、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串闪光的名词大有渊源。而这串名词熔铸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悲壮情结，又是诗人屡屡引吭长啸的原初冲动所在。与此同时，由于其地形的相对封闭，“世外桃源”的社会形态基本维持到了明之中叶，原始古朴的地域文化神秘而多元，在遍布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苗瑶诸族文化心理上形成的“祖山”情结，则是当今文学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又一焦点。其间从历史到人文生发出的一团又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千古迷团，则成了我们这个小小园地的谈资。惟愿每位有兴致的谈友，都肯欣然进“山”来“诗话”一番。

2、字数：2100         
章惇“开梅”——北宋诗坛悬挂的千古迷案
李新吾

1、梅山诗和志隐匿的悬案
诗坛自古多迷案，北宋的“乌台诗案”可算得较大的一宗。殊不知，就在发生乌台诗案的同时，另外还有一宗奇案，也发生在乌台诗案的制造者之一王安石手中。这就是“章惇开梅”案。                 
章惇“开梅”，语出章惇自作的古风《梅山歌》。此人字子厚，北宋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宋神宗熙宁初年，王安石执政，因为赏识其才能，提举他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兼集贤校理中书检正，后又外派为湖南北察访使。北宋开拓梅山，建置新化、安化二县，就是在他担任察访使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清•毕源在《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九》中这样记述其事说：“章惇招降梅山峒蛮。蛮姓苏氏，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惇招降之，籍其民万四千八百余户，田二十六万四百余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筑武阳、关峡二城，置（安）新化县，隶邵州。”清•厉鹗的《宋诗纪事》所收当事者章惇的《梅山歌》，则这样描述当时情况：
开梅山，开梅山，梅山万仞摩星躔。
扪萝鸟道十步九曲折，时有僵木横崖巅。
肩摩直下视南岳，回首蜀道犹平川。
人家迤逦见板屋，火耕硗确多畲田。
穿堂之鼓当壁悬，两头击鼓歌声传。
长藤酌酒跪而饮，何物爽口盐为先。
白巾裹髻衣错结，野花山果青垂肩。
如今丁口渐繁息，世界虽异如桃源。
熙宁天子圣虑远，命将传檄令开边。
给牛贷种使开垦，植桑种稻输缗钱。
不持寸刃得地一千里，王道荡荡尧为天。
大开庠序明礼教，抚柔新俗威无专。
小臣作诗备雅乐，梅山之崖诗可镌。
此诗可勒不可泯，颂声千古长潺潺。
此外，《全宋诗》则收录了章惇的另一首名为《过石槽铺》的律诗。石槽铺是古梅山峒中心区的一个小地名，其地为今湖南省冷水江市三尖镇石槽村，离峒主苏甘所居的土主老院仅10公里之遥。其诗曰：
瘴霭潜消瑞气和，梅峰千里沁烟萝。
人逢双堠虽云远，路在好山宁厌多？
啼鸟丛篁传木杪，瀑泉碎玉激岩阿。
欲留征驭迟迟去，公檄催人不奈何。
“湘学复兴导师”邓湘皋先生主修的清•道光《宝庆府志•摭谈》也收录了章惇自作的另一首古风《出梅山诗》，诗中交待了开梅的主要经过：
出梅山，乘蓝舆，荒榛已舒岩已锄。
来时绝壁今坦途，来时椎髻今黔乌。
扶老抱婴遮路衢，为谢开禁争欢呼。
田既使我耕，酒亦使我沾；
吏既不我扰，徭酋岂愿长逃逋？
开山之禁谁为初？臣煜入奏陈地图；
臣惇专使持旌车，臣夙协力力有余，
班班幕府授简书。不藉君王丈二殳，
酋徭三万争贡输。如神之速上之化，
刻铭永在梅山隅。
然而，元人脱脱主修的《宋史》对此事的记载，却不仅与上列诗歌、典籍记述有出入，同一书中各传的记述，也不尽相同。其《梅山峒蛮传》所载的原文是：“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开宝八年（975年），尝寇邵之武冈、潭之长沙。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左甲首领苞汉阳、右甲首领顿汉凌寇掠边界，朝廷累遣使招谕不听，命客守使翟守素调潭州兵讨平之，自是禁不得与汉民交通，其地不得耕牧。后有苏方者居之，数侵夺舒、向二族。嘉祐末（1063年）知益阳县张颉收捕其桀黠符三等，遂经营开拓。安抚使吴中复以闻，其议中格。湖南转运副使范子奇复奏：蛮恃险为边患，宜臣属而郡县之。子奇寻召还，又述前议。熙宁五年（1072年），乃诏知潭州潘夙、湖南转运副使蔡烨、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惇招纳之。惇遣执中知全州，将行而大田三砦蛮犯境，又飞山之蛮近在全州之西。执中至全州，大田诸蛮纳款。于是遂檄谕开梅山，蛮猺争辟道路以待。得其地，东起宁乡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乃筑武阳、关硖二城。诏以山地置新化县，并二城隶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但在《佞臣一•章惇传》中，却又这样记述：“熙宁初……提点刑狱赵鼎言：峡州群蛮苦其酋剥刻，谋内附。辰州布衣张翘亦言南北江群蛮归化朝廷。遂以事属惇。惇募流人李资、张竑等往招之。资、竑淫于夷妇，为酋所杀，遂致攻讨；由是两江煽动。神宗疑其扰命，安石诫其勿轻动。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以蛮方据潭之梅山，遂乘势而南。转运副使蔡烨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为然，专委于烨；安石主惇，争之不已。既而烨得蛮地，安石恨烨沮惇，乃薄其赏，进惇修起居注。以是兵久不决。”
从这些记述中，可知在10个世纪前，开拓梅山是北宋朝廷的一件军政大事，而且是传檄而定，“乘势而南”，没费多大周折的。但问题来了。据《宋史•西南蛮夷传》说，梅山峒蛮“生性狡悍”，“衅生毫发即操戈相雠”，怎么对急功冒进的章惇却肯“争辟道路以待”呢？章惇“不持寸刃得地一千里”，这“一千里”是从哪里到哪里？其东南西北四方所抵为今天的什么地方？“神宗以为然，专委蔡烨”，那么开拓这千里梅山的到底是章惇还是蔡烨呢？这些疑问，最有发言权的只能是那些被招安入籍的“蛮猺”。但这些“蛮猺”又是些什么人？属于哪些民族？他们的族人今何在？而且，这些疑问，只要当时记述详细一点就不会产生，但千年以降，怎么就没一个史官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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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梅山的“四抵”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所谓“四抵”，即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所抵达之地，也即四周边界，地域范围。梅山的四抵，《宋史》上白纸黑字地讲述了两次，本来应该不是问题。但近代一些论家刻意显能创新，却把它复杂化了。就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罗列，最先以此作创新话题的是明万历年间的徐学谟，他在所编的《湖广总志》中第一次提出：“长沙国，汉高祖始王吴芮。芮将梅鋗时以益阳梅林为家，号梅山。”在这里，“梅山”是人的“号”还是地的“号”？还不是很明确。然后创新的是《明一统志》，它说的是：“梅山亭在梅山上，宋熙宁年建，元毁，永乐间（新化）知县肖歧重建，训导杨士珩有记。”“记”则云“一日公暇，偕寻旧邑，南至五里许得胜境，曰梅山。”这里就具体化为一座小山之名了。到清同治的《安化县志》，再进一步创新为“吴芮为长沙王，其将梅鋗从之，家益阳，因姓其所居曰梅山，即今安化县地。”到光绪时的《新化县志》和据此而成的《湖南通志》，则干脆就创新成“梅山在新化县南五里，一名上梅山，汉时梅鋗家此”了。再以后则是以新创新的当代各家辞书。虽然清道光两江总督陶澍早就批驳过“梅鋗家梅山”是“小儿之见”，但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却还在说：“梅山，在今湖南省新化县东北。唐乾宁二年（895），蒋勋起兵，联飞山、梅山蛮攻湘潭，即此。”《中国人名大辞典》则说：“梅鋗，汉，益阳人，秦番阳令吴芮之将，从高祖攻析、郦，降之。项羽立芮为衡山王，封鋗十万户，为列侯。羽死，帝以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湖南历代人名词典》则更加言之凿凿：“梅鋗，安化人，生平多不可考。或谓其先为勾践子孙，避楚走丹阳梅里，因以梅为姓。曾跟随秦番阳令吴芮。及陈胜、吴广起义，各地风起云涌，梅因劝吴芮起兵反秦，并受吴命率领一支百越武装北上，在南阳与刘邦会合，攻下析、郦两县，随刘入关。秦亡，梅受封为列侯，史称‘食十万户’。后随吴至长沙，定居益阳梅山，即今安化十里梅山，遂为安化人。”这些创新之论，按梅山土著的土话说，都是“上了书的”。而“书”，则是神圣而不可置疑的。所以，今天的新化人和安化人都在振振有词地争执自己才是正宗的“梅山人”，涟源人、双峰人和溆浦人则“老鸦笑猪黑”地称新、安两县人为“你们这些梅山蛮子”，浑然不知自己却是上了那些创新者的恶当。创新者们呢，联想力也忒丰富了一点，为了能成“一家之言”，把“一千里”梅山具体化为一座“十里”之山，倒也还不算太出奇；把汉初“长沙国”之都认定为今之长沙，也还差不太远；把江西南丰地区古越族的地方傩神梅鋗请到湖南益阳来，并封为至今都被苗瑶同胞奉为祖山的“梅山”地名之主，而且还详加“论证”，可就真有些本事了。因为有证据表明：古越人和古苗人确有可能出自同一祖源。当然，这样的联想也不是不可以，至少对社会无大害。再照此引申，则“文山会海”也可以具体化为“越大夫文种呆过的山”、“会同县境内的海”，可能对这些地方搞旅游开发还会有促进作用。但假若当时有人把“梅”联想为“梅雨”，说名因此地多梅雨，可能就会害得干燥剂制造商和营销商徒劳往返；若联想为“梅毒”，那就更了不得，不仅是没人敢再进湘中，恐怕连国际卫生组织也都有冤枉钱花了。
平心而论，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主修《宋史》的元人脱脱先生确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老人家当总编时，距开梅事件还不到300年，对史实应该比后人要了解得多，实在不明了，还可以派几个人到实地去考察一下，然后稍微多写几个字，后世的出版商就会少付一些不必要的稿费了。但要说他老人家惜墨如金，他却又在不足500字的篇幅里用了六分之一的份量，两次记述了梅山四抵。先是“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然后是“得其地，东起宁乡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后世论家如果只盯着前说，并把四抵理解为“东有长沙（潭），南有邵阳，西有沅陵（辰），北有常德（鼎）”，那么，“居其中”的梅山，确也可以理解为一座具体的山。那么，既然安化人能把它安进“十里梅山”，新化人自然也可以把它安在“县南五里”了。可惜如果细读脱脱的原文，却实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在原文中，前说指的是大致方位：梅山这片山地处于潭、邵、辰、鼎之间。后说则指的是朝廷所得到的原属梅山峒蛮所有的土地。后说的原文后面，还有这么一段文字：“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这里记录的是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开梅置县后朝廷每年能增加的丁口赋税，共14809个新增纳税户，19089个新增的可以服役的青壮年男子汉（16岁以上、60岁以下），260436亩耕地。而这些新增丁户和土地的所在地，即“东起宁乡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的一大片国土，才是指“梅山”所居的具体地域。
这片具体地域的四抵，与前说的四抵相比，方位出入是比较大的。我们先来考察这四抵所在的小地名：“宁乡司徒岭”，地因五代时期“长沙王”马殷的司徒王仝进攻梅山战死于此而得名，座落于今与宁乡县、涟源市相交的安化县高明乡；“邵阳白沙砦”，原为宋廷所设防御“梅山峒蛮”的军事据点，开梅时又在其西修筑了关硖、武阳二城，成犄角之势，以切断“梅山峒蛮”与“飞山蛮”的联系，其址在今新宁县白沙镇；“益阳四里河”，是雪峰山区与洞庭湖平原分界点，地为今桃江县泗里河镇；“湘乡佛子岭”，据湘潭市民俗学会会长郭祥正先生考证，所指为今株洲醴陵市西南郊4公里的佛子岭；株洲醴陵过去属湘乡，这个地名在地方史志上有宋以来就一直没变过。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后说“得其地”的四抵，实际上就只有三抵了。因为“东起”的司徒岭和“北界”的四里河是相邻之地，都在“梅山”北部；“西抵”的白沙砦在今邵阳之南，当然也是“梅山”之南；而“南至”的佛子岭，只有站在浏阳一带才是“南至”，站在“梅山”地域，则无论怎么着也是在东边。“梅山”的西部所抵，按前说所述，应是在今溆浦、沅陵一带，即“右甲首领顿汉凌”的驻地。据怀化学者李怀荪先生考证，其地即今溆浦县南部的顿家山，但后说中忽略了。
这种忽略，我们可以认为是古代没有经纬仪、无法测出精确的方位所致。那么我们所说的梅山，实际上也应该是宋元人眼中的“梅山”，而不能仅指新化、安化。即使要讲新化、安化，只要大前提是讲“梅山”，那也应该是以前的地域概念，而不是已分割出溆浦、隆回、新邵、冷水江等县市的新化和已分割出桃江、涟源等县市的安化。
而且，即使是以前的地域概念，也只能说是宋元时官方的概念。它与民间概念以及史实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因为它会包含一些时事、政治和人事方面的因素。1994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研究所所长雅克•勒穆瓦纳送给新化学者周宪先生一个80来页的手抄本复印件，标题是《又到梅山三十六硐游念》，是他在移居法国图鲁兹的东南亚瑶人移民中采集到的，是移民举行“送亡”仪式的科仪本。这个科仪本中对“梅山”的描述是：
梅山城座四万里，行罡做法威大显。
行法护身出楚国，天下流连师有名。
梅山门作所一向，两条江水一条清。
且唱梅山有四室，梅山四室有名声。
东头便到梅山岭，梅山岭上叫三声。
南方便到八海水，水向南流河有名。
西面便到沙滩上，以金过海水中游……
这里所说的“梅山”，根据全本内容推测，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概念。因为科仪本所记述的，是指引亡灵一个一个地拜访梅山三十六硐以便认祖归宗的内容。这与广西大瑶山区青年“度戒”得“回梅山见了祖宗”才算成功一样，是民间远离祖山的梅山后裔们对自己族源的强调。但据娄底曾迪先生调查，广西瑶人的心念中并没有“楚国”的概念，却对“宝庆府”、“新化县（均为北宋出现的名称）”念念不忘；说明他们迁徙于宋以后。而源于东南亚的法国瑶人，则没有“宝庆府”“新化县”，只有“楚国”名称，而且“两条江水一条清”、东有“山”、南有“海”、西有“沙”的特征描述，说的也正是楚国最强盛的楚庄王称霸时期所拥有的版图。说明在法国瑶人心目中，“梅山”与“庄王时期的楚国”基本上为同一概念，他们的先祖离开祖居之地，当在强秦灭楚前后。
当然，我们现在是在讨论章惇的《梅山歌》，所以这里所说的“梅山”，就只能是宋时的官方概念，而且是实际“得其地”的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今天长沙市的宁乡，株洲市的株洲、醴陵，湘潭市的湘潭、湘乡、韶山，邵阳市的邵东、新邵、隆回、洞口、武冈、新宁、城步、绥宁，怀化市的溆浦、辰溪、沅陵，常德市的桃源，益阳市的安化、桃江和娄底市的双峰、娄星、涟源、冷水江、新化，共8个地级市、25个县级行政区的全部或部分国土。这里面还有一个费想的事，是新化东边湘乡的建县和南边宝庆的建州置府，都在开梅之前，北宋时早为王化之邦，湘乡之东的佛子岭和宝庆之南的白沙砦，怎么还会有“梅山蛮”的土地呢？
这里我们还得讨论一下宋代的行政管理体制。宋代的县共分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8个等级。首都、陪都城内之县为“赤县”，城外之县为“畿县”，所以后来首都又称“京畿”；其余6等，按承役纳税的户数多少划分：4000户以上为望县，3000户以上为紧县，2000户以上为上县，1000户以上为中县，不满1000户的为中下县，500户以下的为下县。目前手头没有可信的资料说明湘乡属于哪个等级，但就按最上等的“望县”算，其户口也就4000来户，如果超出此数达几百，它不是升格就有可能被分割。但其地域，则包括了今天的湘潭和株洲两个地级市的大部。这就是说，当时一个县级行政区的所属地域和县政权的有效统治范围是有差距的。特别是紧邻梅山蛮区的湘乡县，其县官真正能够行使职权收税派差的地方可能就是县城及附近村镇，其它稍微偏远之处恐怕就鞭长莫及。宝庆府也是这样，而且它的情况还更特殊，因为它地处雪峰山东南麓，在当时，它只是千里蛮区中一个孤岛而已。这样，梅山峒蛮绕过它们占有更东更南的土地才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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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开梅”壮举的到底是谁？
宋神宗熙宁五年的“开梅”，在湖南乃至大西南少数民族发展史上的意义和影响之重大和深远，只要到两广、西南各省和东南亚民间去调查一下对“梅山教”的信仰，再客观认真地梳理追究一下湖湘学派的渊源及其近代巅峰人物崛起的成因，就再怎么高度评价都不过分。但当年顶着多方压力力挽狂澜、最终完成这一壮举的功臣到底是谁？最早记述其事的《宋史》就有两种说法，即本文第1节引述《梅山峒蛮传》的“乃诏知潭州潘夙、湖南转运副使蔡烨、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惇招纳之。”和《佞臣一•章惇传》的“神宗以为然，专委于烨”。但因《神宗本纪二》中记述为“熙宁五年十一月，经略司章惇开梅山，置安化县”，嗣后各家史官就一直沿袭这种说法，是“章惇招降梅山峒蛮”了。这，恐怕也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第二种含义——连史志典籍都可以多说并存，世人又何必还争什么是非曲直呢？
但笔者醉心梅山文化的研究20年，却确实感到这件事还真的非争不可！因为其中这牵涉到民族偏见、民族歧视和中华民族、特别是西南各兄弟民族之间历史上的关系问题。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以降直至清代的各代官方正史和地方志书中，每谈及南方古苗瑶畲集团及其后裔，都是站在胜利者自封的“天命正统”立场，称其首领为“獠酋”，称其民为“獠猺”，称其为生存发展而与统治者抗争为“叛”、为“犯上作乱”；称其文化特征则为“性狡悍，衅生毫发即操戈相雠”。都掩盖或者睁着青眼拒不承认他们也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他们秉性就热爱生活，热爱和平，心存正善，尊重好人并渴望得到好人尊重。而所谓的“章惇开梅”事件，其要害，也正是掩盖了这么一段重要的史实。
《全宋诗》的第8757面至8758面，收录了当涂（今属安徽）醉吟居士郭祥正的一首《再游花山》诗，其诗曰：
去年来时春未归，枯林杈芽露老枝。
今日重来春已去，秀叶茂密藏黄鹂。
山家景物新换故，世事尘埃朝复暮。
白头迤逦谢轮蹄，青冢绵联老狐免。
令人归兴如浮云，早向江山乐贱贫。
不须访道赤松子，但爱鲈鱼并紫莼。
诗题中的“花山”，为今湖南省冷水江市铎山镇花桥村旁之山，距宋时“梅山峒主苏甘”的故居岩口土主山（自然村名，今属岩口镇）仅五华里之遥。“游”而“再”，说明他此前至少已来过两次。他再三到花山来干什么？《宋史》各传中均无记载。只有苏轼的《仇池笔记》中《溪洞画李师中像》一文有如下记述：
郭祥正尝从章惇入梅山溪洞中，见洞主苏甘家有画像，事之甚严，云桂府李在人也。问其名，曰：“此岂可名哉！”叩头称死罪数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则李师中诚之也。尝为提刑权桂府耳。夷獠乃尔畏信之。
东坡先生的这则笔记，是在郭祥正卸下“邵州防御判官”之任归隐原籍、他自己则被所谓“乌台诗案”搞得焦头烂额贬为“司马”、离京时专程绕道访友时记下的。他之所以绕道访祥正，不仅仅是祥正是诗坛老友，官场同僚，而且是在官场败得更惨的同僚。这也有郭祥正自己的一段《将归行》古风为证：
男儿四十无所成，可怜鬓发霜华生。
长书朝奏夕命相，此事故非言不行。
低徊却入邵陵幕，梅岭招降建城郭。
论功第一遭众谗，断木浮沉委沟壑。
原来郭祥正是在开梅过程中建功遭谗、愤而弃官归隐的。他之建功也在“招降”，但在当时朝野，除东坡以外，几乎无一人以一字记述。据清道光版《宝庆府志•摭谈》记载：安化第七任知县吴致尧在《开远桥记》中专门讲述了这次“招降”的过程，全文如下：
介于湖湘南北间，有两梅山焉。广谷深渊，高岩峻壁，绳桥栈道，猿猱上下；自五季弃而夷之。食则燎肉，饮则引藤；衣制斑斓，言语侏离；出操戈戟，居枕铠弩；刀耕火种，摘山射猎，不能自通于中华。我神考经武圣谟，制自庙幄，乃遣中书佥正章惇经略其地。惇以诏使往大沩山，使刘次庄因浮屠往谕其酋。酋长扶氏，解发嵇首曰：“惟命是听。”于是启禁焉。天辟山川，神相桴鼓，斩茅而嘉林秀，徙石而寒泉冽；旷野平林，可锄可耘；急泷清濑，可渔可钓，若有所待以成太平开远之功也。
此段文字中，首次提到了招安的两名使者，一为刘次庄，一为“浮屠”。浮屠为和尚的代称。据新化学者杨德湘先生考证，刘次庄，字中叟，长沙人，善书法，因这次入梅山晓谕而得官，熙宁六年赐同进士出身。但那位和尚是谁？“记”中没说。再过了800年后，新化邓显鹤先生才在《宝庆府志•摭谈》中摘转了《长沙府志》关于这段往事的记述：
宋熹（熙）宁间，章惇开梅山，兵抵宁乡，入沩山，转由径路进兵失利，退军梅山密印禅寺。傀饷缺乏，寺为供应。惇遣人入峒招谕，不从。峒主笃信佛法，乃遣长老颖诠三人入峒说之……卒悔悟，率众出降。惇奏凯，赐名“报恩”，特免本寺诸科差役。
在这里，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是：虽然章惇驻军之地相同，《开远桥记》所述招降的对象是“酋长扶氏”，《长沙府志》的招降对象却是“峒主”。而“峒主”称谓，所有史籍中所指称的都是“苏氏”，东坡先生还特别讲明了是“苏甘”。是不是曾有过两次招安活动，对上、下梅山各有一次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或否定；此外，特别让人费解的，还有“峒主笃信佛法”的说法（《安化县志》述为“徭人笃信佛”）。据笔者穷20年的田野调查，不论是当今仍生活在梅山峒区域的古梅山23姓后裔，还是徙居西南各省和东南亚各国梅山移民后裔，至今“笃信”的都不是所谓“佛法”，而是祖神，即师公崇拜的“翻坛倒硐张五郎”。冷水江市的铎山、岩口一带有句“老和尚念经、看牛伢了听”的歇后语，指的是对一件事“不知所云”，语源即是当年老和尚来招降之事。说明当年密印寺的和尚确实充当过说客,但没人理他，因为听不懂他的佛法。而且很显然，一代导师邓老先生把这段文字编入“摭谈”，是并没有将其当成信史，而只是尊重前人、“信史存信、疑史存疑”，存此一说而已。因为在《卷二•大政纪二》中，他老人家综合各家所述，对那段历史作了一个公正而力所能及的梳理。首先，他以开门见山的词句做了拨乱反正性的概述：
神宗熙宁五年十一月，湖南转运副使蔡煜开梅山，置新化县，对召降武冈蛮三百余族建武阳、关硖二寨，皆隶邵州。
这是开梅以来的史志第一次旗帜鲜明地肯定是“蔡煜开梅山”。接下来，是按时间顺序把事件的前因后果详加描述，因篇幅太长，这里只将相关内容转述：
……宋初，有苏方者居之，数侵夺舒、向二族地。……及范子奇为湖南转运副使，复奏蛮恃险为边患，宜臣属而郡县之。……其后，湖南转运判官蔡煜又奏宜开蛮酋以祸福……上嘉纳之。时适命章惇经制南北江群蛮，为湖南北察访使，既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而潘夙有忧边状，惇为陈之，上以夙知潭州。惇以蛮方据梅山，遂乘势而南，先遣乔执中知全州，而大田诸蛮纳款，于是上遂诏知潭州潘夙、湖南转运副使蔡煜、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惇招纳梅山蛮。惇即付其事于煜，使经理焉。……上遣使劳煜，先是，煜言是役当以渐成，不宜猛急，上以为然，故专委于煜。王安石主惇，争之不已。既而煜得蛮地，安石恨煜沮惇，乃薄其赏。既克梅山，惇与杨光僭为敌，颉时居忧于鼎，移书朝贵，言南江杀戮过甚。惇疾其说，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颉昔令益阳，首建梅山之议，今日成功，权舆于颉。”诏赐绢三百匹。武安军节度推官吴居厚，以均给梅山田，计劳得大理丞。惇之察访荆湖也，知宁乡县毛渐条陈利害以上惇，惇委以区画，至是得著作郎，知安化县。
文中提到的范子奇、潘夙、乔执中、张颉、王安石、吴居厚、毛渐等人，据《宋史》有关各传所述，在开梅事件中都或多或少地出了力气，当然也或多或少地得了些好处。其中吴居厚和毛渐还有诗文传世。但在这两个人的诗文中，也还是章、蔡并列，不象王安石和章惇那么一手遮天。做为《宝庆府志》的总纂，邓显鹤先生于道光年间旗帜鲜明地提出“蔡煜开梅山，置新化县”，显然是针对同时代的毕源在《续资治通鉴》中因袭前人之“章惇招降梅山峒蛮”说的。他老人家特意用了“安石恨煜沮惇，乃薄其赏”和“分功啖之”两个人为因素，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笔者认为，邓老先生的观点和做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开梅建县的历史功臣，当首推蔡烨（煜），其次则当然还有郭祥正。邓老先生没有提及郭祥正，笔者以为，是因为他老先生还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史实，没进一步的追究前人为什么会这么写。那就是《佞臣一•章惇传》末尾所提到的：“进惇修起居注”。
“起居注”是个什么东西？是专为皇帝每天的举止言行做的记录，是后世史官修皇帝个人《实录》和《本纪》乃至断代史的主要依据。章惇是神宗之臣，他所“修”的，当然是神宗的言行记录。王安石为什么那么多翰林、学士不安排，那么多重要职务不安排，却偏要在这个时候安排章惇去做这个事？应该说，仍是出于上述“安石恨煜沮惇，乃薄其赏”和“分功啖之”两个因素。他害怕当时修“起居注”的官员如实记录会损害自己的官声，留下千古骂名，于是干脆让当事人章惇自己去修，这样才便于做手脚。而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神宗本纪》，也确实只有“纪二：熙宁五年十一月，经略司章惇开梅山，置安化县”这样的记载，没有只字提及神宗亲自委派的蔡烨。这就说明，当时章惇确实是做了手脚。
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郭祥正为何会落个“论功第一遭众谗”的结果了。设身处地地为王安石和章惇想一想，不先诋毁郭祥正，不抹杀他数次进峒说服峒主苏甘和平归化的历史功绩，不弄个老和尚出来冒功顶替，岂不正坐实了开梅的不是他章惇而是蔡烨？不仅如此，就是“梅山峒峒主”姓苏、名叫苏甘这事也不能说，苏甘的崇敬好官、心存正善的事更不能说，说了人们就会记起见苏甘的人是郭祥正；只能说他是个不开化而且“笃信佛”的“蛮獠”，以突出和尚，顶替郭祥正。平心而论，王、章的手脚做得也还算干净，但没有做彻底。如果当时干脆把郭祥正和苏东坡都杀掉，他们就不会留下那么些诗文，后人便也找不到非议的话柄了。
要真做彻底，当然困难更大。那就是：被招安的一方是杀不得也杀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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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梅山峒蛮”今何在？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梅山峒蛮”为谁。“梅山文化”立题20年，诸多学者曾就此多方探究过，但有说为“瑶”的，有说为“苗”的，也有说为“苗瑶诸族”复合体的，且都说得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现代族称去按图索骥，一厢情愿地给千年前的老祖宗划成分，就象郭沫若先生以一句“卷我屋上三重茅”就划定杜甫是个大地主一样。而对《宋史》中多次提及的主体族群“梅山苏氏”，竟都熟视无睹。
怎么会这样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三：
一是开梅时的王安石、章惇既得利益集团的刻意运作。根据本文前引《宋史》及其它典籍的史料记述，当时梅山峒蛮的首领为“苏氏”，“峒主”名“苏甘”。其部属，史载有“左甲首领苞（扶）汉阳，右甲首领顿汉凌”；句中的“甲”是宋时设置的地方基层行政单位，而且就是王安石搞的“新政”，再有一个而且，是这个记载是官方的记述而不是“梅山峒蛮”的自述。“梅山峒蛮”没有自己的文字，当时官方对其各级首领称谓的记述，如果不是按朝廷已有的相当级别职官称谓去套，就只能用汉字中的同音字去记音。现存《苏氏族谱》对当时苏氏蛮族首领的称谓用“驾”字来记述，称为“驾一郎”、“驾二郎”、“驾三郎”，此“驾”与“甲”同音不同文，指称的，当均为梅山峒主以下的二级单位首领。可见不论是“左甲、右甲”还是“左驾、右驾”首领，都不是峒主，都只是峒主（即梅王）的部属。而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朝廷内部派性斗争十分激烈，王安石迫切需要重大的新政绩来支撑自己的政治地位，才有资本来排除异己，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将一直为“国中之国”的“千里梅山”纳入政治版图，当然是空前绝后的历史功绩，可惜的是主战的章惇图功心切，以疲师攻旺梅，一战败北，还是搭帮沩山密印寺的和尚们煮了斋饭，才得以没饿肚子。以蔡烨、郭祥正为首的“招安派”与心存正善、仰慕中华的“峒主苏甘”达成协议，成就了“开梅置县”这一功在千秋历史伟业，同时也就动摇了王、章集团的政治地位。为图自保，无奈之下，王安石也只能“乃薄其赏”，并“分功啖之”，一方面给蔡、郭制造障碍甚至不惜给予打击，同时升调章惇给皇帝“修起居注”，对先后参与其事的其他人等给予高官厚禄封口；而最关键的，是对被招安一方，则尽可能贬低其地位，模糊其氏族名称，所有记述都只称“蛮酋”而不称姓氏；使即便有人生疑，也找不到查证对象；乃至到了安化第七任知县吴致尧的《开远桥记》中，竟出现了“解发嵇首曰惟命是听”的是“酋长扶氏”这样的说法。综观目前已发现的资料，这是“扶氏”在文字上（注意：不是事实上！）从“左甲首领”升格为“酋长”之始，也是后世“扶汉阳”取代“峒主苏甘”被尊为“梅王”的滥觞。
二是梅山历代苏氏后裔的苦心经营。清乾隆庚午年间康熙进士、今冷水江市毛易镇人苏时圣主修《苏氏一修族谱》时首次提出：“我祖系江西吉州太和圳上千秋乡水柏保人氏，于元丰年间兄弟泛舟来湖南邵州梅城，即今宝庆府新化”，至于“元丰”前的历史，记述为“虽有谱而毁于王马兵燹之际。”此后的《苏氏族谱》和《宝庆府志》、《新化县志》、《益阳县志》、《安化县志》等地方史志，都一直沿袭这种说法；因为“元丰”是开梅的“熙宁”之后的年号，这就完全切断了宋代的“梅山苏氏”和清代的“湖南苏氏”之间的血缘关系。其间可能曾有苏姓族人提出过质疑，但道光辛巳年主持二修的苏成玉即撰《谱序》告诫他们：“夫我族自渡江以前，荒远难稽，则付之不可知焉！”只要记住“湖南之有苏氏，肇始于太极”，“非即太极本无极之意欤”、“非即生生不已变化不测之意欤”就行了。1933年在长沙担任《大公报》主笔的新化人李抱一为《苏氏五修族谱》写序时又提出“新化苏氏宜祖梅山苏氏说”，认为民国年间的湖南苏姓都是宋时“梅山峒主苏甘”的嫡系后代；担任《五修谱》主修的苏幼申不仅认同，而且列举了诸多史实来支持李抱一的观点。但这些史实和观点并没造成多大影响，同年谭其骧先生在其专著《湖南人由来考》中，仍将苏姓列为“江西移民”之后。
那么，曾在湘中开发和湖南民族融合的历史上写下了关键性一笔的“梅山苏氏”以及当时入籍的那一万四千多户口、一万九千多男丁，他们的后代都到哪去了呢？这就是本文要说的世人对“梅山苏氏”熟视无睹的第三方面的原因：
明清两代政治动荡的影响。谭其骧先生在《湖南人由来考》中曾做过这样的概述：湘中社会，开发于宋，发展于明。这是比较符合史实的，其中明初至明中叶的“扯两江填湖广”移民垦殖，也确实是近代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键。目前研究梅山文化的诸家学者，也大都关注到了这个大的政治背景，同时也大都忽略了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于梅山本土的重大具体事件，例如明中叶的水车李再万起义和清中叶的“乾嘉苗瑶起义”。
清道光《宝庆府志》记述的李再万为“武冈大地寨苗”，《新化县志》则记述为“元溪獠徭”，所指均为今新化县水车镇李姓山民的族祖“李万王”。他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率领新化、武冈之间的“四十八寨”土著峒民造反，他被杀后其弟李再昊、其侄李廷禄相继接替，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才被彻底平息。这次长达82年的社会动荡，直接后果是“设苗防”、“禁苗俗”直到清末都是官方的首要政务；间接后果，则是汉化，也就是民族融合的进程，在官方与民间即主客双方的共同推进下进一步加快。我们今天仍能见到的历史遗存，是始建于明代的军事设施，如花桥关、苏溪铺、阳硐寨、渣渡塘、纸钱堡等等。此外，便是始创于明中叶、至今仍让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梅鋗”、“韩信”“奉姓汉人”等名词概念。
例如“梅鋗”，如前所述，最先以此作创新话题的是明万历年间的徐学谟，他在所编的《湖广总志》中第一次提出：“梅鋗时以益阳梅林为家，号梅山。”他之所以敢如此肯定，所本的乃嘉靖22年安化人方清所纂《安化县志》：“梅山名称始于西汉，相传以梅鋗姓其所居曰梅山。梅山以梅鋗得名，则汉时已为附庸矣。”他只不过是轻轻抹去了方清的“相传”两字而已。外国人所说的“把神话当历史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所指的大概就是徐学谟等类人之所为。但方清和徐学谟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考虑官方“设苗防禁苗俗”的政治背景，不旁证“韩信”和“奉姓汉人”等故事，确也难弄清原委。当今仍能见到的梅山师公“还行傩愿”，傩神为韩信，其头衔为“东征破楚大元戎”。梅山本就属于楚地，怎么还要纪念“破楚”？而且这个“破楚”的是淮南人而不是梅山人，怎么会成了梅山人的傩神？个中关键乃在于韩信为“破楚兴汉”的开国元勋；而梅鋗名头虽不及韩信，但好歹也算开国功臣，最关键的是恰巧姓梅，正与“梅山”“得名”之说相应。这些作为，其目的在于标榜这里的地，是正宗汉人之地，这里的人，是正宗汉人之后。为什么要这样标榜？因为官方在“设苗防禁苗俗”。再有与此相应的，是奉姓族人向朝廷自请撤销世袭的“镇国将军”封号。据《奉姓族谱》记载，此号是南宋高宗为表彰奉姓迁新始祖奉朝瑞“平蛮之功”封赠的，历经南宋、元、明三代世袭，至明中叶才撤销。而保存此谱的新化奉姓，现代注册的民族为汉族，与之同宗共祖的隆回奉姓，则为“花瑶”，说明其祖奉朝瑞也是被“以蛮制蛮”而征招的南蛮，于明中叶请撤封号，是为了尽可能地隐蔽自己的南蛮族源，尽快地汉化。
还有一连串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最早出现“梅山”地名并对梅山硐区民俗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问世于明中叶；梅山火居道派之祖庭玉虚宫，其“六房发派”于明中叶；在梅山硐区各地至今仍很盛行的修族谱习俗，也是发端于明中叶。其中较早的是康姓，自述其宗谱首修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陈姓，自述其谱首修于明弘治六年。《邵阳市志》所载的“至唐代以前，境内见诸典籍的姓氏有詹、刘、杨、林、舒、苏、蓝、张、王、相、胡、潘、李、姜、郑、吴、丁、沈、贺、酆、扶、扬、黄23姓”和其后迁入的100人以上的姓氏，所自述宗谱的首修，大都在明正德、嘉靖年间，而且大都“毁于兵燹”；而续修，又大都在清乾嘉年间。有趣的是，清乾嘉年间发端于贵州、漫及湘南的“苗瑶起义”，历时30余年，其中心点，也是梅山硐区的新化安化溆浦等县。苏氏谱的首修时间，则正是乾隆十五年庚午。换句话说，梅山各个姓氏（包括苏姓在内的23姓唐代以前的居民）两次以修族谱来标榜自己“正宗汉人后代”身份的行为，恰恰发生在明清两代农民起义爆发期间。
这难道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这只能是明清以后朝野上下（其区别是一方为利于统治、一方为远灾避祸）一直为之努力的“化苗为汉”政策推行的结果。还有一个也象是巧合、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在前面提到的明清所设军事设施花桥、苏溪和宋时梅山四至之处的司徒岭、佛子岭、关硖、泗里河等地附近，至今都有苏姓族人居住。这些苏姓族人应该都是“梅山苏氏”后裔，因为梅山是招安归化的，当时据守边关抵御章惇大军进攻的梅山子弟兵，大致上应包括原土著23姓，其中当然少不了苏姓。“硐主苏甘”归化，其部属当然会就地安置为民，愿意入籍的，当然主要是苏姓族人；他们就成了“主客一万四千余户、一万九千余丁”中的主体，生息繁衍于解甲之处；不愿入籍的，就避入深山老林，嗣后再或沿雪峰山脊南下两广滇西南，或顺雪峰山坡西入湘西云贵川乃至东南亚。
至此，我们大概就可以回答“梅山硐蛮今何在”的问题了。梅山硐蛮，指称的是开梅时居于梅山硐蛮区的未入官籍的居民；其族群是以苏氏为主体、包括23个土著姓氏和开梅前陆续迁入的康、陈、罗等姓氏。北宋熙宁五年开梅置县，他们大约有10万来人归化宋朝，其后裔晚至清末绝大部分被同化为汉族，仍聚居于梅山本土；其文化传承则以固有的祖传文化为本体，又不断接受并完好地保存了宋、元、明、清、民国各代外来移民带入的各个不同族群的原生态文化元素，孕育出了我们今天在湘中及周边地区所见到的既多元一体又独树一帜的“梅山文化”。但更多的，是选择了逃亡。其中逃进深山老林但未离梅山地域的，大都在其后千年间陆续入籍汉化；离开了梅山地域的，则多与逃亡地的原住民融合，成为当今西南苗瑶诸族的祖源之一；他们的后代有个共同的可供辨认的文化标志，那就是至今仍存活于西南各省区、东南亚各国及欧美民间的神秘的“梅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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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梅山硐蛮”的生存状态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得讨论一下所谓的“梅山硐蛮”在“梅山硐”这个地方到底生活了多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目前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古梅山开发于秦汉，后被以扶汉阳、顿汉凌等为代表的割据政权在晚唐至北宋（887-1072）期间“据地称雄”了186年，到熙宁五年才被收复，其论据一是地名得之于汉将梅鋗，二是族名始见于《新唐书》的“僖宗天启二年梅山十硐獠断邵州道”，三是《开远桥记》中的一句“自五季弃而夷之”。根据我们前面几节的讨论，这种说法显然是囿于证据材料太有限。因为“梅鋗”实在是与“梅山”风马牛不相及；扶、顿等二人不是“硐主”，也无法代表梅山蛮的“割据政权”；“五季”则始于“天启”后20年。而且，“梅山”名号始见于僖宗天启二年，也只能说是统治者直到这时才发现天底下还有这么一个族群，不能说这个族群是这一年从天上掉下来的。就象不能说地球是哥白尼以后才是圆的，以前是方的一样。
那么，梅山硐蛮这个族群到底在这里生存了多久？真正符合史实的结论应该是怎样的？笔者以为，若是“戏说”之类，则自然又当别论；如果以向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做学术探究，在大胆假设的同时，还必须小心求证，不必事先就匆匆忙忙地下结论。至少也得大致了解一下当时的硐蛮们是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开梅置县以后，王安石曾派了一个人到新化来推行“新法”。这人叫吴居厚，洪州（今南昌）人，时任武安军（驻长沙）节度推官。《全宋诗》收有他为纪念此行自作的《梅山十绝句》，较为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状况：
寻溪小径多盘诘，车马初来路欲迷。千古英雄汉天子，桑麻今已遍标题。
连云绝壁山无路，溅石潺湲水有花。试问昔日畲粟麦，何如今日种桑麻？
板屋依岩不记时，裹头今已就招携。可怜马氏穷兵力，铜柱穷标在五溪。
迎神爱击穿堂鼓，饮食争持吊酒藤。莫道山中无礼乐，百年风俗自相承。
山头畲麦缘藤去，背上驮儿用布缠。大抵生涯多苟简，夜深星月到床前。
木皮作席三冬暖，溪水供餐瘿项粗。自道生来为饱足，不知世上有荣枯。
溪山围合三千里，桑柘回环一万家。寸铤不持人自伏，穷兵黩武亦堪嗟。
泉石湘南已遍游，未知此洞最清幽。几回风月消沉后，肠断孤猿叫不休。
洞里山川多斗绝，腰间刀剑习如神。章公经制无遗策，谈笑生降十万人。
平日膏腴万顷田，开耕今说蔡侯先。何人为作摩崖记？留与清朝世世看。
从这十首绝句和前述的吴家另一位当过安化第七任知县的致尧先生的《开远桥记》中所记述的“广谷深渊，高岩峻壁，绳桥栈道，猿猱上下……食则燎肉，饮则引藤；衣制斑斓，言语侏离；出操戈戟，居枕铠弩；刀耕火种，摘山射猎，不能自通于中华。”等诸多情况综合，我们大致可以窥知：当时的梅山硐蛮，确实是过着一种陶渊明先生所憧憬的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生活。除了没盐吃而大都患了大脖子病之外，其它的生产、生活资料还是比较齐全的。在“禁不得与中国通”的情况下，他们有“斑斓”的“衣制”，有“裹头”，有“驮儿用”的布，而且这些生活资料，显然是在“种桑麻”的“今日”之前就有了的。特别是“出操戈戟，居枕铠弩”，而且“腰间刀剑习如神”，再加上“刀耕”和“射猎”，说明当时的冶金及金属加工工艺已经自成体系而且相当发达，金属工具和武器已经相当普及。当代梅山人仍在供奉的民间俗神“孟公爷爷”是烧木炭的祖师爷；木炭即梅山蛮民炼铁的主要炉料，民初修撰的《苏氏五修族谱》上就记载有用木炭炼铁的秘方，并称用木炭做炉料比用煤的出铁量和质量都要高些。与此相应的，则有《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16日的一条头版消息：“去年10月中旬，湖南省涟源市杨家滩镇金星村檀木冲千公山上，村民邓建强于距地表二尺深左右开采石头时，无意中掘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窖藏。涟源市文物管理所闻讯后，对现场展开调查，并征集了全部出土文物。窖藏器物达20多件，主要是铁制农具，其中以锸最多，另有少量青铜器。锸有方折凹口銎，宽体，孤刃尖角，存有使用痕迹。铲作长方体，长方銎，狭刃，直体中部有脊隆起。镰正面有细齿，刃部呈弧形，宽端可装短柄，有使用痕迹。”涟源市杨家滩镇1950年前属安化，即所谓“下梅山”地域，距当时梅山“硐主苏甘”的驻地“土主”直线距离不过20千米。若再印证今天在“土主”附近遍地皆是的古炼铁窑遗址和民间工匠祖传的“炉头祖师”和“孟公爷爷”信仰习俗，古梅山硐蛮的冶金及加工业的发展史，恐怕就不是短短的“186年”所能界定得了的。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在古人心目中一直被尊为冶金与兵器制造业祖师爷的蚩尤，至今都仍被梅山硐蛮后裔奉为始祖之神呢！
而“腰间刀剑习如神”一句，再印证《长沙府志》所述“章惇开梅山，兵抵宁乡，入沩山，转由径路进兵失利”的记载，可知当时的“梅山硐蛮”战斗力颇强。章惇所率官军“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在今湘西北、常德一带杀得“血流漂杵”，当地人“数月不敢食鱼”，确实威风得紧。而“乘势而南”，才进得“梅山”的边儿，就被连对“桂府李大人”都“卒不敢名”的“蛮獠”们打得丢盔弃甲，连塞肚子的粮草也充了“蛮”饷，不得不跑到和尚那里去讨斋饭吃。这便使人能略窥梅山硐蛮的军事实力了。俗语称：“穷文富武”。我们都知道，军事从属于政治，而政治，无论如何也离不开经济实力作底座来支撑。而所谓“梅山蛮”，从名称上我们就可以推测到，她是名副其实的“土著”而非游牧部族，即使只从唐天启二年算起，也已和3朝10几代官方对抗了186年！这186年，在“禁不得与中国通”的“孤岛”上，是怎么支撑过来的啊！
在史料记载上，我们大抵能看到些关于“梅山蛮獠”“寇掠边界”、“数侵夺舒、向二族”之类的指责。这类指责，给局外人的印象肯定是“梅山蛮獠”确是些打家劫舍的山大王、强盗；而明眼人，则当然知道和伊索讲述的狼对小羊的指责是一回事；《十绝句》所述的“瘿项”即为铁证。此外，还有“给牛贷种使开垦，植桑种稻输缗钱”之类的夸耀，也让后人以为此前这里确是一派荒蛮，是宋官方给送来了农耕文明。但还有一句“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又露了马脚。能定税的田，决不可能是刚开垦的新田，而是原就养活了“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的、而且是“种稻”的熟田。所以仅为“一家之言”的所谓史料，确实靠不太住！
那么，被称为“梅山硐蛮”的这个族群，到底在“梅山”这片地域生存了多久呢？只要我们透过“新化”、“桃江”、“隆回”等现代行政区划名称和“苗”、“瑶”、“汉”等现代族称，把目光朝历史的纵深里看，就有可能看到，有这么一群先民，他们朝着朝阳初升的地方，从远古的云贵高原一路渔猎一路东进，进到美丽富饶的南岭山脉后，再沿武陵、雪峰、罗霄、武夷等山脉向北散开，在长江流域创造了灿烂的“三峒（注意：不是“洞”！）文化”之三的农耕稻作文明，然后一些人再北进中原，开始分群定居。然后，各个族群开始相互争夺资源，有大致相同利益的族群开始结盟；到了约4600年前，南方老家的族群创造了青铜文化，开始强盛并威胁到北方族群的生存，北方的两个大族群就几度联手，围攻且打败了南方族群。败方四散奔逃，但其大部还是退回了南方老家，与故老重新经营“上中下三峒”。又过了两千来年，回老家的这支曾再度北进，留下了“问鼎中原”一段佳话；但旋即被击退。而胜方，则“乘势而南”，步步蚕食，最后是到了公元1072年，终于将败方的最后一块聚居地和平纳入了自己的政治版图，并用自己的文字（当然不可能用败方的文字！败方的文字后来有些被冠以“江永女书”、有些则被冠以“东巴文字”等专有名词！）在纸上将这方地域记述为“梅山蛮峒”，这个族群记述为“梅山峒蛮”。
这幅动画，简述的就是梅山峒蛮在梅山峒区大致的生存场景。其悲壮意味，一个“夸父追日”的神话已把它渲染得淋漓尽致。舍此，我们恐怕将无法穿过老祖宗们布下的重重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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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梅山苏氏”为何会胜而后降？
前文说过，梅山蛮峒峒主苏甘一举击败得意忘形的章惇，然后又任其“檄谕开梅山”，且“争辟道路以待”，一是因大宋重兵压境，二则是苏甘本就仰慕中华、心存正善。但是，作为两个对抗了几千年的族群，特别是其中一方为骁勇善战又视死如归的梅山峒蛮，仅这么两个因素，是不足以让他们放下武器握手言和的。章惇等人的大肆夸耀，再怎么用心，也逃不脱“贪天之功”之病。事实上，历代以来，探讨其更深层次原因的，确实大有人在，虽然其本意可能并非在探索，但客观上却不觉间涉及到事实的本质。如民国初年长沙《大公报》主笔李抱一先生，就写过一篇《开梅山考》。他说：“苏氏既有梅山，数侵夺南江（今溆浦一带）蛮之舒、向二族，以广疆也。梅山苏氏遂与北江（今永顺一带）彭氏、南江舒、向、田氏，诚州（今靖县一带）杨氏并称巨酋。”抱一先生这里是在描述梅山苏氏在当时的综合实力及社会地位，并非探索苏氏归化之因，但他老先生所历数的南、北江的舒、向、田氏，北江彭氏和诚州杨氏，在苏氏归化之前，都已是朝廷承认并已封建过的土司，特别是梅山西部重镇辰州，当地峒蛮覃氏的首领覃儿健，在宋初还被封过“辰州剌史”（这可是正宗的朝廷职官！），到宋神宗时，梅山四周各地的各个大氏族均已得到过官方的封赠，唯有占地三千里的苏氏，却还是“不与中国通”的“化外之民”。这个事实给苏氏族人造成的“自惭形秽”的心理压力，苏轼在《溪峒画李师中像》一文中以“此岂可名哉！叩头称死罪数四，卒不敢名。”16个字刻划得入木三分！而这种由“自惭”而生的“向化”追求，除了上述明显的外因，也应该还有其更加复杂的内因。
而这层内因，事实上确也曾有人无意之中触及过。譬如晁补之。
晁补之，字无咎，钜野（今山东巨野县北）人，辞文很得苏轼所重。他曾在鼎州（今湖南常德）做过小官，也写有一首《开梅山》的古风：
开梅山，梅山开自熙宁之五年，
其初连峰上参天。峦岩盘崄阂郡蛮，
南北之帝凿混元，此山不圯藏云烟。
跻攀鸟道出荟蔚，下视蛇脊相夤缘。
相夤缘，穷南山，南山石室大如屋，
黄闵之记盘瓠行迹今依然。
高辛氏时北有犬戎寇，国中下令购头首，
妻以少女金盈斗。遍国无人有畜狗。
厥初得之病耳妇，以盘伏瓠化而走。
堪叹吴将军，屈死狺狺口。
帝皇下令万国同，事成违信道不容。
竟以女妻之，狗乃负走逃山中，
山岩幽绝不复人迹通。
帝虽悲思深，往求辄遇雨和风。
更为独力之衣短后裾，六男六女相婚姻。
木皮草实五色文，武溪赤髀皆子孙。
侏离其声异言语，情黠貌痴喜安土。
自以吾父有功母帝女，
凌夷夏商间，稍稍病侵侮。
周宣昔中兴，方叔几振旅。
春秋绝笔逮战国，一负一胜安可数。
迩来梅山恃险阻，黄茅竹箭霾雾雨。
南人颠踣毙溪弩，据关守隘类穴鼠。
一夫当其扼，万众莫能武。
欲知梅山开，谁施神禹斧？
大使身服儒，宾客盈幕府。
檄传徭初疑，叩马卒欢舞。
坦然无障塞，土石填溪堵。
伊川披发祭，一变卒为虏。
今虽关梁通，失制后谁御？
开梅山，开山易，防獠难，
不如昔人闭玉关！
从诗意看，老晁是在发表一些忧国忧民的感叹，担心归降入籍后的梅山蛮子一旦造起反来无人能制。但在追溯梅山峒蛮的族源时，他老人家却不觉间成为了用文字把盘瓠传说与梅山蛮人联系起来的第一人。这里承载的信息是：梅山蛮族的父本为古蛮人，母本为古汉人。所以峒蛮与汉人的关系实际上是表兄弟关系。
在现今的梅山峒区，信仰民俗中仍流传有最具神力的一句咒语，曰：“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民间师公、道士所讲述的这句神咒的内涵，正与盘瓠传说相对应：梅山启教祖师“翻坛倒峒张五郎”拜太上老君为师学法术，太上老君不肯教，他的女儿“急急”却爱上了张五郎，不仅偷偷地把法术传授给了张五郎，助他与父亲斗法，而且与之私奔，开创了梅山师公教。这里承载的信息，则是师公的启教祖师是道士的祖师爷的徒弟兼女婿，那么，师公与道士的关系也是师门表兄弟关系。
千年前的晁老先生和如今的师公道士们说法如此惊人地相似，这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种关系存在？我们查阅了几个朝代的正史，所有这些正史都没有这方面的记录。查地方志，地方志上也没有。最后当然只能是查现存梅山各姓的家乘了——这一查，真还查出问题来了！这里主要是指苏、刘、贺等姓氏。按冷水江的《苏氏族谱》，土主苏氏始祖苏得常太公（这是谱名，据冷水江市梅山蚩尤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苏业江先生和他的“梅山苏氏课题组”十多位同事历时3 年的调查，这位“得常太公”即苏轼在《仇池笔记》中所记的“峒主苏甘”！）娶有刘、贺二位夫人。开梅之时，这位太公年方32岁，从地位说，是年轻了点，但从个人生活看，则已届中年，两位夫人应该都早己娶进了家门。而刘、贺二门姓氏，如按《邵阳市志》所记，唐代以前的梅山土著23姓己包括有他们。但按其《族谱》，则《刘氏族谱》载其族在新化共有5支：其一、刘玉盛，生于961年，卒于1059年，葬苏溪，官任江南丹徒令，升授汉丹府戎厅，旋擢邵陵太守，改补淮盐御史，解组后住云路街，奉编徙上梅之茅坪(今琅塘先进)，随丁184人，谥忠诚。原藉江西泰和圳上潼江人氏。刘氏在新化建谱，以刘先进为一世祖，刘玉盛为二世祖，然以二世祖刘玉盛为始迁祖。这支刘氏的家谱共修了4届，其修谱年代是： 一修，1590年；二修，1854年； 三修，1899年；四修，1933年。   
此外，刘氏的第二支始祖叫刘吉蕴，原藉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梅子村早禾渡。1085年携兄弟奉命南迁。其三是刘现兄弟，江西吉安太和人，1072年迁新化城南五里亭，称城南刘氏。其四是刘秉良，江西安福人，明万历年间徙新化小南山、小滩村，称小滩刘氏。其五是刘仁仲，与兄弟由江西吉州泰和宦游来楚，年代不明。
从上述刘氏家乘所载族源分析，苏得常的刘氏夫人不可能出身于后面四支，只有可能出自土著刘氏或外来的刘玉盛这一支。如果是出身于刘玉盛这一支，虽然其族源记述中有许多令人质疑之处，而且其谱的首修時間也正是水车李再万事件余绪期間，修谱動機也不外乎标榜自家的汉人身分，但也完全确有可能是正宗的汉家姑娘！
再来看贺姓。贺姓的始迁祖名贺汉贤，1260-1264年由长沙迁宝庆新化北乡石马三都五甲贺家坊木湾塘，原藉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人。其任长沙太守时，遂家长沙。四子汉贤，居新化，谱牒以其为第一世祖。其谱共修了6届：一修，1324年；二修，1776年；三修，1832年；四修1890年；五修，1926年，六修，1993年。
贺姓的族源资料如果属实，则完全和苏得常的贺氏夫人无关。那么贺氏夫人出身何处？在当时的“不与中国通”的情况下，贺氏夫人的来历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土著贺氏，其二，则是在“寇掠潭之长沙、邵之武冈”或“数侵夺舒、向二族”等行动中掠夺而来。如果是第二种可能，那就这位贺氏夫人也完全有可能是正宗的汉家姑娘！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位曾令宋经略使章惇大丢面子的蛮王、峒主，可不真的就是汉人的女婿？其膝下之“驾一郎”“驾二郎”“驾三郎”们，可不真的就是汉人的表兄弟？而且，除苏氏以外，23姓中的另外22姓土著蛮兵难道就会吃素？见到有汉家姑娘能不抢回来做亲爱的老婆？汉家老婆给他们生下的小蛮子，岂不又是汉人的表兄弟？其实就是苏得常自己，弄不好也还不仅仅是汉人的女婿，极有可能还是汉人的亲外甥、亲外孙哩！
弄清了这层关系，我们才不难理解峒主苏甘大获全胜之后不仅会与敌方握手言和、而且欣然纳土献图的复杂原因了——他是在和他的阿舅们讲和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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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能否找出具有“唯一性”的谜底？
“开梅”之案，事过900多年，当时的几个主要当事人，神宗、王安石、蔡烨、苏甘，都没有什么可信的直接证据留下来；章惇倒是留下了几首歪诗，但又实在不可信。我们现在来追究，真的是在自找尴尬——史料各执一词，文物十毁九九，民俗传承则几经改易，在茫茫人海和涛涛长河中寻觅也许并不存在的蛛丝马迹，凭仗的，又只是三、五个赖人的一腔热血、半辈光阴和几把还不足供嚼食的草料。
但真要研究梅山文化，“开梅”之案又实在不容回避。“梅山文化”课题之提出已近20年，至今没拿出什么吓死人的成果，主要制约因素就在于此，因而至今都无法界定其内涵与外延，更无法构筑其学术框架。笔者占用了《诗词》的许多篇幅，喋喋不休地提出种种猜测，明眼人当然知道都颇有见地，但也都并没具备该死的“唯一性”！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考虑一个根本性问题：梅山文化有没有研究的必要？
2006年的3月24日到25日，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梅山文化研究委员会在长沙召开首次常务会议，会议认为：对其必要性的认定，必须构建在对其内涵与外延的明确界定的基础上。而所谓“明确界定”，更必须客观、完整、科学。为此，会议议定了一些当前急需攻克的选题，宏观方面的有10个：
1、梅山文化的定义、定性与定位
2、梅山文化的时空概念与相关元素
3、梅山民俗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
4、梅山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构建和谐社会实践中的现实价值  
5、梅山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之比较研究
6、梅山文化的宏观价值研究
7、梅山文化与旅游开发
8、梅山文化与湖湘文化
9、梅山文化的民族属性与传承主体
10、梅山文化的原始数理思维对中国传统文化构建的影响
微观方面的也议定了20个：
1、        梅山原始生殖崇拜研究
2、        梅山民间信仰及原始宗教研究
3、        梅山文化在西南及海外的流变与分布
4、        梅山峒蛮的原始生产方式与分配制度
5、        梅山方言与周边方言之比较研究
6、        梅山文化区域近代人才带成因研究
7、        梅山文化区域之村落、族群文化研究
8、        梅山原始符号研究
9、        梅山教之传承与流变
10、        梅山蛮峒开发前后经济框架之比较研究
11、        梅山峒蛮时期之社会框架研究
12、        梅山武术研究
13、        梅山服饰文化研究
14、        梅山饮食文化研究
15、        梅山医药文化研究
16、        梅山巫医百工之“口工”传承
17、        梅山地方文献研究
18、        梅山傩文化研究
19、        梅山民间文艺研究
20、        梅山民居建筑研究
当然，从逻辑学角度，上述选题并没有穷尽所有的选言肢。但光就这些，要完成也实属不易！能否找出真正的谜底，也还属未知之数。笔者在这里列出，私下里是想抛出些诱饵，看能不能再勾引若干“臭味相投”的朋友，掉进找寻“唯一”谜底的泥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