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东南学术文化的演变与地域文化传统

田兆元

来自http://www.blogcn.com/user43/windfromsea/blog/38937787.html
秦汉时期东南学术文化的演变与地域文化传统
                                    
                                  田兆元

[提 要]  战国后期楚人统治吴越地区百年，秦汉时期的太湖流域与东南地区学人传承《楚辞》，并开创汉大赋传统，形成汉代的辞赋之学。东南地区的楚化是汉代，尤其是西汉的文化主流。但是，东南的学者最终归向了吴越传统，《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地方史书的完成，吴越之地又回复了吴越文化的本色。这就告诉我们，有深厚传统的区域，文化很难被颠覆。区域文化标记与文化圣地是我们研究文化必须关注的两个重要关键词。

[关键词]  文化标记    吴越楚

自从公元前334年越国被楚人击溃，到秦一统中国，其间有百余年时间，吴越地区被
楚人统治。似乎楚人统治得还可以，因为吴越之地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反楚斗争。楚人在吴越地区留下了许多文化痕迹，如春申君与上海地区，人们似乎把他作为城祖，称上海为申，还有申江，黄浦江这样一些称谓，表明这个地区的人们认这个楚人为重要的文化开拓者和发展者。但是，这个地区，包括整个东南地区，主要是吴越文化的故垒，他们的文化就会一下子灰飞烟灭吗？
秦王朝的统治时期，吴越之地既非楚也非吴越，而是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郡县。在统一的专制国家的体制之下，地方难以有所作为。活跃在秦王朝的朝廷里，或是齐鲁的方士，或是三晋的公卿，太湖流域的人没有太多进入咸阳的政治或者文化中心。秦代的太湖与东南学术可忽略不计，与东南地区的政治边缘状态是一致的。
太湖之地是在楚国的统治下被秦所灭的，楚文化东渐，其势覆盖太湖流域。春申君的领地东至于海。楚人与秦人不共戴天，声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人也深恨楚人，秦始皇常东巡按，以灭任何可能出现的王者之气。
楚人反秦，无论是陈涉张楚，还是项羽西楚，天下云集响应，太湖流域反少有原吴越旧族的整体的独特势力反叛，倒是赵、齐、韩等六国旧贵族立刻就扯起了大旗。这说明，太湖流域的旧族已衰败，而新族则心系楚国兴败，成了一片楚文化的旗帜飘扬的大地。太湖流域的起义旗子上写着楚字，领导者是楚国的旧贵族。楚在东南的经营，相对于秦的残暴，大约还是颇为仁厚的，经过百年的治理，与吴越旧族有较好的融合。吴越文化在相当多的方面本来就受楚文化的影响，而楚占领后，吴地的楚风更加明显，这在考古发掘中有表现。但楚人本是以军事力量占领这片土地的，未遑文化建设，即为秦所灭，其心中复仇之念甚深，楚在这片土地上经营着复仇的事业，所以，尽管有楚歌嘹亮悲怆，秦时吴越之地学术文化却不发达。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以吴地为中心的太湖流域称为东楚，这是这一区域的新的文化标记。这里的人民，无论是吴越故民，还是楚人入居者，都是秦打压的对象，因此，此地民众有了较多的共同意识。吴越之民没有来得及向楚人复仇，马上就面对秦人的压迫。东楚之地，资源丰富，地广人稀，无饥馑之患，是以无冻馁之人，也无千斤之家，是一个颇自给自足的经济区。秦始皇多次东游对此地的防范，激起了该地区人民反抗。汉初的统治者主要由丰沛集团组成，这也是被楚文化覆盖的地区，刘邦的楚歌唱得那么好，是楚人。项羽也是楚人，他造反前和项梁在太湖流域游荡着。汉文化整体上楚风明显，与主流统治集团是楚人有关。这些楚人主要是来自太湖流域的楚人，而不是两湖地区楚故地的楚人。
汉初黄老学说盛行，而黄老之学不产于太湖流域，因而难以参与。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术则是齐鲁优势。汉代传经，太湖流域的学者难有作为。五经博士，大多是北方的学者，太湖流域真正没有太多优势参与到大汉文化的建设中去。
太湖流域在春秋后期还是光彩照人的，为什么那些优势不能发挥呢？
这是因为，作为太湖流域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兵学，在汉初不再受到重视。汉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对内轻徭薄赋，偃武修文，对外和亲，不尚武力，兵学自然遭到冷遇。也就是说，太湖流域最优秀的学术文化在汉王朝尤其是汉初没有用武之地。
同时，汉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遭到打击，范蠡计然之策也自然无所用之。故经济商业上的学术文化积累也被置之一旁。
王朝所崇尚的学术文化是太湖流域原先所缺门类，而太湖流域的本来优势又不得其用，
太湖学术在秦汉时期得主流市场上徘徊沉寂就是必然之势了。这时，覆盖于吴越之上的楚文化反成这一带的文化亮色。
在传承文化方面，太湖流域与东南地区承《楚辞》而歌赋悠扬。《楚辞》在汉代还在不断发展。与战国时《楚辞》不同的是：屈原等的创作主要在荆楚故地，而汉时的《楚辞》作者则东移了。可以说，屈原《楚辞》创作于洞庭湖流域，却是在太湖流域被弘扬开去的。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赋，也是在东南与太湖流域出现了最早的作者。楚文化在新的背景下发展着。它是一种艺术与学术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表现出一种浪漫精神。《楚辞》汉赋在太湖的发展，是太湖流域学术楚化的重要体现。
汉代太湖流域在地方史学方面有突出贡献，它是吴越地区区域民族意识觉醒的体现，同时又将楚对太湖吴越之地的覆盖的历史予以肯定。《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两部地方史学著作的完成，标志着吴越区域文化的复兴，但其对吴越楚三国历史的记载，使吴越之地被楚文化覆盖的历史也得到了法典化的确认。

一，太湖辞赋之学与《楚辞》传播

战国与秦王朝统治时期，烽烟四起，弦歌弃绝，风骚委地。血腥的战争取代了优雅
的歌舞，中国古代的艺术文化遭到了摧残。或许，西部的陵墓营建十分忙碌，气势也十分宏大，但是，倾天下之财以为一人死后独享，这种野蛮不应该因为我们现在的旅游景气而忘却。当楚人建立起“张楚”政权，同时，也把豪壮而悲凉的楚歌弘扬。他们同样对万世基业深表忧虑，但不再企望土质的金戈铁马能够挽救垂死的命运，他们选择心灵表达，选择优雅而豪壮的歌舞，让永恒之念变成不朽的诗章，这或许是秦汉文化的重要区别。武力不是万能的，汉初的社会选择了休养生息，这是一项充满人道的举措，也就基本铸就了汉文化的人文特征。汉初的统治者不再把专制统治作为根本选择，这样，文治的成就开始凸现。
刘邦项羽的楚歌都唱得好，无论是《大风歌》还是《垓下歌》，都是雄健而悲凉的，他们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真实人生感受的体验。成功者忧虑无限，“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不相信他的江山传万世以至无穷。而力拔山的英雄也垂泪对美人。这种楚歌的吟唱使汉王朝在其初期带有浓厚的楚文化特质。
将这种楚风鼓起来的却是东南与太湖流域，而不是荆楚故地。班固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故世传《楚辞》。”（《汉书•地理志》）这就是说，《楚辞》就是因为吴地的学者的传承才流行于世的。如果说秦火以后，《诗经》是齐鲁三晋的学者所传，《楚辞》则由东南与太湖流域的学者所传。东南与太湖学者不仅传《楚辞》，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赋体，开创了一代文学的代表式样，厥功甚伟。
这其中，吴王刘濞起了重要作用。汉代的制度与秦不同。由于秦灭诸侯，遭到强大的反抗，最后推翻秦王朝的，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六国贵族后裔的复辟。汉选择部分分封，是在臣下的分土愿望强烈的背景下出台的。要评价汉初制度的得失是困难的，但它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吴地的经济在刘濞的统治下很快恢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是相对幸福的，因为他们没有沉重的赋税负担。吴地在煮盐铸铁自由的背景下，成了十分富庶的地区，富比天子。财富积累了，门客也联翩而来。所以，诸侯门下又恢复了战国时期士人云集的状态。
《汉书•邹阳传》：“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事吴，皆以文辩著名。”显然，这是一个有规模的文士集团。传《楚辞》者主要两大侯国，一为淮南，一为吴国。邹阳齐人，观其后《狱中上梁王书》，则见《楚辞》之风，不仅用典多似，而含冤之声，忠诚之义悉同。而严忌与枚乘则是《楚辞》作家和汉赋的开创者。起初，三人同扶吴王，后吴王反叛之心渐显，邹阳、枚乘均上书婉谏，吴王不听，于是，三人即奔梁国。
枚乘曾为吴王郎中，吴王欲反，枚乘上书力谏，文采斐然，析理精当。其中精彩者如：“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所以为大王惑也。”显然，这是一种战国策士的文风。可惜，吴王还是不听。于是，枚乘作《七发》之赋，欲警醒吴王，不要在危险的路上走得太远。
《七发》假托楚太子有疾，吴客往见。太子奢靡淫佚，邪气外侵，病体怏怏。客说七事以启，或游览，或观声乐，或观涛，而竟以妙言要道打动太子，使其大汗淋漓，霍然病已。《七发》最后讲道：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也天下要言妙道也。
如此要言妙道，是为了让人万不失一，显然，这一下就把赋体定位于劝勉的范畴。赋便不是一般的抒情达意的工具，而是用于进谏，尤其是下对上的规劝。然而，由于上下身份的差异，这种规劝又必须是委婉的，因此，这就是后来赋体“劝百讽一”特征的雏形。枚乘开创了汉大赋的传统，成为汉赋体制的奠基人。
    枚乘的《七发》不仅开创大赋新体，其中的楚太子和吴客的对话正反映出吴楚文化的关联。尽管这个楚太子为虚拟，但吴楚关系在赋里也是最清晰的表述了。据《汉书•荆燕吴传》载：“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赋中则言楚太子，其中讽谏十分明显。
当时同在吴王门下的还有庄忌。他们因吴王不听所言，便一起到梁王府上去了。而“梁客皆善属辞赋”，又是一个辞赋中心。梁王带着这批人上朝，司马相如看见，高兴坏了，见到了知音。可见，当时侯国的辞赋创作比朝廷繁荣。
庄忌本名严忌，东汉人避明帝讳而改严为庄。据《汉书•艺文志》载，庄忌有赋二十四篇，今存《哀时命》一篇。王逸说是哀屈原之不幸而作。《哀时命》开头就说：“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遇时。”其表现手法一般，但其独特意义在于接贾宜所继承的不幸文士的牢骚情绪，把《楚辞》的这种精神传下去了。《哀时命》是一种模拟，而其意义也在模拟，因为模拟而形成风气，促进了楚风流行及《楚辞》的传播。
这个吴王门下的吴人主体辞赋集团在梁王府里进一步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楚辞》的传播和汉赋的发展。汉武帝听说枚乘的大名，想见他，可是，枚乘死了。枚乘有庶子枚皋，能为辞赋，被招入宫，大得其宠，作赋百余篇。严忌有子严助，善对策，得汉武帝宠幸，也作赋数十篇。枚皋、严助和东方朔、司马相如成为皇家的御用辞赋班子。
严助还将会稽老乡朱买臣推荐给汉武帝。朱买臣好读书，不事产业，采樵售卖以为生。好讴歌道中。及见武帝，为说《春秋》，言《楚辞》。武帝甚悦之。朱买臣在政事上颇有成就，也为辞赋。汉武帝对《楚辞》和汉赋有特殊的兴趣，亲为骚体歌数阙，显示不同凡响的才华，将崇尚《楚辞》的风气推向一个高潮。武帝曾让淮南王解《离骚》，可这淮南王天亮时受诏，吃饭的时候就交上去了，也太草率。或许淮南王解的那个《楚辞》本子不够完整，甚至就是《离骚》片断。由于中央与淮南王微妙的关系，武帝不可能与淮南王交流太多的体会，太湖流域的这班小臣就成为武帝与之切磋《楚辞》的主流队伍。严助和朱买臣传播《楚辞》的贡献要大于淮南王刘安。似乎淮南子没有自己进献本子，而是朝廷已有《楚辞》本，汉武帝请他解释解释。今天我们见到的《史记》、《汉书》关于《楚辞》的三次最早的称谓，只跟吴王濞之门客枚乘、严忌、邹阳和武帝朝中的严助、朱买臣相关联。所以，吴地学者是《楚辞》的第一批传承者，而武帝则是在朝中大力提倡而形成崇尚《楚辞》的风气的。另外，《汉书•王褒传》称：“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颂读。”显然，武帝故事包含两方面，一为六艺群书，一为《楚辞》，可见《楚辞》在汉文化全盛时期是何等的重要。
如果说北方传承了《诗经》，南方太湖流域则传承了《楚辞》。
太湖流域的辞赋之学为树立汉文化的独特个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把逃过秦火的《楚辞》传下来，又开创汉大赋先河，确立汉赋的特质，为太湖学术和整个汉代学术增添了光彩。

二，        太湖地方史学与吴越文化精神的回归

司马迁、班固皆北方学者，在他们的笔下，固然有实录的愿望，但其黄河中心与中原中心的基本观念不变，东南方作为蛮夷的基本看法也不变。中原学者对史学的控制使太湖流域的文化流传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时，太湖流域的学者彰显自我的情绪便滋长起来。在历史学领域，除司马迁、班固这样的通史和断代史大家外，地方史在吴越之地兴起来了，这同样是汉代文化的大事。
汉时东南与太湖流域的地方史独多，如有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此二书后人罕见。唯会稽人赵晔的《吴越春秋》及吴越贤者的《越绝书》流传至今。为什么其他地区的地方史没有这样大的发展，而唯独太湖地区的学者这样重视自我历史的张扬呢？这实质上是太湖学者的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他们要传达的是这样的理念：太湖地区同样属于中国文化的总框架，太湖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价值是同一的，太湖地区承担了同样重大的责任，因而，太湖地区的文化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可忽视的。它的第一目的是要说明吴越地区没有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
《越绝书》在第一卷中这样说：“勾践之时，天子微弱，诸侯皆叛。于是勾践抑强扶弱，绝恶反之于善；……以其诚在于内，威发于外，越专其功，故曰越绝。”又说：“桓公，中国兵强霸世，威凌诸侯，服强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勾践，东垂海滨，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贤臣；转死为生，以败为成。越伐强吴，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约，率道诸侯：贵其始微，终能以霸。”显然，作者将勾践的事业与齐桓公的霸业相提并论，是要极大提高东南一隅的地位，把吴越的争霸及北上会盟看做是“尊事周室”的崇高行为。或许越王勾践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很合乎周礼，也与传统的道德规范相左，如，勾践公开发假誓，把当年的盟誓所具有的一点诚信精神完全扫荡干净了，也很难说他为周王室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越王是传统道德的破坏者。
但是，吴越之地的学者就不这么看了，他们认为，吴越二霸十分了不起，吴越的事迹要传下去，于是，把写吴越历史也看做一项崇高伟大的事业。“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又见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唇之与齿，表之与里。盖要其义，览史记而述其事也”。（《越绝书》卷一）那么写作吴越史乃是继承《春秋》的事业，司马迁作《史记》，本应该将吴越历史扩而充之，可是他所作有限。于是，一部补正史之不足的史书就这样脱颖而出了。《越绝书》原来有25篇，现存15篇，保留了许多吴越之地的珍贵历史资料。其中分经、传、内、外各门，经者论其事，传者道其义，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覆载。尤保持吴地地名典故较多，如卷二“吴地传”便留下了丰富的吴越之地的历史地理档案，其时间跨度从太伯奔吴到汉武帝时期，对认识吴地地理及政区流变颇有价值。另外，该书对范蠡文种的治国之策，计然的商业策略记载颇详。这种记载也是价值的张扬。这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我们看到，太湖流域的经济在盐铁官营后，显露疲惫之象。范蠡等开创的商业传统受到压抑，但其精神却赖此书流传，是太湖固有传统文化的伸张。
赵晔的《吴越春秋》原12卷，今存10卷。就史料价值看似乎不如《越绝书》，但《吴越春秋》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多少新的史料，而在于它张扬传播太湖流域的事迹，宣扬其价值观，并把这种价值观提升到与古代礼仪道德具有同等价值的地位。他们要发出太湖流域的声音，太湖地方史的出现，改变了太湖地区的文化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二书都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子贡。二书有很大的篇幅论及子贡受孔子命安鲁的系列外交之行，并称赞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越绝书》并称说该书之撰就在于子贡去圣不远，与孔子互为表里，是为了表彰子贡的业绩。那末这就意味深长了，这就是争取文化中心的地位。吴越霸王事业的演绎，是孔子及其弟子的旨意下的行为。在儒学一统的背景下，太湖的历史纳入了大的儒学框架了。显然，这种儒学不是思孟学派的心性之学，是子贡之学，王霸之道兼而有之。这种内涵与汉代武帝后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表达出太湖之地的学者弘扬区域文化，并积极参与主流文化的用心。
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两书实际上是吴、越、楚三国演义。吴至寿梦始为王，但这是太伯奔吴后的第十九代吴主了。《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在那里，吴王第一次感受到中原文化的辉煌。这是《史记》都没有记载的材料，说明作者对吴越文化来源的重视。楚大夫申公巫臣教吴射御，是吴的一次重要文化提升。吴楚间的一个重要使者是伍子胥，吴的兴起，吴的灭亡，都与伍子胥有重要关联。吴的都城建筑，吴的兵法，都深深打上了伍子胥印痕。《吴越春秋》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这段史实，演绎了吴越楚三国演义的壮丽篇章。在《越绝书》里，吴子胥的故事也得到大幅度演绎，并有许多议论，在很多处都提到伍子胥，如《军气》篇单独叙述了伍子胥的军事理论。书中有许多对伍子胥的赞美之词。《越绝书》还为春申君立传，实际上是对吴越之地最后归属的客观记录。
但是，两部史书重新举起了吴越的旗帜，回归了固有的传统，而不再将楚作为自己的文
化标记。

对于吴越之地的文化复归，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从政治上看，秦末的吴越旧族没有一个跳出来复国，这和楚齐赵燕等不一样。他们是跟在楚人的大旗后面反秦的，自己没有太多的作为。但是，在汉代的封国建立起来以后，吴地重新叫吴，而不是楚，这很关键。刘濞把这块地盘治理得很好，人们对他颇有好感，封国本来就在和王朝角力，也连带着萌生恢复吴文化的意识。吴文化的回归是分封的触动，他们和以楚文化为基调的王朝形成敌对，重建地方意识和认同就开始了，虽然他们也对《楚辞》感兴趣。此时，荆楚故地也没有足够力量对文化辐射区予以新的支持，毕竟，在吴越之地的楚文化是流而不是源，吴越之地的楚文化的源头活水不足。两部吴越地方史书的完成，吴越之地的区域意识基本复归。等到孙权建立起新的吴国，其势力上溯席卷了原荆楚故地，则荆楚故地飘扬起吴人的旗帜，尽管这个吴和当年的吴不同，但名号的改变也意味着本质的随之变化。此后，原吴越之地的楚风流为遗痕，成为吴越文化历史上的过去事件，部分影响着吴越之地的生活，但吴越之地的民众，那怕是当年的楚移民，都成为吴越之地的文化分子，融入当地。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虽然他还很喜欢《楚辞》，但曾一度为文化主流的楚文化明显边缘化，这也是吴越故地重新寻找自我的因素。楚文化何去何从？谁来弘扬这一传统？后来被吴文化所覆盖的荆楚之地什么时候才复归荆楚意识呢？荆楚是楚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的故土和圣地，只有在那里才有楚文化复归的希望，因为圣地是文化复兴的原动力。我们注意到，武帝后，原楚地人开始传《楚辞》，尤其是在东汉时期，王逸的《楚辞章句》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版本，是《楚辞》的回家，也是荆楚人对《楚辞》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但是，荆楚之地的人们对荆楚文化的弘扬和认同似乎意识还不强。吴国建立，荆楚之地染上了吴风，以至于人们吴楚连称，楚地文化有许多吴文化因子，什么时候楚人才觉醒呢？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本人初步认为，只有到了南朝的宗檩的《荆楚岁时记》完成时，荆楚才重新找到方向。荆楚作为楚文化的圣地，开始重新凝聚人气，归向一个伟大的传统。
有着强大文化传统的区域不会简单改变自己的文化形象，个体的文化形象是由区域赋予的，或许，一个外来者并不一定认同当地的文化，但是，假如他不选择离开，他最终会归于所在地域的固有传统。那些叱咤风云的楚人的后代还在太湖流域，但他们已是吴越人，同样，三国时期的吴国，有许多固有的吴越人任职于荆楚，后来也自称楚人。
生活在一定地域的文化人往往会努力挖掘所在地域的文化传统，寻找地域的文化标记，从而贴到自我身上，这实际上是在通过弘扬传统建构区域的自我形象。对于地域文化传统，人们往往寻找最有亮色的部分，同时也是最入时的那一部分。因此，这种传统也是变化的传统。同样被楚人占领过的安徽地区，原是一些小国，或者大国边缘，那是陈胜起义的圣地，但他们没有选择古老的楚文化传统作为自己的文化标记，尽管楚文化许多辉煌的事业是在安徽立下的，他们径称徽文化，在目前有大力弘扬徽商的举措。尽管晚近，但颇时尚。这样，一些古老的区域精神可能会被遮蔽。但人们大多选择地域名称为自己的文化标记。
地域的称谓是重要的，但其传统内涵可以改变，这也就是说，区域文化传统实际上是建构出来的，现实需求是区域传统生长的直接动力。
吴越之地文化传统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变迁给人许多启示。


[ 本帖由 田兆元 于 2006-8-3 18:12 最后编辑 ]

dingdang

浙江人好像认为自己跟楚人没有关系的。

锺宗憲

田大俠如果有未發表的文章
歡迎投遞到台灣輔仁大學的先秦兩漢學術學報來

田兆元

谢谢钟帅哥，有了合适的先秦两汉的论文一定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