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雅萍：清华东亚文化讲座——吉冈吉典的战后认识

雪村友梅

吉冈吉典的讲座无意中从网上看到清华东亚文化讲座消息，通过论坛短信向发起者刘晓峰先生咨询讲座的价值，刘晓峰先生回信中说：“吉冈是日共中央委员，是历史当事人。很值得一听，对了解当代日本社会的变化很有参考。”听过之后，受益匪浅。吉冈先生不会中文，讲座过程由刘晓峰先生担任翻译，提问阶段是另一位先生（名字忘了）做翻译。在吉冈先生用日文讲话时，我正好将前一部分记录下来。





吉冈先生讲座的内容主要有二战结束对日本的意义；日本战后民主化过程的主要问题；哪些因素使日本对战争反省不够；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外交历程；日本对战争反省的解决之道等。





61年前8月15日，战争结束，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承诺接受民主，放弃军国主义。而在天皇的《停战诏言》中，相关内容阙如。据吉冈先生回忆，当时广播效果不好，以至于当事人于细节多印象模糊，天皇讲了什么并不清楚，不过大家都明白战争结束了。事后，吉冈先生确认广播中没有《波茨坦公告》的相关内容，而是重申了当年的宣战诏书之内容，如大东亚及日本挑起战端乃中国军人寻衅和美国人的刺激。天皇的诏书奠定了日本战后基础，民主化进程之路起步并不平坦，而一直反战的日本共产党人仍在坐牢，臭名昭著的《治安条令》（似乎不是这个名字）并未废除。当然在联合国指令下达与日本政界之行动之间需有一个过渡期。





不久之后日本民主化进程开始，标志性的事件有：废除《治安条令》、被关押的日共出狱；日本宪法重新制定；美化战争的话语停止。吉冈先生特别强调仅仅是停止、沉默，而诏书中已经奠定的基调未曾改变，日本政界对战争认识的思维逻辑也没有变化。这就是靖国神社宣传日本精神的渊源，在靖国神社，每天播放六场电影，主题主要是从佩里叩关（注，佩里叩关是美国人佩里打开日本大门，日本开埠走向近代化的关键事件）以来，日本国民中的大东亚观念，日本人受到西方殖民者的刺激，自强、复仇等等情绪在国民中影响深远。靖国神社的电影中抗日战争的原因是中国人反日的结果，太平洋战争乃是罗斯福的阴谋。（注，平平认为此乃强盗逻辑）





日本战后民主化起点本来就有问题，加上冷战格局的形成，使得日本的道路更为曲折。美国出于战略考虑，在日本推行“战犯政治”，东京审判中的一级战犯（名字没有记住）出狱甚至当选为日本首相，这对日本战后重建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日本国内的舆论中战犯是爱国者，要求释放的呼声喧嚣尘上，这种声音与近日靖国神社志论调并无二致。吉冈先生认为战争正当化乃美国战犯政治之后果，东京审判中的罪人在日本国内部分舆论界中并非罪人，战争期间反战者反而被成为非国民。当时只有日共反战，战后政坛皆为主战派，怎么会认真追究自己的责任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国际舆论一致反战、反法西斯，日本不得不作出反省的姿态，九十年代，被迫采取谢罪立场。但是1995年自民党内部参拜靖国神社联盟结成，又开始美化战争。小泉上台后不顾财界反对，执意参拜。对此日本一家媒体公开指着财界人士只讲利益，忘记国家。





小泉的行为引起很多问题。第一，教科书问题，美化战争的教科书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使用率不超过百分之零点四，大量库存没有办法处理。第二，靖国神社问题。自民党的行为与国际舆论相悖，直接影响到日美同盟的关系。美国人不能接受日本偷袭珍珠港是罗斯福的阴谋之说；财界人士与亚洲各国的友好交流也受到影响。小泉的继任者必须处理小泉参拜带来的各种麻烦。





吉冈先生对小泉政治的影响有如下看法：1、小泉上台后美化战争的舆论变为主流，小泉的后继者是否继续参拜是个问题，出于国际压力，尚无人提出参拜，很多右翼分子称这些人为叛徒（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对战争责任的反省）。2、最近几年，日本国内对战争反省薄弱，吉冈先生认为这是日本走向民主化的关键。





对于日本大东亚思想，吉冈先生指出日本优越性来自明治维新以后富泽渝吉的脱亚入欧思想，至今日本国内仍有公开指责中国不民主、无教养的宣传。而这种宣传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是这种宣传非常有市场，（民族优越性的宣传会导致那些后果，历史已经有血淋淋的教训）。明治以后，日本在亚洲的殖民比欧洲更为积极，1875年出兵台湾，已经显露其侵略性。甲午之战，对中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前我只关注甲午之后中国思想界、政界的普遍反映，很少考虑日本的变化），对日本人来说，获得台湾、澎湖列岛是通往一等国家的必经之路。甲午战后，日本国民中蔑视中国人的情绪更为弥漫。抗日战争中，回国日本人所讲多是在中国杀了多少人，并以此为炫耀。日本一等国家的参照系是欧美，表现在《马关条约》中，日本特别申明：与欧美一体均沾在华利益。同类外交事件在土耳其也有。土耳其反俄过程中，与日本结盟，日本人给土耳其的条约中，所列条件与欧洲列强一样。从中可以窥见日本的大国主张，以亚洲盟主自居。日本为了跻身一等国家，与欧美并驾齐驱，选择践踏亚洲其他国家。日本在亚洲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增进其国民的优越感，对周边民族的蔑视不断发展。一面应对欧美的压迫，直到1904年才废止不平等条约；另一面则是不断压迫中朝，与中国、朝鲜等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日本最为积极，派兵最多，死伤最多。目的是迫使欧美承认其一流国家的地位。吉冈先生特别提到，日本派兵之前，已经做好侦查工作，在掠夺过程中，最有效率且受益最多，还获得模范的好名声。吉冈先生参阅当时日本报道，当时日军中中饱私囊者被公开审判，说明日军同样参与抢掠！吉冈先生下面的话非常真诚，他认为一个人做错事，承认错误非常必要。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日本军队参加了抢掠，却说没有，并因此获得好名声。日本外务省人写书如此说，中国人也有同样论述，扭曲历史的行为必须得到清理，这方面的工作也要两国学者通力合作。





吉冈先生还讲到治学的态度与方法，以一次世界大战外交史为例。他阅读日本外务省档案，认为当时中国外交代表团代表当时国际舆论，主张废止密约；而日本则通过密约形式获得大量实惠。在当时看来，日本虽然获得很多眼前利益，但是直接都后果却是国际舆论所排斥，并逐渐走向战争。因此考察一个政府的得失，不能仅仅看得到了什么，还要看失去了哪些，也许失去的东西更为重要。





由于讲座时间很长，加上我不懂日语，中间打盹走神一段时间，肯定遗漏了不少内容。





其后是评议和提问时间。个人认为评议者的发言中提到中国的日本研究滞后及两国间的隔膜问题十分重要，刘晓峰先生亦认为，很多人对日本的了解停留在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个从未去过日本的美国人类学家的作品《菊与刀》上，随后私下交流中，刘先生认为现在研究者的另一个问题是观念过于陈旧。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吉冈先生正在调查当年卢沟桥事变的具体细节，他今年已经是78岁高龄（虽然他本人心态还很年轻，戏言自己的人生理想是活到150岁），仍然致力于历史细节的考证，而在国内，很多人只有反日情绪，却疏于收集资料，包括卢沟桥纪念馆这类的专门机构，而口述史工作更是当务之急，从事这类研究的人员也相当有限。





我也向吉冈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学术交流中的共识与障碍是什么。吉冈先生认为对他而言主要是语言问题，先生十分谦虚好学，计划学习韩文与中文。





之后的晚宴，我又问了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如是否关注日本卡通、日本国会开会时的一些细节等等。其实我还想问一些早年学习、读书郊游等情况（有点职业病），语言不通，时间也有限，就这样草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