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屠猫记》

任双霞

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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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译序
序
一 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
附录 故事的变异
二 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
附录 孔塔记叙的屠猫记
三 资产阶极梳理他世界：城市即文本
附录 省区社会阶级杂处
四 警探整理他的档案“文坛解剖
附录 三份纪事
五 哲学家修剪知识树：《百科全书》的认识论策略
附录 三棵知识树
六 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捏造浪漫情
附录 兰森的购书单，1775—1785
结语

[ 本帖由 任双霞 于 2006-8-12 20:14 最后编辑 ]

任双霞

达恩顿在那些非权威文本的幽时间处探索隐藏的历史真相和人类心灵状态：一个中产阶级市民对其城市的一份“完整”梳理，一名警探保存的令人称奇的档案；《百科全书》的序论；一位同时代读者对畅销书作者卢梭的评价。
    本书探讨的是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述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这种探究的途径在法国称之为“心灵史”，也可称作“文化史”，因为那是以人类家研究异域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自身的文明。那是“民族志”观察入微所看到的历史。
    在作者带有强烈文学趣味的随笔体例的写作策略下，读者绝对可以获得一次既有益又有趣的阅读经历。

任双霞

《屠猫记》是本很有趣的书。作者罗伯特·达恩顿虽然系名 牌大学教授(普林斯顿历史系教授)，做学问却丝毫没有学院派的迂气。人们可在他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找到新奇；还可在他俏皮式的幽默中，领略智慧。所以，此书对学究气的读者是个打击，它无疑破坏了他们一本正经的学术写作和思考模式。随笔式的文学写作，虽有人不大信服，但谁也得承认阅读此书是一次多么愉快的经历，学术写作竟也可以写得这样有灵气。

这是达恩顿教授继《启蒙运动的生意》之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二本书。此书标题直陈探讨法国文化史，这一内容并无新意。两百多年间，此类著述早已汗牛充栋，既有大写的思想史，又有小写的民俗志，大大小小的学问家为此殚精竭虑，还能写出什么新意？作者为何还要掺和这个主题？

此书开门见山:“本书探讨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可见，作者明显有备而来，不再随大流地遵循“思想史的高速公路”，而是决定探入一个“未标识”的领域，试图研究“寻常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市井生活如何寻求策略”。这一思考路径的独特性，自然成为此书的写作理由。

从屠猫记到浪漫情:18世纪的观念世界

1730年，一帮巴黎的印刷工人搞了场诡异的仪式，在这场令人匪夷所思的仪式中，他们虐待并屠杀了工厂周围所有的猫，尤其是他们工厂师傅老婆的宠物猫。这件事发生得多少有些离谱。工人们为什么热衷于屠猫？为什么对这样的仪式乐此不彼？一张十八世纪的购书单里透露出异乎寻常的讯息:在今天没多少人有耐心读下去的《新爱洛伊斯》，竟成了那个时代畅销书。卢梭究竟耍了什么花样，让浪漫风潮席卷法国，引无数少女暗送秋波？

从开篇到结束，《屠猫记》的作者耐心地讲着一个又一个故事。许多故事本身不算稀奇，但在他的分析中却变得意蕴丰富，颇给人启发。他笔下的18世纪法国，不是路易十六的法国，也不是伏尔泰、狄德罗笔下的法国，而是普通人观念世界中的法国。无意之中，他们用他们微不足道的生命痕迹留下了更为珍贵的“法国性”。

他把故事《小红帽》与近代法国农民的生存策略相关联，还将印刷工人的反抗跟诡异的屠猫仪式相联系；他可以通过一份为人忽视的城市概况解读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一份警探的档案，重新制造文字狱的恐怖气氛；稀疏平常的《百科全书》知识体系，他从中读出了躁动不安的反叛，一张简简单单的购书单，他却从中发现了一场卢梭引发的“阅读革命”。从众所周知的民间故事到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潮，作者循着社会阶梯往上爬，“从表达世界观最含糊笼统的陈述着手，而后越来越精确”，娓娓道来的不经意间，为读者勾画了一个迥异于当下认知的18世纪的观念世界。“慧心妙笔时有创意，一针见血令人惊奇。”《时代周刊》的评价切中肯綮。

看似零散的几个故事间，竟有如此的内在关联，不难看出作者其中的有意经营。六个故事分别将视角聚焦于决定一个时代风尚的几个社会阶层:农民、工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俗到雅，从普通大众到知识精英，尽管阶层不同，但都面对着同一个时代的法国，每个阶层的文本也都具有极其广阔的阐释空间。尽管历史久远，往事如烟，但作者依旧能够从斑驳的故事、城市、书目、档案等等文本中，读出那个剧变时代中，不同心灵之间的碰撞。一个时代绝不可能只有一种心声，它只能是多声部的合奏。不经意间，达恩顿以一种特有的个性化方式建构了他另类的法国文化史。

另类个案，深描研究

此作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之处，在于它的活泼、生动、放任自流。它来自于作者难能可贵的文学气质。他身上的那份敏感，使得任何细节都难以逃脱他犀利的目光。他重视文本，并能对文本进行机智的解读、合理的发挥。

众所周知，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用今天的眼光打量，此书早已落伍。知识条目比它丰富的百科全书比比皆是，编排体例比其精到的更不难寻找。那么，为何这样一本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书，在当时具有一种颠覆性的革命魅力？一份普普通通的全书目录，何以让教会感到忧心忡忡？

达恩顿引领我们进入法国18世纪的心灵世界。借用福柯的理论，知识即权力，对知识的分类同样牵涉权力的运作。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虽表面上改变知识分类，实则触及核心世界观问题。由此才知，他们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划新疆定新界的时候，是冒着莫大的危险”。正如作者所言，这一部现代的“反异教大全”，“绝不是没有色彩的信息汇编，而是一手打造知识的新面貌，把知识的主导权从教士转移到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手中”。这也从另一个意义上印证了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这足以见出作者的实力。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脱离了宏大叙事，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人类的关怀；选择了细枝末节，同样不意味着眼界的狭隘。海德格尔就言:世界是我们身处着的世界。与其关注世界是怎样的，不如关注我们怎样理解世界:过去怎样，现在又是怎样？

从民间故事到城市档案，从书籍订单到著作目录，用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文献来做文章，既可说是《屠猫记》的匠心所在，但也会被诟病为歪门邪道。其实，一部作品受到争议并非坏事，这倒恰恰反映出作品所能启发的思考空间，从而为新的思考提供了新的生长点。正如作者所言，“这些文件不能拿来代表18世纪的思想，当作敲门砖却绰绰有余。”的确，此书的好处不在于在理论上对文化做了多少精深的研究，而在于它以极其个性化的方式为文化研究拓展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

“文化客体并不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而是他所研究的人们制造的。它们自行传递意义。它们需要的是有人加以解读，而不是计算。”了解西方的史学背景，不难发现，此言针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而发，对该学派在方法论上的“整体性”与“数字化”，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此番解释可谓直刺要害。反过来，作者亦提出自己的主张，点出“文本解释”对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文化研究离不开文本，尤其是那些稀奇古怪的文本；文化研究离不开阅读，尤其离不开基于体验之上的解释。因为当大量理论概括在抹杀差异之时，唯有文本个案能显现差异。“阅读的概念乃是串连所有篇章的一贯之道，因为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部哲学文本，并没有两样”。

不妨提及达恩顿的同事克利福德·格尔茨，用达恩顿自己的话说，在人类学领域，格尔茨是他的老师。在其代表作《文化的解释》中格尔茨就一再强调，文化研究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深描(thickdescription)”即是一种意义诠释，立足微观，“寻找复杂并使之有序”。文化研究就是个案研究。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反对抽象统摄，重视个别差异。

文化研究的新范式

达恩顿的理论主张虽有其特殊的学科背景，但其倡导的个案分析与深描研究，对整个人文学科都有借鉴意义。如果说，自然科学关注整体性与一般性的话，人文科学恰恰对个别性与特殊性情有独钟。甚至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个体差异的尊重，人文大厦才得以建立。

然观当下诸多“文化研究”的言说，通篇“理论”，却无“个案”，令人不解。乔纳森·卡勒就曾大言不惭地指出，文化研究就是理论研究。这就意味着，当代的文化研究，存在无视事实差异的实证主义倾向的同时，更有甚者还否定事实本身的存在。现代性的知识语境中，由于把知识看做权力，文化看做意识形态，文化研究亦不可避免地走向文化政治。无论是阶级学说还是权力话语，无论是解构学说，还是他者理论，大多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以抵达最终的政治诉求。

这就意味着这一基建于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离真正意义的文化研究渐行渐远，换而言之，与其说其是文化研究，不如说是理论研究；它是表面上的文化研究，实质上的理论操练；形式上是个案分析，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斗争。它不再关心现实世界生生不息的生命，却常常沦为一种“聪明者的游戏”。因此，它不研究真正意义上的“文本”，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

敢问路在何方？“改弦更张，结合人类学或许可望为文化史引上新出路”，达恩顿指出了一条更好的途径。人类学角度的文化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实证主义的抽象性，而且更利于超越意识形态的单一性。因为人类学家没有“一体通用的方法”，没有“无所不包的理论”，他们只能试着“从当地人的观点看事情”，试着了解“当地人寄寓所在”，也试着寻求“意义的社会面向”，从“文本的幽暗深处”，真正走近隐匿于历史深处的陌生心灵。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学的分析视角，更有助于建立文化个别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自然，一种研究新范式的引入，自然遭受不少批评。迂腐成性的守旧派自当不必理会，真正应当在意的则是，这一研究模式背后潜在的视野盲点。显而易见，单靠六个小故事，想把百年的法国文化说明白，显然不太可能。读者也更需要明白，他对年鉴学派的合理批评并不意味着他的方法就成为了包打天下的独孤九剑。相反，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

显而易见的缺陷同样成就了显而易见的亮点，过多的苛求显然没有必要，只要它能带给我们些许新的启发，享受一趟愉快的阅读旅程。如果说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中的观点太过抽象的话，达恩顿这本近似于随笔的著作，足以让我们从直观上体会到个案研究的趣味性和生命感。此外，台湾的译者的严谨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整一篇译序中还反复地琢磨着个别语词的翻译。想必他也从这样一本别具一格的书中得到了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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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双霞

今天从山西结束在晋城市读碑的考察，坐车回济南。10多个小时的漫漫长途，多亏这本书，旅途才不那么寂寞。断断续续，在清醒和瞌睡中看了三章。每一章都精彩，这是我几个月来看过的最好看的书之一。所以回到学校，第一件事便是向兄弟们献宝。

吕微

屠猫仪式与法国大革命
人类学研究：阅读他者的方法  

吕微

《屠猫记》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写的一本研究法国18世纪文化史的专著。之所以取名“屠猫记”是因为该书的第二章讲述了一个当年法国巴黎印刷工人屠猫仪式的故事，这个故事耸人听闻，用来做书名透露出吸引读者眼球的愿望。但是，不要以为该书名不副实，这可是一本精心之作，尽管作者采用的是文学随笔的写法，但在看似随心所欲的文字背后却是谨慎的材料梳理和力透纸背的思考，这正如作者在该书“结语”处所引用的一句话：“好的历史学家就像传说中的‘食人魔’，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闻到人体的气味，他就一定能够找到他的猎物。”
无疑，达恩顿就是这样一个食人魔式的历史学家，他领着我们去嗅闻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社会气味”，而你一旦和达恩顿一样也闻到了那股混杂着各种来路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味，你就能在恍然之间有所觉悟：原来法国大革命是因此而发生的，这和我们以前的理解可不大一样！

屠猫事件

屠猫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印刷学徒的生活苦不堪言，其待遇（无论吃、睡）远在师夫、师母的宠猫之下。那时，养猫是印刷业“资产阶级”的生活风气，导致印刷区的野猫大量繁殖。野猫和家猫们合伙儿在学徒（显然住地下室）的窗外叫春，搅得他们彻夜难眠，而他们还要应付整个一个白天的劳作呢！于是一天晚上，学徒们“决定自救，纠正不平等的状态”。他们爬上屋顶，在师夫卧室的窗外模仿猫叫，声声凄厉，直至天明，一连几天下来，师夫师母终于熬不住了，下了“逐猫令”，但特别交代不许惊吓师母宠爱的“小灰”。师夫师母一言既出，大屠杀就有了充分的合法性，于是一场正规的屠杀仪式就此开始，“小灰”当然首当其冲，学徒们原本就是冲着“小灰”来的，其他的猫其实都是陪绑。

雷维耶手持铁杆，朝小灰的脊骨狠狠一击，在一旁待命的杰尔姆当场把它给了断。接着，他们把死小灰腌在臭水沟里，职工一伙人则忙着追赶其他的猫，猫在屋顶上逐户逃窜，短棍在它们身后飞舞，见袋则躲自然成了囊中物。他们把奄奄一息的猫装进袋子，堆在庭院。然后，印刷所全部的人齐聚一堂，演出一场大审，卫兵、告解神父和刑吏一应俱全。对那些动物判刑，并且举行临终仪式之后，他们在临时搭建的刑台上把它们绞死。一阵哄笑惊动师母，她来到现场，看到一只血淋淋的猫挂在绳套上摆荡，失声尖叫。她想到那可能是小灰。大伙儿向她保证绝对不是，他们非常敬重师傅一家，不会做出那种事。……师夫夫妇离去之后，大伙儿“欢欣”，“闹成一团”而且“大笑”。

但是，

笑声并没有就这样结束。后续的几天，印刷工人想要偷闲寻开心，雷维耶他们就仿真当时的情景，重演不下20次。以诙谐的方式重演印刷店铺生活的点点滴滴，用印刷业的行话来说就是“复本”，从此成为他们的一大娱乐，用意是讽刺店里面的某个人的特性以达到羞辱的目的。一个成功的“复本”会惹得玩笑的“标靶”七窍生烟——店里的行话叫“吊母山羊”——伙伴们则用“粗犷的音乐”（像羊一般咩咩叫）捉弄他。……雷维耶制造了凡人所知最有趣的“复本”，也引发了粗犷音乐中最雄伟的合唱。“复本”结合猫大屠杀所构成的这整个插曲醒人耳目，是杰尔姆整个印刷生涯中最开心的经验。

以上故事见于本书的第二章，该章的题目是“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在这一章中，达恩顿分析了一名叫孔塔的人（他年轻时曾干过印刷工人）写的《印刷工趣事》的回忆录手稿，手稿上注明的时间是1762年，其中记载的巴黎印刷工人对城市猫大屠杀的事件发生在18世纪30年代末期，该事件发生约40年之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历史学文化史研究与人类学的文化史研究

所谓“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在法国原本叫做“心灵史”（l' histoire  des  mentalites），达恩顿说，由于“这个（写作）类别在英文仍然无以名之，为了单纯起见，不妨称作文化史。” 达恩顿的意思是说，在英语学术传统中，所谓文化史研究仍然是采用一般历史学家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转而研究文化现象罢了，而在法语学术的新传统中，心灵史的研究则是借用了人类学（特别是晚近的“解释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方法。因此，尽管达恩顿的这本书名为“文化史钩沉”，读者仍然要注意这是一本非传统历史学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也就是说，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本书就是源于达恩顿和著名的解释学人类学家格尔兹共同开设的“心灵史入门”的课程）。
历史学的文化史研究和人类学的文化史研究有什么不同呢？我想主要在于：历史学家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一大堆死文字，而且主要是历史上的文化精英们留下来的死文字，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解读这些精英文字的内容。而人类学家则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尽量搜求那些历史上的普通人留下来的材料（包括口头材料和文字材料），而且人类学家们要尽量避免从自己“客位”的立场任意解读这些材料，而是要尽量“同情”地站在“他者”的“主位”立场上“自视（或‘自识’）”地“了解”这些材料的价值。
所以，不同于历史学，人类学更注重探讨历史上普通人的“思考方式”，《屠猫记》就是这样一本人类学式的历史学著作，“书中试图陈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因此，《屠猫记》所“探究的途径不是遵循（精英）思想史的高速公路，而是探入文化地图尚未标示的一个（草根）领域”，也就是以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时用“民族志”（ethnography）观察入微的写作方式所看到的历史。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既然是本文化（西方）的人写本文化（西方）的事（历史），那怎么能够说就是在研究“异文化”即“本文化的他者”呢？我想，答案是这样：人类学家是从空间距离的角度划分本文化（本民族）和异文化（异民族），而历史学家把空间的视角转换为时间的视角，历史学家认为，与空间一样，时间同样会造成距离感，而这个距离感就是产生“异”与“同”的根源（其实康德早已把这个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就感知形式来说，空间原本就从属于时间）。
因此，即使同属于一种文化，不同的时代仍然会把同一的文化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比如，当我们说到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时，我们就已经在自己（本民族）的心灵中区分出“异”和“同”。正是在时间的作用下，我们心灵的一部分变得难以理解了，变成了“当下自我”的“过去的他者”，于是，要“自视（或‘自识’）”这部分“心灵的他者”，采用人类学“他观”加“自观”的方法不是顺理成章吗？法国人用“心灵史”的说法命名这种理解“自我中的他者”的方式，自有其深刻的道理。

有别于观念史家追踪形式上的思想从一个哲学家到另一个哲学家的传承关系，民族志历史学家则研究寻常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他试图揭露他们的宇宙观，陈明他们如何在心智上组织现实并且将之表现在行为中。他无意从市井中人找出哲学家，而是要看出市井生活如何寻求策略。寻常人在地面活动，学会“市井之道”——他们也能够和哲学家一样拥有自成一格的智能。不同的是，他们思考的不是根据逻辑命题，而是根据事物，或是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唾手可得的任何其他事物，比如故事和仪式。

《屠猫记》全书共分六章，这六章依次对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的六个（种）文本进行了分析，这六个（种）文本分别是：一，一组采自农民口头的民间故事；二，一名识字的印刷工人写的自传；三，一位市民给自己生活并热爱的城市写的导游词；四，一名警察为监视文坛而建立的秘密档案；五，启蒙主义的思想巨著《百科全书》；六，一名崇拜卢梭的读者的购书清单。由于这些文本都是“他者”的自我陈述，于是，达恩顿就向我们呈现了大革命前法国社会从农民、工人、普通市民和警察直到知识分子的各个阶层的思想（心灵）状况，特别是他们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自视或自识）的不同方式。在此同时，达恩顿也就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学民族志写作得以理解他者的最为独特的方式：不是我们如何向他者“表一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而是同情地了解他者自己如何看待自己。

屠猫事件的笑点

还是回到屠猫事件。在复述了屠猫事件的前前后后之后，达恩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读者看来，（屠猫）这件事就算不至于让人反感，也实在是没什么好笑的。一个青少年演出毫无自卫能力的动物惨遭屠杀的仪式，围观的一群男人学羊咩咩叫，拿他们的工具又敲又打的，哪有什么幽默可言？”
但不待读者回答，达恩顿似乎自言自语，自己就给出了答案：

我们笑不出来，这正说明阻隔我们和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工人之间的距离。察觉到那一段距离的存在可作为从事一项探究工作的起点，因为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最不透光的地方似乎就是穿透异文化最理想的入口处。当你了解到对当地人特具意义，而你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东西，不论是一个笑话、一句谚语或一种仪式，你就能够得从什么地方抓到可以迎刃而解的一套素昧平生的意义系统。

于是，达恩顿认为，“掌握了对猫大屠杀的笑点所在，或许就有可能掌握旧制度下技工文化的要素。”那么，达恩顿采用了什么方法来解读屠猫仪式的“笑点”呢？说来简单，他所采纳的方法竟是我们民俗学者经常采用的最普遍、最普通、最朴实的“事象研究”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在我们比较“先进”的民俗学家看来已经很成问题了，但达恩顿却如获至宝，认为是能够用来解开“他者之谜”的有效工具。
达恩顿说，“多亏了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对于早期现代人划分历年的（过渡）仪式周期已经相当熟悉。”其中就包括狂欢节的大游行，“狂欢节期间，一般民众暂时搁置常态的行为守则，仪式性地颠倒社会常规”，“狂欢节是一年当中欢笑、性与青春百无禁忌的旺季——年轻人在尚未被这个世界的秩序给同化与驯化之前，借有限度的逸规冲动测试社会规范的界限”，而在欧洲人的狂欢节里，猫总是扮演着一个被虐待的象征角色，欧洲人称之为“弄猫”。在此，我实在不忍心再引述对那些残忍的、令人发指的虐猫行为的描述，这些描述还是由读者自己去选择阅读吧！我只想指出，猫在欧洲文化中的象征意义，而这个象征意义——的确如达恩顿所言——正是依赖于民俗学家的辛勤工作，我们才得以知晓。
猫究竟怎么了？“说到猫真是一言难尽”，“在早期的欧洲，折磨动物，尤其是折磨猫，是通俗的娱乐”，而且“打从上古（猫）就是使人类着迷的神秘物”，因此“当杰尔姆跟他的工人伙伴在圣塞佛街要一口气吊死所有的猫的时候，他们援引了他们的文化中一个人人有份的要素。”
具体地说，在欧洲文化中，猫往往被认为是女巫的化身，因此，残猫的行为被认为具有灭巫的正当性理由。此外，即使不是女巫所变，猫自身就有不可思议的法力和魔力（比如吸食不同部位的猫血以及猫的脑髓能治疗各种疾病）。在所有的动物中，大概只有猫的眼神最接近人的眼神了，所以人从猫的眼睛中看到了同人类自己一样的智慧和狡诈。然而，猫最重要的象征莫过于“性”，猫总是与女性有特别的关联，在英语中pussy这个词既指猫也指少女，同时也指女性的阴部。因此“不论在哪个地方，猫都影射生殖和女性的性欲”，而“从女人的性欲到男人的绿帽，轻轻一跳就跨过了。猫叫春或许是妖魔群舞的狂欢，但也有可能是公猫在发情的时候彼此叫阵挑衅”，而猫的“众巫夜会”总是以一场大屠杀收场。
在引述了一大堆民俗学家搜集的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有关猫的民俗事象之后，达恩顿认为可以重新解读《印刷工趣事》这篇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民间文献了。

巫术、狂欢、偷情、闹新婚和屠杀，旧制度的人从猫的哀号可以听出许许多多的内容。圣塞佛伦街的人到底听出了什么名堂，这不可能说明白。我们只能这么说：猫在法国的象征意义一言难尽，其中的学问既丰富又古老，流传之广足以渗透到印刷铺里头。
不可能根据那些搜集（到的民俗事象）宣称这个或那个习俗存在于18世纪中叶巴黎的印刷铺。我们能够断言的只有一点：他们（印刷工人）生活与呼吸都在处处迷漫传统风俗与信仰的气氛中。

我们看到，当印刷学徒把群猫的夜扰说成是“魔鬼附身的一群猫通宵举行众巫夜会”时，他们的确引用了一个古老的传统而使自己的行为具有了正当性，而师夫、师母之所以最终同意让学徒们驱赶野猫，也同样是在援引传统，所以，正是师父、师母和学徒共同的传统允许他们以灭巫的理由“猎猫”。当然，其中被残的“小灰”更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小灰”当然是隐喻了师母，其时，师父大约62岁，而52岁的师母正与一个20来岁的年轻神父偷情，于是学徒们杀死“小灰”的理由就更加名正言顺了，“小灰”罪有应得，该被判以极刑，而“一场诡计使得师父沦为喜剧人物中的样板角色：戴绿帽子的丈夫”。“这样的一个双重玩笑，任何一个了解传统表态语言的人都不可能视若无睹。”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屠猫仪式在学徒们眼里之所以可笑的原因了：当学徒们援引传统而以象征主义的合法方式指桑骂槐地耍弄师父（戴绿帽子）、师母（女巫）时，他们当然要为自己的智慧和胜利开怀大笑了。“这是拉伯雷式的笑声。印刷工人知道怎么笑，那是他们惟一的专长”，而“笑声是早期技工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分”。

闹剧可以一变而为骚乱

屠猫仪式只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夜发生的一件小事，达恩顿也并不认为能够通过这一件小事就能够说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全部原因，但是，当你读完全书，当你通过达恩顿所提供的诸多“他者”的文本，从而了解到：民间故事中所反映出的农民的最大愿望就是“吃饱”，而警察眼中的无行文人们在启蒙大众的同时也在干着卖身投靠一登龙门的丑行，当然，也还有众多由“印刷革命”所造就的“阅读者阶级”中的人在为卢梭的道德理想而流泪……而这一切都指向了几十年后的那场影响了世界历史方向的大革命，我们看到，大革命前所有因长年的饥饿而生的最低的生存愿望、因顾主的剥削而生的无情怨恨、因财富的聚集而生的贪婪与渴望、因从业的压力而生的背信弃义、因援引传统而暴露出的人类内心最底层的残忍，最后，还有仅仅因灵魂的交往而生的高尚情感，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在大革命中登台亮相了。
但这决不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那个法国大革命。尽管达恩顿在本书中没有直接讨论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他讨论的只是“18世纪法国文化史”），但是，把屠猫仪式等故事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并不只是我这个读者自己的“异想天开”。达恩顿写道：“把这场大屠杀看做是法国大革命九月大屠杀的彩排，这当然是荒唐，不过这一次的暴力突发事件确实具有群众造反的意味，虽然仅限于象征的层面。”“闹趣可以一变而为骚乱，那是一种性与煽动的狂欢文化，在那种文化当中，革命的因子有可能受到象征和隐喻的抑制而不至于蔓延，也可能像1789年那样成为全面的暴动。”然而，达恩顿却认定，尽管“工人把象征性的玩闹推到真实状况的边缘，一旦擦枪走火，杀猫之举有可能变成公开造反。”但是，“一直到19世纪末开始无产阶级化，他们（巴黎印刷工人）的抗议大体保留在象征的层次。”
我想，每一个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收获不同的果实，因为这本书不仅故事讲得精彩有趣，而且充满寓意，不仅可以视作一般的知识性读物，也可以当作一本历史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教学参考书，正如我在本文中始终暗示及明示的，达恩顿进行了一次研究方法的尝试（尽管也可能是失败的尝试），所以，对于研习历史、文化和民俗的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学者们来说，这都是一本值得阅读且一定读有所得的好书。

（《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建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吕微

应<中国图书商报>之约,为这本书写了一篇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