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折:“江陵端午祭”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拍案而起,大概都是因为激动,而理性的话语总是出现在激动过后。贺学君教授从韩国回来之后,沉默了一段时间,终于也写了一篇万言长文《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以江陵端午祭为例》,详细地追述了“江陵端午祭”的历史、流变、现状,以及韩国学者、江陵市政府为此而付出的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江陵端午祭不是一天两天的节日庆典,而是一项时节性的漫长的民俗活动。其日程安排也很复杂。如从“迎神祭”算起,应该是连续五个昼夜(农历五月初三至初七);如从“山神祭”起到“送神祭”止,则长达20余天(四月十五至五月初七);如果从“酿神酒”开始,那就一月有余(四月初五至五月初七)。祭礼极其繁复,活动之多,难以胜数。
江陵端午祭萌生于何时,目前没有确切文字资料可证,但已知早在新罗时代即有了“端午节”。这一天,上自皇室,下至平民百姓,举国欢庆。为了祭祀山神、祈求丰收和安康,他们除了要举行各种大规模的巫术祭礼之外,还要举办假面舞剧、投壶、摔跤、荡秋千、长跪比赛、跆拳道比赛等多种多样的大型民间游艺活动。
江陵曾是古国的首都,当时有“舞天”的宗教庆典活动,端午是五月祈求丰收的播种庆典,十月是秋收的感恩节。江陵的端午祭除汇集国内所举行的各种传统习俗,还有属于自己的内容,是一种全民庆典活动。
当我们还在忙着“破四旧”、“移风易俗”的时候,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1960年,韩国中央大学的任东权教授(韩国民俗学会前会长)在江陵的考察中发现,江陵端午祭规模宏大、特色鲜明,具有浓郁的区域特色,于是撰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向韩国文化观光部申请确认其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但是,由于评委们对民俗文化的性质和重要性缺乏了解,并没有给出答复,于是任东权找评委们一个一个谈,反复游说。
这一漫长的游说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67年,江陵端午祭才正式获得通过,被列为韩国第13号“重要无形文化遗产”。从此以后,江陵端午祭更加得以兴旺,并呈现出发展的势头,现在,端午祭已经成了江陵市旅游文化的最大亮点,每年吸引数百万韩内外游客前往参与祭典活动。
贺学君总结她在韩国的几点感受为:
1,江陵端午祭是韩国自己的民俗节庆活动。
2,江陵端午祭是在历史发展中按民众的需求不断演变着的民俗活动。
3,政府的有效管理,是传统文化得以保护与传承的制度保障。
4,民众的自主参与是民俗事项“活着”的主体保障,也是其根本标志。
5,民俗学者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6,区别“保存”与“保护”,积极开拓“保护”空间,是传承和创新的关键。“保存”以“存” 为目标,“保护”以“养”为目标。而正确认识这一点,首先需要找准它的“根”,江陵端午祭的“根”,乃是贯注着该地区民众共同信仰的那些基本的祭祀礼仪。
7,“我们无法强求子孙无条件地接受传统价值和生活,但应该让他们体验过去,并给予(甘心)继承的机会。”[12]
第八折:专家们怎么说?
看完了媒体、愤青与地方官员们的表演,我们再来看看学者们是如何看待“端午保卫战”的。
这下该轮到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教授出场了。这几年,刘魁立与冯骥才一道,一直在积极地推动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是,刘魁立主要是一位理论家,而不是游刃有余的社会活动家。“端午保卫战”打了一年多,刘魁立始终三缄其口,但私底下,他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
刘魁立提出的问题是:“端午节”与“端午祭”,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这很重要吗?就算韩国的端午祭与我们的端午节是同一回事,他们有资格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吗?
刘魁立给出的答案是:即便江陵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是同一回事,他们也有资格单独申报,只要江陵端午祭本身是具有保护价值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早在“端午保卫战”之前,国内的各地方势力就已经为了诸如“梁祝故里”、“董永故里”、“某某之乡”之类的所谓“文化名片”打得头破血流。刘魁立曾经在几次会议中对一这现象发表过意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口头文化遗产,具有“广泛性”和“共享性”的特点。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的情况就更是如此。我们要特别关注中国多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许多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特定民族、特定地区、特定群体独创或独享的文化……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文化保护的过程都不应成为文化垄断的过程……不能把民族团结和人类交流的凝合剂变成影响团结交流的障碍。[13]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目的就是为了人类多样性文化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保护变成争夺、变成垄断、变成影响社会和谐的障碍,那么,就与今天社会的主流意志背道而驰了。
而我们所谓的“端午保卫战”,只不过是把国内文化资源争夺的恶劣习气吹散到了国际社会,把内讧扩张成了外讧。
显然,闹剧的上演不仅不能为中国争得光彩,相反,恐怕得给中国的国际形象抹点黑。黑到什么程度?那得看闹到什么程度。
刘魁立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一文中进一步指出:
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共享性特点,可以被不同的社会群体甚至是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所享用。正因为有了这种共享性特点,它才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了重大意义,具有了世界意义。只有世界各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健康的发展,只有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广大民众都对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加以认真的保护,才有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14]
其实,韩国江陵端午祭的申报并不影响我们继续过好自己的端午节,正如中国“少林武功”的申报并不影响印度的佛教徒继续他们的任何一项宗教事务。可是,许多愤青(包括许多教授级的“老愤青”)并不这么看,他们把韩国的申报行为引为中国的“国耻”,打着“爱国”的旗帜,借机发泄他们长期积压的各种不满情绪。
这种心态确实有点怪。一方面,他们很在乎国际社会的这个荣誉证书;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这张荣誉证书的意义和用途却一无所知。
真是“无知者无畏”呀。一群鲁莽而可爱的“爱国者”。
第九折:谁和谁在合作干什么?
当今社会,所谓的热点新闻,能持续两三个星期就算了不得了。许多愤青也就图个热闹,发泄发泄。愤怒总是一时的,总不能天天活在愤怒中。媒体也忌讳在一个话题上停留太长时间——读者会产生审美疲劳的。
端午话题好不容易从众声喧哗中安静下来。
时间来到2005年的端午前夕,突然又生出一档子事来。对于猎奇的记者们来说,那真是柳暗花明,处处逢村。
“韩国将申报‘端午节’作为本国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的消息曾在去年引起轩然大波。昨天下午,记者获悉:在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本月11日)这天,中韩两国的民俗专家、学者将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希望两国可以联合申报端午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此次研讨会的与会民俗专家之一,北京市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巍于昨天接受了晨报记者的专访。高巍向晨报记者透露:“韩国民俗专家早在去年就表示了‘联合申遗’的意向。”[15]
北京民俗学界的几位老先生,一下全傻眼了。不是大家都已经不提这茬了吗?怎么突然又跑出个联合申遗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拿起电话机,互相询问:到底怎么回事?
“亚细亚民俗学会”韩国方面会长张正龙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据说非常震惊,大概是有点不解或不满吧。张正龙专门委托该会秘书长打来电话,向“中国民俗学会”及“亚细亚民俗学会”中国方面负责人询问是怎么回事?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且静观其变吧。反正记者的话大都信不得。
自从去韩国看过之后,专家们心知肚明,中国端午节与韩国端午祭虽然名称相近,但当下内涵完全不同(追究历史上是不是曾经相同、有没有源流关系是没有意义的),根本不具备合作基础。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程序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应该由会员国政府职能部门来执行。这下怎么突然变成民间行为了?既然是民间行为吧,怎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都对此一无所知呢?
另一则报道似乎说得更详细点:
北京民俗专家向记者透露,端午节那天,北京民俗界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将和韩国的民俗专家在北京召开研讨会。韩国的民俗学者将全面地介绍韩国“端午祭”的所有活动,并希望借助中国2000年的端午节历史底蕴,联合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专家表示,这个提议非常好,两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有很多成功的先例。中国也可以借鉴韩国经验,逐步恢复一些端午节的老传统,不要让端午节成为“粽子节”。[16]
哦,原来只是个十几人的峰会,难怪大部分民俗学家都没有得到消息。当然,人数多少与会议的重要程度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不也就是两个人的事吗?但世界却从此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研讨会又是什么级别的民俗学峰会呢?韩国方面来多少人呢?他们又是受谁的委托呢?
你看那记者描绘的,“韩国学者”俨然“小国”外交使节,一年前就开始提议了,今天才“有幸”得到中国方面的答复。而中国“民俗专家”(严格地说,应该是“北京市民俗学工作者”)的口气也颇有“大国学者”的领袖风范:你们的提议很好嘛,我们可以研究研究嘛,考虑一下嘛。
小道消息,据后来的一位民俗学同仁透露,本次“大会”共有一名“韩国学者”参加,姓名不详。不是没有姓名,而是线人记不住,因为过去从未听说过这名“学者”,疑似北京某高校的韩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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