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民俗学田野作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配备现代化采集技术已是大势所趋。民俗学图像既不同于简单的大众民俗摄影，也不同于民俗工作者信手拈来的配文插图，而是具有知识性、系统性同时又有一定审美价值的独立文本。民俗学图像多采用图像组和文字说明的形式，要求拍摄者具备相应的民俗理论知识和摄影素质，公正客观地进行拍摄。
关键词：民俗学图像；图像组；文字；客观真实；审美价值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俗学发展相对滞后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不仅概念混淆难清，未曾建立起规范统一的学科术语，对于田野作业也是众说纷纭。一方面，田野作业、文本研究孰重孰轻的争论仍未平息；另一方面，传统的作业方式在“语境”、科学性上遭到了当今学者的质疑。不仅如此，田野作业在现代化手段的运用上也显得蹒跚不前。不少民俗学者现今还停留在笔、纸的低水平采集层面上，满足于耳听手记的一贯方式。社会已经发展到21世纪，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直接孕育了门类繁多的新兴学科，也推动了一大批相关专业日新月异地发展。不少学科也得助于这种全新的技术优势调整视角，进一步自我完善。民俗学建设在此环境下更不应该裹足不前，固守原来狭窄的阵地。
作为新兴的现代化采集技术包括录音、摄影、摄像、多媒体视听处理设备等，且有不断数字化的趋势，全面利用这些器材为人文学科建设服务是大势所趋。本文拟通过对摄影这一手段在民俗学资料采集中的运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探讨民俗学图像在民俗学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及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
一、民俗学图像的渊源、基础和社会意义
人类社会用图片形式保存和传递信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著名的欧洲奥瑞纳—梭鲁特及马格德林文化石器的岩画绘制于公元前4万年至1万年期间，多为动物静态头像。到中石器时代，则表现出比较复杂的社会生活情景，如狩猎、战斗等。典型的还有中国汉代的画像石，以人、神等实物图案，从丧葬中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信仰意识。
艺术家们通常从艺术的角度来阐释绘画的起源和流变，注重构图、色彩和线条等的对后世潜定的先导力。后来的人类学家们则看重图案本身包纳的图腾观念、原始宗教、萌芽文化信息，对于现代学者研究解读史前人类生活、意识形态有着无可替代的资料价值。尽管如此，我们还无法依据这批栩栩如生的人类早期杰作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个人的绘画技巧、情绪表达、主观意愿等许多非客观因素同整个人类群体、氏族、部落的本来面目还存在不少的出入。撇开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原始信仰、思想意识以及审美情趣的内容，绘制的行为本身也是人类学、民俗学所关注的。比如说“哪里有岩画，说明哪里曾有古代民族生活。岩画创作的年代，就是先民们在那里生活的年代；岩画丰富的内容，正是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反映。制作岩画的工具，可以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水平。”①可以看出，在岩画的背后还隐藏了大量非表现因素之外的并且可供挖掘的文化信息，所以岩画还不能担当起民俗学图像的重任，充其量算作萌生形态。
顾名思义，民俗学图像是为民俗学服务的，它首先要做到直接面对现实，公正客观地记录人类生存方式的进程，从历史、现实的角度复原或是再现民众生产、生活的具体环境、真实生活状态，换句话说，人们无须过多地关注形式载体，而是最大程度地转向关注物象内容本身。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俗学图像只能归属于科技发展的产物。人类利用机械和药物凝固影像的新历史是由法国人N．J．尼普斯（N．J．Niepce,1763-1823）开始的。此后，人们陆续用相机在世界各地拍下了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大量珍贵史料，英法等国家的摄影家早在1851年便拍摄了卡尔纳库寺院石柱古老的纹饰、传统民间风俗色彩浓厚的蒙马尔特风车、古老的农家建筑、香港赛马会场面、新界人文景观等大批照片。对于人类学、民俗学研究而言，这些图像具有独特的价值。许多历史中的民俗风情，如果没有照片将它们以不容更改的客观手法定格下来，光凭文字的记载后人很难想象出事物直观形象的本原面貌。历史如此，现实亦如此，在工业化、信息化社会，传统文化无可避免地遭受到排挤，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一种传统文化的消失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损失，这种损失是一旦失去便永不复得。中国是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多民族国家，抢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一分钟就有一种民间文化消失”的严峻状态下显得尤为紧迫。这个问题摄影界比民俗学界走得要快，最近笔者欣喜地看到在2003年4月19日召开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团六届二次会议上，决定由冯骥才任主任成立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摄影工作委员会，这毫无疑问地是对传统文化保护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动力。如果能在此基础上，综合全国的民俗学家、广大摄影家的长期共同努力，建立国家级的民俗、民间文化影像库，那将是关乎千秋万代的一次人类文化创举。
二、民俗学图像的民俗学科意义和相应形式
图像既是记录的方式，也是记录的结果，图像对于民俗学深层次地介入，不代表民俗实践调查趋于表面和肤浅。对此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图像以其直观、形象的特点，超越文字的局限重就客观意象。于此意义，图像独立成为文本，具有解读性，并非只有在人类视觉上得到反映那么简单。图像同样具有开放性特征，针对某一特定图像，从不同的民俗研讨视角（如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等各方面）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尤其是民俗信息量大的图像，不能简单地认定是对民俗事宜的表面记录，更重要的是其中可能蕴藏了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理解的丰富内容。当今看似平常的一张图片，过上几十年，几百年，其中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了。“1995年科普出版社出版的《旧中国大博览》一书收入了我国1900—1949年拍摄的照片6000幅，以编年体的形式述说了自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世纪旧中国方方面面的历史状况，其中许多具有宝贵的人类学科学价值，直观形象，生动真切，其可信度和保存所摄事象原生状态的程度，远非同期文字记载所能企及。”②更重要的是，“在民俗领域中，通过眼睛的视觉传承传递异常丰富的民俗图像标记和多种象征意义在总体上是远远超过口头传承的。”③民俗图像本身就能传递民俗信息，表达民俗内涵。它们直观的意义也不能因为有了文本的阐释而被忽略。另一方面，民俗学图像的存在也有自身相对的科学价值，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随意地开启快门，就能得到一张所谓的“民俗学图像”。民俗学图像必须用民俗学的科学眼光去选择具有民俗学价值、体现民俗学科学内涵的对象进行拍摄。如果拍摄者对要拍摄的对象根本不了解，拍起照片来就会因为不认识其意义，要么丢掉有价值的内容，要么抓不住重点，或者因为不了解活动的进程而在关键时刻不能及时按下快门。总之是拍摄者对于民俗学知识掌握的多少决定了拍摄过程中能拥有多大的“自由度”，没有民俗学知识在拍摄的过程中将会顾此失彼，难免处于被动。纵然能拍摄相当数量和相当价值的民俗照片，但“管窥全豹”式的认知方式不能代表严肃的学科态度，民俗学建设必然要求系统的、富有民俗学价值、能展现该民俗全貌的民俗学图像。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不具备民俗知识的人的努力是于事无补，一无是处的，任何“一鳞半爪”的民俗图片可以根据需要归之为民俗学图像的一部分，从而也同样具备民俗学研究价值。
我们要极力澄清的范围是，民俗学图像只有具备基本相当民俗素质的人，在有系统化的理论指导下拍摄或选评，且图像能用于民俗学学科研究、民俗资料保存的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图像”。（这并不是一定要求民俗学图像都来自民俗学者们的田野调查，但是本文着重于从民俗学者要具备的田野调查技术素质而言）笔者并非要有意拔高民俗学图像的档次，而是因为现在的人们一提到对民俗文化的关注，就认为是老房子、皮影戏，以为这就是对民俗、历史的记录，“以对传统文化几乎一无所知的眼睛，透过再高级的相机的取景器，也一定看不出所以然。最终得到的只是猎奇的片段，既没有文化上的意义，也没有艺术上的创造。”④为此有必要和民俗摄影相区分，民俗摄影，简言之就是以民俗事象为题材的摄影,主要属于纪实摄影范畴。可以这么认为，民俗摄影和民俗学摄影二者重合的地方颇多，但是后者更注重系统性、知识性，绝大多数需要事前精心的准备。而民俗摄影一般而言没有这样严格，只要涉及到民俗对象，不管是民俗学专家还是对民俗知识一无所知的爱好者，掌握基本的拍摄技术都能得到合格的民俗照片。概括起来说，民俗学图像是包含在民俗摄影范畴之中的，是它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既然相对于民俗图片，民俗学图像更具有学术性和研究价值，那么为了适应这个要求，民俗学图像理所当然地多采用图像组的形式，由许多图像按照某种特定的关系（或并列，或递进等）来共同说明之。对于物质生产生活民俗，涉及到的诸如衣食住行之类除了有必要的罗列之外，还要有针对性的进行科学分析，假设以服饰为对象，既可以以特定民族居民年龄为线索形成纵向流变系列，也可以对生活在不同地区同一民族服饰形成横向比较系列。（这毫无疑问的不是一般的民俗摄影所能胜任的）又如人生礼仪岁时节日民俗，除必需的程序和仪式之外，所联系到的有特别用意或者是寓意的器具物什也理应包括在内，共同构成一组完整的民俗学图像。另外，图像系列的组合对于图像的认知也有深刻影响，单独的一张图片，可能根据个人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多元的理解方式，然而，一组针对某一特定内容呈不同表现形态的图像却不容易产生认可的分歧。其原因在于人们对某张图片的理解认知必定要受到该图片以前图片的限制，也会受到其后图片的影响，多层限制有利于多元理解的杜绝。另外，图像系列的采用，也有利于交代民俗事项的前因后果和对事物做多层次多角度的描述。例如在第三届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年赛“人物服饰类”主题中，有一组展现福建湄洲岛妇女发式的作品，分别为女子出嫁装束的正面特写，去妈祖庙上香的侧面特写，补鱼网的侧面像特写，就对当地妇女发式做了信息完整的记录。当然，我们也不能无限夸大民俗学图像系列组合的优势，如果做到了巨细皆拾，那还远不如摄像来得方便，所以文字对于民俗学图像的介入也是必须的。
首先，文字对图像起注释说明的作用，这是文字的基本功能。注释说明的要素包括拍摄时间、地点、对象、事件等，强调此点，无非是使民俗学图像体现严谨的科学作风。其次，文字对图像具有补充说明作用。初步具备了简单的注释说明对于民俗学图像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新闻图片同样具备上述说明功能。之所以我们界定是民俗学图像，而不是关乎民俗的新闻图片，民俗背景、流变、现状乃至发展趋势是至关重要的区分依据。若用于新闻传播，即使涉及到相关的内容，最多几笔带过，不可能连篇累牍深入下去。如朱剑的《我拍老陕“百怪”》中的“娃到半月扣锅盖”就符合民俗摄影和民俗学图像特别要求的说明：“在陕西关中地区，当新生儿出生十五天时，都要庆祝。外婆要送外孙一个大“锅盔”（馍的俗称），还有120个小烧饼、小孩衣服、虎头枕头、核桃、枣、花生和挂面，其他亲属只送烧饼，60—120个不等。等庆祝酒席开始时，奶奶用外婆送来的锅盔把娃扣住，祈求日后丰衣足食。”⑤文字的补充说明作用还在于能够弥补因为人工失误而遗漏的或者是根本无法拍摄的内容。有过摄影经验的人都知道，由于光线、视角、人物活动变化以及未知因素的存在，瞬间抓拍不但视为摄影基本功之一，而且还是照片能否成功的关键，发生了失误和偏差如果没有条件挽救，使用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弥补或者部分弥补的需要；而宗教信仰、民间文学的存在方式主要是头脑的和口头的，没有文字光凭图像更不能说明问题。最后，文字具有深化说明的作用。深化主要针对问题提出质疑，发表个人的观点见解等等。深化是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对民俗学事项由表面描述转向理论研究的最重要的一步。
出版业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真实图像和文字著述相结合大大强化了信息的描绘和传播效果。人类学在此方面较为注重，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柯蒂斯上个世纪出版的《北美印地安人》，“这部画册内容丰富详实，真实可信，学术含量高，在利用照片表达人类学内涵方面，为美国乃至世界人类学研究树立了一座里程碑。”⑥中国方面也有李亦园、乔健的《田野图像》和《漂泊中的永恒》，（均为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都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市场的欢迎。
三、民俗学图像的真实性和审美性
民俗学以真实客观为第一要素，作为学科建设和资料采集的有机部分民俗学图像也不允许存在违反客观事实的虚假行为，拍摄者不能以己为中心，充当“导演”角色，按其主观意图任意调动、支配待记录的民俗事务。第二，民俗学图像不能成为拍摄者情感发泄的载体，即不能掺杂过多的个人情感、个人身份，不能个人赞赏的就讴歌，反对的就抨击。需要澄清的是，那种完全摒弃个人主观拍摄意图的设想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不实际的，拍摄者理所当然地拥有自己的采集目的、计划、以及拍摄过程中自主地选择角度、手法、表现什么不表现什么的自由。
民俗学图像不以审美为根本出发点，并不意味着民俗学图像忽视其中包孕的审美价值。现实世界是由宽度、高度、和纵深度组成的三维空间，图像却必须用二维框架来表现它。除了人自身解读思维需要得到相应的调整，图像形式本身也要有助于人们用平面来理解空间。同样是上面举例的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年赛，“拍摄鲁迅家乡绍兴的闰土式黑呢帽的作品有两组，其中一组只有特写和半身像，缺少必要的地域环境交代；另一组则把绍兴黑呢帽与绍兴古城的水道街区相融洽，高下一比立现。”⑦用拙劣的技术手法试图去表现丰富的民俗文化，其结果必然是形式的本身不足以体现内容。换句话说，具备相当民俗学素质的拍摄者如果没有相关的摄影知识相匹配，也不能很好得胜任民俗学图像的拍摄工作。
综上所述，民俗学图像作为一门与民俗学和现代化技术紧密相联的新门类，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无论是在抢救民俗文化遗产上还是在民俗学建设和发展上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图像的发展是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必然，既是对民俗学学科发展的补充，又是对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多元化提供的一条新思路。可以相信，民俗学图像这一记录、保存、传播民俗学信息和进行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将被人们长期、广泛地使用。
参考文献：
①《中华民俗》 乌尔沁 编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1版
②⑥《影视人类学概论》 2000年9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③《民俗学原理》 乌丙安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320页
④《中国摄影报》 2003年第28期·总第1355期3版 马夫《为理想而拍照》
⑤《中国摄影报》 2003年第28期·总第1355期4版
⑦《东方艺术·视觉人文》 2003年1月号 总第58期 王瑞《观影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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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3-5-5 09: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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