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分篇问题[zt]

戈兰

《山海经》的分篇问题


王宁

现在研究神话传说的人很多，一般都从《山海经》入手，而《山海经》这本书有好多问题，首先是它的分篇问题，就笔者近来读过的几种文献来看，都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可是这个问题实在是很重要，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研究《山海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有必要作一下深入的探讨。
对《山海经》的分篇，目前较通行的有两种说法（另外尚有一些，都与此大同小异）：一是自古迄今为人所熟悉的分法，即前面的《五藏山经》为一部分，简称《山经》；后面的《海内四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和《海内经》一篇，简称《海经》，两部分合称为《山海经》。何幼琦先生认为：“《山海经》由《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组成，内容大不相同，文字的笔调也相去很远，表明它们是相互独立而平行的两种书籍。”又说:“我们认为《海经》来自《禹本纪》，……当刘向父子领校中秘的图书时，把《山经》和《禹本纪》合编在一起，改题新名为《山海经》，这就是此书首见于《艺文志》，也是《艺文志》不再著录《山经》和《禹本纪》的原因。” 二是神话学家袁珂先生采用蒙文通先生的说法，分为以下三部分：
①《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
②《五藏山经》五篇和《海外经》四篇
③《海内经》四篇。
其中，袁珂先生认为《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原是一部著作的两个部分”，其主要理由，一是这九篇内容“条理井然，丝毫不紊”，二是《海外经》后面有校进款识，而《五藏山经》后面则没有但是笔者认为袁先生的这两个证据都有些站不住脚，内容“条理井然，丝毫不紊”不一定必然是一书；《五藏山经》后没有款识也不能因之断定它与《海外经》是一体，因为这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最明显的问题被忽略了。当时刘秀（即刘歆）等人在校《山海经》时是比较严谨的，就以《海外经》四篇为例，显而易见，校书者是有两个以上的本子对校的，因而把一些他本与底本不同的异文都写在了每条经文之下，如：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一曰南山在结匈东南。（《海外南经》）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一曰在南山东。（同上）这种“一曰”的文字，即是他本的异文，毕阮《山海经新校正》曰：“凡‘一曰’云云者，是刘秀校此经时附著所见他本异文也”，其说得之。这种异文在《海外经》四篇中有46处，校书者都仔细地注明了；在《海外经》后面的《海内经》四篇也是异文众多，也一一注明了。但再回过头来看看《五藏山经》，“一曰”之类的文字一处也没有。如果《五藏山经》与《海外经》是同一书，那么《海外经》有两个以上的本子对校，那么《山经》也应如之，今所见《海外经》中有那么多他本的异文，而《山经》中却一处也没有，这不奇怪吗？要知道，《山经》的文字要比《海外经》四篇的文字多出好几倍哩。显而易见，在刘秀校上《山海经》之前，《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海内四经》还是分别单行的二书，刘向父子特别是刘秀等人在校书时，《海外》、《海内》这八篇有好几个本子（除了底本外，至少还有两个异本）互相参校，故有许多异文；而《五藏山经》却只有一个本子，无从对校，故而没有异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海外》、《海内》每篇后面都有校书款识而《山经》却无了，因为《山经》根本就没有校，刘秀等人只是校了后面的《海外》、《海内》八篇，每成一篇便写一校款，书成后，又抄合《山经》奏上，题名《山海经》。
但是，后面的《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也是没有异文和校款的，毕阮《新校正》曰：
“郭注本目录下有云：‘《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逸）在外。’案：此经末又无建平校进款识，又不在《艺文》十三篇之数。惟秀奏云：‘今定为十八篇。’详此经文，亦多是释《海外经》诸篇，疑即秀等所述也。”
郝懿行《笺疏》云:“据郭此言，是此一下五篇皆后人所述也。但不知所自始，郭氏作注亦不言及，盖在晋以前，郭氏已不能详矣。”可见，刘秀校本中原来是没有《大荒经》以下五篇的，他的校本只有《五藏山经》五篇和《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八篇，共十三篇，《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就是十三篇，《艺文志》根据的就是刘秀（即刘歆）作的《七略》，刘秀自己是不会弄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刘秀《上山海经表》里写的是“十八篇”，那一定是郭璞以后的人所篡改的，因为《大荒经》一下的五篇是郭璞加上的，袁珂云：“《大荒经》一下五篇，是未经整理的古经，保存神话资料最为丰富，但从正统学者的眼光看来，其内容却是过于荒怪不经，故刘秀等人在编校《山海经》时，就没有把这部分收入进去，而听其‘逸在外’了。郭璞是比较好‘怪’的，才把这几篇‘逸在外’而产生时间最早的荒怪的东西搜罗进来，成为今本的状态。”袁先生说是郭璞把《大荒经》以下五篇搜罗进来的，十分正确，正因为郭璞加上了这五篇，使《山海经》变成了十八篇，后人不察，擅自把刘秀上表里的十三篇改成了十八篇，为的就是符合今本的篇数。那么《大荒经》以下五篇是怎么回事呢？首先看看《大荒经》四篇，这四篇的确是比较杂乱无序，错简和文字讹误很多，说明它没有被好好校理过。从它记述的内容来看，它和前面的《海外四经》的记述的内容差不多，顾颉刚就指出：“《山海经》则至今流传，其中《山经》和《海经》各成一体系；《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这两组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本记载。”顾先生说两组是“是一件东西的两本记载”十分正确，《大荒四经》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外四经》，最后一篇的《海内经》也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内四经》，但是它们比前面的《海外》、《海内》八篇的内容都丰富详明，也最为荒怪古奥，这恰恰能说明它的古老，看看它里面记述的帝王世系和神话传说就可以知道，它是真正的古代专业巫史的作品，神秘浪漫，巫的气氛非常浓厚，这些内容是后来的非专业者无法杜撰出来的。前面的《海外》、《海内》八篇一定是比较晚出的作品，它的文字比较简洁，就是在就图画解释图画，详述原委的内容很少，说明此时的作者对图画中隐含的一些典故已经不能明了了，只能简单地解说一下图画的画面而已，这也是口传在流传中不断丧失的缘故。同时我们知道，古代的书籍越古老、流传的时间越久，在无人整理校订的情况下，它的简牍短烂残缺得就会越严重，刘秀的校本不用这个本子，是因为他为皇帝校书首先要重视书籍的完整性，而《大荒经》的这个本子残缺凌乱过甚，不好使用，不如《海外四经》的那个本子简洁详明而且完整；其次是这个本子的文字和《海外四经》的文字差距比较大，不好用来校勘《海外四经》，所以就舍弃了这个本子，而他舍弃的这个本子恰恰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版本。
最后的《海内经》一篇的文字风格和《大荒经》是相同的，但是它更加残缺凌乱，袁珂认为： “《海内经》一篇，尤其显得杂乱，就连地理方位也是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因此，我疑心《海内经》一篇原本也是四篇，后来因为‘逸在外’的缘故，散失了大部分，到郭璞注《山海经》时，才收拾残篇断简，成为一篇，附在《大荒经》的后面，故《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此经就称它为‘大荒经’。”此说基本上符合事实，实际上这个《海内经》本来也是四篇，和前面的《大荒经》四篇是一个完整的《海经》的本子，只是在刘秀的时候这个本子已经断烂残缺不可用，到了晋代的郭璞发现它的时候大概残缺得更加严重了，《海内经》四篇已经不能分篇，只好合成一篇。我们看看这一篇《海内经》的内容，基本上都见于前面的《海内四经》，但是它的记载更加丰富详赡，和《大荒四经》的风格是完全相同的。郭璞在收录进自己的注本时，这四篇东西大概已经散乱逸失如此了，他便把这些残篇零简收集起来凑成一篇，因为它本来是《海内四经》的残文，所以仍然题名《海内经》。
所以，现在《山海经》就是由《五藏山经》和《海经》拼合成的，二者本来是两种各自单行的古书，是刘向、刘歆父子把它们拼合在一起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山海经》是晋代的郭璞注本，他的本子的《海经》部分包括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前面的《海外》和《海内》八篇是一个较后出的版本，是刘秀校本采用的版本；后面的《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是另一个比较古老的《海经》版本，是郭璞把它们收录进自己的《山海经》注本的。
二
为什么说是刘向、刘秀父子拼合的《山海经》呢？这是因为刘秀的《上山海经表》里的记载，他在《表》里讲了两个关于《山海经》的故事：“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这两个故事，都是刘秀为了张扬《山海经》写进《表》里的，其中第一个故事的可信度很差，因为东方朔是个“语怪”的大师，关于他的一些离奇故事汉代就很流行，刘秀把他拉来张扬《山海经》倒是很合适，但是他也不敢说得很确定，因为他写的是“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没具体地说“朔以《山海经》对”，只说了句很模糊的话“即《山海经》所出也”，不知道是东方朔说的还是刘秀自己给总结的，因为刘秀知道在东方朔的时候还没有《山海经》这个书名，不敢说得太实，所以可信度不高。
刘向的那个故事虽然离刘秀上表的时间不远，可是根据校书款识的记录，刘秀校订《山海经》的时间是汉哀帝建平元年四月，即公元前6年，相距也有五六十年，其事情之有无也不敢确定，如果这件事是真实的，那么可以推测，最早把《山经》和《海经》合并的是刘向，刘向最喜欢抄撮古书，他的《新序》、《说苑》就是明证，他合并二书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他那个时候合并出来的《山海经》肯定还没有写定奏上，更没有广泛在社会上流传，否则就用不着到了五六十年之后再由刘秀等人来重新校理和写表上奏了，刘秀说“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是夸饰之辞。所以说把《山经》和《海经》合编在一起的创意来自刘向，最终把它实施完成是刘秀。在刘氏父子之前是没有《山海经》这个名目的。
有人引用《史记·大宛列传》中太史公司马迁的话来证明那个时候就有《山海经》，那段话是这样的：“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里面明确地说到《山海经》，如果这个记载没有错误的话，可以说明司马迁的时代就有了《山海经》了，那么《山海经》就不可能是刘向、刘秀父子合并的了。但是很不幸，有证据证明这段文字被人篡改过，因为它的原文应该是“《禹本纪》、《山经》”，有两个证据： 1、《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 2、《论衡·谈天》：“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汉书》的文字没有说明是司马迁的话，可显然是抄的《史记》里的“太史公曰”的那段文字，《论衡》里则明确地说是引用的“太史公曰”。这两段文字和《史记》里司马迁的那段话有个别的文字差异，但里面的《山海经》一律是作“《山经》”，可见班固、王充的时候看到的《史记》里面都是作《山经》而不是《山海经》，那么我们也只能说《史记·大宛列传》里的“《山海经》”是被后人篡改而成的，不是原文，其原文应该就是《山经》，所以说司马迁的时候还没有《山海经》这本书，司马迁笔下当然也不会出现这个书名。现在我们知道《山经》本来的书名是叫做《五藏山经》，那么后面的《海经》部分是叫做什么呢？何幼琦先生认为：“我们认为《海经》来自《禹本纪》，基本上符合事实。可能的情况是，当刘向父子领校中秘的图书时，把《山经》和《禹本纪》合编在一起，改题新名为《山海经》，这就是此书首见于《艺文志》，也是《艺文志》不再著录《山经》和《禹本纪》的原因。”笔者也倾向于这个说法，现在的《海经》部分的原名应该就是《禹本纪》，它原来是一本用图画配合口头解说来流传的书，后来才用文字把口头的解说记录下来配在图画上，它的本来用意就是记录“禹迹”之内的方国地理、风土人情和历史传说，所以题名《禹本纪》。有人认为司马迁引用的那段《禹本纪》的文字不见于今本的《山海经》，所以《禹本纪》也就不可能是《海经》。实际上那是根据的本子不同而已，其内容都是一样的。如《海内西经》说“河水出其（昆仑之虚）东（当作西）北隅”即“河出昆仑”也；“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即“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甘水”，郭璞注“即醴泉也”；又说“于表池树木”，郭璞注言池“即华池也”，可见其内容是都有的，不过表述的文字不同而已。 《禹本纪》这本图书在先秦时期流传应该很广，影响很大，因为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些古书很多都有和它相关的内容。为它作口头解说的人肯定也是很多的，口头的解说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叙述方式，各人各异，把这些口头解说记录下来，就产生了许多内容相似而叙述文字各异的本子。上面说过，刘秀校订《山海经》时，《海经》部分就有至少三个版本相互对校，这三个版本大概也是文字比较接近的，而象《大荒经》那样的本子，其文字与前面的《海外四经》差距就很大了，这也是它被弃用的原因之一。故司马迁看到的《禹本纪》的本子未必就是刘秀校本中的那个本子，也未必就是被郭璞收录的那个古本，他根据的是其它的古本也未可知，所以在叙述的文字上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确都是一本书，记述的内容相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笔者也比较倾向于《山海经》就是《五藏山经》（《山经》）和《禹本纪》的合编这一观点，它肇始于刘向，完成于刘秀（刘歆），当时刘秀等人校进的本子是《五藏山经》五篇和《禹本纪》八篇（《海外经》、《海内经》各四篇），共计十三篇，也就是刘歆《七録》和《汉书·艺文志》里著录的《山海经》十三篇。晋代郭璞为它作注的时候又在后面加上了一个更古老的《禹本纪》文字的残本五篇（《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四篇的残文一篇），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十八篇的《山海经》。
注释：
[1][2][11]何幼琦《〈海经〉新探》 《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3]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 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
[4][5][6][7] [9]袁珂《中国神话传说》第22页、第21页、第22页、第21页、第20－21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
[8]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32页 中华书局1988年11月
（原刊于《枣庄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此次网上首发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