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历史学的双重性

Karin

科学与人文：历史学的双重性
李细珠

              
    历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涉及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功能与价值等方面多层次的问题。“历史学不是科学”，意思是：不一定非要把历史学说成为科学不可。这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此只能谈几点非常粗浅的感性认识。一
     科学与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都是近代西方的学术概念。科学与人文的传统，其渊源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文化中，科学与人文精神本来是统一的。古希腊学者的科学研究实际上都是关于人的研究。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几乎每一个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思想家。在那时，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是不分的。其实，中国古代也是一样。
     科学与人文分离的界标，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不仅是人文精神的复兴，而且也是科学精神的复兴。在此基础上，便逐渐形成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潮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两大传统。
     文艺复兴使人类从中世纪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科学理性精神得以复兴，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其结果便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歌猛进。在此过程中，科学获得人类的崇拜，科学主义便应运而生。科学被认为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是人类全部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科学方法是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有关人类生存的所有问题都必须在一切知识的科学化中解决。这就是科学主义的实质。
     人文主义则是以人为本，承认人的价值与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肯定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知识和力量。人文主义又称人本主义。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复兴是用“人道”反对“神道”，那么在近代，人文主义就是对科学主义的制衡，是用“人性”纠正科学主义把人工具化、功利化以磨灭人性光辉的“物化”行为。二
     科学的功能与价值实质上具有两面性：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又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近代科学的产生，直接推动了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大发展。人类对科学的崇拜，一度使科学主义颇为流行，似乎人类一切问题均可以用科学来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发现，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的伦理道德等精神层面的价值问题。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的负面效应因此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引发人们反思。如今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科学的负面价值更加明显，在现代化造福人类的同时，能源危机、环境恶化以及紧张的人际关系等诸多现代性问题直接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毋庸讳言，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历史学也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受科学的影响，而走向科学化的道路。历史学甚至被称为历史科学。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19世纪以来，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历史学也在不断加快其科学化的进程，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历史学要想成为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还是相当困难的。
     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虽然承认历史学是一种科学，但他同时又认为历史学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特殊的一种科学”。他说：“研究自然的正确道路是要靠那些叫做科学的方法，而研究心灵的正确道路则是要靠历史学的方法。”他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他看来，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心灵的知识的学问。同时，柯林武德还承认，现实中“唯一存在的一种历史学”即所谓“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还“并没有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历史的观念》）。可见，也许柯林武德理想中的历史学应该是一种科学，但现实情况却并不令他乐观。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分析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时认为，1955年以来的历史研究因深受科学思想的影响而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并宣称“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但与此同时，他又非常理智地认为，“保守主义”仍是当前在历史学家中的一个基本趋势。因此，他的结论是：“从前科学的历史学向科学的历史学‘突破’———这种‘突破’在现在看来还仅仅是一种可能。”（《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在对历史学科学化进程的实际结果的认识上，巴勒克拉夫与柯林武德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无论如何，历史学并没有成为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这是事实。当然，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其实是没有必要成为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的，因为历史学有其自身赖以存在的特殊的学科价值，即人文价值。三
     应该说，历史学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特性。当然，历史学不是科学，只是一门人文学科。不承认历史学是科学，并不能否认历史学的价值。因为：一方面，科学不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更不是唯一的价值；另一方面，历史学有其独特的人文价值。历史学通过总结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给人类提供智慧，是一门智慧之学。这正是其作为人文学科而具有的不同于一般科学的独立的学科价值。
     同样，不承认历史学是科学，也并不是否认历史学有一定的科学性。现代历史学虽然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已经具有求真求实的科学理性精神与客观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但历史学终归不是科学。科学不能解决人的道德、理想与人生意义等有关人文价值的问题，历史学则可以从历史研究中提供相关的经验与智慧。如果说科学的价值在于探究客观世界的奥秘，那么历史学的价值则主要是关注人类自身生存意义的人文关怀。因此，人文性才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更重要的本质特征。何兆武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双重性时认为：虽然科学是人生和历史的重要构成成分，但人之所以为人还有科学以外的更重要的人文价值。“因此要理解历史，我们就需要还有科学之外以至之上的某些东西：价值、目的、理想、信念。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围之内，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需要它，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历史学的两重性论略》）法国年鉴学派的宗师马克·布洛赫也并不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但他仍然非常重视历史学的人文性。他曾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个信念：“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历史学家的技艺》）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发布时间：2006-6-8 8:59:35

Karin

历史学的艺术性
马勇
         
     
    在我们长期所接受的教育规范中，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对于这一判断，我们长期坚信不疑，至少我个人在过去20余年的从业经历中也是如此认识的，并力图将这一判断贯彻到个人的研究工作中去。
     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特别是近代史所最近举办的“历史学：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学术论坛促动我们思考历史学究竟是人文，还是科学的问题时，使我猛然醒悟，突然觉得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确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科学的层面似乎只存在历史学的方法论上。我们过去所说的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只是说历史学应该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进步而不断改变自身，不断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使历史学更像科学。而历史学的结论，或者说历史学作为一个整体，则不是科学，而是人文，或者说更像一门艺术。一
     所谓科学，主要是指西方自近代以来可以通过试验获得同样结果的东西。这种试验的方法、过程和结果，当然可以称之为科学。而历史学根本无法通过试验获取同样的结果，即便将来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大量且细致地记录人类的活动，相信科学依然无法记录人们的思维过程，无法复原人类创造历史的原貌。科学只是帮助历史学实现了某些科学的手段，并不能将历史学完全改造为科学。
     将历史学视为一门艺术，旨在强调历史学的研究更相信研究主体即历史研究者本人对历史进程的领悟、理解、判断与叙述。历史学就本质而言是人类历史中最聪明一类人的学问，这些聪明的人面对同一的研究对象、同一的史料，可以作出各自不同的解释与描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历史实在”在不同研究者那里总是获得不同的认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实在”真的就像胡适所概括的那样，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由于研究者的阶级立场、知识背景、操作手段乃至心情的不同，同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获得不同的结果。我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某些自以为是的历史学家对另一些历史学家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殊不知这种不同意本身已经表明历史学的艺术性，一百个艺术家可以创造出一百个不同的秦始皇；一百个历史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只写出完全相同的康熙皇帝。秦始皇、康熙皇帝作为历史实在只有一个，而在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那里可能塑造出不同乃至相反的形象，这一事实不仅证明了历史学的艺术性，而且强化了研究者的阶级立场、知识背景、个人阅历、审美情趣乃至心情对历史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通过对这些不同结果的继续研究，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尽管这些描述明显的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即便那些“戏说”、“歪批”乃至“水煮”，总能获得一部分受众的欢迎与喜爱，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证明这些艺术化了的历史解构、重构、阐释、解释、叙述和再现至少在某一方面合乎或者说迎合了、接近了、契合了阅读者所期待的审美结果。
     由最具灵性的人类创造的历史，昨日之果可以构成今日之因，然而由于历史创造者的聪明或者说对人类经验的记忆和汲取，这种因果并不总是构成严密的逻辑关系。例如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坏事都必然变成好事。真实的存在是有的，是客观实在，但它既不是研究者所能获得的，也不是历史创造者所能说清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仔细对勘同一事件参与者的不同回忆，就会很容易地认同这一判断。
     历史学是艺术化了的学问，当然也就是一部分聪明人的学问。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历史学只需个人的聪明而不需要辛苦的劳动特别是大量地阅读。恰恰相反，历史学者的聪明是建立在大量阅读和信息采集的基础上，一个历史学者如果不能持续地阅读和耐得住寂寞的沉思，那么他无论如何聪明都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小聪明”。历史学者的大聪明或大智慧主要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在大量阅读和充分占有全部资料的基础上，还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研究者的个人能力、个人经历、个人知识背景以及个人的主观想象。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不懂人情世故，不知轻重缓急，甚者“拎不清”是非曲直的所谓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就很难令人信服。一个历史学者如果不能像艺术家那样对现实生活充满爱心，不留意社会变化的时时刻刻，不关心自己生存的周边环境，那么也很难相信他的研究会有多少价值。生活的经验、个人的经历扩充了历史学者的艺术想象能力，成功的大历史学家不一定是生活中的成功者，但一定是一流聪明的强者。二
     正如一切艺术形态一样，离开了个人主观想象，历史学便寸步难行，即便在“历史学即史料”这种极端的科学主义历史观指导下，也很难想象会作出什么成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更赞同胡适的另一看法，即大胆地假设。历史学不能离开假设，正像一切科学特别是一切艺术一样，离开假设就没有创造。只有大胆地假设，才能充分发挥历史研究者的无限创造力，才能对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作出更多的接近于真相的描述。
     基于历史学这种艺术特征、人文特征，历史学大概应该是所有人文科学中最主观的学问。阅读历史学者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阅读者根据自身经验所能获得的快感、愉悦、烦恼、不满、气愤、痛恨和启示。然而阅读者如没有在同一题目下进行过同等努力，没有成果研究者同样的经验和知识背景，那么所获的这种快感、愉悦、烦恼、不满、气愤、痛恨和启示也只是个人的，并不能代表成果研究者的看法。所以还可以说，历史学是非常个人化的一种艺术活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一定是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在相对优越和享有相对尊严的生活情景下的一种艺术创造，或在困厄状态中为了某种理想的发奋之作。从业于历史学的人们如果一味追逐“为稻粱谋”，那么这样的成果即便研究者个人也会不以为然。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的中国当代史学家或多或少地都有这种体会。
     艺术的创造不能无视生活，真正的艺术一定会基于生活的积累而又高于生活原型。历史编撰学和近年来兴起的所谓计量史学格外强调历史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殊不知任何历史文本都是一定条件下的语言文字和符号，它们只能代表历史实在、历史事件或过程，并非就是历史实在、历史事件或过程本身。历史学如果仅仅停留在历史文本的分析上，只不过是在重复这些语言文字和符号。作为艺术的历史学，是透过这些语言文字和符号，根据个人的经验、知识背景重建话语解释体系，尽最大限度地剔除语言文字等符号对历史真相的掩盖、遮蔽、作伪，创造更加合乎人们审美需要、合乎人们心灵期待的历史作品。
     历史真相是一个客观实在，然而由于历史学的艺术性，人们只能逐步接近这个客观实在，永远无法获知或掌握这个实在或历史真相。所有的历史纪录都不可能是完整无缺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透过已存历史文本的分析，对历史记载中的缺失提供合乎情理、合乎逻辑、合乎人们审美需要的解释、阐释、重构与再现。只要人类继续存在，历史学对既往的历史就会不断提出新解释，就会不断有新的艺术类型的创造。历史学是一门常说常新的艺术化、人文化学问，它永远都不会固定在任何一种模式之中。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发布时间：2006-6-9 9:47:04

Karin

历史学的科学底蕴
姜涛

   
         
    我们的讨论，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即：历史学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产物。

一

     科学与人文，正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是西方近代才有的学术概念。而科学与人文的论争，更是近代科学体系形成后才有的事。英国学者C.P.斯诺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存在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学者（斯诺称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一种是科技专家的文化。简而言之，这两个群体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产生了严重的差异，彼此不能认同。斯诺的论点引发了争议，但也促进了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因为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没有截然的鸿沟。而对科学作了较为广泛的定义后，很多学科已是有此有彼，亦此亦彼。具体到历史学的归属，究竟是科学，抑或是人文，虽说是颇有争议，但恰恰表明了它正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因为在历史学中，科学与人文两者的特征都表现得相当明显。
     人们常说，历史学是一门求真求实的学问。而历史学的所谓真，一是历史的真实，一是人文的关怀，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历史学的真实，并非流水账式的纪实，而应具有宏大的历史感。人类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文明更是赓续不断。要从宏观上把握颇为不易，但还是必须要加以把握，否则史学著作就会变成王安石所嘲讽的“断烂朝报”。人文的关怀，是因为社会的主体是人，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没有了人性，社会不成其为社会，历史也不成其为历史。
     中国传统历史学没有科学与人文的争议，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没有这样两个概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史学在事实上的两者相结合。司马迁的《史记》，就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完美产物，既有博大宏远的历史感，又有体贴入微的人文关怀。
     但若要问起来：对于历史学来说，科学与人文这两者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究竟哪个是第一位的？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科学性是第一位的。被毛泽东称作“文学家”的司马迁，首先是伟大的史学家。《史记》的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光辉典范，但它们首先是史学著作，是服务于史学这个主体的。司马迁说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十五字真言，体现了最为可贵的科学精神，道出了历史学的科学底蕴。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更是对坚持秉笔直书，不惜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古代史官的赞颂。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纪实和求实。实事求是，是历史学永远高扬的旗帜，也是其生命力之所在。离了史实，历史学就不成其为历史学了。

二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历史学的科学底蕴也是无可置疑的。什么是史学方法？其最基本的，就是实证的方法，考据的方法。考据是历史学的基本功。中国传统史学之值得称道的地方，就在于能够较为详尽地占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首先作长编，进行史料的搜集整理，扒梳抉剔。传统史学颠峰的清代乾嘉学派，更以其缜密严谨的考据闻名于世。其代表人物戴震，不仅具有传统学问的功底，还注意学习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即模拟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每题先下定义，次列公理，然后解题、推论，批评宋明理学家的“理”只是意见，并非真理；并自以为这部书代表了平生学术的最大成就（参见刘大年《评近代经学》）。
     很难想象，连一点考据基本功都不具备的人，会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家。近几年，有一位自称“热心于追寻历史”而评说太平天囯史的人，其评说对象是太平天囯，但却不承认有太平天囯，说那是个分裂割据的政权，“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外国的承认”，所以他也不予承认；但他承认有“太平军”，因为那是个军事实体。其实，太平天囯政权存在了十多年，“太平天囯”之称也见诸文献和各种实物；而“太平军”却是后人的称呼，太平天囯自己从未这么叫过。史实还表明：洪秀全在1843年信奉上帝教之后，直到1850年金田起义之前，始终在为宣传教义而奔忙，而其本人在敬拜上帝后，立身为人，都有很大变化，一些鸡鸣狗盗之徒，见了他就纷纷远避。但此人却根据当时明显有误的传闻，硬指洪秀全在家时经常赌博，1844年出游天下后则组织他人为商户护送烟土、洋货，并借此抽头。这就连起码的史实都不予尊重了。这种人其实是没有资格评说太平天囯史的。因为他所说的那一套，正像连初等数论都未弄懂的人，偏要说已经证出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滑稽可笑。历史决不是任人摆布的“大钱”，研究历史必须具备史学训练的基本功，并非随便什么人就可以轻易玩弄。

三
     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所谓“搞历史”的提法。在现代汉语里，“搞”是个语义来源不清的概念。大体是指“做”、“干”，甚至是“玩弄”。已故王栻教授是很不赞成“搞历史”的。记得我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在复试时曾按当时的习惯用语，说了一句愿意“搞历史”。王栻教授当即很客气而又很认真地问了一句：“请问历史怎么个搞法？”这句问语使我警醒，至今铭记在心，从此不敢“搞”历史。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说历史不仅可以“搞”，甚至还可以“玩”。对于有本事“玩”历史的人我不能置喙。但“玩”历史也得有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具有史学的基本功，且有被人认可的史学著作问世。就连最会“玩儿”的艺术家们又何尝不是这样！从前京剧“玩票”的票友们，其唱念做功都是很扎实的。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所画的对象看上去都是支离变形，甚至像是随意杂乱的，但却都具有象征含义且经过精心的构思安排。你可以说他是在“玩”画，但这种玩法显然需要高超的艺术底蕴，而且直到晚年他仍有《和平鸽》那样工笔写实的杰作问世。
     有些历史剧的剧作家、编导们，自诩那些剧作“真实地再现了历史”，是在“正说”历史。那是他们自己弄错了。不管是多么严肃的历史剧，只要是戏，它们所说的历史就只能是“戏说”，因为它们是文学而不是史学，是用形象思维，用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回答问题，所以仍属于主观的艺术创作。正说历史的，只能是历史学，只能是历史学家们的正史。至于有要“气死”历史学家的，甚至连“戏说”也谈不上，只能是“胡说”了。

四
     从史学的发展走向来看，也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自然科学的影响。这也是它与其他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不同的地方。以前人们强调历史是历史科学，固然是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与近代科学体系的形成有很大关系。人们忙于找历史规律，找必然性，要把握时代，要写“大历史”。这都没有错。但若走向了极端，就成了教条主义，成了某种决定论，甚或宿命论。因为历史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历史的发展，受到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它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表现为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再也倒退不回去了。若干总结出来的所谓必然的历史规律，实际上是靠不住的。
     近年来的后现代史学，据说是对“现代”史学的一种反动。与其他学科的后现代思潮一样，后现代史学也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究其实质，大体上是反映了叙述文本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作者及读者主观能动性的影响等等。后现代的思潮，应该是最具“人文性”的了，但我们从中依然可以窥见自然科学在20世纪发展的影响，尤其是量子物理学诞生的影响。
     早在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家海森伯发现：人们无法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与动量。设计来测量位置或动量的任何实验，必然导致我们对另一变量的知识的不确定性。这就是著名的不确定度关系（uncertaintyrelation，习惯上曾译为“测不准关系”）。而在此基础上，物理学家玻尔更进一步提出互补原理。其基本精神是：一些经典概念的任何确定应用，将排除另一些经典概念的同时应用，而这另一些经典概念在另一种条件下却是阐明现象所同样不可缺少的。
     由某一经典概念（理论）定于一尊的时代就这样终结了。其革命性的威力是可想而知的。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发布时间：2006-6-1 10:20:45

Karin

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
刘俐娜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学家来说，历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有系统的学问。之所以称之为历史科学，是因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一是要真实记述和反映客观史实，另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探寻其发展的规律。遵循客观原则，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正是科学研究的内容。
     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是近代才有的事。近现代人理解的科学就是求真的学问（按毛泽东、陈独秀等对科学的理解，人们的主观想法经检验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就是科学）。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历史学能否遵循一定的科学原则，成为一门有系统的学问，是其能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问题。而现代史学的确立正是由于其在研究目的、方法等方面贯穿了科学的内涵。
     历史学的科学性，在改革开放前的学术界不是问题。其受到质疑，或说遭遇挑战，应是始于改革开放后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也可以说，这些质疑是史学界对“文革”时期出现的政治挂帅，混淆革命性与科学性等非科学做法的反思。后来，由于各种新理论和观念传入，人们在对历史学本身特点加深认识的同时，也对其求真和探索规律的研究目的能否实现提出疑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解构，等等，不仅对历史学的科学性，更是对历史学的存在给予了严重的冲击。
     这是不是说，历史学的科学性终结了呢？历史学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学术研究体系，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对象、范围，有严格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有不同于哲学或文学的特点。这些内涵要求它不能离弃科学。
     一、求真的研究过程要求历史学坚持科学性
     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已经发生过、成为不能改变的客观存在的过去的事实。研究的目的首先是真实客观地记述历史发展中的事实，尽可能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中国古代史学中有很突出的追求真实的传统。近代科学观念与方法传入后，人们在史学领域中认同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以真实客观为追求目的。王国维在那个时代算是对西学有一定了解的人，他对科学的解释是：“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他说：“凡事物必尽其真，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所有事也。”
     从研究方法上看，为达到反映客观真实的目的，重材料搜集、重对事实的考证，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胡适从历史研究的求真目的着眼，推重清代的汉学方法，将其与近代科学的方法相联系加以提倡。傅斯年为寻求科学的历史，提出“史料学即历史学”的口号，提出运用各种学科的方法，其中主要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王国维为保证历史研究的真实可靠，创古史新证的“二重证据法”，提倡研究中的多重证据。他们的工作反映了近代中国学者对史学科学性的追求。
     从史学求真的目的来讲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应该是好理解的。如果我们坚持在历史研究中的求真态度，实事求是的客观反映历史的原则，那历史学仍有其科学性的要求在里面，也就不会远离科学。
     二、科学的历史学要求其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科学研究是寻找规律的，那历史发展有无规律也就成了历史是否能坚持其科学性的关键问题了。
     现代史学建立后，人们把历史研究明确为两个层面的工作，一是记述历史，二是解释历史。在记述的层面，真实可靠是第一位的（达到达不到真实是一方面，从主观上讲有这种寻求真实的愿望和要求，这是历史学的最基本要求）。在这一层面历史学的科学性是重要的。问题出在解释历史的层面，也就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这方面。历史学的科学性受到质疑主要也就出在这一层面。
     我们承认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否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存在呢？在近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先有肯定，后有疑问。在五四运动以后，直到新时期之前，大多数学者对人类历史存在发展规律并不怀疑。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反思“文革”时期政治权势介入史学而造成的生搬硬套经典理论或“公式”解释历史，对历史的规律产生疑虑。另一方面，外来新的理论和观念传入，使人们的认识有所丰富。人们不再用简单的直线的眼光看问题，开始对历史发展有了新的理解，认识更加深入和全面，知道了用任何一种简单的理论和公式都难以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内涵。随着对历史认识的多层面化，人们开始用不同的理论和观念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历史。这是历史学的进步。
     然而，这种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并不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没有规律存在，只反映人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入程度还没有到真正明白或抓住其规律的地步，说明人类社会的历史远比自然界复杂，对其规律的认识也需艰难求索的过程。从这个意义讲，现代史学并不放弃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史家们正是在历史研究中，遵循科学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严谨的态度，对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不断的、越来越接近真实客观的研究。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也即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不会变化的。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等待着我们去认识。而这样一个研究和认识的过程，就是求真求是的过程，也就是科学所做的事情。
     此外，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述容易受主观的影响，而失其科学性。但历史研究的规范要求无论怎样的推理和叙事，都不能无中生有，必须有事实的根据，否则就不被认为是历史学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中最可能出现非科学性的部分，也有其最基本的科学的规范和要求。
     因此，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是很必要的。如果抛弃了对历史事实真实性的追求，历史学也就不能称之为历史学了。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发布时间：2006-5-31 9:5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