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梅山文化与中国原始数理思维

周行易

周行易




    梅山文化是至今仍集中保存于湖南中部、西南部的一种古老的原始渔猎文化，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界说似乎已基本认同。但从已有的研究论著来看，对梅山文化原始特性的理性分析却尚未展开。本文试从梅山文化的原始数理思维入手，探讨梅山文化的本质特征，解构“梅山”、“张五郎”等梅山文化重要文字（语言）符号的真实内涵，以此来认识梅山文化在湖湘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生成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珍贵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我认为，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梅山文化应解决的一个关键性课题。

    一、梅山原始巫术中的“三”崇拜与中国古代数理文化“三生万物”的源流关系   
  
   “数”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原初思维工具，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莫不如此。中国初民的“结绳记事”，与后来发展形成的易卦数码推演系统，以及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阐释的“数是宇宙的本原，自然界是受数字支配的”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人类在认识“数”、掌握“数”这个工具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迷茫的原始数觉（“Number Sence”）时期。何谓原始数觉呢？原始数觉是人类童年时期对“数”的一种朦胧意识，即觉察数之有无与数之多少的感知能力。它犹如“味觉”、“嗅觉”、“触觉”一样，是人的一种本能感觉。
    作为一种本能感觉，原始数觉并非人所专有。美国数学家T•丹齐克研究认为，人和动物都具有某种原始数觉。如，在有些鸟类的巢中如果有四个卵，那么你可以放心地拿走一个，鸟不会觉察；但如果拿掉两个，这鸟通常就会逃走。乌鸦也有某种原始数觉，它能辨别“四”位以下的人数。人类童年时期的数觉范围与某些鸟类一样，也是极为有限的，很少能达到“四”。“所以，在人类文明诞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三’往往也就成了与原始数觉相应的极限数，并且，因其极限性数位关系历史地常被人们用以表示‘多’的意义。”①许多语言几乎都带有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如英文的thrice和拉丁文的ter，都同样具有双重意义：“三倍”和“许多”。
    在中国文化中，也能找到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如，用“三”座山来指代“很多的山”，用“三”棵树来指代“很多的树”，用“三”根火苗来指代“很多的火苗”，用“三”个人来指代“很多的人”——这就创造出了“山”、“森”、“火”、“众”等汉字（在甲骨文中，“山”是“三座山峰”的象形；“森”是“三棵树”的象形；“火”是“三根火苗”的象形；“众”字下边是“三个人”）。在古汉语中，还直接以“三”（以及三个“三”即“九”）来表示“多”。
    这种状况反映在中国古代数理思维的集大成之作——《易经》中，就是阴阳两爻的合数和易卦的“单卦”、“重卦”编码都受“三”的制约：首先，易卦的“阳爻”和“阴爻”相加之和为“三”；其次，易卦的八个“单卦”均由“三”根爻叠加而成；再次，易卦的六十四个“重卦”亦均由两个“三”即两个“单卦”进行不同的叠加排列而成。  
    毫无疑义，在中国初民的原始数理思维发展过程中，曾存在一个无法超越“三”、对“三”充满迷惑、恐惧和敬畏的原始数觉时期。通过对梅山文化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我们惊讶地重睹了那个时期。
    梅山文化作为一种原始渔猎文化，浸透了原始巫术的因子。古代的梅山人和今天的梅山巫术承传者们，在进山狩猎前要举行“安梅山”的原始巫术仪式。所谓“安梅山”，即给“梅山神”设坛并举行祭祀。安“梅山”要用“三”块石头或“三”块瓦片架在猪、牛踏不到的僻静地方，或安在“三”岔路口的古树下，表示梅山神在此；土家人安梅山大都选在屋角右侧空坪中的隐蔽洁净处，用岩石砌“三”面墙，上盖一块岩板，前面空着为门；猎人到了山上，如果发现野兽脚迹，要扯“三”根茅草，把草尖挽个疙瘩，放到“三”岔路口，拿块小石压上，这叫“封山（封三？）”；还有的猎人进山之后，随手折一根树枝，向这个山扫一下，向那个山扫一下，再绕自己所在的山头扫个圈（三座山），然后盘腿而坐，口念咒语，名为“下法”。——传说这样做了，野兽就会“迷”路，总是在山里转来转去，不会逃走。②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了梅山巫术的原初仪式对“三”这个数字的广泛运用，更注意到了这个仪式对“三”的运用是将其作为一种神秘力量来“迷惑”野兽！这与古汉语中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诸多中国民间宗教仪式及道教、佛教中对“三”这个数字的用法是不一样的——虽然它们在无意识中也是源于人类在数觉阶段所形成的“三”的心理积淀，但梅山巫术的用法更为古老，是对原始数觉“极限数”——“三”的“迷惑”特性的直接运用，属于一种更典型的原始数觉的“原生态遗存”。
    梅山巫术中这种用“三”来“迷惑”动物的原始数觉特性，是梅山文化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特征除了在上峒梅山的山林狩猎活动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外，在中、下二峒梅山的水域平原农耕渔牧活动中也有反映。如，具有梅山神力的中峒“活梅山”在放鸭时，要用一根竹尖鸭梢“朝天划三个弧圈，再向前摇晃三下”，据说这样做了，鸭群就会朝着他指定的地点而去；而且到那里后，只“在鸭梢圈定的几块十几块田里的附近范围活动，从不越雷池半步”。下峒梅山巫术活动中对“三”的运用要隐晦些。下峒“活梅山”在水田或水塘捉泥鳅时，首先要把捉到的第一条泥鳅的尾巴用口咬断，然后放回水里，据说这样做了，在捉泥鳅时泥鳅就会随手而来；但等到再捉到那条被咬断尾巴的泥鳅时，却不管这时捉到了多少泥鳅，整个捉泥鳅的活动就必须结束。③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举动呢？我认为这也是运用“三”来迷惑捕捉对象的一种巫术行为。这个过程很像易经阴阳二爻的形成和单卦的排序过程：第一条泥鳅表示阳爻“—”，把它咬断则裂变为阴爻“--”，这就恰好构成了一个数字“三”，把它放回水里，就是用“三”去迷惑对象；而再捉到那条泥鳅，表示复得阳爻，即一个单卦（“离卦”）的排序过程结束，所以必须停止捕捉泥鳅的活动。  
    梅山先民在原始数觉时期形成的这种对“三”的“迷惑”，不仅成为“三峒梅山”巫术的基本构架，更被作为一种神秘力量继承和定格在了梅山神张五郎身上。——在梅山文化中，张五郎就是一个具有“迷惑”法术特征的“倒路鬼”！梅山地区都这样传说：某人走夜路，如果在非常熟悉的地方迷失方向，转来转去又转到原处，怎么也走不出去，那么他便是碰到了“倒路鬼张五郎”；因此，张五郎又叫做“倒路张五郎”。
    在梅山地区，人们往往还要在“三”岔路口立一块指路碑，上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八个字。一般传说这是为了挡“将军箭”，但“将军箭”与三岔路口毫无关联，因此我认为这最初也应当是用来防“倒路张五郎”的：在下峒梅山，张五郎又称“坛主”，据说他常常用箭射人（梅山人骂人常说：“你这坛主射的！”）。人们在三岔路口的指路碑上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八字，便是想以此作为咒语来挫败张五郎的法力，不让他的“迷惑”之箭射中，从而在三岔路口不迷失方向、走错路。
    梅山巫术原初仪式中这种用“三”去迷惑渔猎对象的巫术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原始思维互渗律的体现。所谓原始思维互渗律，是一种决定原始社会集体关于它自身和它周围的人类群体与动物群体关系的思维规律。布留尔说：“在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都具有一种可被感觉到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和作用，并且，这种神秘的属性可以通过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行动，通过接触、传染、转移、远距离作用、亵渎、占据、感应等想象的形式，作用于其它客体、存在物、现象；从而使原来的那些客体、存在物、现象同时既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事物就是通过原始人想象的‘互渗’关系彼此关联起来的，在其反映形式上，某种集体表象也就与其他的集体表象彼此相互关联。”④
    梅山巫术对“三”的运用，正是企图通过这样一种想像的原始思维互渗关系，把“三”的神秘力量传递给动物。在梅山原始人类眼里，动物和人是同一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他们以为：“三”这个数字既然能迷惑人，肯定也能迷惑动物，从而在他们的巫术中频繁地使用“三”，用“三”这个迷惑着人类自身的数字去迷惑野兽，以达到猎取野兽的目的。
    梅山初民的这种原始思维互渗观念，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梅山文化作为一种原始渔猎文化，从经济形态看，整个狩猎分配过程具有鲜明的原始共产主义色彩；从原始宗教崇拜看，很多原始宗教礼仪保留着明显的原始生殖崇拜内容，因此，在其巫术活动中出现原始思维互渗观念，是很自然的。
    至此，就梅山文化的本质意义而言，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原初的梅山文化，是一种以原始数觉极限数——“三”为媒介，借助“三”的“迷惑”力量，通过想像的原始思维互渗关系迷惑对象来开展渔猎活动的原始巫文化。她应产生于中国原始人类的“数觉时期”，是形成中国哲学“一生而，二生三，三生万物”观念的文化源头。而所谓“梅山”，其真实含义应为“媒三”（梅山腹地新化方言“山”即读为“三”）；所谓“梅山文化”，其实也就是“媒三文化”。——“梅山”，当为后来梅山文化圈以外的儒生们记音之误。

    二、“张五”与“端午”的语言学解析及其所隐含的原始弓网文化和数理文化内涵   
   
    张五郎是梅山的开山神，要完全弄清楚梅山文化，必须对张五郎这一神像所包含的原生文化内涵作更深入的剖析。然而，宋开梅山后，随着中原正统儒家文化及道教、佛教文化的大量侵入，原初的梅山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梅山神张五郎也被融入了太多的儒、道文化内容，以至于我们对他的研究一直难以达其内里。
    今天我们所常见的张五郎神像，是一个约五寸高，用木头或葡萄藤雕的倒立形象：手撑地、头朝下，两脚倒伸向上；大都身着官服、头带官帽，有的还描了彩漆。我所见到的最早的张五郎神像，是明万历四十四年由一个叫曾子瑞的人绘在一张近3米长、约15公分宽的“梅山图”上的。2000年，我在新化县宗教办刘伟主任的陪同下，在该县上梅镇青石街袁建和先生家第一次见到了这张“梅山图”（据袁先生介绍，这张图取自一个菩萨的“肚腹”）；六年后，我找到袁先生拍到了这张图。这张图上的倒立张五郎神像与今天民间流传的很有所不同，无衣服，头顶一个“三角形”帽，双手撑着一个“离卦”。其右侧是五个鸟头“雷神”像和一个上下长着两个人头的“车神”像，接着是五个手握鸟的裸女“五猖”像；其左侧紧连着两个大鸟头，接着是四只鸟从四角飞向中间的日形光圈图，再接着是两条相对的龙、三个穿兽皮裙的男子像……这张图充分说明张五郎的来历的确非常古远，他应来自人类文明的原始时期。因此，张五郎之名绝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姓氏排行，而一定隐含着人类远古时期的一段更深刻的文化记忆。  
    要弄清楚“张五郎”的本来面目，首先有必要对“张五”二字的文化内涵作语言学分析。在原始时代，根本没有我们今天的“姓氏”这个概念。姓氏的起源要比文化的起源晚得多。 “张”作为姓氏是后生的意义，它的本义为“开”，也就是“开弓”。《广韵》释“张”：“开也。”《说文》释“张”：“施弓弦也”；《礼•曲礼》：“张弓尚筋”。又，“罗取鸟兽”的“罗网”曰“张”。《周礼•秋官•冥氏》：“掌设弧张。注：弧张，罿罦之属。”《后汉书•王乔传》：“自县诣台朝，辄有双凫飞来，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五”在甲骨文中作“十”字交叉形状，是人类思维开发到“三”以后的计数时代所形成的一个“中心”数，由它产生了“十月历法”及“五方”观念。在太阳十月历法中，它是十月时间轴上的“中点”，标志一个太阳年的回归位数；在五方观念中，它是五方的“中心”，标志着五方空间的形成数。
   “开弓”、“罗取”鸟兽，表明原始人类已从徒手或用石块与木棒猎取野兽发展到可创造工具猎取野兽、从地上猎取野兽发展到可从空中捕捉飞鸟，这在当时是一种了不得的先进生产力。而“五”在计数时代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五”，中国初民将依然处于时空的迷茫之中。因此，“五”，成为中国初民迈进计数时代的象征。
    我认为，所谓“张五”，应当就是当时这种先进的“弓网”生产力和中国初民迈进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的一个文化符号。张五郎的坛旁插一束箭，就清楚地向人们表示了他是这种“弓网”文化的代表者。在梅山巫术仪式中，张五郎是统帅着“五路猖兵”的最高军事首领；今天梅山地区流传的“搬五台山”巫仪，反映的就是倒立张五郎用头开辟“五方”的过程。上述《梅山图》中与张五郎关系密切的鸟头“五雷神”、手握鸟的“五猖”、两个巨大的鸟头以及四鸟向中心的日形光圈飞，亦无不证明张五郎同捕猎飞鸟及“五”和“五方”有关。
    由此可见，张五郎作为梅山原始巫术的开山鼻祖，他的名字被理解为姓氏排行，显然是后人附加上去的意义。“张五郎”，是在中国原始人类“弓网”文化诞生初期和数理思维进入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所出现的一个英雄集合神。
?  张五郎这个原始时代的英雄集合神出现在古梅山峒区绝非偶然。从紧靠梅山文化核心区的道县玉蟾岩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了1.4万年至2.2万年前的人类最早的原始栽培稻和大量的动物残骸。动物残骸中有许多的鸟禽类骨胳，其个体数量可达30%以上，种类可达10种以上。这在我国早期史前遗址中是罕见的，说明梅山文化圈的玉蟾岩人已经能用技巧发明工具去捕捉鸟禽；而鸟禽食物的获得及稻粮的栽培成功，也扩展了食谱，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育与智力的提高，为梅山地区原始人类从迷茫的数觉时代进入理性的计数时代提供了可能。“张五郎”，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发明弓箭和标志人类计数时代来临的英雄集合神。
    发明弓箭和进入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是中国初民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为铭记这段记忆，人们将太阳十月历中的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这段记忆的人格化，便形成了所谓的“张五郎”。“端午节”，最初就是纪念“张五郎”的！
    在古汉语中，“张”、“端”二字同音同义，梅山腹地新化方言今仍称“正月”为“张月”或“端月”。而且在现代汉语中，“张”、“端”二字与“开”字可以同义并列组词，如：“开张”、“张开”、“开端”、“端开”等等，可知“张”、“端”二字也有“开”的意思。而“午”与“五”亦同音同义，在甲骨文中，“午”形同“五”字，“端午节”在古代也称“端五节”。因此，所谓“张五”即“端午”，亦即“开五”，也就是开始使用弓箭和开辟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的意思。
    在今梅山腹地新化、新邵、冷水江一带和与今绥宁“梅口”（ “梅山入口”）毗邻的城步县一带，至今还有张五郎诞生于端午节种的东瓜(或南瓜)中的民间口头流传——在这个传说中，张五郎就被称作“端午郎”！
   “端午节”最初是纪念张五郎的，还可以从汉以前传入朝鲜的“端午节”民俗中找到旁证：据朝鲜后期学者洪锡谟的《东国岁时记》载，端午节时王家“观象监本朱砂拓天中赤符，进于大内，贴门楣，以除弗祥。卿士家亦贴之。其文曰：‘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我们知道，在梅山文化传播区，“蚩尤”曾是“张五郎”在不同时期的称谓，“蚩尤”即“张五郎”。在今天的梅山傩舞中，梅山巫师仍带着蚩尤面具。对此，陈子艾、李新吾先生的《古梅山峒区域是蚩尤部族的世居地之一》一文已有较深入阐述。⑤因此，这里所说的“蚩尤”，也应是说的“张五郎”。  
    此外，端午节还隐含着与张五郎的狩猎神身份有关的一些创世神话内容。犬，是狩猎文明的一个象征符号。在古梅山地区，有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张五郎就是一条在“齐天大水”中为人类抢救稻种的“黄斑犬”。这则神话中的“齐天大水”神话元素和“黄斑犬”神话元素，在“端午节”中都有反映：
    端午节处于雨水多发季节，今梅山地区仍有每年看“端午水”的习俗。一年一度的“端午水”，承载和传递着梅山先民在远古时期的创世纪洪水神话中留下的永恒记忆：端午节划龙舟，很可能就是人类在远古时期所遭遇的那场毁灭性洪水中划独木舟救人的记忆残留；而往水中丢粽子，是为了纪念和感谢那只在洪水中为人类抢救稻谷的黄斑犬（张五郎）。——这里隐含着一个千古文化之迷：粽子为什么要做成有棱有角的样子？以前谁也没有去深究。其实，它就是“狗头”的状形，梅山腹地新化旧时即称粽子为“狗头粽”；与此相对应，因蚩尤以“牛”为图腾，新化还有一种很长的粽子称“牛角棕”。因此，粽子应是梅山先民犬图腾和牛图腾崇拜即张五郎、蚩尤崇拜的产物。
    其实，“张五郎”在楚时即称“张五即”（“张五节”），传说他成功地为楚庄王求雨，楚庄王在“即”字上加一点，就成了“张五郎”。梅山腹地新化方言今称“郎”仍作“即”，称送节日礼物为“送即”，“即”与“节”一音之转，端午节为纪念张五郎无疑。
    综上所述，张五郎的名字蕴含着中国初民对发明弓箭和进入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的一段深刻的文化记忆。张五郎作为伴随着中国早期文明的诞生而出现的英雄集合神，他的身上不仅有中国初民原始数觉时期迷惑于“三”的影子，也隐含着中国史前文明弓箭时代和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的丰富的生产生活内容。著名学者萧兵先生说过，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段文明发展史。从语言学角度审视梅山文化，我们看到了梅山文化的一个崭新天地。

    三、张五郎倒立形象的“一元” 指向及其对易卦六爻编码排序的影响   

    在中国的所有神祗中，张五郎是唯一倒立的一个神祗。张五郎这个原始英雄集合神的身上，到底还隐藏有一些什么样的鲜为人知的文化秘密？
    关于张五郎为什么倒立，民间主要有两种说法：1、“太上老君之女吉吉也就是他的夫人让其倒立说”；2、“打猎时不慎摔下山崖倒挂树上说”。第一种传说隐约保留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的某些原始文化元素，但更多的是反映了宋开梅山后道教文化对梅山文化进行改造后的内容；第二种传说虽然符合张五郎的狩猎者身份，却无法解释张五郎作为“狩猎神”的诸多力量的来源，应是后来的人们对张五郎倒立形象不解而用现实生活经验随意诠释的一种附会。
    我认为，张五郎倒立神像隐含着中国远古人类一种最原始的宇宙视角。
    很多年前，我曾在一篇叫《〈易经〉与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比较》的文章中论到西方人和中国人宇宙视角的不同，指出其在思维上一个是习惯于“横”着看宇宙，一个是习惯于“竖”着看宇宙。并认为“这可能是受原始思维‘天人同构’观制约之故”。在中国原始文化和古希腊原始文化中，其“天人同构”观已有“竖”式和“横”式之别。在中国原始初民眼里，宇宙由混沌中开辟之时起，就是一个立着的人那样的竖式长条结构。“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很好的说明了这种观念。在这则神话中，天（宇宙），是由盘古（人）站着撑开的。汉字 “天”就是一个立着的“人”。而在古希腊文明的源头之一——两河流域文明的创世神话中，天（宇宙），却不是由站着的人生出来的，而是由横躺着的人生出来的——天和地是英雄玛尔杜克将提亚玛特的尸体横剖为两半所造成的。在文中，我还从西方与中国文字符码排列的区别——西方从古希腊迈锡尼时代线性文字起均是由左至右横排和中国从殷商甲骨卜辞起都是从上到下竖排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这种区分应当是很有深意的。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智慧和思维的物化态，它不只是一种书写符号、不只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而已，它还应是人类心灵中宇宙空间‘形状’的反映。它的排列组合方式绝非偶然，这表现出宇宙空间在人的思维中的坐标位置序列的不同。”⑦
    现在，倒立张五郎形象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中，有了两个“盘古宇宙视角”（如上所述，张五郎即盘古）：一个是站立着看世界的，一个是倒立着看世界的！到底哪个“盘古宇宙视角”在先呢？联想到易经卦爻由下到上的排列顺序，无疑张五郎这个 “盘古宇宙视角”在先。——易卦为什么与后来的中国文字从上至下排序的习惯不一样，而是由下到上排序的？这也是长期困扰着人们的一个问题。解开了张五郎倒立之迷，或许也就解开了易卦从下到上排序之迷。
    我认为，张五郎倒立着看世界的宇宙视角，是人类从母体来到世界上的最初视角，是中国原始人类的对人之诞生的一种原初生命印象！
    人的胚胎在母体中成形、生长、发育一般有9个余月，称“十月怀胎”。从第二个月到第七个月，胎儿在母体中都是头朝上呈蜷局状的。到第八个月，身体完成往下旋转的过程，双脚蜷局交叉朝上，头部朝下；第九个月到出生前，双脚分开蜷局朝上微伸，头部朝下，双手分开蜷局，手肘以下小臂朝下呈撑状。因此，人出生时总是头朝下倒着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原始人对人类的生殖繁衍特别关注，大量的原始生殖崇拜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既然他们特别关注人类的生殖繁衍，也就必然特别关注人类生命的诞生——倒立张五郎形象，就是中国原始人类对人之诞生这种神秘的（在原始人看来是神秘的）生命现象的一种符号定位。
    我这样说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充分根据的：  
    首先，中国人敬奉的神祗雕像一般都有一尺多至几尺高，有的甚至达到几丈、几十丈高（如“乐山大佛”），讲究的都是高大威仪；而倒立张五郎雕像却一律都很小，通常只有几寸高，酷似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其次，张五郎虽贵为梅山的开山神，但在梅山诸神排位中，他必须安在神龛最下端的地上，不能上神龛，这不是暗喻婴儿倒着落地又是什么？
    第三，梅山地区民间传言，用一条妇女的短裤，即可破解张五郎的法术。——妇女的短裤，是产门的象征，这一传说亦暗喻母体对婴儿的钳制作用。
    第四，梅山人十分重视怀孕生产，梅山巫术中有一整套“掏胎”法术，如“看胎”、“祭胎”、“掏胎”、“收魂”等。在“祭胎”和“掏胎”仪式中，所念咒语和“五”有关：“前收五里后收五里，五五二十五里，千五里万五里，祖师收回，本师收回……”；生产时还有所谓“催胎水”法术，法术中的数字亦与“三”有关：在产妇额头上沾“三”点水，胸脯上沾“三”点水，脚板心沾“三”点水；此外，婴儿落地后剪脐带要预剪“三”次，每次念一句咒语。⑧如前所述，“三”和“五”都是张五郎的数字符号象征！
    第五，从语言学上来考察：人的“头”在甲骨文中即“元”字，“元”的本意是“人头”，《孟子》：“勇士不忘丧其元。”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元首”这个词；而“元”又有“初”、“开始”、“最先”、“第一”的意思：如，新年的第一天叫“元旦”，一月份叫“元月”。此外，“元”更有“根本”的意思，如，《潜夫论•本训》：“必先原元而本本。”班固《西都赋》：“元元本本,殚见洽闻。”“本”的本义即草木的“根”，《说文》：“木下曰本。”“根”和“本”都是在下面的，这就向我们暗示了人的头也是在下面的。因此，“元”的含义，我认为也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离开母体时头朝下最先出来这个人类原初生命印象的记录。所不同的是：倒立张五郎形象用的是一种雕刻造型符号； “元”用的是一种语言文字符号罢了。   
    又，“倒”字本身亦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倒”，《说文》释其义为“仆”，“仆”就是“人倒”的意思。从造字法来分析更为清楚，“倒”是个形声兼会意字，从人，到声，是“人到”的意思。“人到”为什么能在意义上组成“倒”字呢？因为人是倒着头生出来的！因此，“倒”字也应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人类原初生命印象的文字符号记录。
    其实，上文提到的今天梅山地区流传的“搬五台山”巫仪中张五郎用头倒立着逐一开辟“五方”的过程，已明白无误的给我们展示了中国初民这个倒立着观察世界的原初宇宙视角。
    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中，“元”（头）——因它的最初意义来自这种神秘而神圣的生命现象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元”，又指万物之本原——“元极”； 指天地未分前的混沌之气和人的精神、精气——“元气”；指道家所谓的“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元，元之又元，众妙之门。”（《老子•道德经》）
   “元”——在易经哲学中，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个“一”，也就是易卦的第一根爻——“太极”。这第一根爻的位置应当在哪里呢？根据张五郎倒立符号的生命指向，它应该在最下面！
    可见，正是张五郎的倒立生命符号，确立了中国人的原初宇宙观。中国原始人类最初就是从这个倒立的视角去观察世界的。由这个倒立的宇宙视角，形成了易卦六爻倒列排序的中国人最早的宇宙空间。
    在上文提到的那张《梅山图》中，倒立张五郎撑着一个“离卦”，这无疑在向我们暗示他与易经八卦的某种关系。在《易经》八卦中，我认为“离卦”是最初形成的卦象，因为“离卦”由下面一根阳爻，上加一根阴爻，再上覆一根阳爻（一元复始）构成，在《易经》的八个卦象中，是最符合中国原始数理思维规律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规律的一个卦象，应为易卦推演的“根本卦”。在《易经》中，“离卦”这个“根本卦”被称为“南方之卦”。为什么被称为“南方之卦”呢？因为易卦的原始数理思维基础和宇宙观来自在南方!  
    正像个体的人的童年对他的一生发展极为重要一样，人类的童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极为重要的；亦正像个体的人的童年印象在他的记忆中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被淡忘一样，中国原始人类的童年记忆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也被人们逐渐遗忘了。然而，童年时期留下的生命印记是始终存在的，对个人、对人类，都是如此。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张五郎的倒立宇宙视角之谜和八卦卦爻的倒列排序之迷。不唯如此，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还留下了“俯仰天地”（ ——先俯后仰，俯观天、仰观地）这样的倒位思维痕迹。这种“倒位思维”往往是在中国人的“正位思维”极不顺畅——人生极不得志的迷惘状态下才会出现的，如官场失意后的陶渊明《读山海经》：“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中国人在“倒位思维”中所产生的快感，正来自童年时期的宇宙空间！

                                   四、结语
   
    种种迹象表明，梅山文化中潜藏着一个最古老的原始数码系统，这个系统反映了中国初民从“数”的角度认知世界的最初过程，也是中国易文化数码体系的最早源头。我一直坚持从人类文明起源和中华早期文明流变史的高度来研究梅山文化，今天我更坚定这个观点。
    湖南是梅山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梅山文化的归宿地。在这期间，梅山文化曾以“蚩尤文化”的面目，沿着水稻文明传播的路线从沅湘流域起航，顺长江东下然后北上，在黄河流域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其后，发生了蚩黄大战，蚩尤部落失败南归，在汉水流域、洞庭湖、鄱阳湖一带建立了以欢兜为部落首领的古三苗国——甲骨文“北”字为“二人相背”、古汉语中言打败仗为“败北”，便是来自南方的蚩尤部落这段悲壮历史的文字记忆！此后，三苗被尧、舜“流放”，若干年后，其遗族又在原来的文化遗存上创造了绚丽的楚文明，直到秦灭楚国，梅山文化最终才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原始韧性退守湖湘地区。在这个中华史前文明流变的过程中，古老的梅山原始数理思维成果也被带到了北方，三千多年前，在此基础上，经过南北文化的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数理思维的集大成之作——《易经》。
    综上所述，梅山文化绝非一种仅在湖南土生土长的封闭性地域文化，它是开放性的、超地域的——所以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区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它又是超语言、超民族的——所以很多民族如苗族、瑶族、白族、壮族、土家族、藏族……包括汉族，在各自有民族宗教信仰的同时，也都信“梅山”。只有“母源文化”才具有这种生命力、穿透力和影响力！梅山文化——正是被人们遗忘了的中华文明的最古老源头。




注释：
①引自郭攀《汉字重体示“多”与重三体形式》，1997年第4期《汉字文化》。
②参见《梅山文萃》第一卷第24面，新化县文化局、梅山文化研究会编，1999年9月出版；郭兆祥《中国梅山文化》第43面，天马图书有限出版公司出版。
③参见马铁鹰《梅山文化概论》第15面，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黄镇《梅山拾萃》第7—8面，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2000年版。
④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
⑤见《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一辑第192面，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⑥参见马铁鹰《梅山文化概论》第61面、第92—95面，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郭兆祥《中国梅山文化》第79—85面，天马图书有限出版公司出版。
⑦见1990年第5期《文艺研究》，第54—55面。
⑧参见黄镇《梅山拾萃》第31面、第52—53面，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2000年版。




[ 本帖由 周行易 于 2006-11-3 00:05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