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是喝茶,就有这么多的学问和书。
中国人这么有文化,不腐败是没有办法的。
明清的茶书及其历史价值*
章传政 朱自振 黎星辉
(南京农业大学茶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5)
古今农业2006年第3期
[摘要]本文对明清茶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探讨了明清茶书的历史价值。指出明清茶书承前启后,对我国传统茶学做了多方面的总结,同时肇始了我国近代茶学。提出了应当重视和加强对明清茶书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明代;清代;茶书
古代茶书,换个角度亦可称之为“古代茶学”。中国乃至世界上将茶“笔诸书,尊为经”,总结和提高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诚如明人李维枕在其《茶经·序》中所说,“实自鸿渐始”。[1]
中国古代茶书和茶学,以时间和当时主要产制、饮用茶叶的习俗来看,大致可分为唐宋和明清两个阶段。这里的唐宋实际上包括唐、五代、宋与元四个朝代。唐宋茶书以著述团饼紧压茶类的产、制、饮用为主要内容,我们称其为上古或古典茶书和茶学;明清茶书主要述录芽茶和叶茶的产、制、饮用,同时承启近代茶业和近代茶学,可以名其为近古或传统茶书和茶学。那么,中国由唐及清,究竟撰刊过多少茶书呢?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一、古人撰刻的茶书,收入它书和它书提及的,只是一部分;二、收录有茶书的古代文献,能够见之于今日的,只是一部分;三、在现存散藏全球浩瀚的中国典籍中,每个人能够查看到的,也只是一部分。下面列举和引述的茶书,也只是近年搜集、整理中国古代茶书时接触到和已确定的一部分。
一、明清茶书的系统整理
我国由唐及清,现在初步确认的茶书为188种,其中完整的茶书为96种,辑佚28种,佚书书目64种。以朝代分,唐和五代为16种,宋元47种,明代79种,清代42种,另有明清间未定朝代4种。
(一)明代茶书
明代茶书按照成书年代列为:朱权《茶谱》(1430—1448)、谭宣《茶马志》(1442前后)、沈周《会茶篇》(1497)、过龙《茶经》(1502前后)、周庆叔《岕茶别论》(1509稍前)、陈讲《茶马志》(1523)、钱椿年《茶谱》(1530前后)、赵之履《茶谱续编》(1535前后)、顾元庆《茶谱》(1541)、真清《水辨》(1542年或稍前)、真清《茶经外集》(1542或稍前)、佚名《泉评茶辨》(1545前后)、胡彦《茶马类考》(1550前后)、田艺蘅《煮泉小品》(1554)、徐献忠《水品》(1554)、顾元庆《茶话》(1565前)、陆树声《茶寮记》(1570前后)、徐渭《茶经》(1575前后)、徐渭《煎茶七类》(1575前后)、朱日藩等《茶薮》(1568—1578前后)、孙大绶《茶经外集》(1588)、孙大绶《茶谱外集》(1588)、程荣《茶谱》(1592前后)、陈师《茶考》(1593)、胡文焕《茶集》(1593)、张源《茶录》(1595前后)、张谦德《茶经》(1596)、许次纾《茶疏》(1597)、陈国宾《茶录》(1600前后)、高元溶《茶乘》(1602)、佚名《茶史》(1604年前)、程用宾《茶录》(1604)、徐火勃,《蔡端明茶癖别记》(1608稍前)、罗廪《茶解》(1609)、冯时可《茶录》(1609前后)、闻龙《茶笺》(1610前)、佚名《茶品集录》(1610前)、邢士襄《茶说》(1610前)、屠本唆《茗笈》(1610)、佚名《茶品要论》(1610左右)、夏树芳《茶董》(1610前后)、陈继儒《茶董补》(1610前后)、屠隆《茶笺》(1610后)、徐*[火+勃],《茶考》(1611前)、龙膺《蒙史》(1612)、喻政《茶集》(1612)、朱岉槟《茶谱》(1612前后)、陈继儒《茶话》(1595—1613)、喻政《茶书》(1613)、徐煳,《茗笈》(1613)、徐*[火+勃],《茗谭》(1613)、顾起元《茶略》(1613年)、熊明遇《罗岕茶记》(1605—1615)、程百二《品茶要录补》(1615前)、黄龙德《茶说》(1615)、何彬然《茶约》(1619)、赵长白《茶史》(1620前)、胡文焕《新刻茶谱五种》(万历间)、吴从先《茗说》(万历间)、未确定《芥茶疏》(万历间)、曹学俭《茶谱》(1620前后)、李日华《运泉约》(1620前后)、李Lt华《竹懒茶衡》(1620前后)、万邦宁《茗史》(1621)、冯可宾《芥茶笺》(1622—1624)、华淑《品茶八要》(1621—1627)、王毗《六茶纪事》(1621—1627)、陈克勤《茗林》(1630左右)、郭三辰《茶荚》(1630左右)、黄钦《茶经》(1635前后)、周高起《洞山岕茶系》(1640或稍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1640或稍后)、王启茂《茶镗三昧》(1640前后)、邓志谟《茶酒争奇》(1642前后)、徐彦登《历朝茶马奏议》(1643以前)、《茶书十三种》(1643以前)、郑元标《茶谱》(1643以前)、《茶史》(1643以前)、《茶谱总叙》(1643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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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BK2004101)
(二)明清间朝代未定茶书
明末清初时间未定的茶书有四种:鲍承荫《茶马政要》、吕仲吉《茶记》、袁仲儒《武夷茶说》、陈孔顼《广茶经》。
(三)清代茶书
清代茶书依次有:洪炜、汪铉《茗笈》(1646)、陈鉴《虎丘茶经注补》(1655)、卜万祺《松寮茗政》(1644—1661)、余怀《茶苑》(手稿)(1662前后)、刘源长《茶史》(1675)、余怀《茶史补》(1678稍前)、朱硕儒《茶谱》(1680前后)、蔡方炳《历代茶榷志》(1680前后)、冒襄《岕茶汇钞》(1683前后)、“黄履道”《茶苑》(清抄本)(1683前后)、王梓《茶说》(1710稍前)、王复礼《茶说》(1716左右)、程作舟《社会便览》(1722前)、陆廷灿《续茶经》(1735)、《茶书七种》(1736后)、吴骞《阳羡名陶录》(1786前后)、汪继壕《北苑贡茶录注》(1800)、汪继壕《北苑别录注》(1800)、吴骞《阳羡名陶续录》(1803前后)、张鉴《释茶》(1809前后)、顾蘅《湘皋茶说》(1802—1820)、朱濂《茶谱》(1820前后)、李鸣韶《咏岭南茶》(1838)、唐永泰《茶谱》(1851—1861)、《茶谱辑解》(1862)、陈之笏《茶轶辑略》(1871前)、佚名《茗笺》(1851—1874)、潘思齐《续茶经》(1875前)、胡秉枢《茶务佥载》(1877稍前)、叶隽《煎茶诀》(1879)、程雨亭《整饬皖茶文牍》(1896)、翁同和《阳羡名陶录摘抄》(1898—1903)、康特璋《红茶制法说略》(1903)、震钧《茶说》(1903)、郑世璜《印锡种茶制茶考察报告》(1905)、陈元辅《枕山楼茶略》(1908前)、醉茶消客《茶书七种》(1908前)、醉茶消客《种茶》(1908前)、高葆真摘译《种茶良法》(1910)、佚名《茶史》(清抄本)(1911前)、《茶谱》(清抄本)(1911前)、程洧《龙井访茶记》(1911)。
上列书目,有的与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不同,如叶隽《煎茶诀》、陈元辅《枕山楼茶略》是我们在日本新发现的茶书,《煎茶诀》已做了初步研究,[2]《枕山楼茶略》的发现及研究论文已被《图书与情报》杂志录用待刊。对茶书书目进行研究的必要性,笔者在拙文《<茶苑·历代茶著>错讹评析》中已稍做交代,[3]限于文章篇幅,在此不能一一解释。
以上可见,明代是我国古代撰刊茶书最多的一个朝代。而且明清茶书,占整个古代茶书的比例达到72%以上。但是有些明清茶书,如夏树芳《茶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编杂录南北朝至宋金茶事,不及采造煎试之法,但摭诗句故实。然疏漏特甚,舛误亦多”。著名农史专家万国鼎也称之“只是一种消遣小品,很少参考价值。”[4]诸如此类的原因,造成我国茶学界存在一种褒扬和重视唐宋茶书,贬抑和忽视明清茶书的倾向。
然而,明清茶书,和唐宋茶书一样重要,在有些方面,还具有唐宋茶书所没有和无法代替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唐宋茶书和明清茶书,是中国古代茶书相互衔接的不同发展阶段,时间有先后,发展有差别;由前者,不能预知更不能替代后者。前者为基础,后者是发展,只讲基础,不说发展,就不成其为历史。明清辑集类茶书内容重复的情况,虽然较唐宋茶书要多,但是,瑕不掩瑜,明代不乏有名茶人罄一身经验和心血而著成的茶书;我国传统和近古茶叶生产技术,尽在明清茶书之中。明清辑集类茶书的风行,只是某一段时间才产生的现象。如明代79种茶书,剔除23种失佚和性质不明的茶书后,其余56种茶书的历史分布情况为:前期(1368—1460)仅朱权《茶谱》1种,著述类;中期(1460—1552)著述类3种,汇辑类2种,半辑半著1种;后期(1552—1644)著述类16种,汇辑类22种,半辑半著11种。清代42种茶书,剔除12种不明性质后,余下30种茶书的历史分布情况为:前期(1644—1733)汇辑类8种,半辑半著1种;中期(1733—1822)著述类3种,汇辑类3种,半辑半著1种;清代后期(1822—1911年)著述类7种,汇辑类6种,半辑半著1种。
以上数字表明:明清辑集类茶书,明代前期没有,中期开始出现但不占优势,其勃兴仅仅是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暂时现象。究其原因,除与当时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刻书印刷事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外,还受到嘉万年间在文人名士之间风行“巾帕本”的影响。我国近古或传统茶书和茶学的巅峰和娴熟时期,是在明末清初。清朝中期茶书的锐减,显示出我国传统茶学逐渐衰落。但至清朝末年,便开始向近代茶学发展。清朝后期撰刻茶书的回升,增加的主要是我国著译的近代茶叶书籍。明清辑集类茶书内容重复的亚文化现象,既然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和历史的必然,而且明清茶书体现了我国近古或传统茶书和茶学向近代发展、转化的全过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贬低和轻视明清茶书,而应该正视和重视。
二、明清茶书的历史价值
茶书和其他历史文献一样,记载一般都迟于甚至远远落后于现实。这一点,在明代茶书上,反映得更加明显。众所周知,我国制茶和茶类生产由团饼紧压茶类为主,到民间开始以只磨不压的末茶与叶茶并重,进而转为以叶茶和散茶为主的重大变革,始现于北宋中后期,大致最后完成于宋末元初。但是我国古代茶书,在宋代和明代这两个撰刊茶书最多的朝代之间,却出现了从元代建立至明正统年间朱权撰《茶谱》为止的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空白。在清代以前的茶书和书目中,无人提过元代有茶书。有人将《煮茶梦记》列为唯一的元代茶书,但是朱自振考证其不是茶书。[5]这段历史空白,追根究原,可能有蒙古统治者对中原和南方居民政治、经济压迫和剥削,有蒙古和汉族生活文化的冲突和未完全融合,有明初随茶叶生产和饮用的最终确立带来的茶科技、茶经济、茶文化全面改革和创新的需要,等等。然而随着明代各地特别是太湖流域及其周边经济的显著发展,茶叶生产技术的完善和进步,饮茶生活文化的丰富和提升,在明代中期经过一段试探性的发展以后,在嘉万特别是万历年问,我国近古或传统茶书和茶学又呈脱缰之势,空前迅猛地发展起来。
从绝对年份上看,明清著述类茶书的数量,并不亚于习惯自撰自著的宋代。明代著述类茶书,虽然不比辑集类茶书篇数多、篇幅大,但是基本上都把明代茶业、茶政、茶事等内容收录无遗,反映得一清二楚。下面以明代,即我国传统茶学盛期的茶叶生产和采制为例略加分析。
(一)茶树繁殖方面
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直到明朝前期,种茶的方法,还沿用唐代陆羽《茶经》所说的“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6]的穴丛直播法;甚至有些书中还迷信地指出,“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生”。[7]但是,清初有些文献记载,称“种以多子,稍长即移,大即难移”,[8]就反映出明末清初除直播外,还出现了育苗移栽的方法。至清朝中后期,改变单一的有性繁殖,开始引进和推广诸如插枝、压条等良种无性繁殖技术。至于茶籽的采集、保存,如罗廪《茶解》所载:“秋社后,摘茶子水浮,取沉(实)者,略晒去湿润,沙拌,藏竹篓中,勿令冻损,俟春旺时种之”;[9]这较过去《四时纂要》所记的沙藏法,增添和发明了水洗和晒种工序,这在古代和传统茶学的平台上,无疑已把茶种的采集和保存,推进到一个成熟和完备的顶点。
(二)茶园管理方面
明后期有关茶书,从不同的方面相互完善和补充,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生产技术上的重大进步与突出发展。以《茶解》的记载来说,如其对茶园耕作和施肥技术,就提出“茶(一作‘草’)根土实,草木杂生则不茂,春时筄草,秋夏间锄掘三四遍,则次年抽茶更盛。茶
地觉力薄,当培以焦土。”“每茶根旁掘一小坑,培以升许,须记方所,以便次年培壅。晴昼锄过,可用米泔浇之。”[9]另外,《茶解》在茶园间作方面,也提出“茶园不宜杂以恶木,惟桂、梅、辛夷、玉兰、苍松、翠竹之类,与之间植,亦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阳,其下可莳芳兰、幽菊及诸清芳之品”。[9[这些认识和技术,比过去只提与桐树间植,显然前进和发展了一大步。如果说罗廪《茶解》在茶园管理上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经验,那么这一时期程用宾《茶录》、张源《茶录》等著述类茶书,如程用宾提出“肥园沃土,锄溉以时,荫蘖丰腴”,[10]张源提出“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11]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高和上升到理论高度。
(三)制茶技术方面
唐宋茶书,记载的全部是团饼茶的加工制造方法。元代有些农书开始载及末茶和散茶的采制技术,但所记还是比较原始,[12][13]至明朝后期茶书中,我国绿茶生产上,除浙西和江西有些地方在芥茶生产上还保留与沿用团饼的甑蒸杀青工艺外,其余已全部改用炒青锅炒杀青技术,把炒青绿茶推进为替代过去团饼的一种主要茶类,把炒青生产技术发展为当时最受人们重视的核心加工制造技术。张源《茶录》、许次纾《茶疏》、罗廪《茶解》等不少茶书,对炒青的炒制技术,都有各专其长的详细记载,把炒青炒制的技术要点归结为锅要先热,高温炒制,现采现炒,炒量要少,炒不宜久,翻炒要快,去热要速。这些技术要点不仅仅前代没有,即使在今天优质绿茶生产上,仍然需要遵从和参考。明朝后期炒青及其采造技术的迅速完善,也极大地推动了其它茶类的创立和发展。如黑茶、熏花茶可能还有乌龙茶,都在明代后期就呈现出较大的发展和可能开始出现。黑茶,最初亦名“乌茶”,是蒸压茶的毛茶,在明初就见于四川边茶传统产地;至万历时,随边茶供应扩展的需要,即扩大到湖南的许多地区;入清以后,慢慢发展为湖南安化的一种特产。花茶,虽然在南宋时就有茉莉窨茶的文献记载,但其具体加工方法和各种不同名目的花胚,还是详见于朱权《茶谱》和钱椿年、顾元庆《茶谱》等明代茶书。
明代社会上广泛使用药茶方,朱权《茶谱》、陆树声《茶寮记》、许次纾《茶疏》等总结了明代及其以前的茶学成就,各自发表了茶饮研究的学术观点。清代药茶研究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陈鉴《虎丘茶经注补》、刘源长《茶史》、陆廷灿《续茶经》等对茶饮和药茶的研究更加全面系统。在我国的茶医药发展史上,明清茶书颇占一席之地。
三、应当重视和加强对明清茶书的研究
明清茶书,特别是明代后期茶书,是经过茶书作者挑选、加工和整理的较为集中也较为真切的茶科技、茶经济和茶文化史料,值得重视和加强研究。
明代前期92年中仅撰茶书2种,中期92年中11种,但到后期92年中跃增到66种,除去明代后期特别是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刻书藏书风气、饮茶生活文化等经济文化因素以外,与当时茶科技、茶经济和茶文化等茶叶自身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关系。元代直至明代前期少有茶书,也有出于茶叶自身发展的原因。自元至明代前期,即使朱元璋亲自颁令贡茶“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14]仍然属于我国产制、饮用团饼紧压茶到芽茶叶茶的过渡和转制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在茶叶制造工艺和技术上有重建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在饮茶技艺、茶具和茶文化上,也有重新组合和全面创新的内在需要。所以,元代至明代前期茶书的断档,可以看作是我国茶科技、茶经济和茶文化由团饼转变为散茶、由上古发展为近古、由古典演变为传统,转化直至成熟前爆发的暂时沉寂。从这个角度上说,明代后期我国撰刊茶书的骤然增加,应是我国古代茶书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是我国古代茶叶产制、饮用由团茶饼到散茶改革和转制成功的标志;是我国古代茶书和茶学,由上古或古典盛期经历中衰最后进入近古或传统的一次飞跃。简言之,明代嘉万以后茶书的飙升,是我国上古或古典茶书和茶学走上近古或传统发展的集中展示。
清代我国传统茶书和茶学的渐次衰退,在清代各个时期撰刊茶书的分布情况上得以体现。清代茶书呈马鞍形发展之势。清代前期(1644—1733)共撰茶书13种,中期(1733—1822年)9种,后期(1822—1911年)20种。从茶书的性质和内容看,清代前期与明代后期一脉相承,但数量与明代后期差距较大。尽管受到清初改朝换代兵灾战乱的影响,但是茶书数量的明显悬殊,还是能够看出传统茶书和茶学开始萎缩的影像。清朝中期正当乾嘉盛世之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条件优越,但是茶书数量更少,愈加能够看出传统茶书和茶学走向末途的颓势。清代后期茶书,从数量上,似乎有所发展,但能够确定撰于这一时期的传统茶书并不多。因为在清代最后的89年中,属于前70多年写的茶书,仅李鸣韶《咏岭南茶》和叶隽《煎茶诀》等8种。而唐永泰《茶谱》、佚名《茗笺》等书的成书年代是以收录方志撰刊时间来推定的。其余12种茶书,全部是1896年以后十几年间撰刊的。而且程雨亭《整饬皖茶文牍》、康特璋《红茶制法说略》、郑世璜《印锡种茶考察报告》、醉茶消客《种茶》、高葆真摘译《种茶良法》等茶书,已经是我国近代茶书的先声。
明清茶书,在我国古代茶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承前启后,应该重视和加强对明清茶书的研究,从而有助于深入了解茶叶发展的历史脉络,传承文明,古为今用,振兴我国的茶文化学。
参考文献
[1](明)李维枕:《茶经序》。
[2]章传政、朱世桂:《茶书<煎茶诀>的初步研究》,《茶业通报》,2006,(1):39.
[3]章传政、朱自振、黎星辉:《茶苑·历代茶著错讹评析》,《广东茶业》,2006,(2):21—24.
[4]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集,1958年,第205—239页。
[5]朱自振:《茶梦记不是茶书》,《茶业通报》,2001年,第3期。
[6](唐)陆羽:《茶经》卷上·一之源。
[7](明)郎瑛;《七修类稿》“未见得吃茶”。
[8](清)方以智:《物理小识》“茶”。
[9](明)罗廪:《茶解》“艺”。
[10](明)程用宾:《茶录》“原种”。
[11](明)张源:《茶录》“茶道”。
[12](元)王祯:《农书·茶》。
[13](元)鲁明善:《农桑撮要》“摘茶”。
[14](明)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卷五。
Historic Value of Tea Books Writte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Chuanzheng, Zhu Zizhen, Li Xinghui
(T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ng, Jiangsu Province 210095)
Abstract:Tea books writte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were sorted out systemically. Their historic value was discussed. Traditional tea science was summarized and modern tea science was inaugurated in these tea books.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se books was suggested.
Key Words: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Tea Books
[作者简介]章传政(1971—),男,安徽潜山人,科学技术史硕士,在读茶学博士,现供职于南京农业大学茶学研究所,主要研究茶叶经济与茶文化;朱自振(1934—),男,南京农业大学茶学研究所,教授,茶史专家;黎星辉(1962—),男,南京农业大学茶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帖由 戈兰 于 2006-11-7 16:52 最后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