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座之谜：夏殷周三代的至上神观念与星辰崇拜【转】

戈兰

•        简介：我国自夏代及于殷、周，至上神之崇拜实甚单一，皆为狮子座之神黄帝轩辕，与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夓为一人（神），此乃宗教崇拜与天文星象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上古星辰崇拜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情况正与巴比伦相似。盖三代本共属于黄帝族联盟集团，为兄弟民族，三代之文化乃一源同出，故其至上神崇拜亦同。后来之至上神名目纷异，分化为数人，乃古事失传，后人误解而致传说之异辞，正如郭沫若所言：“凡神话传说之性质，一人每化为数人，一事每化为数事，此乃常见之事实，殊不足怪。”[23]其至上神观念受巴比伦宗教的影响很大，故郭沫若认为中国在上古时代即与巴比伦有交通应该是事实。
•        狮子座之谜：夏殷周三代的至上神观念与星辰崇拜
——《释支干》研究之三
                                        王 宁

    夏、殷、周三代的至上神崇拜，是研究三代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但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虽然有一些学者对三代的至上神问题作了一些专门研究，如对轩辕黄帝的研究，文章迭出，说法纷纭，但窃以为皆因未得其法，难称的论，而至上神崇拜得问题又是不能避而不谈的。
    郭沫若先生为一代文史巨擘，对此问题虽无专文研讨，但在一些文章中也作了一些研究，如《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夏禹的问题》、《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释祖妣》等文，比较重要的要算是《释支干》一文中的论述，实际上此文已经揭开了三代至上神崇拜的迷雾，只惜乎郭老没有深入下去，其说仅存于初始阶段，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今特作此文，在郭老遗说的基础上，尽可能作一番深入研究，冀能使郭老之学说光大，使三代至上神之谜得以完整揭发也。

一
    三代的至上神称“帝”、“上帝”、“皇帝”、“皇天上帝”、“大（泰）帝”等，卜辞中有“帝”、“上帝”、“王帝”等称谓。要弄清三代的至上神问题，就必须先弄清“帝”之含义和其所指究为何人。
    甲骨文的“帝”字是“蒂”之初文，古体作“蔕”，《说文》：“蔕，瓜当也。”《通训定声》：“《声类》：‘果鼻也。’《吴都赋》：‘扤白蔕’，刘注：‘花本也。’俗字作蒂。”也就是瓜或花的蒂之象形。
    在卜辞中，“帝”的用途有三：一是用为上帝，亦简称帝，如“帝令雨”（《铁》123.1）、“上帝若王”（《甲》1164）；二是用为祭名，即后来的禘，如“帝于河”（《乙》5707）、“帝于岳”（《遗》846）；三是用为殷王之庙号，如帝丁、文武帝。这些用法似乎皆与“帝”之本义无关，盖皆是借音字，非用其本义也。郭沫若曾经说：“那么以至上神而兼宗祖神的尊贵者为什么用了花蒂的帝字来命名呢？要说果实从蒂出，由果实中又能绵延出无穷的生命，借此以表彰神之生生不息的属性也可以说得过去。但蒂有成果实的，有不成果实的，与其拿蒂来象征神，何不就假借果实或根元一类文字呢？这儿的确是一个问题。”[1]其实，笔者的看法是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这个问题应该是“帝”字先被借为“禘”，后乃成为上帝之“帝”。
    《说文》：“禘，谛祭也。”段注：“《言部》曰：‘谛者，审也。’谛祭者，祭之审谛者也。何言乎审谛？自来说者皆云审谛昭穆也。禘有三：有时禘，有殷禘，有大禘。时禘者，《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蒸’是也，夏商之礼也。殷禘者，周春祠，夏禴，秋尝，冬蒸，以禘为殷祭，殷者盛也。禘与祫皆合群庙之主祭于大祖庙也。大禘者，《大传》、《小记》皆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谓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大禘者，盖谓其事大于宗庙之禘。”桂注：“《丧服小记》云：‘王者禘其所自出’也，及《大传》云：‘礼不王不禘，谓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也。’《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谓祭昊天于圜丘也。”根据这些论述我们知道，禘这种祭祀方法本来是专门用于对至上神的祭祀的，所以周人禘喾，郭沫若说周人是因袭了殷人的文化，他们关于天的思想也是因袭了殷人的[2]，所以周人禘喾，殷人必定也是禘喾的，《国语•鲁语》上说：“商人禘舜而祖契”，郭沫若说“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3]，可知殷、商禘的对象都是一个人，而这个对象就是他们的高祖上帝。
    最初的“禘”一定是仅用为至上神之祭，故其至上神乃称“帝（禘）”，后来禘祭也用于其它祭祀，才产生了如时禘、殷禘之类的祭名，而把祭祀至上神的“禘”称为上禘或大禘，意思是最高、最盛大的禘祭，故帝又有上帝和大帝之名，卜辞中又有“王帝”，陈梦家认为“卜辞的‘王帝’可能是‘皇帝’、‘皇上帝’”[4]，按：“王”与“皇”古本通用，如《书•洪笵》：“建用皇极”，《尚书大传•洪笵五行传》作“建用王极”；《仪礼•聘礼》：“宾入门皇”，郑注：“古文皇皆作王”，是其证。《广雅•释诂一》：“王、皇，大也”，可知“王帝”或“皇帝”都是“大帝”的意思，实际上都是来自于对他的祭祀方法上禘若大禘也。在殷墟卜辞中“帝（禘）”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祭名了，山川等自然神和先公先王都可以用禘，这大概是因为到了殷商时期，殷人的祭祀之发展已经甚为烦杂，禘祭已经分化成为多种，有些禘祭乃常用的普通祭祀方法，但其祭祀至上神肯定还是用大禘或上禘，简称为禘，不然周人因其文化礼制不应与商人同禘祭帝喾（帝舜）也。
    “皇帝”后来演变为“黄帝”，袁珂云：“黄帝亦作‘皇帝’。皇帝者，皇天上帝之谓。《庄子•齐物论》：‘是皇帝之所听荧也’，《释文》：‘皇帝，本又作黄帝。’《吕氏春秋•贵公》：‘丑不若黄帝’，毕沅校曰：‘黄帝，刘本作皇帝，黄、皇古通用。’《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皇帝清问下民……’，此皇帝即上帝，亦即黄帝已明。”[5]黄帝古书上又称为“泰帝”，《世本•作篇》云：“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而《汉书•郊祀志》则言：“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为二十五弦”，可证黄帝即泰帝，亦即大帝。殷人在卜辞中称之为帝、上帝、王帝，在文献中记载殷人除了称上帝之外，亦称之为“皇皇后帝”或“皇天上帝”，《论语•尧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牝，昭告于皇皇后帝”，《集解》引孔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谓天帝也。”《白虎通义•三军》曰：“故《论语》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汤伐桀告天，用忧家之法也。”这是汤自己称其上帝为“皇皇后帝”或“皇天上帝”，殆即皇帝若黄帝。

二
    殷墟卜辞中有人（神）名写作猕猴形，王国维释“夒”，也就是猱，认为即帝喾[6]，目前学界基本都接受了这个说法，郭沫若云：“（卜辞中）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中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7]又云：“《山海经》之帝俊实即天帝，日月均为其子息，……可知所谓帝喾或帝舜实如希腊神话中之至上神‘瑳宇司’Zeus（笔者按：即宙斯），并非人王也。”[8]所以殷人所崇祀的至上神之皇帝若黄帝必定就是高祖夒，也就是帝喾（舜、俊）。那么，周人因袭了殷人的宗教文化，他们所崇祀的黄帝必然也是帝喾。
    关于黄帝即帝喾之事，在《山海经》中即有明证，凡有二例：
    1、《大荒东经》曰：“黄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其《海内经》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曰：“《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猇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
    2、《海内经》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袁珂《校注》曰：“此义均即《大荒南经》与舜同葬苍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大荒西经》‘稷之弟台玺生叔均’之叔均及此经文稷之孙（按此“孙”字当是《说文•至部》中那个上孙下至的字之残泐，《说文》言其“读若挚”，殆是以此字假“侄”，叔均乃后稷之弟台玺亦即三身之子，故曰“稷之侄”）叔均，均传闻不同而异词也。”《大荒西经》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始均即叔均，叔均本周之先人，周人姬姓即姒姓[9]，古文姒皆作始，故亦曰始均。《海内经》言叔均乃帝俊之孙，《大荒西经》又言乃黄帝之孙，则知黄帝即是帝俊，《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也认为帝俊就是黄帝，陈耀文说此言“无稽”，可这个说法恰恰是对的。盖“黄帝”本非神人名，而是一个神号或者尊号，即上帝，而其名则是喾（舜、俊、夒）也。
    但是笔者认为王国维释“夒”并不准确，卜辞中自有夒字，二者形体略似，而人名之字为手爪向上，且多位站立形；用为动物之字手爪向下，且多位蹲踞形，二者在卜辞中从不淆混。那个用为动物名的字释为“夒”是不错的，那个人名用字则非夒，应该是“夓”字，即“夏”，本义是一种大型的猿类，“夓”亦是猨（猿）的本字，后来的传说黄帝名“轩”或“轩辕”皆来源于此，盖“夓”即猿，音变为“轩”，其缓音则读为“轩辕”。“夓”用为高祖上帝之名乃借音字，其来源是古巴比伦的至上神阿努Anu，或简称为安An，其名的意思就是“天”，殷、周人每将天与上帝相混同，即是此因[10]。

三
    由上分析，黄帝轩辕与喾、舜、俊、夓为一人已可为定论，但另有一旁证亦颇值一说。
    卜辞中有人名“娥”（原字上我下女），郭沫若云：“娥字罗振玉释为娥，今案《说文》云：‘娥，帝尧之女、舜妻娥皇字也。’《山海经》言‘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今知帝舜即帝俊，即帝喾，而在卜辞中作夒，则此娥者自即娥皇，亦即羲和矣。”[11]笔者以为此上我下女之“娥”实为“女我”二字之倒合书（人名倒合书乃卜辞常例），“女我”后演变为“女和”（我、和古音同歌部音近）。《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女和、月母之国”，郝懿行《笺疏》云：“女和、月母即羲和、常羲之属也。”此女和即女我，亦即娥，亦即羲和。但亦有顺读为“我女”者，则音变为“娥皇”，娥、我同音，女、皇则鱼阳对转也。
    卜辞又有人名字写作上義（义）下京者，郭沫若云：“余谓乃义京二字之合文，……当读京义，即常仪矣。”[12]常仪，《山海经》作常羲，后来又演变为尚仪、嫦娥、姮娥之类，皆来自于京义，《大荒西经》言：“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故又称之为月母。
    郭沫若云：“帝喾之二妃姜嫄、简狄，亦当即娥皇、女英之变。姜嫄生后稷之传说为助郊媒，简狄生契之传说亦为助祭郊媒，知帝喾高辛氏即帝舜，则姜嫄、简狄亦必羲和、常羲。”[13]此说是也。然据笔者考察，娥若娥皇者，实亦即黄帝之元妃嫘祖。
    《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取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嫘祖”，《集解》引徐广曰：“祖一作俎。”《索隐》：“一曰雷祖。”《正义》：“一作傫。”《索隐》又说：“按黄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皇甫谧云：‘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西陵”颇疑是“先零”之音变，也就是先零羌，盖先零羌本来亦是黄帝族之一支。嫘祖为古代的蚕神，《路史•后记五•黄帝纪》曰：“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傫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嫘祖为先蚕，实来自于“娥”。娥古音读与蛾同，二子古可通用，如《楚辞•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考异》：“蛾一作娥”；又《招魂》：“蛾眉曼睩”，《考异》：“蛾一作娥”，皆其证。《尔雅•释虫》：“娥，罗”，郭注：“蚕蛾。蛾音娥。”疏：“此即蚕蛹所变者也，《说文》‘蛾，罗也’是。”蛾一名罗，罗古音在来母歌部，嫘、雷来母微部，三字双声通转，皆音近而假也。笔者认为嫘（雷）祖之名和为蚕神（先蚕）之说必定是古人把娥误读为蛾、理解为罗之后所产生，而且这个误解也一定是很古老的事情，认为娥应该是桑蚕业的鼻祖，故称之为“祖”也。所以嫘祖就是娥，也就是娥皇与羲和。
    另外，《帝王世纪》中说黄帝的次妃是方雷氏女节，“方雷”是个古国名，《师旂鼎》上说：“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唐兰认为方雷就是《穆天子传》卷五“东至于房”的房，即古房子国，房、方音近，在现在的河北省高邑县一带[14]，说明它是实际存在的国名，不是神话传说中虚构出来的。颇疑其名之“女节”当来自于常羲，常羲后来音变为尚仪或常仪，《说文》：“仪，度也。”《国语•周语》：“度之以轨仪”，注：“仪，法也。”这是古人把尚仪或常仪理解为崇尚礼仪法度，而后又造出了女节，《礼记•曲礼下》：“是以君子恭敬撙节”，疏：“节，法度也”；《荀子•成相》：“言有节”，注：“谓法度。”《易•节》《释文》：“节，明礼有制度之名。”故女节可能就是来源于常羲。
    上皆是黄帝与帝喾本为一人之旁证。

四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亦是星宿名，共有十七星，《史记•天官书》云：“轩辕，黄龙体，前大星女主象。”《索隐》云：“《援神契》曰：‘轩辕十二星，后宫所居’。”《正义》云：“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后宫之象也。”此或言十二星，或言十七星者，盖轩辕宿本为十七星，而有二星属天猫座，三星属小狮座，，余者皆在狮子座，《援神契》当是除去属于天猫和小狮的五星（因此五星距轩辕之主体星群稍远），则剩十二星。轩辕宿最明一星曰轩辕十四，即《天官书》所说的“前大星”，也就是狮子座a星，是一颗青白色的一等星，在春夜的空中极为醒目——此即中国的至上神之星。
    对此，郭沫若在《释支干》中有一段论述详论其缘由，认为卜辞中的上帝高祖夒本来应该是狻麑，即狮子，兹节录其文于下（原文中的甲骨文字体均用今字代替）：
    “狮子本不产于中国，《尔雅•释兽》有狻麑，曰：‘虎窃（浅）毛谓之虦猫。’‘狻麑如虦猫，食虎豹。’郭注云：‘即师（狮）子也，出西域。’……又《逸周书•王会篇》：‘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参其身，食虎豹。’案此亦即狮子也。其原文当为‘酋耳者，其身若虎豹，尾长三尺，食虎豹。’酋耳当即巴比伦之UR，耳读而止切，虽系鼻音字，然鼻音而、儿、耳与舌音之R最易淆混。狻麑之名亦当自外来。麑、耳乃双声字。狻疑夒之变。卜辞有人名夒者，乃殷之先公，又称为‘高祖夒’，王国维初释为夋，以为即帝喾名夋之夋，疑与狻本为一字。后又改释为《说文》‘贪兽’之夒，夒、猱同字。猱读纳告切，则夒与喾同读告音，则夒即喾之本字。皇甫谧云帝喾名夋，《山海经》作帝俊，又或误作帝舜者，均因形近而讹。……知夋、俊为夒，则知狻之初字亦当为夒，夒、酋古同幽部，则夒、麑与酋耳实系一音之转。酋耳之或作尊耳者，疑后人欲求与狻音切近之故而改。中国有酋耳远来，又中、巴民族在殷周之际已有交通之一证据矣。”[15]
    对于此说，笔者认为有须说明者数事：
    1、夒当释夓，其原意乃大型之猿类，并非狮子，其来源亦非来自UR之意，而是来源于巴比伦的至上神安An，说已见上。
    2、《王会》所记之狮子乃自央林输入，央林当即埃兰Elam古国，是两河流域东南部的奴隶制国家，在今伊朗胡泽斯坦省，公元前三千年形成阶级社会和国家。埃兰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得、巴比伦诸国接触频繁，其楔形文字即来源巴比伦，到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先后沦为亚述和波斯的属地。是周初之时埃兰仍然长途跋涉向周人进贡，则西亚诸国从何时即与中国有交通虽不能确知，然要在殷商时期已有则可断言。
    3、狻麑当即狮之缓音，其名虽亦是外来，但是当来自于波斯语而非巴比伦。狮子在波斯语中称Shire，盖其促读为师（狮），缓读则为狻麑（狻猊），故狻麑当是Shire的音译，是否来源于UR尚属疑问，然酋耳乃UR之音译应该没有问题。
    中国三代时期有些名词的确是从外来，单通过汉字的字面无法解释。酋耳之义亦当如是，则黄帝之名轩辕当于狮子座之事实不能用古文字来解释。

五
    郭沫若又云：“狮座之a中国称为‘女主象’，……希腊称为‘王星’，曰Regulus，其事亦起源于巴比伦。叶列妙士引亚拉图斯Aratus说：‘加尔达人（郭原注：即巴比伦）视此星为天界之王长，亦视为地上之王。’此与女主象之说颇相合，且与帝喾之为高祖夒尤合（郭原注：《山海经》之帝俊即等于天帝）。而星名在巴则称为Sarru，此则与单阏（笔者按：即卯之岁名）之音极近。……由此变音，入后更变而为轩辕也。”[16]
    今按：古希腊的狮子座传说比较简单，言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acles杀死的涅墨亚狮子Nemean lion所化，其名之Regulus意思是“小王”，故狮子座之a（轩辕十四）被称为“王星”。但是狮子座的传说在巴比伦就比较复杂。
    首先是巴比伦的传说受古埃及的影响很大，在埃及，狮子座被视为众神之王霍鲁斯Horus的异体霍鲁斯－乌尔Horus-Ur的显示，Horus的形象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其意思是“天王”，Ur的意思是“强大”、“伟大”（巴之乌尔城Ur即得名于此），所以霍鲁斯－乌尔的意思就是“伟大的天界之王”，此异体又被称为斯芬克斯Sphinx，其形象就是狮身人面（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就是据此而来），故巴比伦的狮子座之名UR.GU.LA中的UR实际上就是来源于霍鲁斯－乌尔，霍鲁斯是众神之王，同时也被认为是上、下埃及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巴比伦人受其传说之影响，亦视此星为天界之王长和地上之王。在古巴比伦的传说中，与埃及的霍鲁斯相当的神就是阿努，也就是安，为天界之王，宇宙的统摄者，但是阿努似乎没有显示于狮子座的说法。不过，巴比伦既然把狮子座视为天界之王，则必有至上神显示于狮子座的传说，这个传说伴随着安的传说传入中国，安演变为中国的至上神夓若轩、轩辕，故中国乃有轩辕当于狮子座的说法，并非因为夒乃狮子也。《史记•天官书》正义曰：“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后宫之象也。阴阳交感，雷激为电，和为雨，怒为风，乱为雾，凝为霜，散为露，聚为云气，立为虹蜺，离为背璚，分为抱珥，二十四变，皆轩辕主之。”此轩辕的司职和卜辞中上帝的司职基本相同，《唐开元占经》卷六十六引《石氏》说轩辕星是“黄帝之舍也”，可见古人的确是把轩辕视为至上神黄帝之星。
    UR.GU.LA中的GU.LA则来源于苏美尔语的古拉Gula，意思也是“伟大者”、“强大者”（或译为“巨人”），为一切母神之代称，所以巴之狮子座之名UR.GU.LA的意思就是伟大的狮子女神。在巴比伦的传说中有这个称号的是女神伊什塔尔Ishtar，在苏美尔人的传说中相当于英安娜Inanna，伊什塔尔是司丰饶、性爱、战争、纠纷的女神，是金星的化身，其名的意思就是“女神”（英安娜的意思是“天之主宰”），她的称谓有“众神之女王”、“王中之女王”、“女战神”、“凶猛之狮”等，她的表征物就是狮子。在古巴比伦、亚述和埃及神话中，伊什塔尔的身份就是凶猛的女战神，其形象是手执短刀和弓箭立于狮子之背，所以巴之狮子座UR.GU.LA，盖被视为伊什塔尔的显示。
    《史记•天官书》曰：“轩辕，黄龙体，前大星，女主象”，《唐开元占经》卷六十六引《石氏》曰：“轩辕，一名昏昌宫而龙蛇形，凡十七星，南端明者，女主也，母也。”这个“女主”的意思和伊什塔尔被称为“众神之女王”、“王中之女王”的说法相合；《唐开元占经》卷六十六又引《淮南鸿烈》曰：“轩辕，帝妃之舍也”，又引《巫咸》曰：“轩辕，天子后妃之庭”，又引《石氏赞》曰：“轩辕龙体主后妃”，这个说法和伊什塔尔为性爱女神的传说相合；《占经》又引《石氏》曰：“轩辕星如其故色，黄而润泽则天下和，年大丰”，此与伊什塔尔为丰饶女神的说法相合；《占经》又引《石氏》曰：“轩辕移外，民流亡，从胡人；移其内，民人大饥，胡人来”，此又与伊什塔尔为战争和纠纷女神的说法相合。

六
    关于“轩辕黄龙体”的说法，郭沫若认为：“轩辕下柳、星、张三宿及翼之一部，在西方为水蛇，巴名Slru，其象恰类中国之龙。亚尔赛基敦Arsaciden时代（郭原注：公园二百二十年顷）之《陶简》中有水蛇负狮之象，所表示者即此二星。器虽不古，而二星之名实远自上代以来。古彝器中之著象有与此相类似者，如《甫人匜》之盖，……又《博古图》所载‘商凤匜’盖，及‘商盘夔壶’耳，亦均作此形。二器均无铭，是否商器虽不得而确知，然以其无铭正自可信（郭原注：凡伪器皆有铭）。且其制作必甚奇古，宋人始以属之于商则又可断言也，故即是非商器，要亦不能在宗周以后。三器之图像皆作一有角有翼之龙形，而负一似虎非虎之异兽。此图像之动机必有所本，不则不应若是其相类也。其所本余以为当即《天问篇》之‘焉有龙虬，负熊以游’之传说。此虽简约而不详，然于古代有此传说，且此传说已见于壁画，则自是事实。此与巴比伦图像之相类，恐亦非偶然二字所能了结者。故余疑柳（咮）、星、张、翼四宿实即水蛇之分化，因水蛇之意失传，故转化而为朱鸟；而水蛇之象则移于轩辕而为‘黄龙’，狮则变为熊也。”[17]
    今按：郭老所说的水蛇不是现在所说的水蛇座，而是现在的长蛇座，希腊传说是被赫剌克勒斯杀死的莱尔那沼泽的七首（或曰九首或百首）水蛇许德拉Hydra所化，故长蛇座西名即是Hydra，相当于中国的柳、星、张和翼的一部分，是全天88个星座中最长、面积最大的星座，但其星群都比较暗，最明的a星（即星宿一）才是赤色的二等星。而巴名Slru则不详其意，其长蛇的传说与提亚玛特Tiamat有关，提亚玛特是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初始女神，其名之意为“咸水”，其形象即为一七首巨蛇（一说为一巨龙），后为主神马尔杜克Marduk所杀（巴神话中说马尔杜克正是因为杀死了提亚玛特才获得了主神的地位），然其传说并与狮子座不发生关系。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亚尔赛基敦《陶简》与我国古彝器之造型和“龙虬负熊”的传说或有关系，但是这和轩辕为黄龙体似不相干，因为古籍所载是轩辕本身为黄龙体而非言其它，故郭老之说未必得其实。中国固有与巴、希之水蛇神话相同之传说，即《山海经》中的共工之臣相柳氏（一作相繇），乃一九首大蛇，即《天问》所谓“雄虺九首，倏忽焉在”者，《大荒北经》说他“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与提亚玛特为“咸水”之事相合，而相柳之“柳”古读音为[lĭǝu]，此和巴比伦水蛇名Slru者甚相似，故其传说似亦受巴比伦传说之影响（希腊的许德拉的传说即来自巴比伦的提亚玛特），然与轩辕之传说不相关。
    中国之轩辕宿古人必定视之为龙蛇形，《山海经•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此国当是以轩辕宿为族星而以龙蛇为图腾的古国，故传言其国人人面蛇身，此可反证轩辕宿古人固视之为龙蛇形，《石氏》曰“轩辕，一名昏昌宫而龙蛇形”是确有古传作为依据的。笔者认为轩辕黄龙体，乃狮子本身形体之变，盖狮子本非中国之物，不为人所熟知，故改为中国人所悉知和神视的龙形，亦隐含有对轩辕星崇拜的意思，《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春秋元命苞》曰：“黄帝龙颜”，宋均注：“颜有龙像，以轩辕也”，其意思就是黄帝颜有龙像是因为他是轩辕宿之神，而轩辕宿乃黄龙体也。后来五行学说侵入天文学，以轩辕正土职，而称为黄龙体。《唐开元占经》卷六十六引《诗推度灾》曰：“（轩辕）黄龙在内，正土职也”，又引《石氏》曰轩辕是“中央土神”，是古人以轩辕为土神正土职，黄龙被古人认为是土之象征，故以其为黄龙体，《淮南子•天文训》言“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即是此意。
    总之，轩辕宿之说乃自巴比伦传入，其a星本有至上神之星的说法，故我国古人将传入的阿努（安）的说法属之，其狮子座乃得称轩辕，为黄帝，即上帝；而巴之狮子座乃伊什塔尔之座星，故有女主象、母和主后宫等等说法，所以中国关于轩辕宿的内容实际上包含了所输入的阿努和伊什塔尔二人的传说。

戈兰

七
    纵观我国的古代天文著作，其中所载之含有至上神地位的星尚不止轩辕一宿，而是有很多。
    我国古代有至上神名曰“太一”，或作大一、泰一、太乙、天一，战国时楚人有至上神曰“东皇太一”，《楚辞•九歌》中即有《东皇太一》之篇，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洪兴祖《补注》：“《汉书•郊祀志》云：‘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天文志》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宫者，太一之居。’说者曰：‘太一，天之尊神，曜魄宝也。’《天文大象赋》注云：‘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宫内，勾陈口中，其神曰曜魄宝，主御群灵，秉《万机神图》也。其星隐而不见，其占以见则为灾也。’又曰：‘太一一星，次天一南，天帝之臣（笔者按：臣当作神，见下引《晋书•天文志》），主使十六龙（笔者按：龙亦当作神，见下引《晋书•天文志》），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占不明反移为灾。’”此中所言者，皆有至上神之特征。但是这些说法大多为后出，为战国及其以后之说。
    我国古代天文学上所言之至上神之星有好几颗，兹就笔者所见者录于下：
    1、《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索隐》：“《文耀钩》曰：‘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含元出气，流精生一也。’”《晋书•天文志》：“北极，北辰最尊者也。”此星即北极星，为小熊座a星，中国一名“勾陈一”。
    2、《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索隐》：“案《春秋合诚图》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此乃小熊座β星，中国一名“天帝”，亦称“帝星”。
    3、《唐开元占经》卷六十七引《石氏》曰：“天一一星在紫宫门外右星南，与紫宫门右星同度。”《晋书•天文志》：“天一星在紫宫门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战斗，知人吉凶者也。”此星属石氏中官，乃天龙座ι星。
    4、《唐开元占经》卷六十七引《石氏》曰：“太一一星在天一星南，相近。”又引《祖暅占》曰：“太一，赤（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灾害所在之国。”《晋书•天文志》：“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灾害所在之国也。”此星亦属石氏中官，属天龙座。
    5、《唐开元占经》卷六十九引《甘氏》曰：“天皇大帝一星在勾陈口中”；又引《黄帝占》曰：“天皇大帝名曜魄宝”；又引《甘氏赞》曰：“天皇大帝秉《万神图》”；《晋书•天文志》：“勾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曜魄宝，主御群灵，执《万神图》。”此星属于甘氏中官，乃仙王座之32号星。
    由上可知古称天帝之星者分歧多变，莫衷一是。实际上，大、太、泰、天古本通用，大一、太一、泰一、天一本是一词，而以名数星，盖因我国古代言天文者甚多，其所用星官各不尽相同，且星多名少，故有一名分化为数名而名数星之事。
    古书所谓太一、天一和天皇大帝，原本是一星，即北极星，北极星一名北辰。《史记•封禅书》：“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索隐》：“《乐汁图徵》云：‘天宫紫微，北极，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极神之别名。’”《黄氏逸书考》辑《春秋元命苞》云：“北者，高也；极者，藏也。言太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极也。”又《唐开元占经》卷六十七引《春秋纬》：“道起于元，一为贵，故太一为北极天帝位。”此太一即北极星之证也；《唐开元占经》卷六十七引吴龚《天官星占》曰：“北辰者，一名天一”，结合上引《史记索隐》之文，则天一为北极星之证也；《黄氏逸书考》辑《春秋合诚图》曰：“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宋均注：“天皇大帝，北极之神，即昊天上帝，都统精光，总理运治，其神即曜魄宝。”又辑《春秋纬》曰：“北极为曜魄宝”，《广雅•释天》亦云：“北辰为曜魄”，而《晋书•天文志》言天皇大帝曰曜魄宝，此则天皇大帝为北极星之证也。
    由上可知，古天文学上之至上神之星名太（泰）一、天一、天皇大帝本皆指北极星，后来分命数星。在汉代的天文学中，北极星乃以黄帝当之，《唐开元占经》卷六十七引《春秋纬》曰：“北极星，其一明大者，太一之光，含元气，以斗布常，开命运，节序神明，流精生一，以立（位）黄帝。”《广轩辕本纪》卷三亦言黄帝“升天为太一君”，可知天文学上以北极星为至上神之星者，其神则黄帝也。
    《史记•天官书》称天文学中之至上神为“帝”，其言“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淮南子•天文训》亦云：“帝张思维，运之以斗”，庄逵吉云：“按《太平御览》有注云：‘帝，天帝也。’”《唐开元占经》卷六十七引《黄帝占》曰：“北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别阴阳，建于四时，均立五行，移应节度，定诸纪纲，太一之事也。”《黄氏逸书考》辑《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衔殷南斗，魁枕参首，是谓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是说“璇玑玉衡”为北斗七星，天帝运之临制四乡，“以齐七政”，而《春秋纬》则说：“北极星，……以斗布常，开命运，节序神明”，可见这个“帝”就是指北极星，而《书•舜典》言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则上帝者非帝舜而何？帝舜即黄帝也，故《河图始开图》曰：“黄帝名轩辕（《说郛》卷五引作“黄帝名轩”），北斗神也，以雷精起”，郑玄注：“黄帝以雷精起也；北斗，璇玑玉衡。权，衡之要枢也。黄帝禀权星之精而生，故曰北斗神也”，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根据“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演绎而来的。盖我国古天文学对一些星象之命名，本即取自古传，古传中黄帝、帝舜即地位最高之至上神上帝，故天文学中以之命名至上神之星。
    北极星居于北天之中央，全天众星辰似若环绕拱之，譬犹众神共尊至上神之上帝，亦譬犹地上诸侯共尊君王，故将北极星视为至上神之星的传说必于王权高度集中制度及大一统观念产生后始能产生，此说大盛于东汉以后，谶纬之书多本此说，然观《石氏》、《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中已有此观念，后二者所据者乃甘、石二家之说，《天官书》所据主要是《石氏》，而《天文志》则综采二家之说。甘、石二家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战国中后期，此时王权高度集中制度及大一统观念俱已存在，有此说法不足为怪，但和轩辕宿之传说相比，则出于其后甚远矣。

八
    然事犹有未尽者，上述各星位皆在北天，则楚人不当言“东皇太一”，王逸以为是其祠在楚东故云“东皇”亦不可据，因太一星本为北天之星，何立其祠不于北而于东？
    笔者认为，“东皇太一”实际上不是恒星，而是指行星中的岁星，即木星。
    郭沫若云：“岁星运行于天，自地上视之每盈缩不定，而光度亦若明若暗无常，古人甚神异视之，如巴比伦与希腊等国均于岁星赋与以至上神之尊号。巴名Marduk，希名Jupiter，均至上参也。”[18]按：Marduk即马尔杜克，是巴比伦神话中地位最高的天神（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的文献已有关于马尔杜克的记载，然直到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即公元前19－16世纪才擢升为主神），其表征即木星。Jupiter即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的宙斯。则二者皆以木星为至上神之显示，此事在中国亦然。
    《史记•天官书》曰：“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唐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他名曰重华”，而“重华”古以为即帝舜，《史记•五帝本纪》曰：“虞舜者，名曰重华”，《楚辞•离骚》：“就重华而陈词”，王逸注：“重华，舜名也。《帝系》曰：‘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帝舜即重华即上帝亦即太一，而岁星以为名，可知中国古代亦以岁星为至上神之显示。
    称“东皇”者，《唐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岁行一次，十二年一周天，与太岁相应，故曰岁星，人主之象”，又引《春秋纬》曰：“春精灵威仰，为岁星，体东方青龙之宿”，《黄氏逸书考》辑《河图玉版》曰：“岁星位在东方，主喜庆之事”，是以岁星为主东方之星，又为至上神太一之显示，故称“东皇太一”，皇者大也，“东皇太一”当是“东方伟大的上帝”之意。
    古人对岁星甚为重视，盖因其曾用岁星纪年，年岁历法均视岁星行度而定，故为五纪之首，郭沫若云：“《洪笵》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岁、月、日与星辰并列而在历数之外，则知岁即岁星，而居于首位，在日月之上。下文‘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庶民惟星’，以王、卿士、师尹、庶民配岁、月、日、星，示有严存之等级，亦其明证也。”[19] 所以中国古代与巴比伦和希腊、罗马一样，都有把岁星视为至上神的说法，而且此说法大约也比较早，因为马尔杜克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9－16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夏代）已成为巴比伦的主神，此时也就有了他的表征为木星的说法，则中国的岁星为重华之说则亦不会出现太晚，但是现在我们能知道的这个说法最早见于石氏的天文学著作（当即阮孝绪《七录》中所说的石申《天文》八卷），再早之文献则无踪迹可寻了。
    然可注意者，就是巴之马尔杜克乃战神，其表征物为战斧，而中国之“岁”的写法正是斧钺形，郭沫若认为“岁”字本来就是岁星的符号，认为岁、戉（笔者按：戉即钺之初文，甲骨文乃斧钺之象形）古本一字，古人尊视岁星，以戉为之符徵以表示其威灵，故岁星名岁，由岁星之岁始孳乳为年岁字[20]。《唐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所在之国不可伐，可以伐人”，又引《荆州占》曰：“岁星居次顺常，其国不可以加兵，可以伐无道之国，伐之必克”，是岁星又主战争，与马尔杜克为战神之说相符。又，《河图稽耀钩》云：“岁星之精，流为天棓、天枪、天猾、天冲、国皇、及（当作反）登、苍（或作若）彗”，岁星变化的这些都是所谓的“妖星”，不是天之武器就是主兵乱丧亡者，与岁星为斧钺、为战神之事亦颇合。
    另外，巴比伦的岁星神马尔杜克、罗马的岁星神朱庇特（等同于希腊的宙斯）都是雷神，而《黄帝占》里也明白的说轩辕“其星主雷雨”，《春秋合诚图》说“轩辕，主雷雨之神”，《河图握矩纪》说“黄帝以雷精起”，二者亦相同。在巴比伦神话中，马尔杜克还象征着植物和丰饶，而中国之岁星被称为“木之精”（见上引《石氏》），《唐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荆州占》曰：“岁星主春，农官也”，又曰：“岁星所留之舍，其国五谷成熟”，又引《淮南子》曰：“岁星之所居之宿，其国五谷丰昌”，皆与巴之传说相合。《淮南子》、谶纬、《荆州占》等虽皆为汉代之书，时代较晚，然其说能与巴之传说相合，说明其所据必由来较古，并非后人所能妄造。
    所以笔者认为，楚人所奉祀的“东皇太一”即帝舜，也就是岁星。

九
    据《山海经》记载，古代祭祀上帝之所即神山昆仑之虚，《山海经》中说它是“百神之所在”的“帝之下都”，郭璞注云是“天帝都邑之在下者”，袁珂《校注》则曰“郭注天帝即黄帝”，其说甚是。其实这个“都”不应该理解为都邑，《一切经音义》二十一引《字林》云：“邑有先君之宗庙曰都”，《穆天子传》就说上面有“黄帝之宫”，盖即祭祀黄帝的巨大宗庙，《诗•云汉》曰：“自郊徂宫”，郑笺：“宫，宗庙也。”《庄子•至乐》云：“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这个“休”应该是“凭神”的意思，黄帝之宫有黄帝之神位，乃黄帝之神所凭也。
     “百神所在”的神山昆仑之虚大约相当于巴比伦神话中的杜库Duku，亦为众神所居之地，巴比伦的主神马尔杜克的主要神庙建于此地，Duku的意思就是“圣岗”。《天问》、《淮南子•地形训》都说昆仑虚上有增城，《天问》言“增城九重，其高几里？”《淮南子•地形训》也说昆仑“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河图括地象》则说上面有“五城十二楼”。增城之门称为“阊阖”，《地形训》说“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说文》：“阊阖，天门也。”古书传注都是这个解释，为何称天门为阊阖，前人多不解，按此实乃一外来语，“阊阖”之古音读是[ťĭaŋ-ɤap]，这显然就是“巴比伦”的苏美尔语KADINGIR.RA的省变，即KADINGIR省变为“阊”的古读音，RA则变为“阖”音，KADINGIR.RA的意思就是“神之门”，和阊阖的意义相同。  
    巴比伦城素以城门多且雄伟壮阔著称，被称为“百门之城”，其最大的主门就是高达12米的北门伊什塔尔门（至今犹存于德国柏林博物馆，在伊拉克者乃仿制品），城中有著名的“悬苑”（即巴比伦空中花园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和马尔杜克神庙；而中国之昆仑虚的增城也是以门多出名，《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其“面有九门”，“九”应该是虚指，意为很多，《地形训》则明言昆仑增城“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可见昆仑虚增城也是以门多且高大壮阔著称，《地形》说它“北门开以纳不周之风”，其主门也应该是北门，其上有县圃（县即古悬字）和黄帝之宫，这些都和巴比伦城的情况相似，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的昆仑虚就是说的巴比伦城，其实这是误解，中国的昆仑虚就是今天山东的泰山[21]，为历代帝王封禅祭天的著名神山，《史记•封禅书》引管仲说封禅泰山的古代帝王有七十二家，就是因为它是百神所在的帝之下都。
    中国昆仑虚的传说起源甚早，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就已存在，因为昆仑的传说总与大禹有关，《地形训》也说“禹掘昆仑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说明昆仑虚的传说至少在夏代以前就有，《山海经》的《海经》部分是夏代遗民的著作，所记述者为夏代及其以前之事[22]，《山海经》仅说昆仑虚是百神所在的帝之下都，说它面有九门，只能说明它上面有上帝的宗庙和供人居住的城邑之类的建筑很多，因为当时洪水频仍，人民都“赴丘陵、树木”，为了躲避洪水才到山岭高丘上修建建筑物居住，当然也要建造宗庙之类的宗教建筑以祭祀他们的神灵和祖先，所以《海经》中的记载应该是很古老的，其某些情况和巴比伦城之相似应该属于巧合，且其中没有说增城、阊阖、县圃和北门等等内容；而《地形训》中所载的种种情形与巴比伦城的情况惊人地相似，则不能用“巧合”二字来解释了，必是从西方输入。但其说不能早于东周，因为巴比伦城和其中空中花园、马尔杜克神庙等是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rezzarⅡ所建，其年代为公元前60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东周时期。《海经》本来是以图画加口头解说流传的古图书，口头解说的随意性较大，其可能就是在东周时期输入了关于巴比伦城的传说（《逸周书•王会》载成王时央林即埃兰国即来贡狮子，则周代时中西之交通必已较频繁），而解说《海经》图画的人就拿来附会到昆仑虚增城之上，《地形训》所本者应当就是这个后出的《海经》解说版本。比如县圃应是来自于巴比伦得空中花园，巴比伦人称之为“悬苑”，希腊称之为Paradeisos，意思是阶梯形高台，所以空中花园就是建筑在阶梯形高台上的花园，我国昆仑上的县圃则应该是在山坡或山顶上修建得苑囿或农田，大约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梯田的情况相似。
    既然古人能用输入的巴比伦城的情况来解释《海经》图画中的昆仑虚及其上面的建筑，则可想见图画上的昆仑虚上的建筑虽未必如巴比伦城，必亦规模巨大，恢宏壮丽，不同凡响。古人“祭昊天于圜丘”，这个“圜丘”应当就是昆仑虚的象征。

十
    现在学界存在着至上神崇拜一元论和多元论两种说法，一元论认为我国古代华夏族皆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即黄帝，另有一支炎帝族亦因为被黄帝族征服而融入华夏族系统，故曰“炎黄子孙”，而其最高的宗祖神即黄帝，《史记•五帝本纪》首列黄帝就体现了这一观念。多元论者认为我国的古代氏族是各自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各自有不同的祖先和神灵崇拜，他们对至上神的崇拜也各不相同，不能认为都是炎黄子孙，其崇拜的至上神自不能只为黄帝一人（神）。
    多元论之说必须是在各部族互不相干而独立发展的情况下始能存在，在方国部落形成的初期大概的确是这种情况。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相对独立分散的方国部族开始逐步走向联合统一的酋邦制时代。从考古学上看，我国至少在龙山文化时代酋邦联盟已经出现，这个时代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炎黄时代。根据古籍的记载，炎黄时代是一个龙虎交争，风云际会的时代，各部族互相征伐吞并，《鶡冠子•世兵》中说其时“兵知俱起，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因此形成了以炎帝、蚩尤、黄帝为主的三大联盟集团，其初最强大的是蚩尤集团，炎、黄二族都曾被他击败，后来炎、黄联手消灭了蚩尤，黄帝又灭了炎帝，“诸侯咸归轩辕”，大有“一统天下”之势。黄帝族通过频繁的战争征服，建立了一个比较强大的酋邦联盟，《史记•封禅书》说“黄帝万诸侯”，《索隐》引韦昭曰：“黄帝时万国”，虽然不免夸张，但说明其联盟方国之成员甚众，使本来许多没有关联的方国部族被纳入联盟的范围。
    这种联盟的形成初期主要是依靠武力征服和威慑，联盟形成之后要维护其稳定，除了武力之外，宗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那些本来各有宗祖和神灵崇拜的方国部族的宗教被融入了联盟轴心成员方国部族的宗教系统并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在保留自己原始的祖先和神灵崇拜的前提下，又形成了对某一宗祖神或至上神的共同崇拜，而这一宗祖神或至上神一般情况下是来自于轴心方国部族即联盟的盟主方国。黄帝族的联盟当中自然是把黄帝当作所有联盟成员共同尊崇的至上神或宗祖神。炎帝族被并入黄帝族，虽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炎、黄并称，但是华夏族没有把炎帝崇祀为至上神的行为，只是把他当作姜姓的始祖（实际上，姜姓亦有黄帝裔者，如《山海经》中说帝俊生黑齿，姜姓，即其证）。此后经过唐、虞、夏、商时代，黄帝族系统一直不断稳定地扩充和发展，到了周代已经完全确定了它在华夏族中的最高地位。
    现在我们所知到的三代古史传说，其最高祖先都是至于黄帝（帝喾、帝舜），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黄帝族联盟的重要成员，他们的最高祖先就是黄帝。这些传说的产生和流传，都是在以黄帝族为轴心的酋邦联盟已经形成并定型的时期，而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大约是在殷商时期，极盛于春秋战国，那个时候大统一的观念已经产生，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关于三代至上神崇拜的资料里几乎看不到存在多元的问题（除了那些没被华夏族融合的四夷民族中或许还存在）。其实仔细考究一下，姒姓的禹，子姓的禼（契），姬姓的弃（后稷），嬴姓的伯益（大费）、偃姓的皋陶、妘姓的祝融及楚人尊奉的高阳氏颛顼等等，其初肯定皆具有最高祖先和至上神的性质，后来因为部族的融合，才共同成为黄帝的子孙，而其部族仍然奉祀之为自己的始祖。还有《国语》中所说的黄帝之后的十二姓，其初未必都是黄帝的后裔，因为部族的融合原因，乃都成为黄帝之裔。
    反过来说，各部族对于至上神黄帝的传说则必有差异，比如说黄帝（喾、舜）或姬姓，或巳姓（按：巳姓即姒姓。《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古史考》曰：“有熊氏巳姓，或曰姓公孙”），或姚姓，或妫姓，或言公孙氏，或言有熊氏，或言缙云氏，或言有虞氏等等这些说法，都是姓氏不同的部族各自的说法，比如周人姬姓，就说黄帝姬姓；有虞氏姚姓，就说帝舜是姚姓、有虞氏，大约都是为了抬高自己部族的地位。
    要之，我国自夏代及于殷、周，至上神之崇拜实甚单一，皆为狮子座之神黄帝轩辕，与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夓为一人（神），此乃宗教崇拜与天文星象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上古星辰崇拜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情况正与巴比伦相似。盖三代本共属于黄帝族联盟集团，为兄弟民族，三代之文化乃一源同出，故其至上神崇拜亦同。后来之至上神名目纷异，分化为数人，乃古事失传，后人误解而致传说之异辞，正如郭沫若所言：“凡神话传说之性质，一人每化为数人，一事每化为数事，此乃常见之事实，殊不足怪。”[23]其至上神观念受巴比伦宗教的影响很大，故郭沫若认为中国在上古时代即与巴比伦有交通应该是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黄帝是古人在神话中虚构出来的人物，而应当是确有其人，本为黄帝族人所能追溯到的最早也是功业最显赫的祖先（这一点从殷人在卜辞中亦称之为“高祖”便可得到一个直接的证实），故而把他推置于至上神的地位加以崇拜（三代时的古人都认为他们的先公先王死后登天为神），并将轩辕宿视为座星，岁星（木星）为其表征。他的真名也许已经不能知晓，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古人把他们得到和创作的关于至上神的种种传说、属性（神性）和称号加在他身上，又和他实际的功烈相融合，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宗祖神兼自然神的最高神祗——轩辕黄帝。
注  释：
[1][2][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第328页、第332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579页 中华书局1988年1月
[5]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黄帝”条，第347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6月
[6] 说详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观堂集林》卷九第411－413页 中华书局1959年6月
[7][11][12]《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卜辞通纂•世系》第326页、第359页、第359页 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
[8][23]《《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第27页、第27页 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
[9]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43－44页 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
[10]详见王宁《释“夓”与“夒”》 智识学术网
http://www.zisi.net/htm/ztzl/zggds/2006-07-22-35189.htm
[1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第226－227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14]唐兰说见《古文字研究》第二辑第41页 中华书局1981年1月
[15][16][17]《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第256页、第257－258页、第258－259页 科学出版社1982年九月
[18][19][20]《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甲骨文字研究•释岁》第145页、第146页、第154页 科学出版社1982年九月
[21] 何幼琦《〈海经〉新探》 《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22]王宁《〈海经〉的作者及记述的地理与时代》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年第5期，又见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zgxqs.cn/data/2006/0713/article_860.htm
              （原刊于《郭沫若学刊》1995年第3期，此次网上首发有较大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