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国疆域新证【转】

戈兰

•        简介：关于夏代国家疆域的问题，第三种说法最有说服力，史学界识之不深者，盖因持此论者如顾颉刚所言“只得凭藉地名以作猜想”，未免有管中窥豹之嫌。笔者不揣浅陋，拟从整体上来探讨一下夏王朝国家疆域之所在。

•        夏国疆域新证
王 宁   

　　关于夏代的疆域问题，历来是史学界的争论热点，目前关于夏代国家疆域的所在大体有以下三种说法：

　　1、傅斯年的说法：“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游。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邱，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1]目前史学界持此论者较多。

　　2、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中心的地区[2]。史学界同意这种说法的人不少，尤其是考古界持此论者较多。

　　3、杨向奎的说法：“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间，而以山东为重点。”[3]“中夏以前，启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夏则移居于河东及伊洛，东方仍有孑遗。”[4]目前学界持此论者不多。

    关于第一种说法，顾颉刚在对有关夏代的一些地名进行了全面考订后，曾有一段论述，足以否定此说：“总合其一代观之，夏都不可能在今山西。故山西之为大夏必在夏亡之后，商历年六百，夏族之变化多矣，昔其事迹未克留下，所留下者惟其地名，我辈只得凭藉地名以作猜想矣。”[5]

    对于第二种说法，目前的争论比较大，但是说这里是夏文化或者说是夏人的度邑，都缺乏坚实的文献依据，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专文论述[6]，此不赘。

笔者认为，关于夏代国家疆域的问题，第三种说法最有说服力，史学界识之不深者，盖因持此论者如顾颉刚所言“只得凭藉地名以作猜想”，未免有管中窥豹之嫌。笔者不揣浅陋，拟从整体上来探讨一下夏王朝国家疆域之所在。

  

一、夏朝故国的名称

　　《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但是，许慎所说的这个“夏”应该是指“诸夏”，也就是周人及其有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诸国，《左传•闵公元年》：“诸夏亲昵”，杜注：“诸夏，中国也。”周人自称为“夏”或“有夏”，因为他们是夏人同姓分支，把他们势力的中心区域称为“中国”，金文中写作“中或”，《何尊铭》曰：“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薛（乂）民。’”是周人称其居为中国也。

　　不过，“中国”一名似乎唐虞夏之时即有，也是指当时人的主要居住地，如《孟子•滕文公上》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又《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使禹治之。”又《史记•河渠书》：“《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然河菑（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时为务。”可见古人把唐虞夏时代人们所居之地也叫作“中国”，所以说夏朝人称为“中国之人”也是有根据的。   

　　郭沫若认为夏人本来是居于中原的：“夏民族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然自遭殷人驱逐以后，……有一部分（或其全部）朝北方迁徙了。”[7]此说是确凿无可易者，盖夏人本居于中原，汤伐夏桀，夏人战败，被商人驱逐到了今山西、陕西一带，故今所知夏之地名有些在陕晋，是因为夏人逃避于此而将故国的地名带过去的，非其故地，杨向奎说：“古人迁徙往往把旧居的地名也放在新居，有些山川河流的名称亦可以任意搬迁”[8]，其说得之。但是古代中原范围广大，夏人居于何地呢？

　　夏人最初的国家叫做“土方”，《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郭沫若云：“余意此‘土方’当即卜辞中所常见之敌国名‘土方’，……朔、驭、土古音均在鱼部，则所谓土方当即朔方、驭方，知此，则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鱼部，夏、土、朔、驭一也。是则‘禹敷下土方’当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于土方之国（即后之华夏、禹迹、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9]殷墟卜辞中恒见“土方”之名，乃殷商之敌国，胡厚宣有专文论证卜辞中之土方即夏民族，认为“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10]，但是，卜辞中的土方已经是远徙西北之后的夏人，此土方已非其故国之地也。《诗•长发》说汤伐桀“九有有载”，《叔夷钟铭》云：“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剪伐夏嗣，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是说成唐（即成汤）受天命伐夏，打败了夏的军队，在伊小臣（即伊尹）的辅佐下，完全的占据了九州，居处于“禹之堵”，这里面所说的九有、九州、禹之堵实际上就是夏人之国。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对夏国的称呼有夏、土方、朔方、驭方、九州、九有、禹迹、禹甸、禹域、禹之堵等等。土方最早应该是在今天的山东历城东北的华不注山一带，《书•尧典》载帝尧“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可知道朔方（即土方）是在幽都附近。幽都是一座山名，就是现在的华不注山，又称华山、金舆山，其下有华泉，华水出之，北注于济水，朔方即在此地[11]。土、朔、驭、夏和华古音都是在鱼部，读音相近，其方国很有可能就是来源于山名。夏人就是在土方的基础上壮大势力，建立了夏王朝。

　　汤所伐的夏就是夏的故国所在，所以我们要确定夏国的位置，可以从关于汤伐夏桀的记录中找出答案。

  

二、汤伐夏所反映夏国的位置

　　下面把有关论述的汤伐桀的记载录于下：

　　《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正义》：“按亳，偃师城也；商丘，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虚，商汤之都也。’”

　　《诗•长发》曰：“武王（汤）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孽，莫遂莫达，九有有载。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

　　《左传•昭公十一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

　　《墨子•非攻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向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

　　《吕氏春秋•慎大》：“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

　　《吕氏春秋•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於郕，遂禽推移、大犠，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书序•汤誓》：“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

　　《史记•夏本纪》：“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正义》：“《括地志》云：‘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国语》云‘满于巢湖’。”

　　《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鬷，俘厥宝玉。”《集解》：“孔安国曰：三鬷，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商汤在伐夏之前是都于偃师的西亳，地在今河南偃师，他伐夏的路线是一路东进的先伐了韦、顾、昆吾，韦即豕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河南范县东南，昆吾在今河南濮阳，都在偃师之东。然后他命令伊尹当间谍，到夏去和被桀抛弃的元妃妹喜交往，探听虚实。妹喜告诉他夏桀做了个梦：两日相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结果汤就出兵了。因为什么？因为从方位上讲，当时商应该是在西，而夏在东，西方日代表商，东方日代表夏，这个梦就预示着商能胜夏，所以汤才出兵。他是“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就是从商国的东方出兵于夏国的西境开始进攻，有人把这句话标点为“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解释说是从东方出兵，然后绕了个180度大弯子掉头向西面的夏进攻，不仅不符合常理，而且那样商就成了东方日，而夏是西方日了，所以这个标点和解释是不对的，那个“国”是指夏国。

　　《书序》言他们“升自陑”，这个陑其实就是仍，即“桀为有仍之会”的有仍，也就是《殷本纪》所说的“有娀之虚”，有仍在《韩非子•十过》里是写作“有戎”，娀即从戎声，陑、仍古音同（如乘切），与戎乃双声（日母），故有仍又作有戎，而戎、娀古音同冬部，音近而假也，其地在山东济宁，《殷本纪》言汤败桀于此。此后或言战于郕，或言战于鸣条，或言败桀于历山，郕古有二，一为鲁孟氏邑，在山东宁阳东北；一为国名，在山东汶上县西北的郕城，二地都在鲁西，相去不远。鸣条或以为在山西，非是，《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歧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可知鸣条之地固在东夷。历山当时舜所耕之历山，在河南范县和山东鄄城间。以上地名，除了鸣条不详具体地点外，其它地方都在今山东西部。汤败桀之后，回师的路上又伐灭了三鬷，在山东定陶，也在鲁西，可见汤伐桀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今天的鲁西一带。根据《墨子•非攻下》的记载，除去其神怪的表面，可知汤在夏城里有内应，为了帮助汤攻城，他们破坏了夏邑的西北城墙，并放火给商军信号，让他们从此进攻，因为商军从西攻来，要攻打的正好是夏邑的西城。

　　在桀这方面，《左传》说他是征伐了有缗之后丧失了国家，有缗在山东菏泽的金乡，也是在鲁西。根据《竹书纪年》，本来桀的都邑是在斟鄩，在今山东的潍坊，而他跑到鲁西的有仍举行方国大会，会上有缗叛了，桀就讨伐有缗，之后不久桀就亡国了，说明桀为有仍之会后，一直没有回到东方的斟鄩，而是在鲁西的某个城邑，这个城邑当是《书•太甲上》里所说的“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的“西邑夏”，盖桀时有两个都邑，一个在斟鄩，还有一个在鲁西，在鲁西的都邑相对于斟鄩来说是在西，故曰“西邑”也，其具体地点待考。桀没有回到东方的原因，可能和他伐岷山得岷山之女有关。《韩非子•难四》说：“桀索岷山之女而天下离”，这个“岷山”，《楚辞•天问》作“蒙山”，岷、蒙双声音近而假，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蒙山，当时有个岷山国，其故地当即春秋时为鲁邑的蒙，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南，也在鲁西南地区。根据《韩非子》的说法是桀索要了岷山之女导致了天下人心离散而亡国，这个在《竹书纪年》里也有明确记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这是说桀沉迷于琬、琰二女，抛弃了元妃妹喜，满怀愤恨的妹喜才和伊尹串通，毁灭了夏。正因为夏桀迷惑琬、琰二女，所以长时间地居留于位于鲁西的西邑夏，所以商汤才抓住机会向夏桀发动进攻，在今济宁一带一番激战，夏桀措手不及，被打得大败而走，夏朝随即灭亡。

　　《吕氏春秋•慎大》说桀失败后被“逐之至大沙”，这个大沙应该就是古说的流沙，恒见于《山海经》中，乃是一条河川，何幼琦云：“流沙是一条河川，决不是沙漠瀚海，它只能是现在的泗水”[12]，说良是也。是桀失败后沿着泗水乘舟难逃，逾淮至江，浮江溯流乃可至于南巢氏也。今有云桀都在山西者，则桀非神人，何能跨越商人控制的河南地区浮江至南巢？岂不妄哉？

　　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知道夏王朝国家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山东境内。

  

二、夏国之范围：四海与九州

　　夏王朝国家的大体位置已明，下面就来探求一下其范围。夏代疆域范围主要就是“四海”和“九州”。

　　夏之先人大禹的事迹和四海、九州的关系最为密切：

　　《书•大禹谟》：“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

　　《书•益稷》：“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

　　《书•禹贡》：“九州攸同，……四海会同。”

　　《大戴礼记•五帝德》：“（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举皋陶与益，以赞其身，举干戈以征不享、不庭、无道之民；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此类的记载很多，同时有不少先秦文献记载，在夏代以前，已经有“四海”之说了，唐、虞时代的帝王已经居于四海之内，盖夏王朝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也是居于四海之内，这是因为当时他们国土疆域的四周的确有四个海，是他们疆域界限的重要标志，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这里把四海的具体位置再引述如下：

　　东海：今山东半岛以东的黄海海面。

　　北海：即今渤海。

　　西海：即古之巨野泽，又作钜野泽，或称大野泽，宋代称梁山泊，在山东巨野县，今已堙没，东平湖即其遗存。

　　南海：今江苏省江苏连云港以东的海州湾[13]。

在历史地图上一对照就可以知道，东海、北海、河、济、西海、泗、南海恰好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疆域范围，基本上就是今山东省全境和河北省南部、江苏省北部的部分地区。在陶唐虞夏时期，这就是真正的“四海之内”的地区。

　　四海之内的地区禹迹范围内，古代又称为九州，“九”本来是虚数，意为很多，并不是说就是实实在在的九个，盖当时四海之内遭洪水，而有许多高起的地方露出水面，可以居人，称之为“州”，《说文》：“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但是古书记载“九州”的划分实际上在鲧禹之时，《山海经•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又曰：“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所以后来九州就叫禹迹、禹之堵等等，如《左传•襄公四年》：“于《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叔夷钟铭》：“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每个州便自然形成了一个人类的聚居地，算得上一个方国或部落，所以《广雅•释诂一》曰：“州，国也。”《庄子•天下》云：“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置万国。”《淮南子•修务训》云：“（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这个“置万国”和“定千八百国”与“均定九州”自是一回事，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这些州国皆禹治水时所定，故称为禹迹、禹绩、禹甸。禹之堵（绪），而整个夏王朝的疆域就是由九州组成，故夏国又称为“九州”。

　　“九州”本来是虚指，没有具体的九个州，但后来却出现了具体的九个州的名字，那是战国时代的产物。顾颉刚说：“春秋时有九州说，我们已不否认。但我们敢说：那时人只有这一个虚浮的观念而已，决没有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乃是战国时人的建设。”[14]他共列举了《书•禹贡》、《逸周书•职方》、《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说苑•辨物》等书中的5种关于“九州”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正说明这些具体九州的说法正在形成阶段，说法各异，没有定论，不可尽信。只有一些内容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内容，具有可信度，比如《禹贡》的最后几句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说的就是“九州”的范围。其中“朔南暨”一句文字有缺脱，原文当为“[北至]朔[方]，南暨[交趾]”，即《尧典》中“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和“申命羲叔宅南交”之“朔方”和“南交”。“海”就是东海，流沙就是古泗水（从鲁桥镇南流入海的河段）[15]，交趾在今山东省莒南县，朔方、幽都在今山东历城北的华不注山一带[16]，可知《禹贡》作者所知道的九州之域，实际上就是四海之内的范围，这就是夏国的疆域所在，其主体部分就是在今天的山东省境，根本没有象他写的那些九州的地域那么广大。《博物志》云：“中国之域，左滨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万五千里”，这个“中国之域”也是“四海”和“九州”的范围。

  

三、“四海”、“九州”的考古文化

　　在这个“四海之内”的“九州之域”，先后产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相继相续的考古文化，诞生了灿烂的古代东夷文明。特别是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山东地区的海岱文明蓬勃发展起来，“海岱地区各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陆续进入初期文明社会，分别以大汶口、陵阳河等为中心出现了一些大型遗址群，其中有的明显具有相当于‘都’、‘邑’（上文所谓的‘中心聚落’）、‘聚’（一般聚落）的三级金字塔式社会结构，他们大致就是最初的国家——苏秉琦所说的‘古国’。”[17]之后，“到龙山文化时期”，城子崖、教场铺、景阳岗等许多龙山文化聚落群都已是古国，有的可能已发展成方国，龙山文化已是古国时代。”[18]再后的岳石文化的考古系年正与夏代的系年重合，相当于夏代，此时已经是夏王朝建立时期，进入了方国部落联盟的酋帮时代。逄振镐说：“从距今约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起，中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到岳石文化，都是同一个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同一个族的居民所创造的不同阶段的文化，这同一个族就是东夷族。”[19]而实际上，夏人与东夷人本是同族，也就是说东夷人就是夏人[20]，故“在考古界确认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为东夷文化的同时，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说也一直存在，至今为古史界的一些学者所信从。”[21]所以夏代的故国本来就是在今山东境内的说法，也具有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总之，夏是一个诞生于山东地区的古国，它的国家联盟和文化是从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开始，经历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到相当于夏文化的岳石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辉煌灿烂，它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夏代故国的位置应该如杨向奎先生所说，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笔者认为它的势力还包括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夏亡后，其主要势力迁徙到了北和西北地区，变成了北狄和西戎等族，徐中舒、唐嘉弘云：“特别是 ‘殷革夏命’，夏人作了一次民族大迁徙，大体上说，或南流入越，或北迁为匈奴，或西徙为羌。大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夏族与当地土著大融合的过程”[22]，可谓得其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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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注释：
[1]傅斯年《夷夏东西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 1935年

[2]详见《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 《文物》1979年第3期；《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 《华夏文化》第一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试论偃师商城的发现及重大学术意义》 《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等等。

[3][4][8]杨向奎《评傅孟真〈夷夏东西说〉》 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第156页、第158页、第152页  齐鲁书社1985年

[5]顾颉刚《法华读书记》第14册 转引自王煦华《顾颉刚关于夏史的论述》 《夏文化研究论集》 中华书局1996年

[6]王宁《夏居河南说之文献考辨》《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又见智识学术网http://www.zisi.net/htm/ztzl/lswxx/2006-06-26-35148.htm

[7][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夏禹的问题》第306页、第307－309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 《殷墟博物苑刊》创刊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11][13] [16]说详见王宁《“四海”在上古地理中的疆域意义》 《枣庄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又见智识学术网http://www.zisi.net/htm/ztzl/zggds/2006-07-01-35160.htm

[12][15]何幼琦《〈海经〉新探》 《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14]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 王煦华编《顾颉刚选集》第330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

[17]高广仁、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第127页 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

[18][21]张学海《龙山文化》第184页、第176页 文物出版社2006年1月

[19]逄振镐《东夷古国史论》第45页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

[20]说详程德祺《夏为东夷说略》 《中国古史论丛》第三辑 1981年；王宁《夷夏关系新论》《东岳论丛》1994年第6期，又见中国先秦史网站

http://www.zgxqs.cn/data/2006/0630/article_836.htm

[22]徐中舒、唐嘉弘《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 《夏史论丛》第126页  齐鲁书社1985年

  
原刊于《枣庄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此次网上首发重新做了补充和修改
•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zgxqs.cn/article/2006/0826/article_9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