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国蚕业历史的探索者

匪兵甲

源远流长的中国蚕业历史的探索者(代序)



张健



载《蚕业史论文选》





在我国蚕业论著中，一提到蚕业悠久的历史，人们常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绢丝绢物的国家，古老的中华民族，早在五千年前，就有“嫘祖发明养蚕”一说，这一则古老的传说记载，近世以来被书刊广泛应用。其实从考古学和科学史观角度而言，此说并不算“古老”，本书作者周匡明同志早在五十年前撰写《“嫘祖”发明养蚕说考异》一文发表在当年我国唯一的科学史研究刊物中国科学院科学史集刊委员会出版《科学史集刊》的第八期上，否定了这一传说的可靠性。我们通读了周著《“嫘祖”发明养蚕说考异》以及他在我国第一届全国科学史大会递交的论文《养蚕起源问题的研究》后方知：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古代礼典“三礼”(即指《仪礼》、《周礼》及《礼记》合称)只是祭示“先蚕”(即天帝所赐蚕神泛称)，我国古史权威著作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中，亦只提“黄帝居轩辕之五，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并没有言及“始蚕”之说。直到南北朝时代，在北齐、北周的礼典中方始出现一些模糊的提法．一说“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又说“以一太牢进奠先蚕西陵氏神”。明确的最早记述黄帝正妻为我国养蚕发明者的书是北宋刘恕著的《通鉴外记》和南宋罗泌著的《路史》，有谓“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由此可见传说的由来最早出现只不过一千五百多年，见于史籍较明确的记述也不过千年。

    晚出三、四千年的文人，追忆黄帝时代的事绩，既无文献传承，又无任何遗物佐证，“嫘祖发明养蚕”说只能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一则美好的传说，不应当也不能把它作为真实的科学信史看待。同时从近代考古发掘证实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期钱山漾遗址中已出土绢丝织物残片和绢线，经鉴定织造技术已相当进步。早在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存中已出现了原始的纺织工具和“蚕纹”、“织纹”，则表明早于黄帝时代二千年．我们的祖先已经发现了养蚕取丝的奥秘。因此．若把它说成是嫘祖首创，岂不是自贬发明年代?今天我们把这一流传已久的传说的来龙去脉轻松的用几句话即可说明，而拨开这个迷雾非易。当年周匡明同志一头扎进书堆，在浩如烟海的古文献堆中探索，再探索．终于了结了古往今来的悬案。据周先生自述，他一走出大学门．踏进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便挤出所有的业余时间，就从养蚕起源问题开始，不断查阅史料，积累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花去了近十年时间，终于摸清了来龙去脉，否定了嫘祖始蚕说，把我国先人蚕茧利用的起始从惯常的五千年之久上推了近二千年，这一结论，受到了有关学术界多数学者的认同。也可以说，他是我国蚕业界第一个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先行者。1984年。蚕业研究所科研处为了对周匡明同志多年来蚕业史研究科技成果中《嫘祖”发明养蚕说考异》、《养蚕起源问题的研究》二篇论文以及专著《蚕业史话》一书作出评价，向全国科技史、农史、蚕业界知名学者发出了多份“审评意见书”，均获得了一致好评。我们摘出几则：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农业考古》主编陈文华研究员意见是：

    “该文征引大量文献进行考证，从而彻底推翻了‘嫘祖’发明养蚕旧说。是蚕业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现已被学术界大多数人所接受，其功不可灭。当时限于出土文物资料不足，所推测养蚕年代偏晚，后已在《桑考》、《养蚕起源问题的研究》等文中加以补充、发展，使之更加完整。总之，在家蚕的起源问题方面，作者是第一个提出明确而又有科学价值的见解，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文献学家、史学家胡道静编审写道：

“这两篇论文是历史学上‘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的科学史探索成就．……在史学上特别是科技史上有重要价值。”

山东大学考古研究室主任刘敦愿教授写道：

“作者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作科技史的研究．有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有利的是有深厚的专业科学知识，不利的是中国历史太长，文献浩如烟海，而考古新发现又是日新月异，也是极其丰富，并牵涉到许多专门学科，作者在这方面作了长时期的资料积累，阅读与分析了大量的新旧文献，与许多专家进行了讨论，总结了目前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写作态度是很认真的，也是很谦虚的……”。

    诸多学者对周著严谨的治学态度的评述是实事求是的，不妨再摘引儿位对周著《蚕业史话》的意见：

    上海科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深学者吴德铎先生写道：

    “一般史话都是利用现成的材料编写，而周匡明同志的《蚕业史话》却对蚕业史上重大问题，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证：他采用了新材料，对某些人云亦云的问题(如扶桑问题)勇敢地提出了他的见解，对某些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如蚕事起源)作者将他本人多年研究的心得有机地纳入书中……，从而使这本史话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而不是转述别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在这点上，《蚕业史话》是较为突出的。”

    华南农学院教授、《中国农业科技史》主编梁家勉先生写道：

    “中国是世界蚕业唯一的起源地．蚕桑丝织的发明是我们祖先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业绩值得我们骄傲，悠久的蚕业史值得我们探讨。《蚕业史话》的问世实有裨于后学。       翻开《史话》，如同打开一幅优美的画卷，几千年我国蚕业发展的光辉历史，历历如在目前，作者用《史话》的形式，写来深入浅出，既有科学性、知识性，又富有启发性，引用某些传说故事，也颇中肯，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插图照片穿插其间，堪称匀称得体，每章小标题也恰到好处，以这种形式介绍我国蚕业史，实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本书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医治数典忘祖之病，也有一定意义。”

    请再看我国蚕丝业界研究蚕业史二位同行学者的看法。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长期从事蚕业史研究的蒋猷龙研究员写道：

“建国以来，有关中国蚕业发展史，仅章楷先生著《中国蚕业史概述》，但较简要。周著《蚕业史话》内容丰富，立论较为严慎，文笔生动，插图繁茂。汇集国内专家研究成果并个人研究而成是书，可谓成功的一本介绍祖国蚕业科技发展的科学普及读物。对蚕业科技人员有参考价值，且对当前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有较大意义。虽内容中有个别牵强处，但不失为标志时代的里程碑。”

    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专家《中国纺织史话》作者高汉玉先生写道：

    “《蚕业史话》是一本论述我国养蚕的历史发展和古代蚕业科技成就的一本重要著作。作者以最新的出土实物为佐证，较可靠的典籍史料为依据，应用喜闻乐见的语言，以及采用图文并茂形象化的编排。使全书内容翔实，运笔生动，做到了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趣味性等有机的结合。书中展示了中国古代蚕业从起源、发生、发展、传播的光辉史实，它是第一部国内少见的著作。《蚕业史话》中研究蚕业科技的发展史，这对世界蚕业科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书中揭示了许多新的创见。

    以上新的见解，无疑为蚕业发展的‘古为今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蚕业史话》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后不久，台湾明文书局在未经作者同意之下(当年尚未通邮，有客观原因)擅自翻印出版了《蚕业史话》，并将书名冠名《中国蚕业史话》，周氏得悉通过日本学术界友人，与之交涉，不久台湾书局负责人李润海函复道：

“匡明专家先生大鉴：

1987年3月7日来函拜悉。未经阁下同意，即印行大作《蚕业史话》，按规定确有未妥。但因鉴于大作内容之丰富，见解之精辟，如不公诸于读者，实觉有愧于出版之职守，基于此一原因，兹不揣冒昧，为之付印。不是之处，敬望海涵原谅为幸，至于如何补救，需要敝书局作何表示．希望来函说明，以便办理。……”



    综上所述．专家们对周匡明同志长期从事蚕业史研究有关成果是肯定的．赞赏的，而难能可贵的以上成果的得来，是其二十多年来业余时间积累而成。1978年老周在下放农村八年终于落实政策重回到了蚕业研究所．用老周带有风趣的喜谑话说：“1978年4月8日，是我终身不忘的‘第二个生日’，从那天起，我终于从二十多年一直处于‘地下工作’者，而今终成一个名符其实的专业蚕业史研究工作者了。我决心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老周有此感慨也是事出有因的。我们知道老周前半身经历是坎坷的：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文革中又受冲击：1969年底又被下放农村达八年之久。在这样的多灾多难的环境条件下，能执着的不忘蚕业史研究资料的保存，当重回研究岗位时，用十八个月的较短时间撰写了近20万字的《蚕业史话》一书，并应国家农业部主持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编委会之邀，如期完成了农业科技史“蚕业史”部分撰写。由于老周超常的努力出色地完成写作任务，《蚕业史话》获得了国家级大奖——全国第二届优秀科普二等奖；《中国农业科技史》出版后也荣获全国农业科技进步一等奖，老周也分享到获奖证书的殊荣。周匡明先生重回研究所工作岗位后，实现了自己“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诺言。他除了上述著作外，对我国古代桑、蚕、茧、丝等方面重大的科技成就都分别一一用专题作了研究．将各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国内权威性专业刊物，诸如：《农业考古》、《蚕业科学》、《农史研究》等刊物上，得到同行学者们的注目。由于老周执着的勤奋钻研受人青睐，1980年作为农史界八名代表之一，受邀出席了全国第一届科学史大会。1991年又受邀出席了首届国际农史学术讨论会。总之，周匡明同志在蚕业史研究上，孜孜不倦，默默勤奋耕耘数十载，事迹是感人的。为此，我们征得本人同意，决定将周氏悠悠岁月留下的数十篇论文中，选取有代表性的20余篇著作辑集成册，以希继往开来，为后来学人保留一份可供参考的学术史料，这就是我们出版的目的。

    在辑集整理过程中．为对年事已高的周先生好学不倦的做学问的精神多一点了解，也可说对他身世的某种好奇吧，我们与老人作了多次长谈。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他在蚕业史研究自学奋进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在这里我们用问答式摘录几例：

张：听说您在学生时代就喜爱上了蚕业历史，是出于什么启示?

周：说来话长，那是1946年顷．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没有读普通高中，就读了苏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蚕桑科。职校学杂费是全免的。当年蚕桑科的老师有朱念椿、王干治、夏道湘等人。他们都是早年留学日本知深学者，在课堂上．老师们都提到了我国悠久的蚕业发展历史．特别是夏道湘先生开了一门“蚕业泛论”，古今中外的蚕业发展史都一一涉及，我逐渐了解了我国蚕业的一些概况。开始对她产生了兴趣。记得那时有一位教历史的老师名杨立峰。他知道我喜欢历史，借给我一部范文澜编《中国通史简编》，其中就有殷代甲骨文关于蚕业的记载。我也是自以为是的拼揍一些资料，写了一篇题为《从历史的观点看蚕桑利用发明在殷代》一文投寄到了当时蚕业界唯一的刊物《蚕丝杂志》上。不久竟然刊登了。这给了一个十七、八岁毛头小子的我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和激励。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高校陆续开始招生．我为实现当一名蚕业史学者迈出第一步，投考了江苏蚕丝专科学校，1949年10月我被录取在该校蚕学系就读。记得当年系主任管守孟教授开了一门“蚕业概论”课程，不用说内容就是从我国蚕业历史逐一讲解到近代的蚕业的概论。当他上完第一堂课后，我便向管教授请教了一些问题。记得管老师第一句话便问：“你就叫周匡明?”“是的”“你去年(1948年)在《蚕丝杂志》上写的《从历史观点看蚕桑利用发明在殷代》一文我看到了。今天我在课堂上向你们介绍的古书上有‘嫘祖始蚕说’，流传很广，要比你说的殷代要早近一千多年，尽管是个古来流传的传说，可是千百年来流传很广，你的看法呢?”“老师，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

    管老师笑笑说：“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接着他对我招招手，“来，来”，把我引进他的办公室。拿出了二大本笔记，“你拿去看看吧，也许对你有所启发”。的确．我从管教授的启蒙和引导之下，从那时起坚定了我今后从事蚕业史研究的理想．同时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嫘祖发明养蚕说”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张：据说您从蚕专毕业分配来蚕研所很长时间一直未能正式从事蚕业史方面的研究，对此你有哪些想法和感受?

    周：是的，那时年青，思想上不免有些冲动，但又看到在建国初期，全国上下都在为恢复发展生产努力，作为应用科学研究所，理所当然所有的研究举措都该面对当前蚕业生产而为，在那个年代党和国家对当代大学生是寄予殷切的厚望的。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我要提出一头钻进古纸堆去寻求什么，研究什么，是很不适宜的。大约熬了二、三年吧．记得是1955年顷，我向所领导打了一个报告，要求进行蚕业史研究的想法．不多天，王檐雨所长找我谈了一次话。王说：整理、开展我国悠久的蚕业历史倒是有必要，但现阶段还不行。再说，你仅有一些专业知识远不够的．它涉及到古文献学、考古、历史等等诸多学科，若没有这方面的丰厚基础是寸步难行的。你还年青，在业余时间里多看点书，多做点学问，我不反对，搞专业研究看来还不到时候。

    张：当时您听到王所长的这番话是什么心情?

    周：心情确实有些懊丧，可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在蚕业史资料堆里打滚时间越长，愈觉得革命前辈王檐雨所长先前所说的提示是非常中肯的。没有古文字学、考古、历史乃至文献版本学、辨伪等基础，确实是寸步难行的。

    张：古文字古奥难读，那您是怎样一一克服的?

    周：说来话又说远了。我记得七、八岁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学龄儿童无学可上。我的一位舅公公是个前清秀才，由他团起十多个同龄儿童．开办了一个家庭式的私塾，我上了大约二年的私塾，四十年代的小学初中又学了《古文观止》中一些古文，就凭幼年时的这一点微薄的启蒙基础，现在要翻检经、史、子、集，既要看懂，还要理解，难呀!接触过古文献都清楚．我国的古籍是没有句逗标点的，一开始我连圈点段句都困难．慢说理解。从那时起就深深感觉到做学问循序渐进是多么重要。

    张：您1956年在法国《国际蚕丝》上发表了一篇《中国柞蚕》一文，后来美国《生物学》杂志、日本《蚕丝学杂志》均摘刊作了介绍，也就因为这篇文章，听说在文革中差一点被扣上“反革命”帽子，这是怎么回事?今天向您老提这个问题，也许会使您不愉快吧?

周：没有关系。这事有一个小故事。当年我们野蚕研究组有一位同事叫钱大元。他的妻子患上了子宫癌．花去了数百元的医药费．终日愁眉苦脸的思想负担很重。有一天我对他说．小钱你的困难大家都很同情，这样吧，你我合作把柞蚕资料整理一篇文章，历史部分我写．现实生产和技术要领你写，而后投寄到《生物学通报》，如果能发表所得稿费我分文不取，算是给你一点小小帮助。我对他说，我是《生物学通报》特约编辑，也许能优先。隔了几个月．文章果然刊登了。而后寄来了大约50元左右的稿费。在50年代。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我有言在先分文不取．于是钱大元同志领了稿费连同本月工资喜笑颜开回家去了。这小故事本来到此为止了，谁知不久，我接到了新华通讯社一封来信。大意是：他们在刊物上看到了“柞蚕”一文，柞蚕是我国特产，我社海外部拟推荐给资本主义国家学术刊物上发表，提示美国《生物学》杂志、法国《国际蚕丝》、日本《蚕丝学杂志》任选一，作者译文如有困难，本社可代译等，我和钱大元商量后决定请人自译寄去。于是我便找到在校时教我“土壤学”的蒋教授，蒋老师留美多年，接谈后满口答应．并说尽快把专有名词英译寄来。文章寄出后，大约直到1958年夏该文在法国《国际蚕丝》全文刊载了。1957年秋我被打成右派，下放在本所试验场桑园监督劳动。有一天，有人通知我说寄来一包东西，到所人事科去领，我很纳闷，什么东西寄到了所人事科，要我去领?于是我战战兢兢的去了。当时某同志拿出一包拆开的东西，对我说：“新华社转来你在法国发表文章的抽印本．你领去吧。”我接过包裹．他们再也没有说什么．那时方知文章刊登了。我拿回工棚里眇了一眼数一下，只有45份(按国际惯例应该抽印50份)，我想新华社海外部要留一、二份，所里既拆开也许也留了几份，我不敢去问，也不愿去再多想，过了不久日本《蚕丝学杂志》也寄来了抽印本，我像做“贼”似的，偷偷的把文章抽印本塞在床下的一个木箱里，再也没有吭声，与此同时我信守诺言，由钱大元同志暗暗领回了新华社发来的70元第二笔稿费．老钱是喜出望外了。可又谁知此事种下了祸根。事隔近十年。我被靠边审查期间．有一天一位同志好心地在食堂洗池洗碗时，凑到耳边紧张地对我说：“你在法国发表的文章成问题了，明天要批斗你了．情况看来有点严重．你要作好思想准备。”说罢匆忙涮了一下碗走开了。果然第二天上午吴玉澄来了，我详细的向他诉说了前后经过．并出示了新华通讯社来信(此信我至今仍保留)，吴接着问道：“听说你拿了二千多美元的稿费?”我对他说：“事情倒是有，是一千多元，可是这笔稿费由新华社收下上交了国库．只是按国内稿费标准发了70元左右稿费和60元左右译稿费。”吴：“有何证据?”于是我拿出了新华社的来信．信上写得一目了然，吴沉默一会儿对我说：“这二封信我拿去用一下，以后还你。”我有点着急地：“老吴，并不是我不相信你，这关系到我的政治生命，你们要看，要抄随时可来，信不能拿去。”僵持了一会。吴玉澄同志折中提出：“你把第二封稿费通知给我用一下行吗?”我想再不行恐怕过不了坎了，只好让他拿走。从那时起，我忧心忡忡等待暴风雨的来临。一天、二天、三天过去了，不见有动静，记得有一天还是那位好心人．在去食堂的路上，与我擦肩而过时说了句：“会不开了。”匆匆快步而去。

张：一场虚惊。

    周：咳!要不是我长期翻检资料．养成不流失纸纸片片的习惯保留了这二封信．也许一顶泄漏国家经济机密．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帽子给戴上了，一场冤狱也将难免。今天回想起这事，我还得感激当年吴玉澄同志，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中他能有这样清醒的头脑，事先作个调查了解既避免了我遭批斗的折腾，也使那些想当然的人避免了一场面对的尴尬。

    张：您30岁左右即发表《“嫘祖”发明养蚕说考异》一文，成为科学史、农史研究领域一举成名之作，据先生说，考证出处，花了近十年时间，研读了大量古文献，经常揣二块烧饼在市图书馆一蹲一天。听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又遇到些波折，一定有不少体会吧。

    周：所谓“一举成名”之说，实不敢当，学者们褒奖之词只是对我抬爱和鼓励。否定“嫘祖始蚕说”，释疑这个历史悬案，抽绎排比古文献，找出了传说的源头，在农史学术领域我算是个先行的探索者吧。现在我们已知我国蚕业起源不少于7000年，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也许年限还将向前推移．这有待于后来学者再探索了。至于说什么“十年艰辛”，做学问哪有不付出艰苦的努力的，不过在我这个特定研究领域，当时特定环境一下，确实是多出了一点力，多流了一点汗。在艰苦的环境下．容易激励人，造就人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时，我们蚕研所孤立在这个小山头上．周边没有交通工具通行，如若要去市区图书馆查找资料．全靠步行。很幸运的是．镇江是全国四库全书四大馆藏之一(文心阁)，每当星期天，我便早早起身，沿山下铁路线步行至“伯先公园”后山(当年四库馆藏所在地)，为了节约一点时间买二块烧饼揣着当午饭是常有的事，那时年轻，不以为苦。每当查找文献阅读中有一点什么心得体会还其乐融融．内心感到无比轻松。

    要说到体会，忘不了的是当文章寄出后杳无音讯，期待刊载与否达二年之久那个焦虑心情确实难以忘怀。这里也有一段故事。1963年，我勇敢地把《“嫘祖”发明养蚕说考异》一文寄往中科院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主编的《科学史集刊》编辑部，二年间集刊连出了四期(半年刊)，既不见刊载，又不见退回(该刊出版说明“不用退稿”)，经常一想到便忐忑不安。事有凑巧，1964年冬天。所领导派我去承德河北蚕业研究所协助刘廷印同志开展蓖麻蚕越冬研究探讨，当我路过北京时，好不容易找到挂靠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内的集刊编辑部，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同志，又凑巧的是一交谈，那位姓黄的女同志早在30年代竟是镇江蚕桑女职毕业的(校址就在我所七桂楼，即我们俗称的红房子内)，于是老黄像见到了娘家来的亲人那般热情，她对我说：你这篇文章有创见，编委们很重视，但送审反馈的意见不一致，有人说好，也有少数专家认为“嫘祖始蚕说”。千百年来流传民间甚久，否定它岂不是“离经叛道”之说，而我国《农学书录》著者王毓瑚老先生在会上起而反唇说：“离得好，叛得有理有据有何不可?”，我院资深的学者夏纬瑛教授也支持王说。因此，文章刊与否久久定不下来。当我听到这里真是目瞪口呆不知所云。老黄见我木讷尴尬，安慰我说：小伙子，现在不用烦愁了。送审给你们农史界的老前辈万国鼎先生的意见到了，按说送审意见是不与作者见面的，你远道而来，情况特殊，看吧，说着她出示了送审单，只见意见栏写道：“傍征博引，内容详实，建议刊载。”当时我看罢，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由于万先生的“一锤定音”，1965年《考异》终于发表了。

    事情虽已过去了四十年，今天回忆起来仍然记忆犹新，这件事的经历，对我往后做学问、做人都受益匪浅。前辈们与我素昧平生，不因我这个“无名小卒”而离弃。他们严谨的学风、文风，他们的敬业精神(包括持不同意见的前辈)都使我感佩不已。

    张：周先生我们换一个轻松的话题吧。听说1981年全国首届科学史大会是紧接着1978年“科学大会”而召开，你是怎样被推选为代表的，是否与您在《科学史集刊》发表《嫘祖发明养蚕说考异》及《我国桑树嫁接技术的历史演变》二论文有关?再请问《蚕业史话》荣获国家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在北京授奖大会上，听说您是当年方毅副总理亲自授奖的，可有此事?

    周：出席科学史大会为代表，我事先一无所知．接到邀请函去了北京。方知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向大会推荐。“十年浩劫”期间，科学研究停滞不前更何况我们这些研究“老古董”的人，更被看作是宣传“封、资、修”遭唾弃人物?!“科学的春天”唤醒了广大学人，可人们的记忆还滞留在60年代．这可能就是我被中科院有关学者想起来的原因吧。

    至于《史话》获二等奖，由方毅副总理亲自授奖确有其事，这是一次偶然巧合。记得当年在财政部礼堂授奖时，主席台上坐着方方面面的领导有十位，上台领奖时我正好排在中间，巧合的是从方副总理手上接过奖状，现在只给我留下数分钟的美好记忆而已。

    张：周先生，您对“文选”的出版还想说点什么吗?

    周：首先对蚕研所领导的关怀深表谢意!人老了好怀旧，此时此刻使我深切怀念的是以往谆谆教导过我的领导和诸多前辈学者。诸如受早年启蒙的老师管守孟教授，王檐雨所长，农业部刘瑞龙副部长：在研究道路上艰难前进各个时段中，受到史学、科学史界王毓瑚、夏纬瑛、夏鼐、胡厚宣、胡道静；农史界万国鼎、邹树文等前辈们的教导和帮助，使我终身难以忘怀，是他们启发我前进，也是他们指导和帮助我释疑了诸多学术上困惑。如果说我在蚕业史研究上有点滴进步，与以上诸多前辈的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时光流逝前辈们多已先后作古了!而每当一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与敬业风范便肃然起敬!

    与此同时，我要真诚的向科技史、蚕业界同仁们表示愧疚和遗憾。当我从下放农村归队回所，成为专业蚕业史研究工作者那天起，我下决心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我在完成领导交付的《蚕业史话》、《中国农业科技史》“蚕业发展史”部分写作任务以外，一一把我国蚕业史上桑、蚕、茧、丝突出的科技成就进行了专题研究，写成论文，原本想当资料积累到一定量，即着手撰写《中国蚕业史》(或《简史》)对我国蚕业历史作全面性的总结。我是这样想的，也是朝这方向去努力的，可是时不与我，1986年我患上了冠心病，一年中一连三次住院。直至接到病危通知，虽经抢救捡回了一条命，可要继续伏案已感力不从心，在当年还得感谢吕鸿声所长，他对我说：“老周呀，给你换一换工作环境吧，也许你的身体会恢复快一些，你到科技咨询开发办公室去负责做点事务工作也许轻松一些，待你身体复原，蚕业史研究仍可量力而为嘛。”1987年以后，健康状况虽有所好转，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蚕业史研究的后继工作始终未能如愿，不得不说行将抱憾终身。今日出版旧作，深感汗颜．若对后来有志于蚕业史研究的学者有所参考的话，只能说以补愧疚于万一了。

    以上一席谈，不仅对周匡明先生前半身坎坷的环境下，仍然锲而不舍的坚持自学的精神深感钦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艰苦的环境下，激励人，造就人。”也许在他当年的特定环境条件下，这个体会对他而言是深刻的。话要说回来，今日今时也使我们联想到，在我们当今科研管理中似乎在面向问题上，作为国家级应用科学研究所。不仅面向提高当前蚕业生产中各个领域产、质量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投入足够力量，同时也应该顾及基础学科，边缘学科，也应该适当地对我国源远流长的，对世界文明发展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蚕业发展历史整理、研究给予相应的关注。我们这样说，并非出于“思古之幽情”，而目的在于“古为今用”。因为我们在周著的论著中，除上述中了解到我国已有近七千年悠久的养蚕历史外，他还总结出诸多重大蚕业科技发展的历史问题：

    1、考定距今4700年前属良渚文化的浙江钱山漾出土的残绢片、丝带、丝线的时代性(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同意下，首次向外界公布残绢片、线带、丝线实物照片)，在1980年1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钱山漾残绢片出土的启示》一文，消除了学术界一度有疑点和争议，得到了中科院考古所夏鼐所长首肯，浙江丝绸工学院朱新予院长、浙江省博物馆汪济英副馆长的赞同。为我国文物考古、蚕业历史乃至世界科技史上又立下了一项汗马功劳：

    2、夏代已有蚕事记载，商代已饲养家蚕，用甲骨文作了具体说明。春秋旧战国时，蚕的饲养已有专门的蚕室、蚕架、蚕箔和盛桑器等养蚕：工具已齐备：

    3、《礼记》中已有一化、二化、三眠蚕的记载。到了汉代，已有三眠和四眠蚕，说明养蚕技术已相当进步：

    4、东汉时，蚕的选种技术，先人在长期实践积累中，已有较成熟的认识，能注意到蚕品种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出丝率：注意到种质优选，到了宋代末年，元初《农桑辑要》中已有蚕卵优选法，开创了“天浴”淘汰的举措：

    5、早在战国时，从《荀况蚕赋》中提出了蚕有雌雄性别的生理学方面的科技假设．这一假设直至十九世纪初才有学者作出了证实：

    6、对于茧的贮藏，从文献中总结出。春秋战国时就有“日晒”法到两晋的盐渍法、元代的笼蒸法的历史发展过程：

    7、元初《农桑辑要》已有“三光、三稀、五广、八宜和十体”等养蚕丰产经验：

    8、明代《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不同蚕品种杂交引起变异，以及稻、麦变异的现象中受到启示，从而得出杂种优势的论点比法国人比尔兹比斯雅早二百多年，比之德国人卡、弗、伏尔费对欧洲当时盛行的物种不变的“神创论”所作的第一次抨击还早一百二十多年：

    9、周初桑树已大面积栽培，桑树有灌木和乔木式两种，《齐民要术》中桑品种已有五、六种之多，明代晚期湖桑的新类型已增加到十八、九种：特别是对一度风行全球的我国湖桑的起源作出了有力的论证。

    此外，对风行全世界蚕区袋接法的历史演变的考证，是从中国传播开来的，周著进行了自古至今嫁接技术的历史演变的考证，有理有据得到科学史界高度好评，被中科院自然科学史委员会出版权威刊物《科学史集刊》(第九集)首页全文刊载；

10、在《中国近代蚕业史概论》中，周著一开篇便道：“我国近代蚕丝业生产，是在外受殖民势力的胁迫，内受封建主义压榨的双重逼迫之下历尽了艰辛和曲折；在中国近代产业史上，蚕丝业生产所走的坎坷道路，可以说是近百年来旧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周著辑集有关资料分六个部分进行论述：

(甲)中英鸦片战争前后我国蚕丝业生产的现状；

    (乙)中日甲午之战后中国蚕丝业的畸形现象；

(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以来，我国蚕丝业所走的坎坷道路；

(丁)以蚕种为中心的蚕丝改良运动始末；

    (戊)蚕丝业统制的可悲下场；

    (己)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蚕丝业的摧残。

    这组论文既深刻揭露了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蚕业生产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展现了成败得失诸多历史教训。对当今我国蚕业发展宏观调控是值得一读的历史资料。

综上所述，我们只是对“文选”内容作了鸟瞰式一瞥，全书丰硕的内容，寄希望于有志于斯的学人一一研读，欣然为之一荐。

匪兵甲

《蚕业史论文选》目录、后记



蚕业史论文选

周匡明  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8

(长江学人作品集／王玉国主编)









目录

源远流长的中国蚕业历史的探索者(代序)／4

“嫘祖”发明养蚕说考异／1

我国桑树嫁接技术的历史演变／15

钱山漾残绢片出土的启示／41

桑考／41

养蚕起源问题的研究／56

论湖桑起源／65

综论我国古代家蚕选种、留种的历史经验／74

我国古代养蚕“十字经验”和治(缫)丝“六字诀”科技内容辑述／85

方格簇的渊源考／94

蜀，蚕耶?非也!／109

中国近代蚕业史概论／115

The Tasar Silkworm／206

Unraveling The Origins of Sericulture／226

明末清初嘉兴．湖州地方栽桑技术／228

(田尻利译)柞蚕／255

“举手不见天，一亩采三千”——明末清初嘉湖地区桑树丰产经验／263

后记／280





后记



    《文选》终于出版了。在此，首先感谢几位老领导、老朋友们的鼓励；在文稿整理中，多蒙研究所年青辈同志们的协助；在联系出版中，戴义宽、曹铁城二位老师热忱为之联系，尤其是铁城老师为书稿几番上下奔走联系，尤为感人!我之所以写在前面，并非常规老套，年迈之人实出于至诚，再次谢谢!

儿女们近期见我为《文选》出版忙前忙后，满以为给老人晚年添了几分欣慰，殊不知此时此刻老人内心却是深感愧疚。我在(代序)中曾表白：我在完成领导交付的《蚕业史话》、《中国农业科技史》之“蚕业发展史”写作任务外，还把我国蚕业史上桑、蚕、茧、丝突出的科技成就一一进行专题研究，写成论文．原本想当资料积累到一定量即着手撰写《中国蚕业史》(或称《简史》)，对我国蚕业历史作全面性总结，我是这样想的，也是朝这方面努力的，可是时不予我……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冈，蚕业史研究的后续工作始终未能如愿。正因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校罢书稿，无异是重温了多年来一头扎进古纸堆尝遍酸、甜、苦、辣一幕幕浮现在眼前，由此联想翩翩，不期然想起80年代初浙江丝绸工学院是年已八十高龄的朱新予院长语重心长的来信，“先生孤军苦战，深表同情……”，老院长当年鼓励和期盼能早日见到《中国蚕业史》新著等语，至今记忆尤在。由此，也联想起当年在学术活动中诸多老领导、老前辈们的谆谆教导和鼓励，诸如：农史界学术活动带头人农业部老部长刘瑞龙、纺工部老部长程维稷、中国农科院林山副院长，乃至考古史学界权威学者夏鼐、胡厚宣、胡道静等前辈们的热情呵护和支持，希望我再接再厉去完成《中国蚕业史》的编撰。如今这些前辈们已先后作古了!时光流逝，我也已成老朽矣!每当想起当年诸公所教诲，自觉汗颜!这就是我在书尾再次申言愧疚之由。人老了，好怀旧，好唠叨，但决非故作姿态．实出自心声。同时也是呼吁，是殷切期盼。是寄希望能有后来学者来完成源远流长的《中国蚕业史》留存后世，我深信，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后继有人，绵延七千年的中国蚕业历史，也必定会有人来撰写，一定有。只不过我已近耄耋之年，也许此书看不到了!在此，奉献给农史界、科技界乃至蚕丝业界同仁们一些粗浅史料，若能有所助益，是所至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