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文学想象

刘晓春

乡 土 中 国 的 文 学 想 象
（《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范家进 著，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6月版）

刘晓春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乡土文学作品，贾植芳先生甚至说过，乡土题材的文学作品几乎占据了现代文学史的半壁江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仿佛有意无意地掠过了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相对于乡土小说家的创作实践，学者的研究则显得非常薄弱。正因为如此，当我阅读完范家进的《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之后，则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学术抱负与学术关怀。他希望能够在新的语境下，充分吸收中外文化和文学资源，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乡村叙事”和“乡村神话”展开多方位、多层次的开拓、探讨以至清理、“解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鲁迅开始的对于现代“民魂”的勘探和挖掘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才有可能使乡土中国的人们摆脱长期以来话语霸权笼罩下的“暗夜”，回复到真实的生存状态中来。
在《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一书中，作者试图体现他的学术抱负和学术关怀。他以现代文学史上三位杰出的乡土小说作家——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作为切入的对象，将他们各自的乡土小说创作与人生命运旅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尝试清理和剥离出20世纪以来现代中国作家面对乡土中国所产生的三种基本思想姿态、情感姿态和艺术姿态，从各个层面探讨制约着这些姿态以及乡土小说艺术创作成就的文学与非文学因素。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比较准确地辨析了三个不同作家的创作姿态及其艺术效果。如果说，鲁迅是以文学形式刻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世纪痛苦”，那么，沈从文在乡土小说领域的最大贡献则是，以现代白话形式描绘出了中国边远乡土社会的传统诗意，而赵树理却是持久而彻底地寻找新文学与中国农民的有效对话方式。
作者认为，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是从文学启蒙以及“思想革命”的视野出发，因此他笔下的乡土中国及其乡民往往具有较强烈的理念色彩，在某些语言、行为以及思维上，鲁迅小说中的乡土人物不太像中国农民，而是较多地包含了作者那一代“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想象、理解和推测，在他的小说中，那种借助传统上层文化或“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主流文化来补缀、填充甚至“取代”、“淹没”乡村主人公内外话语的现象不乏其例，以至他的乡土小说一方面清晰准确地传达了启蒙主义的理念和“思想革命”的内涵，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过多地省略和简化乡村人物的具体生活。在作者看来，这与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之间存在的悖论与矛盾有密切的关系，他称之为文化理想与现实观察、理性认知与感性积累、整体社会文化观念与具体的乡村生活积累之间的矛盾。在鲁迅的文化理想与审美理想中，他始终对古老乡村的躁动与流变保持着一份深情的牵系和强烈的认知渴望，对于占据一个社会最大多数的底层群体的生活境遇始终保持着一份执著的关怀，但是，对于鲁迅来说，他的出生、经历、谋生方式以及他所时代的文化与社会阻隔，都使乡土中国成为一个无法登临和涉足的遥远而陌生的彼岸，所以，对于乡土人物内心世界的构造，鲁迅严格限定在力所能及的“远景观照”、淡笔写意的范围内。作者发现，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乡村主人公究竟首先是主流文化、上层文化支配下的人，还是地方风俗、民间文化土壤所孕育和培植出来的人？鲁迅不仅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而成为鲁迅乡土小说创作中的困惑。在某种程度上，鲁迅的乡土创作预兆了20世纪中国乡村题材难以克服的“顽症”：乡村主人公的“知识分子化”、“理性化”和“概念化”。在指出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存在的矛盾与困惑之后，作者认为，鲁迅乡土小说的画面与情节显示出的内涵，却要比上述表层特征和理性表述复杂得多。作者概而言之，在艺术构思和情节设计上，乡村主人公及底层民众与上层现代文化和社会变革之间的漠不相关以至针锋相对，构成了鲁迅乡土小说创作的基本“母题”，鲁迅的乡土小说对于中国底层农民的内在精神处境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描写、刻画与想象，对于刚刚出现的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无限隔膜和交流不畅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描绘和展示。
对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创作，作者则更多的从沈从文的个人生存经验与20世纪20年代北京文坛之间的关系入手。在苗、汉、土家等多民族杂处的湘西社会中成长的沈从文，其独特的个人身份和阅历赋予了他一份独特的人生经验、独特的情感方式和感受方式，进入北京之后，对于以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为主要创作队伍和消费对象的主流新文学，沈从文感到疏离与隔阂，感到无法接近与亲近。当沈从文初次叩问新文学大门的时候，他无法在以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鲁迅派”文人群体及其刊物上得到认同和表现的机会，却得到了以徐志摩、胡适为代表的“绅士派”文人群体的及时援手，并向他提供了最充分的练习和表现机会。所以，沈从文的初期作品的语言及其情感心态更多的表现为芜杂、凌乱、摇摆不定，其生存状态使他不得不像一架写作机器一样大批量地粗制滥造。但是，当他进一步得到新月派文人的示范和点拨之后，他无疑找到了梳理与整合乡村经验和记忆的表现方式。与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整体批判、抨击、拒绝不同的是，沈从文的表现方式在于诗意地展现、温情地追怀遥远内地的乡村生活，作品的主旨也不在痛切地诅咒与批判，而是夹杂着温柔与感伤的怀旧与抒情，初步形成了一套属于他自己的、以文化叙事和社会叙事为底蕴的文学叙事手法，他的持续努力，终于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贡献了美仑美奂的乡土抒情小说——《边城》。在作者看来，《边城》的产生是不可重复的，它产生于作者新婚的特有幸福与平静之中，产生于古都北京的一批大学教授和大学生营造的“京派文学”氛围里，产生在更为惨重的民族灾难即将降临前的短暂和平与安宁之中。正是民族灾难以及沈从文目睹的湘西社会的巨大变迁，现实与梦幻中的湘西世界之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断裂，惊扰乃至破灭了沈从文的湘西梦幻，导致了沈从文逐渐减少以至最终中断湘西世界的描写与想象。
自从沈从文其人其作被“重新发现”以来，许多沈从文的研究论著都将“风俗美、人情美、人性美”作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主要标签。作者认为，如果以沈从文的总体作品为依据，有理由追问的是，在沈从文的笔下，乡土世界的人情与风俗果真是那么美丽温馨、神奇美妙吗？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迫于都市生活的强力压抑，沈从文集中创作了许多展现边地奇风异俗的短篇小说，在城市/乡村的二元张力场中，构筑了他的乡村浪漫故事和少数民族的神话传奇，他以写实为影子，充分发挥日趋成熟的想象与虚构才华，以城市刺激为触媒，尽情投入那个想象中与城市相对立的、可以最充分地满足作者的情感需要与审美需要的乡下人的生活世界与民俗世界。但是，即便在这一段时期，对于乡土风俗的感受心态与情感态度，沈从文本人也并非始终始终如一，而是存在着许多矛盾、冲突、困惑和内在的紧张，比如在作者构筑的浪漫而神奇的湘西军人世界里，人们并不难发现其中阴森恐怖的另一面，甚至在《边城》中，也“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朱光潜语）。在作者看来，沈从文在风俗描写方面遭遇的矛盾与困境，与沈从文对于“地方传统”的认知方式也有关系。苗汉对立、城乡二元模式是沈从文从事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价值依据，但是，随着对城乡之间历史与现实关系之体验与认识的不断深入，这种价值评判方式不断地受到挑战和质疑，进入抗战和整个40年代，如何看待现代化进程中的湘西社会的变迁，成为沈从文创作的最大矛盾与困惑。
与鲁迅、沈从文相比较，赵树理研究领域则显得寂寞与冷清。但是，赵树理的文学实践及其影响，构成了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赵树理与乡土中国的密切关系、在现代政治斗争中的尴尬处境以及他对于乡村大众文艺的独特尊重，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和再生意义。从赵树理与“五四”的关系出发，作者考察了赵树理一生的文学实践。正是受“五四”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赵树理走向了反抗现实、叛逆既成秩序的道路。在文学创作中，赵树理发现，“五四”新文学的内在理念与叙述方式同普通农民漠不相关，在接受“五四”新文学一些基本命题的前提下，赵树理尝试着寻找一条以农民乐于接受的叙述方式和语言方式，致力于中国农民的观念启蒙。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赵树理的“大众化文艺”理想在政治革命团体中才逐步找到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实践机会，根据地民众对于赵树理的“通俗故事”给予了巨大的热情和尽情的接纳，解放区革命文艺运行机制将赵树理的文艺创作实践确定为“赵树理方向”。赵树理艺术实践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的思想，他的所爱所恨，他的希望，与中国底层民众争生存、争解放这一时代巨流没有任何分散或格格不入之处，他同身边的战士、周围的群众休戚相关，亲密无间。然而，赵树理一旦被政治意识形态树为典型之后，他与新的文艺规范之间的关系显得日益复杂起来。赵树理的写作原本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感，一旦被政治意识形态赋予神圣的意义之后，他便表现得难以适应，以至于他与新体制之间日益疏离，直至在运动中遭到彻底的清算与批判。
对于“五四”主流文学以外的民间传统，赵树理终其一生予以深切的关怀。赵树理接受过一定程度的现代教育，拥有深厚的乡村日常生活与文艺生活的积累与体验，他对“五四”新文学内在缺陷的发现，显然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他义无返顾得投入到政治革命的队伍，并且选择以政治革命为依托，实践自己的大众化文学主张，但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文化宣传与文艺创作实践却又不由自主地背叛了“五四”的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思想解放和人之觉醒的启蒙目标发生了彻底的转换。另一方面，作者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赵树理在文学手法和语言上对“五四”新文学的背叛和创新，可以说是成功的，他总是设法让他“所希望的读者层乐于读我写的东西”，这一读者层是“农村中的识字人”以及通过他们加以口头转述的“不识字人”，他主要吸收提炼中国传统评书的叙述技巧，以此传达他认同的革命道理。
可以这样说，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三位乡土作家的各自特点，范家进的三个个案研究体现了学术深度，特别是关于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双向隔膜问题，关于沈从文小说中的“风俗美”的人文思考，以及赵树理与“五四”话语之间矛盾复杂关系的论述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探讨乡土小说的创作，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获得对20世纪中国乡村认知与言说历史的整体把握，以便为新世纪的乡村认知寻找一种较为坚实的历史依托和借鉴。在作者看来，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变革，要真正深入地参与和介入到现代中国人的社会改造与精神重建过程中来，如果离开了中国乡村这个“社会深层”，所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缘木求鱼。文学所要致力的是，当它面对经历着一系列现代变革的乡村社会时，如何发展出一整套相应的现代审美情感、表现技巧与语言方式。这应当是作者研究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的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吧。

cocotan

刘晓春 于 2003-5-5 20:50 写道：
“文学所要致力的是，当它面对经历着一系列现代变革的乡村社会时，如何发展出一整套相应的现代审美情感、表现技巧与语言方式。这应当是作者研究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的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

    从对研究的研究中指出一条致力的道路，发人深省。农闲时去麻将声声的今日农村看看，有几个人是在读书看小说的，他们的精神生活，比几十年前上个世纪初捧着赵树理的小说看得津津有味的农民，孰贫乏，孰丰富？文人写着文人的话语，老百姓说着老百姓的话语，笔杆子工具何日能发达到让农民也用上，让世界听听他们的声音？

独行侠

   文人介入乡村，文人的文章表现乡村，这是一个美好的想象，是我们的企盼。但是作家总是以启蒙者的身份出现，进行的是一种不平等对话！！！
  尽管90年代海派就已提到“民间”的立场，但是总有“广场”情结。

残钟

我并不认为农民兄弟没有自己的声音或者创作，他们有很多很美的歌，很美的谚语，很美的俗语~~呵呵，只是他们真的很缺乏话语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