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精的起源

刘宗迪

狐魅渊源考
                              ──兼论戏剧与小说的源流关系

                           

刘宗迪

内容提要  广为流传的狐魅故事，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它实际上是对参军戏《打夜狐》剧情的叙述，而后者又源于蜡仪庆典中的傩舞（亦即角抵戏）。本文藉对狐魅故事文化渊源的考察，揭示了贯穿于原始舞蹈、节日庆典、傩仪角抵、民间戏剧和民间传说之间的内在文化脉络，为戏剧史和小说史的研究勾勒出一条可资玩味的线索。

槐下牵牛郎

推荐一本书《中国狐文化》，李建国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共印4000册，27.7万字。该书共分11章：

远古狐图腾崇拜
瑞狐：狐的符命化
狐妖：神性的失落
唐代的狐妖与狐神崇拜
狐神崇拜的持续与宋金元狐妖
明代狐妖狐仙观念及有关小说戏曲
清代的狐仙崇拜与狐仙观念
《聊斋志异》与美狐：妖狐的文学审美化
狐妖与清代通俗小说
狐妖姓名及习性种种
狐与医药：狐药的民俗宗教意义

刘宗迪

    此书我也有一本，还没有来得及读，牛郎兄若读了，不妨谈谈高见。
俺手头还有几本狐仙秘笈：

    《狐狸信仰之谜》，山民著，《中华民俗文丛》之一，学苑出版社
    《历代狐仙传奇全书》，麻国钧主编，农村读物出版社。
    《百狐传奇》，袁闾琨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俺村东头土地庙里住着一家狐仙，牛郎兄若是寂寞，小弟给你介绍一个，只要不是七月七，想那织女姑娘是不会吃醋的吧。
    不过，也许是俺多事，说起来，牛家跟胡家早就是世交，《搜神记》说：

    董仲舒下帷讲诵，有客来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戏之曰：“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则是鼷鼠。”客遂化为老狸。

    人道董郎就是仲舒先生的后人，未知确否？

[ 本帖由 刘宗迪 于 2003-5-8 09:45 最后编辑 ]

槐下牵牛郎

在下只是多事，因为看到刘郎大作的前言，便顺手将桌上昨晚偶一翻过的那本书“推荐”了一下——而作为附件的大作却未以能读到，原因是我是拨号上网，点过五六次，竟不能点开，下次到办公室也要点开它！建议下次有文直接贴上，以免我等偏僻之人无从领教。

本该想到刘郎既能考出“狐媚的渊源”，那么手里一定有不少货色。而我于此完全是外行，怎敢知声！尽管本人对“狐媚”也心存幻想。既然刘郎村东土地庙里有一家狐仙，则在下觉得这是大好事——不知刘郎在“考”她们之余，可还有存货？，若有，还望不吝引荐一位，也让我等感受一下“野味”则何？——，在今天这个时代，织女这种完全看重家庭责任的角色实在不讨人喜欢了。

刘郎真能引经据典，不过董仲舒迟至唐代才成为董永之子，所以《搜神记》里的董永与老狐尚不能说有染。不过我倒是非常羡慕我所说的“刘郎”的艳遇，便是在天台山上巧遇仙女的那二位之一，那可是六朝之事呢。敢问刘郎“洞在清溪何处边”？（《唐诗三百首》唐张旭诗，莫砺锋已考出为宋蔡襄诗）

为了“澄清”董永与董仲舒的关系（也即澄清牛郎与狐媚的关系），特剪一段“小考”，以资谈兴。


晚唐前蜀杜光庭（850-933）《录异记》卷8："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有版本作董仲舒） 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仙女，人间无墓，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变化。首先，董永与仙女有了儿子，儿子有了名字，这是情节上的变化。它已脱离了载籍的局限，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次，董永为玄山人，玄山不知何处，但从上下文可以判断，它在蔡州地界，于是董永没来由地移籍蔡州了。至于这个董永是什么时代的人却无从得知。其三，董永父子大约因为仙女的缘故，都变成道教中人了。所谓"玄山"，也应是道教的产物。董仲之名在这里就是道教的一个符码，在此略作小考。

敦煌句道兴《搜神记》中与董永遇仙故事极相类的还有一篇名叫"田昆仑遇仙故事"，该故事中引导田昆仑之子田章寻母的先生竟然名叫"董仲"，取代了《董永变文》中引导董永之子董仲寻母的孙宾一角 ，可见唐时董仲已是方士的代名词。董仲一名自有来历。

曹植《辩道论》："中兴笃论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君山又曰：方山有董仲君，有罪系狱，佯死数日，目陷虫出。死而复生，然后竟死。" 张华《博物志》卷5："桓谭《新论》说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系狱，佯死，臭烂，数日目陷虫出，既而复生。"晋葛洪《神仙传》卷7有"董仲君"条："董仲君者，临淮人，服气炼仙，二百岁不老。曾被诬下狱，乃佯死，须叟虫出。狱吏乃舁出之，忽失所在"。《神仙传》卷6"李少君"条："初，少君与议郎董仲相亲，见仲素有固疾，体枯气少，乃与其成药二剂，并其方一篇"（《太平广记》卷9记作："初，少君与朝议郎董仲躬相亲爱……"）。《法苑珠林》卷76"咒术篇第六十八之三：杂俗幻术"："桓谭《新论》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系狱，阳死，目陷虫烂，故知幻术靡所不有"。正统《道藏·洞玄部·记传类》所录唐王松年《仙苑编珠》卷下也有"佯死董仲"条。《太平广记》卷71"董仲君"条："汉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帝欲见之，乃诏董仲君"，注云出自《王子年拾遗记》。但今本《拾遗记》卷五作李少君，今人齐治平校注："此处李少君，《广记》七一及《御览》八一六俱作董仲君。王士祯《居易录》云：'汉武帝李夫人事，《史·武纪》、《封禅书》作少翁，桓谭《新论》作李少君，《拾遗记》作董仲君'云云，似王所见《拾遗记》与今本不同" 。认为方士董仲君是汉武帝时人。《太平御览》数引其事：卷643"刑法部9·狱"、卷664"道部6·尸解"、卷737"方术部18·禁幻·幻"、卷944"虫豸部1·虫"等，多称引自桓谭《新论》，但引语有所不同。其中卷643说："桓子《新论》曰，近哀、平间，道士临淮人董仲君系狱，病死数日，目陷虫出。吏捐弃之，便更活，去。"董仲君的伎能大都一致，而这一条却说他是"哀、平间"人。以上所有记载以桓谭为最早，可见，方士董仲君当为西汉末年人，而不是武帝时人。至于董仲君演变为董仲，只须将"君"字理解为"先生"之类的尊称即可 。

董仲君本是独立于董永故事之外的人物，与董仲舒也不相干。《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王充《论衡·乱龙》："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看来董仲舒很象一个方士，所以容易被道家所重视。因而后世将董仲（君）与董仲舒不免混为一人。清末评讲小说《大孝记》董永与仙女之子又叫董仲书 ，盖因音讹而成。

槐下牵牛郎

在下一时“疏忽”，将刘郎的“狐魅”写成了“狐媚”，实在该死！以免授人口实，特先纠正，但引一诗以自嘲笑。袁枚道听途说，认为林妹妹的原型是“红楼中某校书”，郭沫若评袁枚曰：“心中有妓奈他何！”

温柔地思想

牛郎兄这顿好考，烤得小弟直冒冷汗，早知道牛郎兄早就与狐仙妹妹们这般亲热，也无需俺这草莽之人居中搀和了。
狐魅跟董仲舒这样一个只读圣贤书的冬烘先生搭上关系，实在费解，可能是因为狐魅除了好色，还有好读书的怪癖吧，如此看来，狐狸倒成了“红楼中某校书”了，但狐狸精为什么喜欢读书？仅仅是文人的自我写照，还是另有来历？牛郎兄有何高见？

槐下牵牛郎

先不知“温柔地思想”者即是刘郎，但从IP地址上一看，才知原是一人。“狐魅”善于变化，可知也；想一想“温柔地思想”，怎么觉得有点“狐味”？

刚好今天拷回了大作，拜读之后有几句不知当说否？

大作材料翔实，证说充分，是一篇让我长见识的好文章。我虽然有一些小疑问——但完全不是刘郎文章本身的原因，而是我的短见所致。

大作立论的基础是：“在发生学意义，表演先于剧本，而最初的剧本作为对表演情节的记述，同时也就是富于传奇色彩的语言叙事作品，即小说。因此，小说在其初，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对舞台上真实发生的故事的叙述。”然后重点论述了狐魅来自参军戏《打夜狐》的问题。在下有几点疑问：

一、大作虽然着重论说这个“渊源”，但却没有说明“狐魅”的含义是什么？是指“狐狸精故事”？什么“狐狸精”？明清小说（因溯源至唐代）中的吗？——文章强调了小说与戏剧内容上的传承性，我的理解是刘郎想说明后来（明清）小说中的狐狸精来源于唐以前的戏剧（参军戏《打夜狐》）。但是明清时期的狐狸精倒是十分丰富的，有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面目各异，性情迥别。如果大作的“狐魅”包含所有的明清狐狸精，那么仅凭参军戏中的一个剧目演说后世千狐千面的“狐魅”，怕是不太令人信服。所以窃以为，“狐魅”的名不正，则所论不知何出？

二、刘郎对历史材料熟悉的程度十分令人佩服。中国古代的史料确有许多“误记”之处，不过后世之人仅凭“科学昌明的今日”之观念去纠正它们，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工作——有时还不能叫做纠正，而只能是“别解”，是阐释。比如大作中对《梁书》中“邪呼”的纠正，其实是以后世的某种已经存在的事实纠正前此的史实，这是需要勇气的。正如，一次听一位老师讲座，他以五代宋人诗作中的“商女多指商人之妇”的解释来“纠正”杜枚《泊秦淮》中的“商女不是歌女而是商人之妇”时，鄙人一时冲动当堂请问了一句，他说：“时代接近，差可比拟。”一方面，“"打夜狐"起于唐敬宗捕狐，则显系附会，一人兴之所之，安能普及风靡为全民的习俗？”这种说法尚可商榷，这样的例子传说上实在不少，比如“梅花妆”的流行，而且这种说法多数只是比附而已——所有的风俗都可推源到某一个个体身上去，唐敬宗不过成了这个经过选择的个体。大作所引《踏谣娘》等都有“本事”，为什么唐敬宗不能？另一方面，所引朱权之说法，也只是“后人的说法”，他离唐代之远就相当于我们离他一样远，“时代接近”之说也派不上用场了。他是怎么知道参军戏中的打夜狐的？以他之说来否定唐说而纠正梁说，似乎不合情理。

三、只从参军戏一条线索来解释明清时期各种“狐魅的渊源”，而忽视狐文化在多方面的表现和发展，似嫌单薄。刘郎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想说明的是，要从民间视角去看狐故事的底蕴，也只有民间的狐故事才是本源。然而对于后世的“狐魅”，很难将之定义为纯民间的角色，即使只是民间故事中的狐魅，也必然受到前代雅文化中狐文化的影响——比如聊斋，因为在唐代之前，狐故事并非只单纯存在于民间叙事中。也许秦汉之世的狐也是从民间来的，但是一旦进入文人视野之后，他对后代的影响岂可小视——就象，胡适认为一切文体都起源于民间，然后一经了文人的手，就变得雅化和没落（《白话文学史》），可是研究文学渊源时只关注白话文学是否会以偏概全呢？因此我感觉大作的主题是“《打夜狐》渊源考”。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喜欢这篇文章——倒不仅仅是因为牛郎与胡家是世交。

另外，说狐魅也喜欢读书，方才与董仲舒有染，此说并不能成立。董仲舒能看破老狸底细，只说明他知阴阳之理罢了。狐狸在文化视野中似乎没有与读书相关联，在聊斋中，即使她们喜欢破败的读书人，有时还吟几句诗，我以为，并不是她们对诗文有什么兴趣，而是（1）寒门子弟因为得红颜知己者难，所以一见美女自然急不可耐地入港，能迅速坠入爱河。（2）破败子弟大多单身寄居，且深夜还要念几句破诗文，所以狐女觉得容易接近。试想高衙内之流面对美女如云，缺乏上面两个条件——当然高衙内是不读书的，而宝二爷总该是读书的了，也不见狐女找上门去呢。可见狐女找读书人并不是看了他的书多，也不是她们特别喜欢他们会“考”——就象牛郎的“小考”和刘郎的“渊源考”，而是看中了读书人的可趁之机，来满足自己的。牛郎似乎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却至今不遇；刘郎“阅狐多矣”，难道也符合这两条件？

我也明白刘郎的幽默——是想说明“狐魅除了好色，还有好读书的怪癖”，比一比牛郎与刘郎的两篇“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谁更好读书呢！但以为“红楼中某校书”就是好读书了，某不信也，“红楼女校书”之意决不指好读书，尽管她的原型是诗人薛涛，后来其意恰恰就是指“狐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