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现象学和民俗学

温柔地思想

现象学、神话和民俗学（2003，5，6）

后启蒙时代，世界和历史丧失了神性（尼采：上帝死了），神丧失了立足之地（赫尔德林：神远去了），世界成了一个没有人性的荒漠（萨特：恶心），人成了没有家园的孤魂野鬼（加缪：荒谬）
正因为世界和历史的人性和神性是一起消隐的，所以，后现代的思想者在呼唤人性的复归之同时，也呼唤神性的复归，其实，神性原本就是人性，神原本就是人，神是站在历史和世界的开始处的人，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断自我复制的神。
只有后启蒙时代的人，才会狂妄的声称：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神。离开神，人甚至无法理解自己，遑论创造。没有了神话的指引，历史和世界丧失了意义，变成了不可理解的。科学试图取代神话，成为人类理解世界和自我的依据，但科学在一开始，就是奠基于对世界和历史的放弃之上，它又何从理解。科学所能够做的，只是表层的“描述”，和深层的“分析”，但描述和分析都不是理解，它们得到的只是范畴和功能，而不是意义。在科学的描述和分析之下，世界破碎，意义消失。
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让世界按其本来的样子如其本然地呈现出来，并非回到所谓客观世界，其实，所谓客观世界正是科学建构的产物，现象学所要摈弃的首先是这样一个世界表象，因此回到事情本身，就是回到前科学的世界本身，回到未曾被科学分析所支离的浑然一体的“神话世界”，海德格尔把存在或者世界归结为语言，而他所谓的语言，既非language（由语法、语汇、语音组成的语言系统，索绪尔），也不是discoure（由方生方死、生灭无常的言语组成的话语集合，维特根斯坦？），而是Saga，就是在一个民族中世代流传的具有永恒力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路，存在论最终归结为神话学，当然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神话学，不是把神话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把神话作为理解的依据。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历史思想就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继续，别尔嘉耶夫认为神话较之历史更根本更真实，历史学在他那里就是神话存在论。
现象学的思考最终把历史、存在归结于神话或者Saga。
对神话、Sage以及一个民族中世代相传的永恒话语的研究，这不是别的，就是民俗学，民俗学这门尚未登上大雅之堂的科学，在现象学的思想地图中，却占据着核心地位。
其实，民俗学或者民间文学在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传统中，从一开始就具有核心的地位。而海德格尔、别尔嘉耶夫等现象学者，正是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产儿。
但现代实证主义早已将民俗学变成了一门实证性科学，实证的民俗学自然无法担当它的历史命运。民俗学在现代科学体系和教育体系中进退失据的困境，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民俗学者的这种困境，其实正是神话在实证时代的困境的表现症状。民俗学的失落和失据，源于神话的失落和失据。
思想家悲观地认为，诸神远去了，神话消失了，因此，人类再也找不回那个意义充盈的世界了。这种悲观论调其实是被科学的光亮遮住了双眼。民俗学家知道，神没有远去，神话没有消失，它仍然如期本然地保存在一个民族的精神深处，流传在大地上，传颂在乡野间。
因此，后现代思想要找回世界的意义，离不开民俗学的引导，民俗学应该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有所认识，这样才能担当起它的使命。
但是，民俗学要担当起它的历史使命，必须首先改造自己，抛弃那种试图把自己变成实证科学的企图，回到风俗学，回到浪漫主义的神话学，回到其原初的立场，就是立足于民间和民族的命运进行思考，置身于神话和传说中进行思考。不是立足于某种随便从那里学来的什么学说和理论把民俗作为对象如此这般地描述、分析一番，而是抛开一切先在的理论和方法，回到民间本身，在民俗中的思考，让民间生活和民间精神（归根结蒂也就是民族精神）在这种思考中如其本然地呈现出来。
简言之，民俗学应该是一门现象学，现象学也只有归结于民俗学，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顺便说一句，现象学让事情的本然如其本然地呈现出来，就是要避免科学方法和理论思想的狂妄和暴力，避免思想暴力的思想，就是“温柔地思想”，鄙意以为，“如其本然地对待一个事物”，就是“温柔”一词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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